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晓芒《中国当代启蒙的任务和对象》讲座后记
蓑笠翁/文
从豆瓣的“邓晓芒小组”得知了这个讲座的时间和地点，比较感兴趣，加之久闻邓先生大名，于是下班后从汉口匆忙赶到武汉大学。虽然提前将近一个小时到达，近300个座位的大教室里仍然没有空座，过道里都挤满了准备听课的学生，可见邓在武大学生中的威望和魅力。讲座开始前大屏幕上有关邓的介绍也证实了邓已经正式加盟华中科技大学的传闻。
邓先生的讲座基本上分为三个部分：一、关于启蒙的界定；二、中国当代启蒙的任务；三、中国当代启蒙的对象。首先声明一点，我对邓先生一向很钦佩，他关于康德的翻译、介绍和研究的成果在国内是获得普遍认可的，所以我无意也无资格来对他的思想说三道四，下文只是就事论事，对他在本次讲演中的某些观点提出一点看法而已。
很显然，邓先生的“启蒙”主要是针对“传统”而言的。他在讲座的总结部分表示自己并非全盘否定传统的某些优点，并以日本、韩国和台湾等地“国学”的研究成就之高来证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必须建立在启蒙任务—即自由、平等、人权、民主等等普适价值—完成的基础上。他在《这个时代太需要思想了》这篇文章中也说过"只有批判传统文化，才能给传统文化注入新的生机，也才能弘扬传统文化”这样类似的话。这一点我是完全赞同的，并且认为这是一种正确对待传统和现代关系的看法。但他在整个演讲过程中只字不提传统的优秀之处，并且在一开始就给传统扣上了一顶“无理性”或“非理性”的大帽子，大有釜底抽薪之意，这不由得使人非常怀疑他的“优秀传统”说法是否由衷了。
一、“启蒙”就是“批判”？
邓先生一开始就对“启蒙”的概念进行了解释，将“启蒙”和“启蒙运动”严格分开：认为“启蒙运动”仅仅是指18世纪发生在欧洲的那场由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康德和洛克等人发动的提倡理性的思想革命；而“启蒙”不仅仅是一场运动，它是一个不断进化的过程。他分别引用康德的《答何谓启蒙》和福柯的《什么是启蒙》这两篇文章，对启蒙作了一个全面的分析，尤其是分析了福柯对启蒙的独特理解--福柯把启蒙看作是一种不断对“现在”进行批判的态度或气质，认为福柯是一种“非理性的理性”。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全球意义上启蒙的三个阶段的代表人物，即卢梭、康德和福柯。
这种看法确实比较新颖，但是否准确呢？我们知道，福柯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代表人物，以“解构”为主要特征的后现代主义继承了尼采的非理性传统，严厉批评理性对人的束缚。接着尼采“上帝死了”的预言，福柯以知识考古学的手段研究了疯癫、临床医学、知识与权力的关系等等诸多领域，得出的结论是“人死了”、文本之外无他物。毫无疑问，他是反理性、反启蒙的。我宁可相信，他之所以把启蒙看作是一种不断对“现在”进行批判的态度或气质，完全是为了后现代主义解构一切后形成的巨大虚空来作辩解的，价值的摧毁或者说“解构”固然畅快，但价值的重建就没那么简单了。福柯实际上混淆了“启蒙”和“批判”这两个概念。
在此基础上，我宁可采取启蒙的原始含义：启蒙的目的是引导世界走出充满着传统教义、非理性、盲目信念以及专制的一个时期（这一时期通常被称为黑暗时期），即启蒙就是一个理性化的过程。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说法，就是一个“去魅”的过程，任何事情都可以通过科学的分解、研究、计算加以把握和澄清，这跟传统社会相比是一个本质性的区别。相对于“批判”，“启蒙”毋宁说是一个底线：启蒙是将人从无知中唤醒，在启蒙运动中则表现为在天赋人权理论的指引下，让人民普遍接受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这些普适价值；而批判则是一种贯穿于人类历史的、使人保持清醒状态的方法和态度，它是没有时代界限的。就拿“启蒙运动”提倡的这些普适价值来说，也是可以批判的：真的有天赋人权？民主就没有局限性？自由就没有它自己的问题？这些都是可以批判和讨论的，但是作为一个底线来说，尽管这些普适价值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他们仍然是一种合理的存在，因为和它们相对立的那些价值更不可取。
具体到中国现实来说，将“启蒙”和“批判”混为一谈则更加危险。将“批判”纳入“启蒙”的范畴，看似扩展了“启蒙”的意义，其实是消解了“启蒙”的意义。前面已经讲过，启蒙是一个底线，在底线已经实现的基础上，根据波普尔的“证伪论”，没有绝对的真理，批判是毫无问题的。西方国家的启蒙运动发生在18世纪，启蒙的目标（既现在所说的普适价值）非但早已完成，且已成为一种输出价值观（当然，这种价值观是否适合一切国家令当别论），在这个基础上谈批判是自然而然和必要的。但是在目前的中国，这些价值观根本就没有完成，借用邓先生的话讲，就是中国目前仍然在启蒙的门口徘徊。如果此时贸然将启蒙和批判等同起来，那就会混淆人们的视线：既然原始意义上的“启蒙”的那些目标本身都值得批判，那这些目标（普适价值）本身还有追求的必要性吗？这一点恰恰是目前中国那些时髦的“后现代主义”的鼓噪者遭到严厉批判的原因！试图由一个前现代国家一步跨入后现代国家是荒唐的。当然，也许邓先生的本意并非如此，他将“批判”引入“启蒙”的目的是为了提醒人们中国的启蒙任务远远没有完成，但这种引入客观上势必造成启蒙目标的消解，这显然是包括邓先生在内的许多人都不愿意看到的。
所以，我认为按照福柯的观点将“启蒙”等同于“批判”，在目前的中国是极其危险的。
二、“五四”启蒙和“80年代”启蒙最终都堕入传统的魔咒？
邓先生在演讲中认为20世纪的中国先后发生了两次启蒙运动，即“五四”新文化运动和80年代的“文化热”，认为这两次启蒙运动都没有完成它们的历史人物，所以现在需要进行第三次启蒙运动。这是毫无问题的，很容易达成共识。关键的问题是，他认为这两次启蒙运动之所以未能完成任务、仍然在启蒙的门口徘徊而未入的原因不是别的，而是因为传统惯性思维的惰性所致，按他的话来说，西方的启蒙运动是向前进，而我们启蒙运动是往后退，即堕入传统文化的魔咒。按邓先生的话说，那些当初极力提倡启蒙的人最终都滑向了传统文化，认为这是一个可笑的怪圈。这种判断符合历史事实吗？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背景是很清晰的，就是在救亡的迫切要求下，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意识到了传统文化（旧文化）中的不合理成分，试图借用西方的“民主”和“科学”观念来更新中国人的文化观念，即提倡“新文化”。新文化运动的成果是显著的，它改变了长期以来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而逐渐向现代思维方式转变，而它之所以未能完成历史任务的主要原因不在别的，而是在邓先生在演讲中提到的、李泽厚所说的“启蒙”和“救亡”的矛盾上，最终“救亡”压倒了“启蒙”，启蒙的进程嘎然而止。虽然在新文化运动的过程中有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如梁漱溟、陈寅恪等人）极力倡导传统文化的某些价值，但这些人的声音是极其微弱的，而且即使是他们也并非一味地反对民主和科学，他们对传统和现代价值关系的认识和邓先生提过的"只有批判传统文化，才能给传统文化注入新的生机，也才能弘扬传统文化”并无本质区别；“五四”启蒙的终结者恰恰不是传统文化，而是传统文化最激进的批判者—马克思主义思想极其政党。
尽管80年代的文化热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很大的区别，但还是有一定的相似性，即在引进西方思想（这次引进的是尼采和萨特）的同时，激烈批判传统文化。当然，这次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是间接的，即认为造成57年到76年一系列不正常社会现象（尤其是“wenge”）的根源在于传统“封建”文化的残余思想，这次文化热的高潮就是“河殇”的出现。这次启蒙的终结原因同样不是传统文化的回归（事实上，传统文化在中国大陆已经成为一缕越来越弱的游魂），而是政治力量的介入。
这里有一个极关键的问题：wenge和传统文化到底是什么关系？因为邓先生在其演讲（尤其是“当代启蒙的对象”部分）中，屡次借用“wenge”中的种种荒唐现象和行为来批判传统文化，似乎就象很多人认为的那样，“wenge”那些乱象的原因不是别的，恰恰是因为传统“封建”文化（封建这个词到底准确与否，很多学者都已经阐述过）借尸还魂的缘故。传统文化再一次做了替罪羊。其实，“wenge”的那些荒唐情节几乎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上演过，把它归咎到中国传统文化是没有道理的。余英时先生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一文中将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国历史分成几个阶段，认为这是一个不断激进（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的过程，这一过程在“wenge”中到达顶点；wenge后，有些人并不将jiquan制和wenge的根源放到gongchanzhuyi学说和制度上，又一次把目标指到了儒家传统上，虽然他们以破四旧的方式将文化传统破坏殆尽，却认为这些问题仍然要由儒家来负责，主张以所谓的蓝色文明（西方的海洋文明）爱取代黄色文明（中国的农耕文明），这便是80年代记录片《河殇》的主题。
所以说，“五四”启蒙和“80年代”启蒙最终失败的原因并非是因为堕入传统的魔咒，而是因为外力（“救亡”和政治力量）造成的，如果不是外力的介入，我对这两次启蒙运动的前景是看好的。
三、中国传统文化完全是“非理性”的吗？
邓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一言以概括之，就是无理性或者说非理性。他将理性分为两种：逻辑理性和超越理性，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与这两者均不符合，所以说它是一种非理性的文化。关于逻辑理性，他认为中国古代除了墨家有一些原始的、没有得到发展的逻辑思维外，其他各家均无逻辑思想；超越理性指的是宗教，中国也没有发展出一种全民信仰的宗教。
首先有一个问题：理性可以简单地用逻辑理性和超越理性来划分吗？这样划分是否显得过于草率和武断？再说，逻辑理性的最终结果是科学，超越理性的最终结果是宗教。基督教和现代科学之间的关系尽管有些纠结，但总体的关系应该是敌对的，科学每向前进一步，基督教就会往后退一步。
康德将理性分为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个人经验在先验的理论理性（即知性）的指导下可以认识，故尔产生了现代科学，这一端牛顿是康德的导师；后者（实践理性）是不可知的，属于道德领域，民主与人权理念发源于此，这一端卢梭是康德的精神导师。从这两种划分上来说，中国传统文化无疑都是具备的，当然，理论理性这一端要薄弱一些。
韦伯将理性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价值理性强调的是动机的纯正和选择正确的手段去实现自己意欲达到的目的，而不管其结果如何；而工具理性是指行动只由追求功利的动机所驱使，行动借助理性达到自己需要的预期目的。工具理性类似于李泽厚所说的实用理性，这正是传统中国文化之所以能流传几千年的原因，当然，对这种所谓的实用理性看法也是各异，有人赞同之，有人批评之，但无论如何也不能否认它含有一定的理性成分在内。
韦伯本人也从“去魅”的角度出发，认为儒教是一种非常理性化的文化（或者说宗教，当然，儒家是否为宗教另当别论），当然，他也认为儒家文化中的某些特征是产生资本主义的障碍，这是后话了，我们毋宁把资本主义在西方的产生作为一个例外；李泽厚从巫史传统的角度出发，认为正是巫的理性化（由“巫”至“礼”）使得中华文化发生了一个质的飞跃；梁漱溟也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早熟的理性。无论如何，将中国传统文化归结为一个“非理性”肯定是不合适的，虽然它的理性传统可能没有西方文化传统（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那么深厚。试想，一种完全“非理性”的文化能流传乃至强大这么久远？
邓先生用“天理”和“潜规则”来概括传统文化，他认为朱熹的“天理”和西方的理性完全是不同的两个概念。我不否认朱熹的“天理”含有“人情”在内，他的“格物致知”的最终目的是“治国平天下”，但这必然意味着“天理”和“理性”水火不容吗？其实，朱熹的“天理”和柏拉图的“理念”都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概念。天理和人欲的截然区分在基督教中甚至表现得更为明显，基督教对人欲的去除是直接针对所有人的；而朱熹本人并未主张彻底的“去人欲”，他的精神修养的目标是成圣成贤，显然并非针对普通人。当然，明清时期朱熹的理学（主要是《四书集注》）被官方定为科举的标准答案，并以“礼教”的方式用于约束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这就超出了他的学说的能力，并造成了对普通人人性的约束和思想的僵化，这也是毋庸质疑的。至于用“潜规则”来概括传统文化，那就更片面了，每一种文化都有它的阴暗面，不能以偏概全。
四、总结
以上是对邓先生本次讲演中的某些观点提出一点看法而已，成熟与否，姑至不论。整体来说，邓先生的确提出了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问题：中国当代的启蒙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还有一段相当长的路要走；另外，一味以传统文化无所不包为由对启蒙持敌视态度，或者认为中国当代的启蒙任务已经完成，都是不可取的。还是回到开始那句话：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必须建立在启蒙任务—即自由、平等、人权、民主等等普适价值—完成的基础上。
从豆瓣的“邓晓芒小组”得知了这个讲座的时间和地点，比较感兴趣，加之久闻邓先生大名，于是下班后从汉口匆忙赶到武汉大学。虽然提前将近一个小时到达，近300个座位的大教室里仍然没有空座，过道里都挤满了准备听课的学生，可见邓在武大学生中的威望和魅力。讲座开始前大屏幕上有关邓的介绍也证实了邓已经正式加盟华中科技大学的传闻。
邓先生的讲座基本上分为三个部分：一、关于启蒙的界定；二、中国当代启蒙的任务；三、中国当代启蒙的对象。首先声明一点，我对邓先生一向很钦佩，他关于康德的翻译、介绍和研究的成果在国内是获得普遍认可的，所以我无意也无资格来对他的思想说三道四，下文只是就事论事，对他在本次讲演中的某些观点提出一点看法而已。
很显然，邓先生的“启蒙”主要是针对“传统”而言的。他在讲座的总结部分表示自己并非全盘否定传统的某些优点，并以日本、韩国和台湾等地“国学”的研究成就之高来证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必须建立在启蒙任务—即自由、平等、人权、民主等等普适价值—完成的基础上。他在《这个时代太需要思想了》这篇文章中也说过"只有批判传统文化，才能给传统文化注入新的生机，也才能弘扬传统文化”这样类似的话。这一点我是完全赞同的，并且认为这是一种正确对待传统和现代关系的看法。但他在整个演讲过程中只字不提传统的优秀之处，并且在一开始就给传统扣上了一顶“无理性”或“非理性”的大帽子，大有釜底抽薪之意，这不由得使人非常怀疑他的“优秀传统”说法是否由衷了。
一、“启蒙”就是“批判”？
邓先生一开始就对“启蒙”的概念进行了解释，将“启蒙”和“启蒙运动”严格分开：认为“启蒙运动”仅仅是指18世纪发生在欧洲的那场由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康德和洛克等人发动的提倡理性的思想革命；而“启蒙”不仅仅是一场运动，它是一个不断进化的过程。他分别引用康德的《答何谓启蒙》和福柯的《什么是启蒙》这两篇文章，对启蒙作了一个全面的分析，尤其是分析了福柯对启蒙的独特理解--福柯把启蒙看作是一种不断对“现在”进行批判的态度或气质，认为福柯是一种“非理性的理性”。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全球意义上启蒙的三个阶段的代表人物，即卢梭、康德和福柯。
这种看法确实比较新颖，但是否准确呢？我们知道，福柯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代表人物，以“解构”为主要特征的后现代主义继承了尼采的非理性传统，严厉批评理性对人的束缚。接着尼采“上帝死了”的预言，福柯以知识考古学的手段研究了疯癫、临床医学、知识与权力的关系等等诸多领域，得出的结论是“人死了”、文本之外无他物。毫无疑问，他是反理性、反启蒙的。我宁可相信，他之所以把启蒙看作是一种不断对“现在”进行批判的态度或气质，完全是为了后现代主义解构一切后形成的巨大虚空来作辩解的，价值的摧毁或者说“解构”固然畅快，但价值的重建就没那么简单了。福柯实际上混淆了“启蒙”和“批判”这两个概念。
在此基础上，我宁可采取启蒙的原始含义：启蒙的目的是引导世界走出充满着传统教义、非理性、盲目信念以及专制的一个时期（这一时期通常被称为黑暗时期），即启蒙就是一个理性化的过程。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说法，就是一个“去魅”的过程，任何事情都可以通过科学的分解、研究、计算加以把握和澄清，这跟传统社会相比是一个本质性的区别。相对于“批判”，“启蒙”毋宁说是一个底线：启蒙是将人从无知中唤醒，在启蒙运动中则表现为在天赋人权理论的指引下，让人民普遍接受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这些普适价值；而批判则是一种贯穿于人类历史的、使人保持清醒状态的方法和态度，它是没有时代界限的。就拿“启蒙运动”提倡的这些普适价值来说，也是可以批判的：真的有天赋人权？民主就没有局限性？自由就没有它自己的问题？这些都是可以批判和讨论的，但是作为一个底线来说，尽管这些普适价值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他们仍然是一种合理的存在，因为和它们相对立的那些价值更不可取。
具体到中国现实来说，将“启蒙”和“批判”混为一谈则更加危险。将“批判”纳入“启蒙”的范畴，看似扩展了“启蒙”的意义，其实是消解了“启蒙”的意义。前面已经讲过，启蒙是一个底线，在底线已经实现的基础上，根据波普尔的“证伪论”，没有绝对的真理，批判是毫无问题的。西方国家的启蒙运动发生在18世纪，启蒙的目标（既现在所说的普适价值）非但早已完成，且已成为一种输出价值观（当然，这种价值观是否适合一切国家令当别论），在这个基础上谈批判是自然而然和必要的。但是在目前的中国，这些价值观根本就没有完成，借用邓先生的话讲，就是中国目前仍然在启蒙的门口徘徊。如果此时贸然将启蒙和批判等同起来，那就会混淆人们的视线：既然原始意义上的“启蒙”的那些目标本身都值得批判，那这些目标（普适价值）本身还有追求的必要性吗？这一点恰恰是目前中国那些时髦的“后现代主义”的鼓噪者遭到严厉批判的原因！试图由一个前现代国家一步跨入后现代国家是荒唐的。当然，也许邓先生的本意并非如此，他将“批判”引入“启蒙”的目的是为了提醒人们中国的启蒙任务远远没有完成，但这种引入客观上势必造成启蒙目标的消解，这显然是包括邓先生在内的许多人都不愿意看到的。
所以，我认为按照福柯的观点将“启蒙”等同于“批判”，在目前的中国是极其危险的。
二、“五四”启蒙和“80年代”启蒙最终都堕入传统的魔咒？
邓先生在演讲中认为20世纪的中国先后发生了两次启蒙运动，即“五四”新文化运动和80年代的“文化热”，认为这两次启蒙运动都没有完成它们的历史人物，所以现在需要进行第三次启蒙运动。这是毫无问题的，很容易达成共识。关键的问题是，他认为这两次启蒙运动之所以未能完成任务、仍然在启蒙的门口徘徊而未入的原因不是别的，而是因为传统惯性思维的惰性所致，按他的话来说，西方的启蒙运动是向前进，而我们启蒙运动是往后退，即堕入传统文化的魔咒。按邓先生的话说，那些当初极力提倡启蒙的人最终都滑向了传统文化，认为这是一个可笑的怪圈。这种判断符合历史事实吗？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背景是很清晰的，就是在救亡的迫切要求下，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意识到了传统文化（旧文化）中的不合理成分，试图借用西方的“民主”和“科学”观念来更新中国人的文化观念，即提倡“新文化”。新文化运动的成果是显著的，它改变了长期以来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而逐渐向现代思维方式转变，而它之所以未能完成历史任务的主要原因不在别的，而是在邓先生在演讲中提到的、李泽厚所说的“启蒙”和“救亡”的矛盾上，最终“救亡”压倒了“启蒙”，启蒙的进程嘎然而止。虽然在新文化运动的过程中有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如梁漱溟、陈寅恪等人）极力倡导传统文化的某些价值，但这些人的声音是极其微弱的，而且即使是他们也并非一味地反对民主和科学，他们对传统和现代价值关系的认识和邓先生提过的"只有批判传统文化，才能给传统文化注入新的生机，也才能弘扬传统文化”并无本质区别；“五四”启蒙的终结者恰恰不是传统文化，而是传统文化最激进的批判者—马克思主义思想极其政党。
尽管80年代的文化热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很大的区别，但还是有一定的相似性，即在引进西方思想（这次引进的是尼采和萨特）的同时，激烈批判传统文化。当然，这次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是间接的，即认为造成57年到76年一系列不正常社会现象（尤其是“wenge”）的根源在于传统“封建”文化的残余思想，这次文化热的高潮就是“河殇”的出现。这次启蒙的终结原因同样不是传统文化的回归（事实上，传统文化在中国大陆已经成为一缕越来越弱的游魂），而是政治力量的介入。
这里有一个极关键的问题：wenge和传统文化到底是什么关系？因为邓先生在其演讲（尤其是“当代启蒙的对象”部分）中，屡次借用“wenge”中的种种荒唐现象和行为来批判传统文化，似乎就象很多人认为的那样，“wenge”那些乱象的原因不是别的，恰恰是因为传统“封建”文化（封建这个词到底准确与否，很多学者都已经阐述过）借尸还魂的缘故。传统文化再一次做了替罪羊。其实，“wenge”的那些荒唐情节几乎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上演过，把它归咎到中国传统文化是没有道理的。余英时先生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一文中将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国历史分成几个阶段，认为这是一个不断激进（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的过程，这一过程在“wenge”中到达顶点；wenge后，有些人并不将jiquan制和wenge的根源放到gongchanzhuyi学说和制度上，又一次把目标指到了儒家传统上，虽然他们以破四旧的方式将文化传统破坏殆尽，却认为这些问题仍然要由儒家来负责，主张以所谓的蓝色文明（西方的海洋文明）爱取代黄色文明（中国的农耕文明），这便是80年代记录片《河殇》的主题。
所以说，“五四”启蒙和“80年代”启蒙最终失败的原因并非是因为堕入传统的魔咒，而是因为外力（“救亡”和政治力量）造成的，如果不是外力的介入，我对这两次启蒙运动的前景是看好的。
三、中国传统文化完全是“非理性”的吗？
邓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一言以概括之，就是无理性或者说非理性。他将理性分为两种：逻辑理性和超越理性，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与这两者均不符合，所以说它是一种非理性的文化。关于逻辑理性，他认为中国古代除了墨家有一些原始的、没有得到发展的逻辑思维外，其他各家均无逻辑思想；超越理性指的是宗教，中国也没有发展出一种全民信仰的宗教。
首先有一个问题：理性可以简单地用逻辑理性和超越理性来划分吗？这样划分是否显得过于草率和武断？再说，逻辑理性的最终结果是科学，超越理性的最终结果是宗教。基督教和现代科学之间的关系尽管有些纠结，但总体的关系应该是敌对的，科学每向前进一步，基督教就会往后退一步。
康德将理性分为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个人经验在先验的理论理性（即知性）的指导下可以认识，故尔产生了现代科学，这一端牛顿是康德的导师；后者（实践理性）是不可知的，属于道德领域，民主与人权理念发源于此，这一端卢梭是康德的精神导师。从这两种划分上来说，中国传统文化无疑都是具备的，当然，理论理性这一端要薄弱一些。
韦伯将理性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价值理性强调的是动机的纯正和选择正确的手段去实现自己意欲达到的目的，而不管其结果如何；而工具理性是指行动只由追求功利的动机所驱使，行动借助理性达到自己需要的预期目的。工具理性类似于李泽厚所说的实用理性，这正是传统中国文化之所以能流传几千年的原因，当然，对这种所谓的实用理性看法也是各异，有人赞同之，有人批评之，但无论如何也不能否认它含有一定的理性成分在内。
韦伯本人也从“去魅”的角度出发，认为儒教是一种非常理性化的文化（或者说宗教，当然，儒家是否为宗教另当别论），当然，他也认为儒家文化中的某些特征是产生资本主义的障碍，这是后话了，我们毋宁把资本主义在西方的产生作为一个例外；李泽厚从巫史传统的角度出发，认为正是巫的理性化（由“巫”至“礼”）使得中华文化发生了一个质的飞跃；梁漱溟也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早熟的理性。无论如何，将中国传统文化归结为一个“非理性”肯定是不合适的，虽然它的理性传统可能没有西方文化传统（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那么深厚。试想，一种完全“非理性”的文化能流传乃至强大这么久远？
邓先生用“天理”和“潜规则”来概括传统文化，他认为朱熹的“天理”和西方的理性完全是不同的两个概念。我不否认朱熹的“天理”含有“人情”在内，他的“格物致知”的最终目的是“治国平天下”，但这必然意味着“天理”和“理性”水火不容吗？其实，朱熹的“天理”和柏拉图的“理念”都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概念。天理和人欲的截然区分在基督教中甚至表现得更为明显，基督教对人欲的去除是直接针对所有人的；而朱熹本人并未主张彻底的“去人欲”，他的精神修养的目标是成圣成贤，显然并非针对普通人。当然，明清时期朱熹的理学（主要是《四书集注》）被官方定为科举的标准答案，并以“礼教”的方式用于约束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这就超出了他的学说的能力，并造成了对普通人人性的约束和思想的僵化，这也是毋庸质疑的。至于用“潜规则”来概括传统文化，那就更片面了，每一种文化都有它的阴暗面，不能以偏概全。
四、总结
以上是对邓先生本次讲演中的某些观点提出一点看法而已，成熟与否，姑至不论。整体来说，邓先生的确提出了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问题：中国当代的启蒙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还有一段相当长的路要走；另外，一味以传统文化无所不包为由对启蒙持敌视态度，或者认为中国当代的启蒙任务已经完成，都是不可取的。还是回到开始那句话：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必须建立在启蒙任务—即自由、平等、人权、民主等等普适价值—完成的基础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