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来自知识分子的独白
《误解》是瑞典著名作家谢尔·埃斯普马克“失忆的年代”7卷长篇的第二卷，小说的线索是“我”拼接记忆的过程，作者运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营造出了一种类似电影的画面感。随着镜头的转向，“我”一个一个地找回了媒体圈、父母的儿子、高级资产阶级家庭出身、政治学博士这些身份，读者也随之代入。这样的手法很容易让人想起卡夫卡。“我”似乎从来都不是我自己。所谓的“我”，无非是一个空荡荡的容器，在瓶口边贴上了媒体圈、父母的儿子、高级资产阶级家庭出身、政治学博士这些“标签”而已。“我”不是我自己，这些标签才是。
在《误解》中，第一人称的叙述者仿佛正在接受着一场拷问，亦如加缪笔下的“局外人”，面对着来自检察官和神甫的拷问，作为审判对象的“我”却始终是失语的。旁人的目光仿佛像是《一九八四》中的电幕一般，不断规制着你的行为，这样一套无形的机制，有人将它称为意识形态，有人把它称为话语权力，而作者谢尔·埃斯普马克则把它称为“地狱”。貌似是在向萨特的名剧《禁闭》致敬一般，“地狱就是被误解”，埃斯普马克如是说。
来自现世的无助感将我们抛入了这样的二律背反中：当我们与熟人相处时，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种无形的束缚，那种拘谨让我们渴望疏离、渴望孤独；只有和陌生人相处的时候，才能真正做回自己，可我们的内心却渴望着他人的理解。当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之后，身处在茫茫人海中反而显得形单影只。
故事就是从一间充斥着陌生的男男女女的桑拿浴室开始的。
作为知识分子的“我”像是在为自己辩护一般，开始了一段漫长的呓语，或者说是独白。
作为系列小说的第二卷，《误解》简直像是为当今的知识界而写的一般。独白——“我”，不断地澄清着那些误解：基于不同政见或不同立场的误解。反观今天的中国，在思想的领域里似乎也存在这样的现象：无论何种思潮在主流的媒体中都患上了一种失语症，各方各派都陷入了自说自话的循环中，彼此间泾渭分明。埃斯普马克在《误解》中说“在眼下这种实际情况下，在我们这个国家不会有高质量的辩论。”信念是多样的，而“我”的身上则有着不同的声音，似乎在这样一种不得不去“站队”的斗争哲学中，试图坚持某种原则的“我”却时而变成“正儿八经的教条主义者”，时而变成“两面三刀的变色龙”。作为报社主编，第一人称的叙述者被当作整个时代的文化氛围的替罪羊，而这些来自外界的误解则把“我”驱赶进了更深的地狱。这是一个不需要作家的时代，报纸也变成了权力的工具，一个处处散发着腐肉气味的社会。“我”在小说的结尾部分，如同先知一般地预言到：
“现在你身上有了和我说话之后的伤疤，这些伤疤会长久地发痒。我会继续在你身上嘟嘟哝哝说个不停，悄悄地对你说话，没有声音，所以你都不会注意你的话改变了颜色，你的脚步也改变了方向。我会让你看到你想不到的地方。”
这是一份来自知识分子的独白。
“失忆的年代”在写作过程中还有另一个名字，“一个反超人的喜剧”。小说的结尾并不讨喜，与其说是喜剧，不如说是一出令人绝望的喜剧、一出悲喜交加的荒诞剧。谢尔·埃斯普马克的思考并不是一支孤曲，放入更大的视域内看，他延续的是自歌德以来，西方思想对于现代性的反思。他的七卷独立成篇的作品，经由支离破碎的记忆图像，为我们勾画的是生活在这个“失忆的年代”的人们的真实现状：无所凭依的绝望、迷茫与无助。
当存在主义者接过尼采的大纛，宣告要由人来为自己确立价值的时候，谢尔·埃斯普马克将我们推入了地狱的最底层，他说，“在这种地狱色彩的时代里的人物，确实落到了底，他们的恐惧、他们的欲望和内在的破碎已经大大具体化了。”
我们是被推入了地狱，可这一次不会由维吉尔带我们走出，不知道在行路的前方，等待着我们的将是朝思暮想的情人抑或是无尽的迷途。
我们怀揣着恐惧与孤独，无望地托举名为“生活”的巨石上山，沿着那条西绪弗斯走过的道路。
发表于《新闻晨报》2013年5月12日
在《误解》中，第一人称的叙述者仿佛正在接受着一场拷问，亦如加缪笔下的“局外人”，面对着来自检察官和神甫的拷问，作为审判对象的“我”却始终是失语的。旁人的目光仿佛像是《一九八四》中的电幕一般，不断规制着你的行为，这样一套无形的机制，有人将它称为意识形态，有人把它称为话语权力，而作者谢尔·埃斯普马克则把它称为“地狱”。貌似是在向萨特的名剧《禁闭》致敬一般，“地狱就是被误解”，埃斯普马克如是说。
来自现世的无助感将我们抛入了这样的二律背反中：当我们与熟人相处时，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种无形的束缚，那种拘谨让我们渴望疏离、渴望孤独；只有和陌生人相处的时候，才能真正做回自己，可我们的内心却渴望着他人的理解。当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之后，身处在茫茫人海中反而显得形单影只。
故事就是从一间充斥着陌生的男男女女的桑拿浴室开始的。
作为知识分子的“我”像是在为自己辩护一般，开始了一段漫长的呓语，或者说是独白。
作为系列小说的第二卷，《误解》简直像是为当今的知识界而写的一般。独白——“我”，不断地澄清着那些误解：基于不同政见或不同立场的误解。反观今天的中国，在思想的领域里似乎也存在这样的现象：无论何种思潮在主流的媒体中都患上了一种失语症，各方各派都陷入了自说自话的循环中，彼此间泾渭分明。埃斯普马克在《误解》中说“在眼下这种实际情况下，在我们这个国家不会有高质量的辩论。”信念是多样的，而“我”的身上则有着不同的声音，似乎在这样一种不得不去“站队”的斗争哲学中，试图坚持某种原则的“我”却时而变成“正儿八经的教条主义者”，时而变成“两面三刀的变色龙”。作为报社主编，第一人称的叙述者被当作整个时代的文化氛围的替罪羊，而这些来自外界的误解则把“我”驱赶进了更深的地狱。这是一个不需要作家的时代，报纸也变成了权力的工具，一个处处散发着腐肉气味的社会。“我”在小说的结尾部分，如同先知一般地预言到：
“现在你身上有了和我说话之后的伤疤，这些伤疤会长久地发痒。我会继续在你身上嘟嘟哝哝说个不停，悄悄地对你说话，没有声音，所以你都不会注意你的话改变了颜色，你的脚步也改变了方向。我会让你看到你想不到的地方。”
这是一份来自知识分子的独白。
“失忆的年代”在写作过程中还有另一个名字，“一个反超人的喜剧”。小说的结尾并不讨喜，与其说是喜剧，不如说是一出令人绝望的喜剧、一出悲喜交加的荒诞剧。谢尔·埃斯普马克的思考并不是一支孤曲，放入更大的视域内看，他延续的是自歌德以来，西方思想对于现代性的反思。他的七卷独立成篇的作品，经由支离破碎的记忆图像，为我们勾画的是生活在这个“失忆的年代”的人们的真实现状：无所凭依的绝望、迷茫与无助。
当存在主义者接过尼采的大纛，宣告要由人来为自己确立价值的时候，谢尔·埃斯普马克将我们推入了地狱的最底层，他说，“在这种地狱色彩的时代里的人物，确实落到了底，他们的恐惧、他们的欲望和内在的破碎已经大大具体化了。”
我们是被推入了地狱，可这一次不会由维吉尔带我们走出，不知道在行路的前方，等待着我们的将是朝思暮想的情人抑或是无尽的迷途。
我们怀揣着恐惧与孤独，无望地托举名为“生活”的巨石上山，沿着那条西绪弗斯走过的道路。
发表于《新闻晨报》2013年5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