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地（六）作者推荐
《在工地》系列：一次非典型的“讨薪” | 秦见初
国庆节照常出工。九点多钟，江江接到长毛的电话，让我们立刻停下手里的活儿，留下一个人收尾，其余人都去工地院子门口待命。我们还没有下楼，长毛又打来电话，叮嘱我们不要换衣服，而且越脏越破越好，只字不提去干什么。欢欢有点兴奋，称其为“营养活儿”，也就是轻松之余工钱照拿的活儿。我也猜到了大概。
以前多次听老二讲，他从工地叫上几个人，让他们穿上破衣烂衫，故意弄得脏兮兮的，抱着破被子往政府门口一躺，摆出不给解决问题绝不罢休的架势——有时候是讨薪，有时候是工地上出了伤亡事故为受害人讨要赔偿。
我们被面包车拉到祁县的一处工地。一群工人正聚在一间活动板房的门口，里面也挤满了。老宋坐在会议桌的一侧，另外两个男人坐在他对面。这三个人被围在中间，都只是默默坐在那里，都显得十分疲惫和茫然。围观的人群中不时有义愤的声音催那两个人发工钱。“义愤”显然是装出来的，就像虽有热情但缺乏功力和自信的票友登台献唱一样，少了点神韵。其中有两三个中年妇女最为积极，表现得也相对自然、真切。男人们则普遍感到难为情，更像是在完成任务。无论他们说什么、说得多难听，那两个可怜虫都一声不吭——实在没什么看头。
大多数时间，我们从孝义赶来支援的人蹲在外面闲聊。中午，司机小刘开着面包车来发吃的。一人一个太谷饼，外加一瓶迷你装的农夫山泉。江江把我、欢欢、祥祥、石头和凯凯叫到工地门口的小卖部里，请大家一人吃了一碗泡面。
老二发短信叫我过去陪他聊会儿天。他把车停在附近的一条路边，从工地这里望不见。我走到那里，看见他坐在驾驶座上，也在啃太谷饼。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老二在中阳承包了一个项目，其中的抹灰自己做，砌砖则转包给了两个合伙的四川包工头；这两个包工头又把祁县一个项目的抹灰转包给了老二。几天前，中阳劳动局传老二过去，因为中阳那个项目砌砖的工人在劳动局“闹事”，告老二拖欠工钱。老二之前付了四川包工头6万元进度款，剩余工钱的结算按惯例在年底，而且应该由老二交给四川包工头，由他们向自己手下的工人分发。老二猜测，这两个四川人自己发不出钱了，所以转嫁矛盾，唆使工人闹事。他非常恼火，决定以牙还牙。
头一天，老二、老宋一起，和四川包工头谈判，要他们结算祁县抹灰项目的工钱。双方僵持了一整夜，毫无结果。老二是凌晨五点钟离开那间会议室的。
老二说，最迟到两点钟，如果那两个人还不拿钱出来，就把他们拉到政府门口去闹。
两点钟到了，四川包工头提出要核算工程款。算来算去，算出的总价竟然比老二计算的少了好几万。其中一个包工头忽然来了精神，仿佛看到了生机。老宋反复核对仍找不到问题所在，用一只手搓着脸，对旁边说：“人完全累糊涂了。”众人纷纷建议他出去透透气，抽支烟。老二的堂弟浩浩在老宋的位置上坐下来，接过一沓单据重新计算。
之前一直在车上遥控指挥的老二这时来到会议室，在四川包工头对面坐下来，漫不经心地翻了翻桌面的单据，说：
“你们想正着算就正着算，想反着算就反着算，不管正算反算，我闭着眼睛都可以给你们算清楚。这么多人看着，做老板就该有个老板的样子。你们的人到劳动局去闹，我二话不说，提着二十万现金就去把他们的工资开了。像你们这样，以后还怎么混哪？”
正着算是直接计算已完成的工程量，反着算则是用总工程量减去剩余的工程量。这两个四川包工头不像要拿钱出来的样子，算工程量、算工程款、在单价上讨价还价、在质量上挑刺，都是为了拖延时间。老二过来亮了个相之后又走了。
大约三点钟，游街的队伍出发了。
走在最前面的是两个老汉，各举一根长竹竿，竹竿之间拉一条白底红字的横幅。队伍中，两个中年妇女一人举一块写着黑色大字的瓦楞纸板。这些道具是头天夜里老二吩咐他们准备好的。横幅和纸板上写的无非是“无良老板”、“还我血汗钱”之类的套话，真正富有视觉冲击力的，是手写大字的粗放劲儿、对比鲜明的红白黑色、竹竿和瓦楞纸这样的简陋形式，以及我们脏兮兮的迷彩服和头发，再加上我们数十人的阵势。
那两个包工头磨磨蹭蹭走在最后面，几次想掉头回去，可回哪里去呢？老宋、浩浩和一个小伙子寸步不离地走在他们身边。工地离城区有点儿远，路上来往的人和车都少。没有观众，这场表演也就显得有些乏味。有性子急的人在包工头衣服上拉扯了几下，催促他们快点走。其中一个包工头说：“别动手！”老二这边的人也互相提醒千万不要动手，不然占理的变得不占理，还要赔他医药费。
游街队伍引来了一辆警车。两个包工头走上前去，要报警。我们在前面走得快的人也掉头围拢过去。
从警车下来两个人，一个穿警服，一个穿便服。他们似乎并不清楚该拿我们怎么办，但至少显得胸有成竹——我想这便是权力的神奇作用。其中一个包工头拿到一张报警单在上面填写，工人们围着警察七嘴八舌地解释。穿警服的说，农民工讨要工钱不违法，但不能扰乱公共秩序，更不能动手打人。人群仿佛获得肯定一样洋溢着一种释然之后喜悦与感动交杂的情绪。许多声音在说：
“这个我们懂。”
“肯定不会打人。”
“你问他们，有没有人打他？”
穿警服的问填完表的包工头：“有人打你没有？”
“还没有。”
人群中爆发出哄笑。穿警服的也笑了，穿便服的则仍旧板着脸。
穿警服的又说：“但是你们也不能限制别人的人身自由，不能强迫。”
“我们没有强迫，”老宋说，“我们是请他们，一起到劳动局去解决问题。”他特别强调了“请”这个字。
人群中有个声音说：“你们要是不相信，可以开着警车，把他们两个和我们一起拉到劳动局去。”
穿警服的说：“我们警察也不能无缘无故带任何人走。”
警察自己走了。队伍重新上路。
行进到城区的街道，我们自然引起了路人的好奇和观望。许多年轻人举起手机拍照。队伍在机动车道上前进，但有的工人觉得丢人现眼，脱离队伍混到人行道上的行人当中去了。于是从后面有话传来：跟前面的说，跟着队伍走，不要走到外面去了。
我穿着迷彩服和胶鞋，看到沿路的行人和自行车避让我们，汽车也不敢按喇叭，心里有种奇特的兴奋和快意。我明白此刻我并非我，而是穿上了戏服、带上了面具，成为集体内众多无名氏之中的一个，更确切地说——我和集体融为一体了。我感到自己充满了勇气和力量，甚至盼望队伍不要行进得如此平和，要弄出点事儿来才好。
在县政府大院门口，我们被拦了下来。可如果没人拦、没人理睬，我们也不知道接下来还可以做什么。做出比游街更激烈的举动不在我们的剧本上，我们也欠缺那样的动力。当然，拦我们的人手上也有一份剧本。我们既然这样大张旗鼓地到来，是肯定会受到接待的。对方问我们谁是负责人，带着冷淡而平和的态度，仿佛从深宅大院走出来、已等候我们多时的职业管家。他让我们收起横幅，把老宋、浩浩和两个包工头叫到院门口的传达室，不一会儿又把他们带到办公楼里去了。有些工人跟了上去。
留下的人聚在院门口的草坪上，有的坐，有的躺。有一个人用手肘撑地侧躺着，另一只手握着一瓶白酒，不时往嘴里灌上一口。一瓶酒就这样干完了。他是彝族，从四川凉山来。大家传阅着他的身份证，上面用了汉、彝两种文字。旁边有个一声不响的小伙子是他的儿子。他们过几天就要回去过彝族新年了。
我闲得无聊，便也走到办公楼里，在一楼的厕所撒了泡尿，然后去劳动局所在的三楼瞧了瞧。先跟上去的人聚在一个会议室里。没人给水喝，大家倒也视其为理所当然，围着长会议桌，看报、枯坐、打瞌睡。
欢欢说要到马路斜对面的公共厕所去撒尿。我告诉他办公楼里就有厕所。我讲了具体位置，但他还是用手勾搭在我的肩膀上，坚持要我陪他一起去。他虽然没说，但我看得出来。欢欢比我小一岁，但已有十余年的外出务工经历，足迹分布山西、东北、江苏、新疆、贵州……平日里，也算是他们四个人当中的“头目”，可仍然对官署衙门怀有微妙的恐惧。
有几辆小车陆续开进院子。工人们纷纷猜测：管事儿的来了。想象着“管事儿的”在国庆节假期被紧急召唤来，连我都觉得我们强大。这是一种弱者的强大感。游街讨薪听起来严重，背后的心态其实是把自己摆到弱者的位置，渴求强者的救济和施舍。正如从前有一种乞丐专趁大户人家办喜事儿的时候上门乞讨一样，我们也是将“大户人家”的体面挟持为质，借此达到自己的目的。
有一阵子我望见老二的车停在马路对面，江江说他还看见老二买了一根雪糕站在路边吃。老二的计划是当天就逼四川包工头结清工钱，然后连夜把祁县工地上的人转移到别处去，以免有人趁黑夜报复。可是直到夜色降临，路灯亮起，办公楼里也没有传来什么好消息。后来我知道老二对老宋的表现并不满意，说他终究是缺乏经验。老二自己是经验丰富的，但他一直在幕后。他已经脱离了在这种事情中亲自上阵，抛头露面的阶段。
最后，祁县工地的人被叫去办公楼逐一登记、核实工钱。这时老二出现了，他安排孝义来的人回去。司机小刘开着面包车先拉上七个人走了。我们剩下的几个人坐另一辆临时租来的面包车。老二给了江江一笔钱，包括租车的车费和晚饭钱。这种活儿到最后，老板总是要请大家到馆子里吃一顿的，这是对所谓“营养活儿”最直观的诠释。
回到孝义，许多店打烊了。我们在孝义汽车站附近找到一家还在营业的川菜馆。老二和坐他的车回的几个人也赶到这里，和我们挤在一桌。在困倦中吃完“营养餐”，已近深夜十二点。几个小时之后还要照常早起出工。如果把下馆子放到第二天，那是再好不过的，反正老二已经出了钱。可是没有人这样提议。似乎只有肚子里吃到了，心里才能彻底踏实。
后来老二跟我讲：“那两个包工头拿不出钱，白花了我几千块。”——就是请工人们下馆子和来回租车的钱。
国庆节照常出工。九点多钟，江江接到长毛的电话，让我们立刻停下手里的活儿，留下一个人收尾，其余人都去工地院子门口待命。我们还没有下楼，长毛又打来电话，叮嘱我们不要换衣服，而且越脏越破越好，只字不提去干什么。欢欢有点兴奋，称其为“营养活儿”，也就是轻松之余工钱照拿的活儿。我也猜到了大概。
以前多次听老二讲，他从工地叫上几个人，让他们穿上破衣烂衫，故意弄得脏兮兮的，抱着破被子往政府门口一躺，摆出不给解决问题绝不罢休的架势——有时候是讨薪，有时候是工地上出了伤亡事故为受害人讨要赔偿。
我们被面包车拉到祁县的一处工地。一群工人正聚在一间活动板房的门口，里面也挤满了。老宋坐在会议桌的一侧，另外两个男人坐在他对面。这三个人被围在中间，都只是默默坐在那里，都显得十分疲惫和茫然。围观的人群中不时有义愤的声音催那两个人发工钱。“义愤”显然是装出来的，就像虽有热情但缺乏功力和自信的票友登台献唱一样，少了点神韵。其中有两三个中年妇女最为积极，表现得也相对自然、真切。男人们则普遍感到难为情，更像是在完成任务。无论他们说什么、说得多难听，那两个可怜虫都一声不吭——实在没什么看头。
大多数时间，我们从孝义赶来支援的人蹲在外面闲聊。中午，司机小刘开着面包车来发吃的。一人一个太谷饼，外加一瓶迷你装的农夫山泉。江江把我、欢欢、祥祥、石头和凯凯叫到工地门口的小卖部里，请大家一人吃了一碗泡面。
老二发短信叫我过去陪他聊会儿天。他把车停在附近的一条路边，从工地这里望不见。我走到那里，看见他坐在驾驶座上，也在啃太谷饼。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老二在中阳承包了一个项目，其中的抹灰自己做，砌砖则转包给了两个合伙的四川包工头；这两个包工头又把祁县一个项目的抹灰转包给了老二。几天前，中阳劳动局传老二过去，因为中阳那个项目砌砖的工人在劳动局“闹事”，告老二拖欠工钱。老二之前付了四川包工头6万元进度款，剩余工钱的结算按惯例在年底，而且应该由老二交给四川包工头，由他们向自己手下的工人分发。老二猜测，这两个四川人自己发不出钱了，所以转嫁矛盾，唆使工人闹事。他非常恼火，决定以牙还牙。
头一天，老二、老宋一起，和四川包工头谈判，要他们结算祁县抹灰项目的工钱。双方僵持了一整夜，毫无结果。老二是凌晨五点钟离开那间会议室的。
老二说，最迟到两点钟，如果那两个人还不拿钱出来，就把他们拉到政府门口去闹。
两点钟到了，四川包工头提出要核算工程款。算来算去，算出的总价竟然比老二计算的少了好几万。其中一个包工头忽然来了精神，仿佛看到了生机。老宋反复核对仍找不到问题所在，用一只手搓着脸，对旁边说：“人完全累糊涂了。”众人纷纷建议他出去透透气，抽支烟。老二的堂弟浩浩在老宋的位置上坐下来，接过一沓单据重新计算。
之前一直在车上遥控指挥的老二这时来到会议室，在四川包工头对面坐下来，漫不经心地翻了翻桌面的单据，说：
“你们想正着算就正着算，想反着算就反着算，不管正算反算，我闭着眼睛都可以给你们算清楚。这么多人看着，做老板就该有个老板的样子。你们的人到劳动局去闹，我二话不说，提着二十万现金就去把他们的工资开了。像你们这样，以后还怎么混哪？”
正着算是直接计算已完成的工程量，反着算则是用总工程量减去剩余的工程量。这两个四川包工头不像要拿钱出来的样子，算工程量、算工程款、在单价上讨价还价、在质量上挑刺，都是为了拖延时间。老二过来亮了个相之后又走了。
大约三点钟，游街的队伍出发了。
走在最前面的是两个老汉，各举一根长竹竿，竹竿之间拉一条白底红字的横幅。队伍中，两个中年妇女一人举一块写着黑色大字的瓦楞纸板。这些道具是头天夜里老二吩咐他们准备好的。横幅和纸板上写的无非是“无良老板”、“还我血汗钱”之类的套话，真正富有视觉冲击力的，是手写大字的粗放劲儿、对比鲜明的红白黑色、竹竿和瓦楞纸这样的简陋形式，以及我们脏兮兮的迷彩服和头发，再加上我们数十人的阵势。
那两个包工头磨磨蹭蹭走在最后面，几次想掉头回去，可回哪里去呢？老宋、浩浩和一个小伙子寸步不离地走在他们身边。工地离城区有点儿远，路上来往的人和车都少。没有观众，这场表演也就显得有些乏味。有性子急的人在包工头衣服上拉扯了几下，催促他们快点走。其中一个包工头说：“别动手！”老二这边的人也互相提醒千万不要动手，不然占理的变得不占理，还要赔他医药费。
游街队伍引来了一辆警车。两个包工头走上前去，要报警。我们在前面走得快的人也掉头围拢过去。
从警车下来两个人，一个穿警服，一个穿便服。他们似乎并不清楚该拿我们怎么办，但至少显得胸有成竹——我想这便是权力的神奇作用。其中一个包工头拿到一张报警单在上面填写，工人们围着警察七嘴八舌地解释。穿警服的说，农民工讨要工钱不违法，但不能扰乱公共秩序，更不能动手打人。人群仿佛获得肯定一样洋溢着一种释然之后喜悦与感动交杂的情绪。许多声音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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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不会打人。”
“你问他们，有没有人打他？”
穿警服的问填完表的包工头：“有人打你没有？”
“还没有。”
人群中爆发出哄笑。穿警服的也笑了，穿便服的则仍旧板着脸。
穿警服的又说：“但是你们也不能限制别人的人身自由，不能强迫。”
“我们没有强迫，”老宋说，“我们是请他们，一起到劳动局去解决问题。”他特别强调了“请”这个字。
人群中有个声音说：“你们要是不相信，可以开着警车，把他们两个和我们一起拉到劳动局去。”
穿警服的说：“我们警察也不能无缘无故带任何人走。”
警察自己走了。队伍重新上路。
行进到城区的街道，我们自然引起了路人的好奇和观望。许多年轻人举起手机拍照。队伍在机动车道上前进，但有的工人觉得丢人现眼，脱离队伍混到人行道上的行人当中去了。于是从后面有话传来：跟前面的说，跟着队伍走，不要走到外面去了。
我穿着迷彩服和胶鞋，看到沿路的行人和自行车避让我们，汽车也不敢按喇叭，心里有种奇特的兴奋和快意。我明白此刻我并非我，而是穿上了戏服、带上了面具，成为集体内众多无名氏之中的一个，更确切地说——我和集体融为一体了。我感到自己充满了勇气和力量，甚至盼望队伍不要行进得如此平和，要弄出点事儿来才好。
在县政府大院门口，我们被拦了下来。可如果没人拦、没人理睬，我们也不知道接下来还可以做什么。做出比游街更激烈的举动不在我们的剧本上，我们也欠缺那样的动力。当然，拦我们的人手上也有一份剧本。我们既然这样大张旗鼓地到来，是肯定会受到接待的。对方问我们谁是负责人，带着冷淡而平和的态度，仿佛从深宅大院走出来、已等候我们多时的职业管家。他让我们收起横幅，把老宋、浩浩和两个包工头叫到院门口的传达室，不一会儿又把他们带到办公楼里去了。有些工人跟了上去。
留下的人聚在院门口的草坪上，有的坐，有的躺。有一个人用手肘撑地侧躺着，另一只手握着一瓶白酒，不时往嘴里灌上一口。一瓶酒就这样干完了。他是彝族，从四川凉山来。大家传阅着他的身份证，上面用了汉、彝两种文字。旁边有个一声不响的小伙子是他的儿子。他们过几天就要回去过彝族新年了。
我闲得无聊，便也走到办公楼里，在一楼的厕所撒了泡尿，然后去劳动局所在的三楼瞧了瞧。先跟上去的人聚在一个会议室里。没人给水喝，大家倒也视其为理所当然，围着长会议桌，看报、枯坐、打瞌睡。
欢欢说要到马路斜对面的公共厕所去撒尿。我告诉他办公楼里就有厕所。我讲了具体位置，但他还是用手勾搭在我的肩膀上，坚持要我陪他一起去。他虽然没说，但我看得出来。欢欢比我小一岁，但已有十余年的外出务工经历，足迹分布山西、东北、江苏、新疆、贵州……平日里，也算是他们四个人当中的“头目”，可仍然对官署衙门怀有微妙的恐惧。
有几辆小车陆续开进院子。工人们纷纷猜测：管事儿的来了。想象着“管事儿的”在国庆节假期被紧急召唤来，连我都觉得我们强大。这是一种弱者的强大感。游街讨薪听起来严重，背后的心态其实是把自己摆到弱者的位置，渴求强者的救济和施舍。正如从前有一种乞丐专趁大户人家办喜事儿的时候上门乞讨一样，我们也是将“大户人家”的体面挟持为质，借此达到自己的目的。
有一阵子我望见老二的车停在马路对面，江江说他还看见老二买了一根雪糕站在路边吃。老二的计划是当天就逼四川包工头结清工钱，然后连夜把祁县工地上的人转移到别处去，以免有人趁黑夜报复。可是直到夜色降临，路灯亮起，办公楼里也没有传来什么好消息。后来我知道老二对老宋的表现并不满意，说他终究是缺乏经验。老二自己是经验丰富的，但他一直在幕后。他已经脱离了在这种事情中亲自上阵，抛头露面的阶段。
最后，祁县工地的人被叫去办公楼逐一登记、核实工钱。这时老二出现了，他安排孝义来的人回去。司机小刘开着面包车先拉上七个人走了。我们剩下的几个人坐另一辆临时租来的面包车。老二给了江江一笔钱，包括租车的车费和晚饭钱。这种活儿到最后，老板总是要请大家到馆子里吃一顿的，这是对所谓“营养活儿”最直观的诠释。
回到孝义，许多店打烊了。我们在孝义汽车站附近找到一家还在营业的川菜馆。老二和坐他的车回的几个人也赶到这里，和我们挤在一桌。在困倦中吃完“营养餐”，已近深夜十二点。几个小时之后还要照常早起出工。如果把下馆子放到第二天，那是再好不过的，反正老二已经出了钱。可是没有人这样提议。似乎只有肚子里吃到了，心里才能彻底踏实。
后来老二跟我讲：“那两个包工头拿不出钱，白花了我几千块。”——就是请工人们下馆子和来回租车的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