书摘·孤独六讲
2016.2.18-2016.3.1
我相信这里面有属于法律的判断、属于道德的判断，属于法律的归法律，属于道德的归道德；有一个部分，却是身在文学、美学领域的人所关注的，即国重新检视、聆听这些角色的心事。当我们随着新闻媒体喧哗、对事件中的角色指指点点时，我们不是在聆听他人的心事，只是习惯不断地发言 。
现在资讯愈来愈发达了，而且流通得非常快。除了电话以外，还有答录机、简讯、传真机、e-mail等联络方式——每次旅行回来打开电子信箱，往往得先杀掉大多数的垃圾信件后，才能开始读信。
然而，整个社会却愈来愈孤独了。
那个沉默的年代已不复存在，每个人都在表达意见，但在一片calling声中，我却感到现代人加倍的孤独感。
人们已经没有机会面对自己，只是一再地被刺激，要把心里的话丢出去，却无法和自己对谈。
孤独没有什么不好，使孤独变得不好，是因为你害怕孤独。
每一个人都是被劈开成两半的一个不完整个体，终其一生在寻找另外一半，却不一定能找到，因为被劈开的人太多了。
在我的青春岁月中，我感到最孤独的时刻，就是和父母对话时，因为他们没有听懂我在说什么，我也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而这并不牵涉我爱不爱父母，或父母爱不爱我的问题。
张爱玲是个了不起的作家。她说，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清晨五六点，你起来，如果不把门打开，就表示你在家做坏事。
一个连私人空间都不存在的文化，当然也不存在孤独感。
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看这个问题：一方面我们不允许别人孤独，另一方面我们害怕孤独。我们不允许别人孤独，所以要把别人从孤独时刻里拉出来，接受公众的检视；同时我们也害怕孤独，所以不断地被迫去宣示：我不孤独。
在任何反右运动中，都不要做第一个发言和最后一个发言的人，就看发言得差不多了，大概知道群体的意思时才发言。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儒家思想，没有人敢特立独行，大家都遵守着中庸之道，不做第一，也不做最后。儒家思想歌颂的是一种群体文化。
五四运动是近代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水岭，代表着人性觉醒的过程。
它所探讨的是人性价值的改变，基本上就是对抗儒家文化，对抗群体。
民主源自希腊文，意指即使是代表极少数的一个个体，都受到应有的尊重，这便是民主的基础。
我相信，五四运动所要对抗的就是这一种存在于群体文化中，愚昧到惊人的东西。
他一直在出走，因为作为一个社会心灵的思考者，他必须保有长期的孤独。
而汉武帝独尊儒术以降，儒家文化就是正统文化，为历代君主所推崇，祭孔成为君主的例行性行程，儒家文化不再只是一种哲学思想，因为政治力的渗入成为「儒教」，而成为维持群体架构的重要规范，连孔子也莫可奈何。
在庄子的哲学里，明言「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一个人活着，孤独地与天地精神对话，不是和人对话。
读竹林七贤的故事，就能看见中国在千年漫长的文化中鲜少出现的孤独者的表情。
所谓「活死人」就是要对抗所有活着的人，当活人不再是活人，死人才能活过来。
很多人以为「啸」是唱歌，其实不然，就像鲁迅的集子取名「呐喊」一样，都是从最大的压抑中，狂吼出来的声音。
大家不妨看看《世说新语》，便会了解「啸」其实是一个极其孤独的字，后来保留在武侠小说《啸傲江湖》中，但后人都以谐音字讹传为《笑傲江湖》，不复见从心底嘶叫呐喊出的悲愤与傲气。
美如果加上特立独行，就会变为罪。
大家有没有发现，要求群体规则的社会，第一个害怕的歧义就是头发，不管是军队或是监狱，第一个要去除的就是头发。头发是一种象征，是个体追求自由最微末的表现。
头发和装扮是自己的事，但在社会里，却变成众人之事。
更有趣的是，这个铁丝网曾经让校长在校务会议上得意地对我说，这是德国进口犹太人集中营专用的圆形铁丝网，各面都可以防范——可二十岁上下的女孩子，你关都关不住。
不管是爬墙的女孩，或是这个贴海报的学生，都是被我保护的，但是，我自以为是的保护，其实就是在伤害他们的孤独感，使孤独感无法完成——我在设法让他们变得和群体一样。
如果活不出孤独感，如果做不到特立独行，艺术、美是没有意义的，不过就是附庸风雅而已。
每次读向秀写的《思旧赋》总会为之动容，生命的出走，却粉碎在群体文化的八股教条之上。
当我们在谈论孤独感时，就必须重新思考这些我们以为已经很熟悉的伦理规范。
不能说「今日儒家文化已经式微了」，我们最底层的价值观、伦理观以及语言模式，在本质上都还是受儒家的影响。
群体的道德意识往往会变成对他人的指责，在西方，道德观已经回归到个体的自我检视，对他人的批判不叫道德，对自己行为的反省才是。
我相信，有一天，孤独感会帮助我们重新回过头来检视道德意识，当其时道德情操才会萌芽。
当道德变成一种表演，就是作假，就会变成各种形态的演出，就会让最没有道德的人变成最有道德的人，语言和行为开始分离。
在我们的文化中，以「爱」、「关心」或者是「孝」之名，其所做的任何决定都是对的，不允许相对的讨论、怀疑——而没有怀疑就无法萌生孤独感，因为孤独感就是生命对生命本身采取怀疑的态度。
生命真的有意义吗？儒家文化一定强调生命是有意义的，但对存在主义而言，存在是一种状态，本质是存在以后慢慢找到的，没有人可以决定你的本质，除了你自己。所以存在主义说「存在先于本质」，必须先意识到存在的孤独感，才能找到生命的本质。
如果你问我：「生命没有意义，你还要活着吗？」我不敢回答。文学里常常会呈现一个无意义的人，但是他活着。
现代文学颠覆了「生下来就有意义」的想法，开始无止尽地寻找。
如果婴儿出世后，尚未接触母体前，就被注射一支针，结束了生命，那么，他的生命有意义吗？
如果我们用先入为主的善恶观去要求文学作品要「文以载道」时，文学就会失去过程的描述，只剩下结局。
现有结局，就不会有思考、推论的过程。
个体的独立性应该表现在敢于跳脱大众的语言、说出怀疑和不同的思考方式，而不是结局或结论。我相信，我们的社会需要更多的孤独者，更多的叛逆者，更多的阮籍和嵇康，勇于说出不一样的话。但要注意的是，这不是结局。如果你认为这是结局，就会以为「他只是在作怪」，当你抛开结局的想法时，才能理解对方是在提出不同的想法。
我们也可以自我检视一下，在没有声音的状态下，你可以安静多久？没有电话、传真，没有电视、收音机，没有电脑、没有网路的环境中，你可以怡然自得吗？
有时候你会发现，速度和深远似乎是冲突的。
凡所有你认为可以简化的东西，其实都很难简化，反而需要更多时间与空间。
鹦鹉羽色鲜艳，非常抢眼，而它又会学人说话，它如果学了「我爱你」，是学会了声音还是学会了内容？而我们说的话都有内容吗？抑或不过是发音而已？
我想，人一部分是人，一部分可能是鹦鹉，一部分的语言是有思维、有内容的，另一部分的语言则只是发音。
孤独和寂寞不一样，寂寞会发慌，孤独则是饱满的。
所以我说孤独是一种福气，怕孤独的人就会寂寞，愈是不想处于孤独的状态，愈是去碰触人然后放弃，反而会错失两千年来你寻寻觅觅的另一半。有时候我会站在忠孝东路边，看着人来人往，觉得城市比沙漠还要荒凉，每个人都靠得那么近，但完全不知彼此的心事，与孤独处在一种完全对立的位置，那是寂寞。
当我开始写《舌头考》时，我走在街上，和人说话都听不见任何声音，只想观察每个人脸上那个黑幽幽洞口中跳动的舌头。
每个人都在说，却没有人在听。
共同的语言是误会的开始。我们会和人吵架、觉得对方听不懂自己的心事，都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语言。
很有趣的是，使用同一种语言为什么还会因为「听不懂」而产生误会？很多时候是因为「不想听」。当你预设立场对方一定会这么说的时候，你可能一开始就决定不听了，对方说得再多，都无法进入你的耳里。
西方符号学也是讨论语言的结构，主张在检验思想内容前，要先检验语言的合理性，如果语言是不合理的，那么说出来的也一定是错误的，必须先将错误处标示出来，然后去找到符号学的定论。我们的文化在这方面的检验很弱，所以你可以看到政治人物的语言都非常混乱，西方的政治人物使用语言很讲究，因为随时可能会被攻击，可是我们对语言并没有这么严格的要求，使语言的含义经常是暧昧不明的。
儒家文化不讲究语言的精准性，基本上儒家的语言是接近诗的语言，是一种心灵上的感悟，把语言简化到一个非常单纯的状态。
人类的语言文字可以有两种极端的发展，一端是发展成为「诗」，另一端就是发展成为法律条文。
而中国语文则是最不精确的、最模糊的，但它非常美，美常常是不准确，准确往往不美。
当我们以儒家文化为正统的文化主流时，语言必然会走向诗，而不是走向法律条文。
有人会问，语言不是因为思想而生的吗？我们应该颠覆的是语言还是思想？语言一开始的确为了表达思想，你看小孩子牙牙学语时，他要表达自己的意思是那么的困难，这是先有内容才有语言的形式。
可我们不要忘了，今天我们的语言已经流利到忘了背后有思想。我在公共场合看到有人叽里呱啦地说话，嘴巴一直动，我相信他的语言背后可以没有思想。
有时候我很害怕自己会变成那样，沦为一种语言的惯性。
这就是语言模式化的结果，他不在乎人们是否能听懂，只是要把它念完。
这原本是我们每天要念的东西，因为模式化之后，语言和思想分离了，只剩下声音，而这些声音无法在生命中产生意义。
新一代的文学颠覆旧一代文学，使它「破」，然后才能重新整理，产生新的意义。
于是有了禅宗，一个不相信语言的教派，他认为所有的语言都是误会，所有的语言都会使修行者走向一个更荒谬、背叛修行的道路，所以最后不用语言也不用文字，把佛法大义变成则一则的公案，以简单易懂的白话弘扬佛法。
苦修面壁的沉默，就是一个人的孤独语言，他在寻求什么？只有自己知道。当你静下来，处于孤独的状态，内心语言就会浮现，你不是在跟别人沟通，而是与自己沟通时，语言会呈现另一种状态。
应无所往而生其心（没有留恋、没有执着才能生出慈悲心）。
我们希望用语言拉近彼此的距离，却又怕亵渎；如果不够亲近，又会疏远。
当你站在火车月台上，大家就会互相鞠躬道早，日复一日重复着这些敬语、礼数，可是永远不会交换内心的心事。
最好的文学常常会运用语言的颠覆。
有一个非常好的文学评论家讲过一句话：「看一本小说，不要看他写了什么，要看他没有写什么。如同你听朋友说话，不要听他讲了什么，要听他没有讲什么。」
我相信人最深最深的心事，在语言里是羞于见人的。
写作期间，我认识很多文革后的大陆作家、朋友，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经验：找到一种让自己活下来的方法。
人在受到最大的灾难时，生命会因为所受到的局限挤压出无法想象的潜能。
人在转换角色的时候，整个语言模式和内心的状况，是一起改变的。
我们常常不知道哪些语言是一定要的，有时候那些折磨我们的语言，可以变成生命里另一种不可知的救赎。
我相信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声音是假的，有时候只是虚张声势。有一个朋友告诉我，他生平最感谢的一个人，是在文革批斗大会上，抢过别人手上的鞭子，狠狠抽他的朋友，原本他在那场批斗大会上必死无疑，朋友知道后，故意抢过鞭子，说出最恶毒的话，将他抽打的全身是血，送到医院，才保住他的性命。他说，那些恶毒的话和不断扬起落下的鞭子，让他感觉到无比的温暖。
我听他说这些话时，觉得毛骨悚然。
以诗词的声韵而言，如果是押江阳韵、东钟韵，写出来的诗词会如《满江红》的激愤、昂扬和壮烈，因为ang、ong都是有共鸣、洪亮的声音；若是押齐微韵，是闭口韵，声音小，就会有悲凉哀愁的感觉，如凄、寂、离、依等字都是齐微韵脚。我们读诗，不一定是读内容，也可以读声音的质感，或如细弦或如锣鼓，各有不同的韵味。
当我们用超出对话的角度去观察语言，语言就会变成最惊人的人类学行为，远比任何动物复杂。
我们可以用类似西方符号学的方法，把语言重新界定为「既精确又误导的工具」，语言本来就是两面的刀，存在一种吊诡，一方面在传达，一方面在造成传达的障碍。所以最好的文学就是在语言的精准度里制造语言的暧昧。
当语言具有不可沟通性的时候，也就是语言不再是以习惯模式出现，不再如机关枪、如炒豆子一样，而是一个声音，承载着不同的内容、不同的思想的时候，才是语言的本质。
我相信这里面有属于法律的判断、属于道德的判断，属于法律的归法律，属于道德的归道德；有一个部分，却是身在文学、美学领域的人所关注的，即国重新检视、聆听这些角色的心事。当我们随着新闻媒体喧哗、对事件中的角色指指点点时，我们不是在聆听他人的心事，只是习惯不断地发言 。
现在资讯愈来愈发达了，而且流通得非常快。除了电话以外，还有答录机、简讯、传真机、e-mail等联络方式——每次旅行回来打开电子信箱，往往得先杀掉大多数的垃圾信件后，才能开始读信。
然而，整个社会却愈来愈孤独了。
那个沉默的年代已不复存在，每个人都在表达意见，但在一片calling声中，我却感到现代人加倍的孤独感。
人们已经没有机会面对自己，只是一再地被刺激，要把心里的话丢出去，却无法和自己对谈。
孤独没有什么不好，使孤独变得不好，是因为你害怕孤独。
每一个人都是被劈开成两半的一个不完整个体，终其一生在寻找另外一半，却不一定能找到，因为被劈开的人太多了。
在我的青春岁月中，我感到最孤独的时刻，就是和父母对话时，因为他们没有听懂我在说什么，我也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而这并不牵涉我爱不爱父母，或父母爱不爱我的问题。
张爱玲是个了不起的作家。她说，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清晨五六点，你起来，如果不把门打开，就表示你在家做坏事。
一个连私人空间都不存在的文化，当然也不存在孤独感。
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看这个问题：一方面我们不允许别人孤独，另一方面我们害怕孤独。我们不允许别人孤独，所以要把别人从孤独时刻里拉出来，接受公众的检视；同时我们也害怕孤独，所以不断地被迫去宣示：我不孤独。
在任何反右运动中，都不要做第一个发言和最后一个发言的人，就看发言得差不多了，大概知道群体的意思时才发言。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儒家思想，没有人敢特立独行，大家都遵守着中庸之道，不做第一，也不做最后。儒家思想歌颂的是一种群体文化。
五四运动是近代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水岭，代表着人性觉醒的过程。
它所探讨的是人性价值的改变，基本上就是对抗儒家文化，对抗群体。
民主源自希腊文，意指即使是代表极少数的一个个体，都受到应有的尊重，这便是民主的基础。
我相信，五四运动所要对抗的就是这一种存在于群体文化中，愚昧到惊人的东西。
他一直在出走，因为作为一个社会心灵的思考者，他必须保有长期的孤独。
而汉武帝独尊儒术以降，儒家文化就是正统文化，为历代君主所推崇，祭孔成为君主的例行性行程，儒家文化不再只是一种哲学思想，因为政治力的渗入成为「儒教」，而成为维持群体架构的重要规范，连孔子也莫可奈何。
在庄子的哲学里，明言「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一个人活着，孤独地与天地精神对话，不是和人对话。
读竹林七贤的故事，就能看见中国在千年漫长的文化中鲜少出现的孤独者的表情。
所谓「活死人」就是要对抗所有活着的人，当活人不再是活人，死人才能活过来。
很多人以为「啸」是唱歌，其实不然，就像鲁迅的集子取名「呐喊」一样，都是从最大的压抑中，狂吼出来的声音。
大家不妨看看《世说新语》，便会了解「啸」其实是一个极其孤独的字，后来保留在武侠小说《啸傲江湖》中，但后人都以谐音字讹传为《笑傲江湖》，不复见从心底嘶叫呐喊出的悲愤与傲气。
美如果加上特立独行，就会变为罪。
大家有没有发现，要求群体规则的社会，第一个害怕的歧义就是头发，不管是军队或是监狱，第一个要去除的就是头发。头发是一种象征，是个体追求自由最微末的表现。
头发和装扮是自己的事，但在社会里，却变成众人之事。
更有趣的是，这个铁丝网曾经让校长在校务会议上得意地对我说，这是德国进口犹太人集中营专用的圆形铁丝网，各面都可以防范——可二十岁上下的女孩子，你关都关不住。
不管是爬墙的女孩，或是这个贴海报的学生，都是被我保护的，但是，我自以为是的保护，其实就是在伤害他们的孤独感，使孤独感无法完成——我在设法让他们变得和群体一样。
如果活不出孤独感，如果做不到特立独行，艺术、美是没有意义的，不过就是附庸风雅而已。
每次读向秀写的《思旧赋》总会为之动容，生命的出走，却粉碎在群体文化的八股教条之上。
当我们在谈论孤独感时，就必须重新思考这些我们以为已经很熟悉的伦理规范。
不能说「今日儒家文化已经式微了」，我们最底层的价值观、伦理观以及语言模式，在本质上都还是受儒家的影响。
群体的道德意识往往会变成对他人的指责，在西方，道德观已经回归到个体的自我检视，对他人的批判不叫道德，对自己行为的反省才是。
我相信，有一天，孤独感会帮助我们重新回过头来检视道德意识，当其时道德情操才会萌芽。
当道德变成一种表演，就是作假，就会变成各种形态的演出，就会让最没有道德的人变成最有道德的人，语言和行为开始分离。
在我们的文化中，以「爱」、「关心」或者是「孝」之名，其所做的任何决定都是对的，不允许相对的讨论、怀疑——而没有怀疑就无法萌生孤独感，因为孤独感就是生命对生命本身采取怀疑的态度。
生命真的有意义吗？儒家文化一定强调生命是有意义的，但对存在主义而言，存在是一种状态，本质是存在以后慢慢找到的，没有人可以决定你的本质，除了你自己。所以存在主义说「存在先于本质」，必须先意识到存在的孤独感，才能找到生命的本质。
如果你问我：「生命没有意义，你还要活着吗？」我不敢回答。文学里常常会呈现一个无意义的人，但是他活着。
现代文学颠覆了「生下来就有意义」的想法，开始无止尽地寻找。
如果婴儿出世后，尚未接触母体前，就被注射一支针，结束了生命，那么，他的生命有意义吗？
如果我们用先入为主的善恶观去要求文学作品要「文以载道」时，文学就会失去过程的描述，只剩下结局。
现有结局，就不会有思考、推论的过程。
个体的独立性应该表现在敢于跳脱大众的语言、说出怀疑和不同的思考方式，而不是结局或结论。我相信，我们的社会需要更多的孤独者，更多的叛逆者，更多的阮籍和嵇康，勇于说出不一样的话。但要注意的是，这不是结局。如果你认为这是结局，就会以为「他只是在作怪」，当你抛开结局的想法时，才能理解对方是在提出不同的想法。
我们也可以自我检视一下，在没有声音的状态下，你可以安静多久？没有电话、传真，没有电视、收音机，没有电脑、没有网路的环境中，你可以怡然自得吗？
有时候你会发现，速度和深远似乎是冲突的。
凡所有你认为可以简化的东西，其实都很难简化，反而需要更多时间与空间。
鹦鹉羽色鲜艳，非常抢眼，而它又会学人说话，它如果学了「我爱你」，是学会了声音还是学会了内容？而我们说的话都有内容吗？抑或不过是发音而已？
我想，人一部分是人，一部分可能是鹦鹉，一部分的语言是有思维、有内容的，另一部分的语言则只是发音。
孤独和寂寞不一样，寂寞会发慌，孤独则是饱满的。
所以我说孤独是一种福气，怕孤独的人就会寂寞，愈是不想处于孤独的状态，愈是去碰触人然后放弃，反而会错失两千年来你寻寻觅觅的另一半。有时候我会站在忠孝东路边，看着人来人往，觉得城市比沙漠还要荒凉，每个人都靠得那么近，但完全不知彼此的心事，与孤独处在一种完全对立的位置，那是寂寞。
当我开始写《舌头考》时，我走在街上，和人说话都听不见任何声音，只想观察每个人脸上那个黑幽幽洞口中跳动的舌头。
每个人都在说，却没有人在听。
共同的语言是误会的开始。我们会和人吵架、觉得对方听不懂自己的心事，都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语言。
很有趣的是，使用同一种语言为什么还会因为「听不懂」而产生误会？很多时候是因为「不想听」。当你预设立场对方一定会这么说的时候，你可能一开始就决定不听了，对方说得再多，都无法进入你的耳里。
西方符号学也是讨论语言的结构，主张在检验思想内容前，要先检验语言的合理性，如果语言是不合理的，那么说出来的也一定是错误的，必须先将错误处标示出来，然后去找到符号学的定论。我们的文化在这方面的检验很弱，所以你可以看到政治人物的语言都非常混乱，西方的政治人物使用语言很讲究，因为随时可能会被攻击，可是我们对语言并没有这么严格的要求，使语言的含义经常是暧昧不明的。
儒家文化不讲究语言的精准性，基本上儒家的语言是接近诗的语言，是一种心灵上的感悟，把语言简化到一个非常单纯的状态。
人类的语言文字可以有两种极端的发展，一端是发展成为「诗」，另一端就是发展成为法律条文。
而中国语文则是最不精确的、最模糊的，但它非常美，美常常是不准确，准确往往不美。
当我们以儒家文化为正统的文化主流时，语言必然会走向诗，而不是走向法律条文。
有人会问，语言不是因为思想而生的吗？我们应该颠覆的是语言还是思想？语言一开始的确为了表达思想，你看小孩子牙牙学语时，他要表达自己的意思是那么的困难，这是先有内容才有语言的形式。
可我们不要忘了，今天我们的语言已经流利到忘了背后有思想。我在公共场合看到有人叽里呱啦地说话，嘴巴一直动，我相信他的语言背后可以没有思想。
有时候我很害怕自己会变成那样，沦为一种语言的惯性。
这就是语言模式化的结果，他不在乎人们是否能听懂，只是要把它念完。
这原本是我们每天要念的东西，因为模式化之后，语言和思想分离了，只剩下声音，而这些声音无法在生命中产生意义。
新一代的文学颠覆旧一代文学，使它「破」，然后才能重新整理，产生新的意义。
于是有了禅宗，一个不相信语言的教派，他认为所有的语言都是误会，所有的语言都会使修行者走向一个更荒谬、背叛修行的道路，所以最后不用语言也不用文字，把佛法大义变成则一则的公案，以简单易懂的白话弘扬佛法。
苦修面壁的沉默，就是一个人的孤独语言，他在寻求什么？只有自己知道。当你静下来，处于孤独的状态，内心语言就会浮现，你不是在跟别人沟通，而是与自己沟通时，语言会呈现另一种状态。
应无所往而生其心（没有留恋、没有执着才能生出慈悲心）。
我们希望用语言拉近彼此的距离，却又怕亵渎；如果不够亲近，又会疏远。
当你站在火车月台上，大家就会互相鞠躬道早，日复一日重复着这些敬语、礼数，可是永远不会交换内心的心事。
最好的文学常常会运用语言的颠覆。
有一个非常好的文学评论家讲过一句话：「看一本小说，不要看他写了什么，要看他没有写什么。如同你听朋友说话，不要听他讲了什么，要听他没有讲什么。」
我相信人最深最深的心事，在语言里是羞于见人的。
写作期间，我认识很多文革后的大陆作家、朋友，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经验：找到一种让自己活下来的方法。
人在受到最大的灾难时，生命会因为所受到的局限挤压出无法想象的潜能。
人在转换角色的时候，整个语言模式和内心的状况，是一起改变的。
我们常常不知道哪些语言是一定要的，有时候那些折磨我们的语言，可以变成生命里另一种不可知的救赎。
我相信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声音是假的，有时候只是虚张声势。有一个朋友告诉我，他生平最感谢的一个人，是在文革批斗大会上，抢过别人手上的鞭子，狠狠抽他的朋友，原本他在那场批斗大会上必死无疑，朋友知道后，故意抢过鞭子，说出最恶毒的话，将他抽打的全身是血，送到医院，才保住他的性命。他说，那些恶毒的话和不断扬起落下的鞭子，让他感觉到无比的温暖。
我听他说这些话时，觉得毛骨悚然。
以诗词的声韵而言，如果是押江阳韵、东钟韵，写出来的诗词会如《满江红》的激愤、昂扬和壮烈，因为ang、ong都是有共鸣、洪亮的声音；若是押齐微韵，是闭口韵，声音小，就会有悲凉哀愁的感觉，如凄、寂、离、依等字都是齐微韵脚。我们读诗，不一定是读内容，也可以读声音的质感，或如细弦或如锣鼓，各有不同的韵味。
当我们用超出对话的角度去观察语言，语言就会变成最惊人的人类学行为，远比任何动物复杂。
我们可以用类似西方符号学的方法，把语言重新界定为「既精确又误导的工具」，语言本来就是两面的刀，存在一种吊诡，一方面在传达，一方面在造成传达的障碍。所以最好的文学就是在语言的精准度里制造语言的暧昧。
当语言具有不可沟通性的时候，也就是语言不再是以习惯模式出现，不再如机关枪、如炒豆子一样，而是一个声音，承载着不同的内容、不同的思想的时候，才是语言的本质。
来自 豆瓣App
还没人转发这篇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