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卡洛斯的翅膀
“我曾为文，将尼采、托尔斯泰、拜伦，都列入飞出的伊卡洛斯。但伊卡洛斯的性格，宁可飞高，宁可摔死。”
看《文学回忆录》时，我很爱这句话，反复读了几遍，觉得这位建筑师之子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在说到老子、释迦时，木心再次提起了这个飞出迷城的少年，二位的出走是伊卡洛斯之始，王宫就是迷楼。说当时释迦从王宫飞出，世界又是迷楼，要飞出世界，难了。最后好不容易飞出来，发现生命本身就是迷楼。但释迦伟大，悟出了生命之轮回，得以逃离。但并非所有人皆成释迦，故而绝大多数人只能被困在迷楼里，直到找到伊卡洛斯的翅膀。
看完浪漫主义的伊卡洛斯，再感受下后现代主义的风格。看过一个动画短片，片子里构造了一个纯粹由工具理性主宰的社会，每一个人都在扮演着自己的角色。动画片的主角家里的所有家具都是人来扮演，落地灯、床、挂衣钩……他出门时开的车也是人扮演的。一开始以为这个人就是这个世界的主宰了，没想到到了办公楼，他也需要为别人服务，成为一块地毯。细思恐极，麦当奴化深入骨髓，现代社会的每一个人都在机械地扮演着各自的角色。
然而，以上所说，也许和下面要说的故事只有一毛钱关系。
没错，昨天是我第一次见王嫣芸。与绝大多数人知晓她的方式一样，几年前我是通过网上炒得沸沸扬扬的裸模苏紫紫知道的她。那年我大一，突然有一天发现网页上尽是关于她的新闻，在前面还要加上一个“裸模”这样的定语，当时这种带有冲击感的亚文化比现在更不为人所接受，她很快被淹没在乌合之众的谩骂中。在我印象中她定是一个十分有个性和开放的人，挑战一切传统和教条，像毕加索《格尔尼卡》里的人们一样对着娱乐至死的时代尖叫、呐喊。之后，正如众多曾经的热炒话题一样，持续不到一周，关于苏紫紫的消息便沉溺下去了。
嫣芸留着清爽的短发，穿一件浅灰色的呢大衣，裤子是黑白不规则条纹的布艺阔腿裤，黑色长袖外面罩一件白色毛线背心，很瘦。她刚下飞机，笑着说自己从早上到现在还没洗脸呢，幸亏餐厅灯光暗。虽然是纯素颜，但她气色很好，皮肤干净白皙，眼睛很亮，如果她不说，旁人是断然看不出来的。我们是在她位于崔各庄的艺术工作室附近一家意式餐厅用餐，那地方附近是个别墅区，聚集众多国际友人。她显然对菜单轻车熟路，很快就点好了餐，很客气地对服务员说谢谢。在我们说话的时候，她会亲切地看着说话的人，歪着头侧耳倾听，让人觉得很舒服。那天，boss让我带了红酒，嫣芸说自己不能喝，倒了不到三分之一的高脚杯，慢慢品着。
喝着酒，嫣芸跟我们说起她去参加《奇葩说》录制的趣闻。录制在大兴，一次性录六期，每次都很累。但嫣芸说交到了很多好朋友，姜思达、陈咏开这些。她笑说，自己之前从未和同性恋打过交道，这次一下认识了好几个，“有时候他们安慰我，抱我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要用什么样的心情，是少女心还是爷们呢哈哈。”她很开心地讲起有一次她辩论失败，姜思达从后面抱了她一下，“我当时会觉得好温暖啊，但有点不知道如何回应”。讲起来的时候，很像小女生，很单纯地哈哈大笑了。
但嫣芸的骨子里仍有锋芒，那种不容许任何人侵犯自己的强烈意识。她在崔各庄有一个艺术工作室，原是一家厂房，她按照自己的想法改建了一下，就成了自己的工作室。因为崔各庄特殊的社区属性——社会主义新农村，故而有他们自己的一套运作规则。按照嫣芸的说法，就是他们很像一个小王国，村口有一个铁架作成的大门，很气派，门口有岗哨和路栏，出租车之外进村要收二百块钱保护费。当时她办工作室的时候，好几个土保安围在她的工作室门口要收钱，“我下去跟他们抽烟，说话，谁知道后来他们还得寸进尺，那既然你敬酒不吃，我就不需要跟你客气了”嫣芸说当时她直接就把家具整个横在门口，“今天不让我进去，谁都别想走。”
嫣芸很开放，现在的她可以笑谈当年苏紫紫事件，说自己曾经把人们骂她的话写在身体上，左边写着“鸡”，右边写着“婊子”；她也可以很平静地讲父母离异给她带来的伤害；她常见人就说，由于之前眼睛大小眼，她去开了下眼角，割下来好大一块皮。但有一些事嫣芸绝对不想提，她说参加奇葩说时，当时的辩题似乎是该不该为了钱去犯贱之类的，导师很想让她讲过去那段经历，嫣芸死活不想说，“我当时就是缺钱，我很缺这几百块钱，我被人骗了做了我不想做的事，我已经受到了伤害，为什么还要把这件事拿出来说？”那场辩论，嫣芸当场失控。而让她讶异的是，录制结束之后她问导演表现如何，导演跟她说，“不错啊”。“因为观众就是喜欢看冲突。”嫣芸说，在这种综艺类电视节目里，其实每一个人都在表演，表演他们自己的角色。她曾认识一个男孩，在节目中的形象永远是阳光向上五好青年，但其实，那个孩子自己得了肺痨，家人却不知道，他在自己攒钱给自己治病。每一次上节目，男孩都拼尽全力要赢，因为赢了有钱，可以给自己治病。有几场比赛孩子连续输掉了，在房间里抱着嫣芸痛哭。“但这些他在节目中说都不能说，他甚至不能表现出自己对于每一场比赛孤注一掷的心态，因为他要塑造的是阳光少年。”嫣芸说。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说，思考不是表演艺术，而电视需要的是表演艺术。所有这些节目上的人呈现的都是想给观众看到的一面，其实镜头背后每个人的辛酸悲凉几人知晓，冷暖自知罢了。我挺喜欢那个男孩，他呈现的形象的确很励志，很阳光。他说当年喜欢辩论，就自费花钱打比赛，一直打到今天的成就。当时只是觉得孩子毅力可嘉，但也许这样拼命打比赛的真实原因只怕真的只有自己知道。
她现在也参与一些女权运动，但不是那种和一些女权运动者一样举着牌子去街上散步或是进行行为艺术为女权抗争。嫣芸说，这些活动看多了就知道，其实很多的发起者目的都不单纯，并非外表标榜的那样为了爱与正义，有些发起者由于个人或旁的原因被要求闭展，或自己的作品展出不了，便把所有的板子打在政府身上，煽动一批激进分子借助女权或其他名义在宋庄搞个行为艺术或上街，勒庞在《乌合之众》里说得对极了，乌合之众的特点就是盲目、失智、狂暴，一旦形成乌合之众，这个群体是极容易被荒谬的说法摆弄的，这种挂着冠冕堂皇的噱头卖着个人私怨的狗肉的行为嫣芸很不屑。她只是觉得真正支持女权就去做些实事，比如那个被前男友烧伤的女孩。
看了前几天新京报的报道我们才知道原来这个女孩和嫣芸也有渊源，她在帮助她学画。嫣芸说，女孩现在拿画笔的手跟鸡爪一样，再不治疗，就会溃烂。但她并没有钱。那个叫陶汝坤的男人在对她做了惨无人道的事之后，不仅不交付法院判定的赔偿款，这个在当地颇有些势力的家庭还威胁她和她的母亲，说只要她们敢再上诉，就要她们好看。母女俩现在最缺的就是钱，为了钱，她们只能继续上诉，每一次上诉，周岩都要去医院做一次检查，以作为凭证。每检查一次，她就要脱一次衣服，任由男医生丈量她的身体，而这些做检查的医生里并非皆为善类，“这对一个女孩来说真的是非常痛苦的”。嫣芸一直在帮助她拿起画笔，试图让她在画画中得到一丝安静。这是我再一次体会到在这个国度所谓的法律不过是一个摆设，终斗不过人治。我想，同样是受过伤害和侵犯的人更能理解这种感受吧。
吃完饭，我们踏着夜色到她位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工作室参观。工作室有两层，二层有一个阳光房，种满各种植物。嫣芸说，当时发现阳光挡都挡不住，与其用窗帘遮上不如索性让它们照进来。一楼很空旷，放着一张大桌子，两边墙上都是书，我浏览了一遍，觉得不甚熟悉，很多都是本科和研究生看过的社科类书籍，《乌合之众》、《城市发展史》、尹大师写的电影艺术、《批评官员的尺度》、林达系列等等。“怎么样，是不是发现很多你们专业看的书？”她笑盈盈对我说，递来一杯茶。工作室打理得很生活，角落有厨房，宜家买来的大罐子装满了各种辣椒和香料。嫣芸说家具很多从淘宝买的，很便宜也很方便。“我老公说我把工作室弄成这样是要离家出走的节奏吗？”当我们夸她工作室充满生活气息时她跟我们说。有的时候她老公会过来接她，然后一起回家，她现在生活很平静，过着自己想要的日子，似乎曾经那段艰难岁月迷城不曾发生过，她亦不必带着各种标签，扮演各种不必要的角色。从工作室出来已将近晚上十点，嫣芸仔细地交代了门房的大爷帮忙浇花，就和我们一起叫车回家了。路上我听着刘德华的《小丑》回想着晚上的聊天，觉得如果可以有机会，也许会成为好朋友。
木心说，艺术家给人们所记住的，往往是艺术之外的东西。而艺术的宿命又是叛逆的、怀疑的、异教的、异端的、不合群的。我想，正因如此，艺术，也只有艺术，能成为伊卡洛斯的双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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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文学回忆录》时，我很爱这句话，反复读了几遍，觉得这位建筑师之子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在说到老子、释迦时，木心再次提起了这个飞出迷城的少年，二位的出走是伊卡洛斯之始，王宫就是迷楼。说当时释迦从王宫飞出，世界又是迷楼，要飞出世界，难了。最后好不容易飞出来，发现生命本身就是迷楼。但释迦伟大，悟出了生命之轮回，得以逃离。但并非所有人皆成释迦，故而绝大多数人只能被困在迷楼里，直到找到伊卡洛斯的翅膀。
看完浪漫主义的伊卡洛斯，再感受下后现代主义的风格。看过一个动画短片，片子里构造了一个纯粹由工具理性主宰的社会，每一个人都在扮演着自己的角色。动画片的主角家里的所有家具都是人来扮演，落地灯、床、挂衣钩……他出门时开的车也是人扮演的。一开始以为这个人就是这个世界的主宰了，没想到到了办公楼，他也需要为别人服务，成为一块地毯。细思恐极，麦当奴化深入骨髓，现代社会的每一个人都在机械地扮演着各自的角色。
然而，以上所说，也许和下面要说的故事只有一毛钱关系。
没错，昨天是我第一次见王嫣芸。与绝大多数人知晓她的方式一样，几年前我是通过网上炒得沸沸扬扬的裸模苏紫紫知道的她。那年我大一，突然有一天发现网页上尽是关于她的新闻，在前面还要加上一个“裸模”这样的定语，当时这种带有冲击感的亚文化比现在更不为人所接受，她很快被淹没在乌合之众的谩骂中。在我印象中她定是一个十分有个性和开放的人，挑战一切传统和教条，像毕加索《格尔尼卡》里的人们一样对着娱乐至死的时代尖叫、呐喊。之后，正如众多曾经的热炒话题一样，持续不到一周，关于苏紫紫的消息便沉溺下去了。
嫣芸留着清爽的短发，穿一件浅灰色的呢大衣，裤子是黑白不规则条纹的布艺阔腿裤，黑色长袖外面罩一件白色毛线背心，很瘦。她刚下飞机，笑着说自己从早上到现在还没洗脸呢，幸亏餐厅灯光暗。虽然是纯素颜，但她气色很好，皮肤干净白皙，眼睛很亮，如果她不说，旁人是断然看不出来的。我们是在她位于崔各庄的艺术工作室附近一家意式餐厅用餐，那地方附近是个别墅区，聚集众多国际友人。她显然对菜单轻车熟路，很快就点好了餐，很客气地对服务员说谢谢。在我们说话的时候，她会亲切地看着说话的人，歪着头侧耳倾听，让人觉得很舒服。那天，boss让我带了红酒，嫣芸说自己不能喝，倒了不到三分之一的高脚杯，慢慢品着。
喝着酒，嫣芸跟我们说起她去参加《奇葩说》录制的趣闻。录制在大兴，一次性录六期，每次都很累。但嫣芸说交到了很多好朋友，姜思达、陈咏开这些。她笑说，自己之前从未和同性恋打过交道，这次一下认识了好几个，“有时候他们安慰我，抱我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要用什么样的心情，是少女心还是爷们呢哈哈。”她很开心地讲起有一次她辩论失败，姜思达从后面抱了她一下，“我当时会觉得好温暖啊，但有点不知道如何回应”。讲起来的时候，很像小女生，很单纯地哈哈大笑了。
但嫣芸的骨子里仍有锋芒，那种不容许任何人侵犯自己的强烈意识。她在崔各庄有一个艺术工作室，原是一家厂房，她按照自己的想法改建了一下，就成了自己的工作室。因为崔各庄特殊的社区属性——社会主义新农村，故而有他们自己的一套运作规则。按照嫣芸的说法，就是他们很像一个小王国，村口有一个铁架作成的大门，很气派，门口有岗哨和路栏，出租车之外进村要收二百块钱保护费。当时她办工作室的时候，好几个土保安围在她的工作室门口要收钱，“我下去跟他们抽烟，说话，谁知道后来他们还得寸进尺，那既然你敬酒不吃，我就不需要跟你客气了”嫣芸说当时她直接就把家具整个横在门口，“今天不让我进去，谁都别想走。”
嫣芸很开放，现在的她可以笑谈当年苏紫紫事件，说自己曾经把人们骂她的话写在身体上，左边写着“鸡”，右边写着“婊子”；她也可以很平静地讲父母离异给她带来的伤害；她常见人就说，由于之前眼睛大小眼，她去开了下眼角，割下来好大一块皮。但有一些事嫣芸绝对不想提，她说参加奇葩说时，当时的辩题似乎是该不该为了钱去犯贱之类的，导师很想让她讲过去那段经历，嫣芸死活不想说，“我当时就是缺钱，我很缺这几百块钱，我被人骗了做了我不想做的事，我已经受到了伤害，为什么还要把这件事拿出来说？”那场辩论，嫣芸当场失控。而让她讶异的是，录制结束之后她问导演表现如何，导演跟她说，“不错啊”。“因为观众就是喜欢看冲突。”嫣芸说，在这种综艺类电视节目里，其实每一个人都在表演，表演他们自己的角色。她曾认识一个男孩，在节目中的形象永远是阳光向上五好青年，但其实，那个孩子自己得了肺痨，家人却不知道，他在自己攒钱给自己治病。每一次上节目，男孩都拼尽全力要赢，因为赢了有钱，可以给自己治病。有几场比赛孩子连续输掉了，在房间里抱着嫣芸痛哭。“但这些他在节目中说都不能说，他甚至不能表现出自己对于每一场比赛孤注一掷的心态，因为他要塑造的是阳光少年。”嫣芸说。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说，思考不是表演艺术，而电视需要的是表演艺术。所有这些节目上的人呈现的都是想给观众看到的一面，其实镜头背后每个人的辛酸悲凉几人知晓，冷暖自知罢了。我挺喜欢那个男孩，他呈现的形象的确很励志，很阳光。他说当年喜欢辩论，就自费花钱打比赛，一直打到今天的成就。当时只是觉得孩子毅力可嘉，但也许这样拼命打比赛的真实原因只怕真的只有自己知道。
她现在也参与一些女权运动，但不是那种和一些女权运动者一样举着牌子去街上散步或是进行行为艺术为女权抗争。嫣芸说，这些活动看多了就知道，其实很多的发起者目的都不单纯，并非外表标榜的那样为了爱与正义，有些发起者由于个人或旁的原因被要求闭展，或自己的作品展出不了，便把所有的板子打在政府身上，煽动一批激进分子借助女权或其他名义在宋庄搞个行为艺术或上街，勒庞在《乌合之众》里说得对极了，乌合之众的特点就是盲目、失智、狂暴，一旦形成乌合之众，这个群体是极容易被荒谬的说法摆弄的，这种挂着冠冕堂皇的噱头卖着个人私怨的狗肉的行为嫣芸很不屑。她只是觉得真正支持女权就去做些实事，比如那个被前男友烧伤的女孩。
看了前几天新京报的报道我们才知道原来这个女孩和嫣芸也有渊源，她在帮助她学画。嫣芸说，女孩现在拿画笔的手跟鸡爪一样，再不治疗，就会溃烂。但她并没有钱。那个叫陶汝坤的男人在对她做了惨无人道的事之后，不仅不交付法院判定的赔偿款，这个在当地颇有些势力的家庭还威胁她和她的母亲，说只要她们敢再上诉，就要她们好看。母女俩现在最缺的就是钱，为了钱，她们只能继续上诉，每一次上诉，周岩都要去医院做一次检查，以作为凭证。每检查一次，她就要脱一次衣服，任由男医生丈量她的身体，而这些做检查的医生里并非皆为善类，“这对一个女孩来说真的是非常痛苦的”。嫣芸一直在帮助她拿起画笔，试图让她在画画中得到一丝安静。这是我再一次体会到在这个国度所谓的法律不过是一个摆设，终斗不过人治。我想，同样是受过伤害和侵犯的人更能理解这种感受吧。
吃完饭，我们踏着夜色到她位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工作室参观。工作室有两层，二层有一个阳光房，种满各种植物。嫣芸说，当时发现阳光挡都挡不住，与其用窗帘遮上不如索性让它们照进来。一楼很空旷，放着一张大桌子，两边墙上都是书，我浏览了一遍，觉得不甚熟悉，很多都是本科和研究生看过的社科类书籍，《乌合之众》、《城市发展史》、尹大师写的电影艺术、《批评官员的尺度》、林达系列等等。“怎么样，是不是发现很多你们专业看的书？”她笑盈盈对我说，递来一杯茶。工作室打理得很生活，角落有厨房，宜家买来的大罐子装满了各种辣椒和香料。嫣芸说家具很多从淘宝买的，很便宜也很方便。“我老公说我把工作室弄成这样是要离家出走的节奏吗？”当我们夸她工作室充满生活气息时她跟我们说。有的时候她老公会过来接她，然后一起回家，她现在生活很平静，过着自己想要的日子，似乎曾经那段艰难岁月迷城不曾发生过，她亦不必带着各种标签，扮演各种不必要的角色。从工作室出来已将近晚上十点，嫣芸仔细地交代了门房的大爷帮忙浇花，就和我们一起叫车回家了。路上我听着刘德华的《小丑》回想着晚上的聊天，觉得如果可以有机会，也许会成为好朋友。
木心说，艺术家给人们所记住的，往往是艺术之外的东西。而艺术的宿命又是叛逆的、怀疑的、异教的、异端的、不合群的。我想，正因如此，艺术，也只有艺术，能成为伊卡洛斯的双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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