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会笔记1
女性之花的欲望机器：雪绒花计划女性主义讨论会
张念、张涵露、截获电台
明当代美术馆（闸北区永和东路436号）
2016/3/8 14:00-16:00
——张念老师谈论部分不完全记录：
花的绽放，是令人惊诧的，如何捕捉细腻的绽放瞬间？人的肉眼无法捕捉瞬时的、刹那的绽开瞬间，只能靠机器之眼的记录——因而，一种新的、技术经验介入人的存在与世界的关系，这是首先要讨论的。此处的机器技术是指斯蒂格勒所称的记忆的技术。
19世纪之前，语言、符号作为present和re-present的内容，是由我看见的，经由人的肉眼的观察，如尼采所说，产生了理性之光，主体中心主义，并先由可见的才产生可思的。
19世纪机械之眼产生，一如本雅明所述，因此“看”这一举动出现了主观性和客观性的问题，机器在看，且超越了人的官能限度：是机器在读花的语言。艺术史即演变成技术史，以机器装置为中心。机器和技术一方面成为人的器官的延伸，使人惊诧，另一方面致使人越发懒惰、脆弱、无能：以巴赫的音乐为例，在机械复制技术尚未到来前，人们只能赶去现场听其演奏——机械技术的大量出现：钢琴等乐器的大量出现使人们可以在家自己演奏，做到足不出户（19世纪布尔乔亚家庭的典型配制：书房和钢琴）——录音技术的出现：唱片的产生，人们只需简单播放唱片就能听到音乐。
正是在机械技术这样介入和影响我们的生活和存在的大语境下，我们再去谈论：此时我们的身体能做什么？这是一个技术理性的，机械、机器的世界，循环往复的生产模式，即理性行为模式，使人对理性产生极度的信任与狂妄，但理性的生产是有漏洞的（如何解释金融危机？是什么在主宰这一循环往复？）我们需要找到的是其中的驱动力driver，即最为本体的、不可再分的根基，一种最初的、原始的“动”能。技术理性将万事万物全部拆解，将人的存在形式拆解，使其中的部件单独运作，忽略了整体的“动”，将事物的局部功能化，并以力的形式重新反馈给人，仿佛人只需要“这个”就能启动局部。
然而，女人的身体是非局部的展示品，是整体的存在。我们谈论项链，在理性主义那里，项链的定义是被给定的。然而，我们应该试着将它与身体的温度等各种因素一起考虑，去重新塑造项链的概念，去重新摆正人与物的关系，继而，人的丰富性和个体性才能出现。如今往往是艺术家在引领哲学家重造定义，去以如身体与物质这样一种欲望机器对抗机械机器。
论及哲学概念上的女人，在弗洛伊德那里是不可解的、不可言说的存在，在德勒兹那里，是生命原欲的能量机器。女人是德勒兹笔下的欲望机器，在她身上存在着一个忧郁、幽暗的洞穴，一个不停消逝同时又不断涌现的泉眼，是一种匮缺，是刻写在女人身体上的性别创伤——女人的这些特质都呈现出反理性主义的完整性。那么问题来了：如何在艺术的语言中重塑女人的洞穴，能否以声音哲学的形式，它是非实存的，存在的同时又即刻消失？能否以味觉的形式呈现，如何令味觉可触摸？如何在抵制理性主义式的、规制的、模式化的语言的层面上诉说女性之伤？关于洞穴，柏拉图在《洞穴》中所指的是一个世俗的、经验的世界，而女人的身体自带洞穴，蕴藏不可捉摸的情感、无法名状的幽暗起伏的情绪经验。因此魏宁格说必须焚毁女人，她是不确定的，未知的，恐怖的。在波伏娃的《第二性》中，女人是出于男性分配的位置上的，女人因其不是而有罪；在德勒兹那里，女人是在非语言的层面上的，是未知数x；在齐泽克那里，女人位于实在界Real这一前语言的意义上存在，在伯格森的摄像机中被捕捉的（？）提及菲勒斯女人的歇斯底里症，因持久的压抑而极端爆发能量。
张念老师提出问题：在实存性上的男性与女性的这种绝对差异究竟意味着什么？不应在认识论意义上贬斥女性，如何在艺术论、艺术行为中用艺术语言将其呈现出来？尼采认为哲学家都应携带子宫，是具有生产性的、有孕育能力的，可以produce和re-produce的。在福柯那里，不是性器官属于我，而是我属于性器官。
关于身体。古希腊崇尚的是观念的身体（城邦筛选公民要求之一就是体格俊美，理想和谐），文艺复兴时期复兴的也是这个意义上的身体。中国古代女人的裹脚，是在空间意义上的身体观，是处于内闱的，人为性的伤残标记成为女人性别的identity，是文化塑造出来的性感之物，一种审美眩晕。与欧洲的束胸不同，她们是可束可不束的，非强制性的，只是一种贵族的流行风尚。西方的性只需F和M的intercourse组成即可，而东方则需要第三只眼的观看，性欲的位置在这里，类似拉康的客体小a的位置。
艺术品与艺术家的关系。论及康德的审美判断力；德勒兹，拉康的神经症（不同于福柯的精神病）是可会诊的；阿伦特：艺术、哲学、政治，走向政治神学。
拉康谈feminism，绝对的两极pole（德勒兹也谈）。Post：终结与起始，并非anti的意思。
张念、张涵露、截获电台
明当代美术馆（闸北区永和东路436号）
2016/3/8 14:00-16:00
——张念老师谈论部分不完全记录：
花的绽放，是令人惊诧的，如何捕捉细腻的绽放瞬间？人的肉眼无法捕捉瞬时的、刹那的绽开瞬间，只能靠机器之眼的记录——因而，一种新的、技术经验介入人的存在与世界的关系，这是首先要讨论的。此处的机器技术是指斯蒂格勒所称的记忆的技术。
19世纪之前，语言、符号作为present和re-present的内容，是由我看见的，经由人的肉眼的观察，如尼采所说，产生了理性之光，主体中心主义，并先由可见的才产生可思的。
19世纪机械之眼产生，一如本雅明所述，因此“看”这一举动出现了主观性和客观性的问题，机器在看，且超越了人的官能限度：是机器在读花的语言。艺术史即演变成技术史，以机器装置为中心。机器和技术一方面成为人的器官的延伸，使人惊诧，另一方面致使人越发懒惰、脆弱、无能：以巴赫的音乐为例，在机械复制技术尚未到来前，人们只能赶去现场听其演奏——机械技术的大量出现：钢琴等乐器的大量出现使人们可以在家自己演奏，做到足不出户（19世纪布尔乔亚家庭的典型配制：书房和钢琴）——录音技术的出现：唱片的产生，人们只需简单播放唱片就能听到音乐。
正是在机械技术这样介入和影响我们的生活和存在的大语境下，我们再去谈论：此时我们的身体能做什么？这是一个技术理性的，机械、机器的世界，循环往复的生产模式，即理性行为模式，使人对理性产生极度的信任与狂妄，但理性的生产是有漏洞的（如何解释金融危机？是什么在主宰这一循环往复？）我们需要找到的是其中的驱动力driver，即最为本体的、不可再分的根基，一种最初的、原始的“动”能。技术理性将万事万物全部拆解，将人的存在形式拆解，使其中的部件单独运作，忽略了整体的“动”，将事物的局部功能化，并以力的形式重新反馈给人，仿佛人只需要“这个”就能启动局部。
然而，女人的身体是非局部的展示品，是整体的存在。我们谈论项链，在理性主义那里，项链的定义是被给定的。然而，我们应该试着将它与身体的温度等各种因素一起考虑，去重新塑造项链的概念，去重新摆正人与物的关系，继而，人的丰富性和个体性才能出现。如今往往是艺术家在引领哲学家重造定义，去以如身体与物质这样一种欲望机器对抗机械机器。
论及哲学概念上的女人，在弗洛伊德那里是不可解的、不可言说的存在，在德勒兹那里，是生命原欲的能量机器。女人是德勒兹笔下的欲望机器，在她身上存在着一个忧郁、幽暗的洞穴，一个不停消逝同时又不断涌现的泉眼，是一种匮缺，是刻写在女人身体上的性别创伤——女人的这些特质都呈现出反理性主义的完整性。那么问题来了：如何在艺术的语言中重塑女人的洞穴，能否以声音哲学的形式，它是非实存的，存在的同时又即刻消失？能否以味觉的形式呈现，如何令味觉可触摸？如何在抵制理性主义式的、规制的、模式化的语言的层面上诉说女性之伤？关于洞穴，柏拉图在《洞穴》中所指的是一个世俗的、经验的世界，而女人的身体自带洞穴，蕴藏不可捉摸的情感、无法名状的幽暗起伏的情绪经验。因此魏宁格说必须焚毁女人，她是不确定的，未知的，恐怖的。在波伏娃的《第二性》中，女人是出于男性分配的位置上的，女人因其不是而有罪；在德勒兹那里，女人是在非语言的层面上的，是未知数x；在齐泽克那里，女人位于实在界Real这一前语言的意义上存在，在伯格森的摄像机中被捕捉的（？）提及菲勒斯女人的歇斯底里症，因持久的压抑而极端爆发能量。
张念老师提出问题：在实存性上的男性与女性的这种绝对差异究竟意味着什么？不应在认识论意义上贬斥女性，如何在艺术论、艺术行为中用艺术语言将其呈现出来？尼采认为哲学家都应携带子宫，是具有生产性的、有孕育能力的，可以produce和re-produce的。在福柯那里，不是性器官属于我，而是我属于性器官。
关于身体。古希腊崇尚的是观念的身体（城邦筛选公民要求之一就是体格俊美，理想和谐），文艺复兴时期复兴的也是这个意义上的身体。中国古代女人的裹脚，是在空间意义上的身体观，是处于内闱的，人为性的伤残标记成为女人性别的identity，是文化塑造出来的性感之物，一种审美眩晕。与欧洲的束胸不同，她们是可束可不束的，非强制性的，只是一种贵族的流行风尚。西方的性只需F和M的intercourse组成即可，而东方则需要第三只眼的观看，性欲的位置在这里，类似拉康的客体小a的位置。
艺术品与艺术家的关系。论及康德的审美判断力；德勒兹，拉康的神经症（不同于福柯的精神病）是可会诊的；阿伦特：艺术、哲学、政治，走向政治神学。
拉康谈feminism，绝对的两极pole（德勒兹也谈）。Post：终结与起始，并非anti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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