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九在1984

1.
喜欢吃巧克力，近乎病态地喜欢。
只要有机会，我总会买许多的巧克力。我想，要是世界末日将要来临，我恐怕是会躲在家里拼了命地咀嚼巧克力的。
那时候，巧克力包装用的还是锡箔纸，以至于每当我吃巧克力时，都有种抽烟的感觉。
合伙人知道我好这口，隔三差五都会托关系给我从友谊商店捎来贵的一塌糊涂的HERSHEY'S。
后来种种，我戒掉巧克力，忘记某人，转而一根根抽烟。再后来，烟也不抽了。酒也喝的少了，我想往日时光是回不去了。
可是，我错了。
就在昨天，时隔多年，在沃尔玛不起眼的一架货柜上，我发现了那种巧克力。于是，我拿了几条。收银排队时，天花板上飞碟状的圆形音响传来MJ《Thriller》。
Night creatures call
And the dead start to walk in their masquerade
There's no escapin' the jaws of the alien this time
This is the end of your life
1984年的盛夏，我和堇完事之后躺在床上搂在一起。
堇一边大口地喘着气，一边唱着跑调了的《Thriller》，节奏到“This is the end of your
一枚子弹从过去飞来，带着巧克力和Thriller，击中要害，故事随着伤口迸溅。
life”时，堇没有唱，反而狠狠地咬了我胳膊一口。
我下意识地把手一缩，堇哧哧地笑。
“你吃了那么多巧克力，我看看你是不是巧克力做的。”堇戏谑地说笑道。
不知为何，自此以后，每当我听到战栗时，我胳膊会莫名其妙地疼痛，因而战栗。
那是，1984。
对世界而言，是传奇的年份，对我而言，却是不愿回忆的往事。
2.
发现猫死掉的时候，猫已经不知道死了多少天了。全身硬邦邦的，盘曲在客厅的一角，发出臭鱼般的味道。
我把猫的尸体装进蛇皮口袋，把猫死了的地方用抹布拖了半天，可是不管怎么拖，总有细小的尘埃落在上面。
我无可奈何，只得原地盘腿坐下来，盯着角落看了许久，直到合伙人打来的电话才打破了死一般的寂静。
我把事情一五一十讲给了合伙人，最后我告诉他，今天不能去上班了，就挂了电话。电话接着响了好几次，都没有接的打算，电话铃声也就这么响着，宛如断断续续的哀歌。
合伙人不久赶过来，坐在坑坑洼洼的廉价黑色双人沙发上，没有说话，看看我的脸，又看看放置在墙角的蛇皮口袋。
“我来的时候有点口渴了，不请我喝点什么？”合伙人开口打破寂静。
我起身去厨房的冰箱里找喝的，找到了两瓶啤酒，后来两人就坐着，冷不丁地喝一口冰啤酒。
猫是前女友送给我的，这一点合伙人一清二楚。说是送给我，莫说于是丟在我家不管。大前年，前女友搬进我家，住了大半年，突然有一天消失不现，留下了一只猫和几张合影。
就这么着，我收下了猫，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保罗萨特。
“想起她了？”合伙人问我，问完随即又是一口啤酒下肚。
我点点头。
“有点，觉得是我不好，做错了什么。”我说，把桌子上不知何时吃剩下的半截巧克力棒咬了一大块。
“行了，我在下面等你，对了，记得带一把铁锹下来。”
去郊区的一路上，合伙人坐在驾驶座，手握方向盘，时不时偏偏头看看后视镜，俨然艾尔维斯与卓别林的合体。而我呢，则和蛇皮口袋坐在后座。
合伙人把车开到一个水库的旁边，我们下车，顺着坡道走到一个小山包上。
延绵数日，马拉松般漫长的雨季过后，从天而降的春雨扫除了地表的、叶子上的尘土，而荡出一股深邃的蓝色，春风拂面亦使长长细细的杂草时而左摆右倾，刺得脚踝又痒又痛。
合伙人拿着铁锹在前面走着，我和猫跟在后面，最后我们在一棵不知名的树下停下来。
最后，我们把土夯实，合伙人在一旁意味深长慢吞吞地吸烟，我则一面咀嚼着全然无味的巧克力一面直视着水库里那反光的一摊死水。
傍晚，我们沿路返回，车往回开了几分钟，我扭头透过褐色的后挡风玻璃向外看去，整个世界仿佛都沉在安眠药特有的褐色玻璃瓶底。
3.
埋掉猫儿后，家里冷清了许多。
我便把周围的流浪猫儿收养下来，按时给他们发放食物，定时给他们换新鲜水。
每到夜里，总会分成两拨：一拨哧溜一下钻进被窝和我睡觉，直到太阳升起；另一拨像犯人一样跑出到外面去，每至凌晨五点左右才会回来。于是，我把前者称为左翼联盟，后者则相对成为长枪党。
果然，一个月后，长枪党渐渐取得优势，抢的食物，罢得水源。而左翼联盟因为各种原因消耗殆尽。
我把这个观察讲给了合伙人。合伙人对此来了兴趣，捉住我给我讲了整整一个下午。从爆发战争的原因到战争的过程，期间合伙人还各种语言，除了英语和汉语我就没有能听懂的了，只是在唧唧歪歪里听出“Francisco Franco”。
讲到佛朗哥被挂上了“纳粹投机份子”时，合伙人竟然对他同情起来。
“你看，佛朗哥作为独裁者，不仅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而且他是一个任何艺术作品也勾勒不出的传奇人物。”
接着，他还两眼放光，伸出食指指着天花板说，“我要成为一个佛朗哥那样的人”。那时，改革开放才开始不久，大多数人冰封的思想才开始融化，我想，换做了别人听到别人说他梦想与纳粹独裁者比肩也是会被吓出一身冷汗的。
多年后的一天清晨，我边看着报纸边听音乐时，合伙人的家人给我打来电话，说我的朋友合伙人昨天去世了。
我问电话那头是因为什么离世的。
对面大概是他的女儿忍住泪水告诉我是冠心病。
我安慰了许久才挂断电话。沉思许久，才想起一件事，立刻翻开百科全书查阅。
在佛朗哥词条里有这么一条：“1975年11月20号西班牙独裁者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因冠心病复发去世。”
不过，这些都是很久以后的事了，很久以后的了......
在长枪党玩过火把我抓伤后，我就把那群“法西斯”猫送走了。
又过了几日，居委会把我喊去，说有人揭发我伤害小动物，这样居委会委派了动物检疫局的人悉数抓走了“左翼联盟”猫。
最终，左翼联盟和长枪党都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
4.
合伙人让我去火车站接他从外地上大学的表弟。
我欣然接受下来。
合伙人告诉了他表弟的名字、看了他的照片。
照片是在北京天安门前照的，他表弟留着平头，年纪轻轻鼻梁上却架着看着不怎么轻的眼镜，两只手不自然地下垂，虽然对着镜头，可是仔细观察视线却瞅向旁边。
我开着合伙人借我使用的丰田皇冠。火车在意料之中地晚点，周围人的脸上都写着焦急。
这样，我把写有合伙人表弟的纸板立在一边，自顾自地拨开锡箔纸吃起巧克力来。
等了吃了一条巧克力的时间合伙人表弟乘坐的那趟列火车也没有抵达。这期间，已经有好几波出站的人了，唯独我等的那一趟没有来。
小贩颇具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头脑，提着盒饭在接车的人群中穿梭。“火车晚点勒，您儿别担心。这有热乎的饭菜勒，火车五块我们三块块勒～”
不出几分钟，小贩揣着大把的人民币就随着吆喝声消失，估计是回去炒饭去了，不久又会出现的。
等到晚上十点，我觉得不会再来。去火车站广场的报亭给合伙人打去电话。
“还是没有来。”我说。
“嗯，知道了。你也赶紧回去睡觉吧。明天上午放你假便是。”
我们寒暄几句，挂掉电话，报亭大爷带着老花镜看了电话机屏幕半天要了一毛钱，我付毕钱，驱车回家。
回到家，眼皮如铅门般厚重。我倒头睡去。
5.
清晨，时不时会有乖戾感，感觉上像是硬要用舌头把卡在牙齿缝隙里的肉丝顶出来似的。
每当这时，我总会嚼上一口巧克力再睡个回笼觉。睡一觉起来，情况愈发不可收拾，周而复始，恶性循环。
睁眼醒来，有一个女孩睡在同榻。
她一面脸埋进枕头，一面脸被长发遮住。只剩下突起的鼻尖顶住我的肩膀，很惬意似的睡个不醒。
我伸手把放在床头柜上的巧克力拿来，发现昨夜还是包好的巧克力却被别人咬去了一大半。好嘛，我从另外一头掰断了一块放入口中，没有嚼，只是静静等待巧克力融化，成为最初的模样。
我同女孩睡过觉，也在早晨起来见过不少女孩的睡姿。可是这却是我头一遭和我不认识的女孩睡觉。
昨夜有往家里带来女孩吗？
我努力回想，但大脑才刚刚启动。
晚些时候，女孩醒来，毛手毛脚穿上脱在床下的衬衫和蓝牛仔裤，不声不响地在厨房煎鸡蛋，下面条，动作训练有素。外面，附近的老年俱乐部大喇叭实时播放的中国之声的《新闻纵横》才刚刚开始。
“贵姓？”我问她，睡意和巧克力交融在一起，搞得我头昏脑胀。
“不配得有名有姓，叫我‘堇’就好了。”
她用筷子夹起金灿灿的煎鸡蛋吃了一小口，“明白？”
“明白。”
“这鸡蛋哪里买的？”
“什么？”
“我是说，这鸡蛋那里买来的，煎起来味道真不错。”她像是忘记了什么似的，接着说：“也有你的份，再不吃面条就糊了。”
这样，我战战兢兢地下床，到厕所洗了把脸，让自己清醒了点。
“这里是1984。这一切都是真的。我还是我，我还喜欢吃巧克力。”我对镜子里的我轻轻说道。
最后，我打开厕所门，在对面坐下，一声不吭地吃着挂面。
“吃了面我还得上班去呢。”我告诉她。
6.
当我推开事务所门的时候，合伙人放下茶杯，收起翘在办公桌上的双脚。
“你怎么来了？”他问。
“家里闲的没有事，就过来看看。毕竟昨天没有接到你的表弟。”
不知道怎么的，就是在那一刻，我还是把清晨起来的事不说为妙。
“嗯，你真是太客气了。事务所星期一是业务最少的一天，你又不是不知道。”
合伙人说的没有错。从1981年我和合伙人开办翻译事务所以来，星期一从来就没有人光顾过。
合伙人开这个事务所就是看准了改革开放后外资企业进入国内，大部分单位还没有能力翻译英文资料。于是借着合伙人父亲的关系，合伙人在英文翻译领域混的风声水起。这样，才买了一辆万元户的象征——丰田皇冠。
可是事务所星期一总是冷冷清清。我把这点疑惑告诉了合伙人。合伙人也想弄明白为什么，于是跑了几个单位后回来告诉我：“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双休日，而我国是单休日。人员的休息得不到保证，自然星期一一工作达不到状态。”
中午时分，合伙人外出给我俩买盒饭。那个叫“堇”的女孩打来电话。
“您好。”
“我是堇。你怎么还不回来，我等你吃中午饭呢。”
“额，我在外面吃。你自己吃就好了，不要介意。”
“外面的饭菜不卫生，还是回来吃吧。”
下面就是我苦口婆心地劝说堇放一万个心，在外面吃我死不了的。
堇说：“今天晚上肚子疼了不要叫唤啊。”接着就是电话挂断咔的一声，仿佛有人从遥远的地方一斧劈断了电话线。
在合伙人回来之前，我盯着伟易达电话机看了许久，为什么“堇”会知道事务所的电话号码呢？
这谁知道呢？一个声音从远处传来。
我和合伙人聚在事务所的茶几上头碰着头吃盖浇饭。合伙人吃了几口就放下了，仰着头抽着烟。
整个下午都无事可做。合伙人趴在办公桌上酣睡，三点左右合伙人起身去卫生间（大概是排尿、洗脸）随之而来的便是抄起电话打个不止，时不时挂断电话沉思。
我则无聊至极，瞅着上面的一切。
7.
时至今日，我都无法得知堇为何猜的如此准确。
起初回家坐在沙发上看《上海滩》，堇穿着我肥大的睡衣走到电视机前咔咔转了一个台。
文强立马转变成“你有权保持沉默，否则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可能在法庭上对你不利”的弗雷德·德雷尔。
完全不顾我的感受，我这个主人在自己家竟然如同一只耗子怕这怕那。好在《神探亨特》故事惊险万分，人物关系也惹人浮想联翩，我也就没有太大的意见。
堇看了一会儿不知从何处拿来了一个大柚子，用掐死人的姿势掰开柚子，自顾自地吃起来。我也顺手牵羊，拿了一瓣吃起来。
就这么看了一集，古德里安的装甲雄师就在我胃里面碾轧，我的胃如波兰破碎。
坐在马桶上寻求同盟国，痛的昏天黑地，拉的天昏地暗。客厅时不时传来堇毫无保留的笑声，这下好了，我的肉体不仅被拉肚子攻破了，还要忍受堇机关枪般笑声的打击。
我捂着肚子扶着墙颤颤巍巍地走出厕所后径直爬上了床，肚子里仍有余震。电视声一直响到半夜，堇才钻进被窝。
“睡了？”她把我右侧胳膊拉直，选好位子把头枕在上面。
“没有。”
“肚子还痛？”把冰凉的手猛地穿过背心贴在我的肚子上。我本能反应，一缩，逗得她不亦乐乎，“我摸摸肚子就好了。”
果真，不一会儿，我睡去，深深地睡去。二战彻底结束。
早上，堇比我先醒来。她一脚把我踹醒。
“喂，早上起来给我做早餐。”
“昨天你不是自己做的吗？”
“一天一换。总不能老是我做。”
我不动，转个身，背对着堇。
马上又是一脚。
我愤怒坐起来一看，堇把头缩进被子里，只有摊开的头发还露在外面。
罢了，我起身去厨房里准备早餐。把冰箱里剩余的吐司取出来，放在锅里炕热，把合伙人送给我的他舅舅从法国带来的carte noire用保温瓶里的热水冲好，最后把装有黄油的广口罐子摆在桌子适当的位置。还没有等我拍手喊堇呢，堇嚯一声爬下床来，一屁股坐下。
“我要的就是这个。”堇摩拳擦掌说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