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新声 ——浅谈20世纪初的学堂乐歌
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让英国人的船坚利炮击开了清政府闭关锁国的大门，一个泱泱大国的天朝美梦随之粉碎。战争的失败、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近代中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痛楚，蒙上了让人久久不能忘却的耻辱。与此同时，中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引发了社会文化的巨变，中国早期的启蒙思想由此产生。
一些有志之士在意识到自身在“器物”上无法与西方抗衡的同时，也惊觉中国自身在制度、教育以及文化艺术等方面远远落后于西方。“大家不约而同地认识到学习西方‘软文化’的重要性，并且较多地把文化问题与社会问题、政治问题联系起来。这样一来，就从根本上触及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专制制度的统治地位，并且分明预告着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必将发生彻底变革。”
中国近代音乐的发展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政治思潮背景下有了新的开端、新的脉络。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向社会呼吁：“盖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所以，革新传统教育体制、设立新式学堂工程里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设立新式学堂的音乐教育体系。
1901年清政府接受维新派提出的部分改革主张，宣布开始实行“新政”，允许各地“废科举、兴学堂”。1904年正式公布由张百熙、张之洞等人共同制定的《奏定学堂章程》。于是，新型体系开始在全国范围逐步推广。以学堂乐歌为主的新型音乐教育体系从民间自发的运动，正式获得了政府支持。由于当时中小学的“唱歌课”只是被作为“随意科”来对待，因此还未能成为“必修课程”。所以，以学堂乐歌为主的新型音乐教育体系首先在各地的师范学校、蒙养院（幼稚园）内开始逐步实施，1907年后逐步向各级中小学校推广。
中国近代音乐史中的学堂乐歌，是指二十世纪初期随着近代新式学堂的建立而兴起的歌唱文化，一般指学堂开设的音乐课或为学堂唱歌而编创的歌曲，通过对乐歌的习唱，对年轻的学生灌输新的民主主义启蒙教育和爱国思想，其思想启蒙意义要大大超过其艺术审美教育意义。它的产生，既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也是本土维新改良势力的政治文化诉求在音乐艺术方面的体现。
在战乱纷繁国家岌岌可危的世纪之交，学堂乐歌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接触与碰撞中萌发并发展的。在当时侵略与反侵略，被迫与主动，崇外与仇外，反传统与民族主义等诸多矛盾纠缠在一起导致了一个进退两难的文化困境。
单就音乐文化而言，在我个人看来中国古代传统音乐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显得有些“不入流”，而外国文化艺术的传入更对中国音乐造成了重大冲击。由于我国古代诗、词、曲咏唱的创作方式多为根据现成的歌调、曲牌填以新词，当时从事学堂乐歌编写的人对专业作曲知识知之甚少。由音乐家自己作曲的学堂乐歌现在仅见十余首，总体上看虽有少量如《黄河》（杨度词、沈心工曲）、《春游》（李叔同曲）的佳作，但大多数质量不高，还停留在刚刚起步的阶段。于是音乐先驱们便于外国音乐中提取其优美而朗朗上口的旋律作为“土壤”，而在其中播种中国近代音乐的种子。例如采用日本的旋律填词的歌曲，根据日本游戏歌曲《手戏》的旋律，加以改编并配以新词所作的《体操——兵操》（后改名为男儿第一志气高）；采用欧美各国的曲调配以新词的歌曲，如以韦伯歌剧《自由射手》中《伴娘之歌》的曲调填词的第二部分合唱《丰年》；取调取自美国歌曲《梦见家和母亲》，加以改编填词的《送别》等。由此我认为，学堂乐歌很大一部分是中国文学与外来音乐的有机结合。所以，学堂乐歌的编创更为注重歌词的填写，也就是说歌词是学堂乐歌的“精髓”。
“今吾国之所谓学校歌曲，其文之高深，十倍于读本；甚有一字一句，即用数十行讲义而幼稚仍不知者。”这是学堂乐歌代表人物曾志忞对学堂乐歌的创作观念和创作方法的个人独到见解。他还指出“学校歌词不难于协雅，而难于协稚”，要以“适于教育之理论实际”为目标，“通俗上口又意蕴深意”，“以小见大，激发志气”。曾志忞先生所言，正是学堂乐歌为体现教育启蒙意义的表现形式。
正是因为肩负着启蒙教育、传播时代精神的任务，学堂乐歌以富国强兵、抵御外强欺凌的爱国精神为主要内容，反映了二十世纪初期中国人民最迫切的时代要求和在西方列强瓜分中国土地的严峻形势下迸发的强烈的爱国情感，如代表作品《何日醒》、《军歌》、《中国男儿》等。此外，学堂乐歌还有其他的表达主题：如欢呼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新政，代表作品《革命军》、《美哉中华》等；配合向中小学生进行所谓“军国民”教育的各种军歌，代表作品有《从军歌》、《学生军》等；涉及妇女解放、男女平等，代表作品有《勉女权》、《缠足苦》等；鼓吹学习新文化，倡导除去旧习俗、树立新风气，代表作品有《格致》、《文明婚》等；主要向青少年进行勤学苦练的思想教育和热爱生活、热爱自然的审美教育，代表作品有《勉学》、《送别》等；鼓吹忠君、尊孔等封建传统伦理道德，代表作品有《尊孔》、《演孔歌》等。多种主题的学堂乐歌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现实，唱出了民众的心声，为社会传播了先进的思想文化，成为了反对封建思想、宣传民主精神的有力武器。
在学堂乐歌的兴起和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最早的一批音乐家，如沈心工、曾志忞、李叔同、辛汉、李剑虹、柯政和等。这些音乐先驱们大多都有出国留学的背景，而主修专业并非音乐。但出于对音乐的热爱和对祖国教育事业的责任，他们后来纷纷投身于学堂乐歌的创作和传播中。其中，具有突出贡献并产生广泛影响的是沈心工、曾志忞和李叔同，他们被称为中国近代学堂乐歌创作的“三驾马车”。在他们的带动下，各地音乐家、教育家先后广泛投身于音乐教育之中。
由于时代所限，学堂乐歌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歌曲歌词深奥难懂、词曲不搭配、残留封建思想等。但纵观学堂乐歌的整个发展过程，学堂乐歌在中国近现代社会音乐教育中所产生的重大意义是不容质疑的。在教育方面，学堂乐歌运动使二十世纪中国的新型学校普及音乐教育体系全面建立，在曲折中探索出了中国现代社会普及音乐教育之路，使得中国古代“口传心授“的音乐教育模式得到改造，音乐教育的受众数量得到了全面提高；在思想文化方面，通过学堂乐歌教唱运动，先进的现代文化观念得到了广泛传播，唱响了时代的主旋律；在对外交流方面，学堂乐歌是中外文化交流的见证，其选曲填词的特殊创作方式，使得一大批优秀的日本和西洋音乐进入中国，西洋的许多乐器、音乐演奏形式、音乐体裁开始为国人所接受，西洋乐理、简谱和五线谱记谱法以及声乐、器乐、作曲技法也被逐渐推广运用。作为中国近代音乐文化的开端，学堂乐歌对中国近代音乐发展做出了启蒙性的贡献，其影响是深远而悠久的。
一些有志之士在意识到自身在“器物”上无法与西方抗衡的同时，也惊觉中国自身在制度、教育以及文化艺术等方面远远落后于西方。“大家不约而同地认识到学习西方‘软文化’的重要性，并且较多地把文化问题与社会问题、政治问题联系起来。这样一来，就从根本上触及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专制制度的统治地位，并且分明预告着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必将发生彻底变革。”
中国近代音乐的发展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政治思潮背景下有了新的开端、新的脉络。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向社会呼吁：“盖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所以，革新传统教育体制、设立新式学堂工程里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设立新式学堂的音乐教育体系。
1901年清政府接受维新派提出的部分改革主张，宣布开始实行“新政”，允许各地“废科举、兴学堂”。1904年正式公布由张百熙、张之洞等人共同制定的《奏定学堂章程》。于是，新型体系开始在全国范围逐步推广。以学堂乐歌为主的新型音乐教育体系从民间自发的运动，正式获得了政府支持。由于当时中小学的“唱歌课”只是被作为“随意科”来对待，因此还未能成为“必修课程”。所以，以学堂乐歌为主的新型音乐教育体系首先在各地的师范学校、蒙养院（幼稚园）内开始逐步实施，1907年后逐步向各级中小学校推广。
中国近代音乐史中的学堂乐歌，是指二十世纪初期随着近代新式学堂的建立而兴起的歌唱文化，一般指学堂开设的音乐课或为学堂唱歌而编创的歌曲，通过对乐歌的习唱，对年轻的学生灌输新的民主主义启蒙教育和爱国思想，其思想启蒙意义要大大超过其艺术审美教育意义。它的产生，既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也是本土维新改良势力的政治文化诉求在音乐艺术方面的体现。
在战乱纷繁国家岌岌可危的世纪之交，学堂乐歌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接触与碰撞中萌发并发展的。在当时侵略与反侵略，被迫与主动，崇外与仇外，反传统与民族主义等诸多矛盾纠缠在一起导致了一个进退两难的文化困境。
单就音乐文化而言，在我个人看来中国古代传统音乐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显得有些“不入流”，而外国文化艺术的传入更对中国音乐造成了重大冲击。由于我国古代诗、词、曲咏唱的创作方式多为根据现成的歌调、曲牌填以新词，当时从事学堂乐歌编写的人对专业作曲知识知之甚少。由音乐家自己作曲的学堂乐歌现在仅见十余首，总体上看虽有少量如《黄河》（杨度词、沈心工曲）、《春游》（李叔同曲）的佳作，但大多数质量不高，还停留在刚刚起步的阶段。于是音乐先驱们便于外国音乐中提取其优美而朗朗上口的旋律作为“土壤”，而在其中播种中国近代音乐的种子。例如采用日本的旋律填词的歌曲，根据日本游戏歌曲《手戏》的旋律，加以改编并配以新词所作的《体操——兵操》（后改名为男儿第一志气高）；采用欧美各国的曲调配以新词的歌曲，如以韦伯歌剧《自由射手》中《伴娘之歌》的曲调填词的第二部分合唱《丰年》；取调取自美国歌曲《梦见家和母亲》，加以改编填词的《送别》等。由此我认为，学堂乐歌很大一部分是中国文学与外来音乐的有机结合。所以，学堂乐歌的编创更为注重歌词的填写，也就是说歌词是学堂乐歌的“精髓”。
“今吾国之所谓学校歌曲，其文之高深，十倍于读本；甚有一字一句，即用数十行讲义而幼稚仍不知者。”这是学堂乐歌代表人物曾志忞对学堂乐歌的创作观念和创作方法的个人独到见解。他还指出“学校歌词不难于协雅，而难于协稚”，要以“适于教育之理论实际”为目标，“通俗上口又意蕴深意”，“以小见大，激发志气”。曾志忞先生所言，正是学堂乐歌为体现教育启蒙意义的表现形式。
正是因为肩负着启蒙教育、传播时代精神的任务，学堂乐歌以富国强兵、抵御外强欺凌的爱国精神为主要内容，反映了二十世纪初期中国人民最迫切的时代要求和在西方列强瓜分中国土地的严峻形势下迸发的强烈的爱国情感，如代表作品《何日醒》、《军歌》、《中国男儿》等。此外，学堂乐歌还有其他的表达主题：如欢呼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新政，代表作品《革命军》、《美哉中华》等；配合向中小学生进行所谓“军国民”教育的各种军歌，代表作品有《从军歌》、《学生军》等；涉及妇女解放、男女平等，代表作品有《勉女权》、《缠足苦》等；鼓吹学习新文化，倡导除去旧习俗、树立新风气，代表作品有《格致》、《文明婚》等；主要向青少年进行勤学苦练的思想教育和热爱生活、热爱自然的审美教育，代表作品有《勉学》、《送别》等；鼓吹忠君、尊孔等封建传统伦理道德，代表作品有《尊孔》、《演孔歌》等。多种主题的学堂乐歌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现实，唱出了民众的心声，为社会传播了先进的思想文化，成为了反对封建思想、宣传民主精神的有力武器。
在学堂乐歌的兴起和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最早的一批音乐家，如沈心工、曾志忞、李叔同、辛汉、李剑虹、柯政和等。这些音乐先驱们大多都有出国留学的背景，而主修专业并非音乐。但出于对音乐的热爱和对祖国教育事业的责任，他们后来纷纷投身于学堂乐歌的创作和传播中。其中，具有突出贡献并产生广泛影响的是沈心工、曾志忞和李叔同，他们被称为中国近代学堂乐歌创作的“三驾马车”。在他们的带动下，各地音乐家、教育家先后广泛投身于音乐教育之中。
由于时代所限，学堂乐歌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歌曲歌词深奥难懂、词曲不搭配、残留封建思想等。但纵观学堂乐歌的整个发展过程，学堂乐歌在中国近现代社会音乐教育中所产生的重大意义是不容质疑的。在教育方面，学堂乐歌运动使二十世纪中国的新型学校普及音乐教育体系全面建立，在曲折中探索出了中国现代社会普及音乐教育之路，使得中国古代“口传心授“的音乐教育模式得到改造，音乐教育的受众数量得到了全面提高；在思想文化方面，通过学堂乐歌教唱运动，先进的现代文化观念得到了广泛传播，唱响了时代的主旋律；在对外交流方面，学堂乐歌是中外文化交流的见证，其选曲填词的特殊创作方式，使得一大批优秀的日本和西洋音乐进入中国，西洋的许多乐器、音乐演奏形式、音乐体裁开始为国人所接受，西洋乐理、简谱和五线谱记谱法以及声乐、器乐、作曲技法也被逐渐推广运用。作为中国近代音乐文化的开端，学堂乐歌对中国近代音乐发展做出了启蒙性的贡献，其影响是深远而悠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