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追！《十月围城》放走了真正的刺客
文@金满楼
《史记•游侠列传》中对古代的刺客有这么一番描述，说他们“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信必果，己诺必诚，不爱其驱，赴士之扼困，既已存亡死生矣”。清末一些矢志于暗杀的革命志士也以游侠相称，如吴樾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孟侠，秋瑾自号“鉴湖女侠”等，他们的理念是“誓捐一死，以少尽力于我同类，而剪除一仇敌”，但死则死矣，同类和仇敌却未必已经分清。
暗杀是个人主义的革命，也是一种低成本的革命，好比现在国际社会上那些恐怖分子，他们没有能力去和敌人的强大武装力量对抗，因而仇恨和怒火只能化成不对称的人体炸弹或者汽车炸弹，在杀伤敌人的时候也自取灭亡。从实质上来说，暗杀其实就是一种产生于绝望、结果于毁灭的革命。
清末实行新政和立宪后，革命党搞的起义无一不败，譬如孙中山在1910年前暗中策划的八次起义便均以惨败收场（武昌起义实质上是兵变而非起义）。在革命屡屡受挫的绝望情绪下，暗杀主义的论调也就突然流传了起来，说是将那些清廷的实力派官员统统加以暗杀，杀一个少一个，那革命也就离成功近了一步。不同的时代和价值观往往导致不同的结论，这种称之为“革命义举”的暗杀行为，如按现在国际政治标准的话，这就是典型的“恐怖主义”了。
自从回归后，香港的文化品位似乎也和大陆拉近了不少，比如最近电影《十月围城》中所体现出的历史观，就是一例。可惜的是，这种为了神化革命而不惜颠倒黑白甚至捏造历史的超时空文艺作品在历史事实上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因为在清末的历史上，革命党才是搞暗杀的绝对主角。
《十月围城》有两个致命的缺陷，一个是逻辑缺陷，剧中的那些小人物不明白革命为何物，而又要让这些人为革命放弃宝贵的生命，这凭什么呢？难道小人物就活该送死、为成就伟人垫背？这未免荒谬而可笑，难道草民的生命价值就低于所谓的伟人吗？
《十月围城》的另一个致命缺陷是历史缺陷，因为清廷根本就没有搞过什么针对孙文的刺杀，反倒是那些革命党对清朝的省部级以上官员实施过19次有案可查的恐怖行动，譬如1900年史坚如谋刺两广总督德寿、1905年吴樾刺杀出洋的五大臣、1907年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1910年汪精卫谋刺摄政王载沣、彭家珍炸死宗社党魁良弼等。
暗杀是个技术活，不是谁都干得了的。在这些暗杀中，成功案例的有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温生才刺杀广州将军孚琪和彭家珍炸死宗社党魁良弼，吴樾谋刺出洋的五大臣，炸弹响了但未取得效果，而汪精卫等人大都行刺未遂，反而被捕。
清末的最后两年（1910年和1911年）是暗杀活动发生频率最高的时期，这也反映出当时革命的绝望性。反过来说，这也说明清末新政和立宪着实搞得不错，如经济发展、国防现代化、政治体制改革、法制更新、文化宽容等方面，可能是二十世纪最好的十年，虽然一贯被历史教科书有意的忽略掉。
1905年用炸弹扔宪政考察五大臣的吴樾说，“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清廷选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本是件人心所向的好事情，但吴樾不管，硬要蛮干，结果是五大臣没事，自己倒给炸死了。事后，国内舆论对吴樾的举动大都持批评态度，从各地团体如复旦公学等纷纷致电问候代表团、并敦促其不能因为这一突发事件而耽误出洋考察的行程便可看出。
后来革命党的暗杀活动其实是“斩首行动”，譬如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徐锡麟在安徽起事时，就计划在巡警学堂举行毕业典礼的时候，对前来出席典礼的省内文武大官发动突然袭击，杀几个大员，并占领安庆。毕业典礼正进行的时候，徐锡麟利用行礼的机会突然暴起，掏出短枪向安徽巡抚恩铭连连发射，其它学生也纷纷相应，抢夺军械，但斩首行动还不彻底，恩铭虽然被刺毙命，但大队清军人马很快赶到出事现场，将徐锡麟的百余人马团团围住，最终革命党人或死或被擒，起义仅四小时便告失败。
恩铭死得有点冤，因为徐锡麟本是他的老师、原山西巡抚俞廉三（徐锡麟之伯父）所举荐过来的，他一直把徐锡麟当自己人，让他担任了安徽巡警处会办并兼巡警学堂会办等重要职务，没想到居然会惨死在自己信任的人之手。当军法官问及徐锡麟是否与同盟会的孙文有关系时，徐说：“我与孙文宗旨不合，他也不配使我行刺。”当晚，徐锡麟被凌迟处死，用的是最毒的酷刑，先击碎睾丸，再挖心剖肝，颇为惨烈。不过话说回来，对这等恩将仇报、不忠不义的人，用此酷刑也不为过，不然，忠义道德何以为存？今后谁还敢对部下朋友推心置腹、提拔重用？不杀不足以警世。
刺杀敌酋能够震慑敌人并对革命阵营起到鼓舞士气的作用，但是也有适得其反的，比如温生才刺杀广州将军孚琪。孚琪那天兴致勃勃的参观飞机试飞回来，坐着大轿回将军署的路上，一个中年汉子突然将将军大轿拦下，不等众护卫醒悟过来，已经是五声枪响，孚琪在轿中当场毙命。
温生才被捕后，两广总督张鸣岐讯问他与孚琪有何冤仇，温生才从容答道：“惟专制之厉，国仇之未报，特为同胞雪愤慨耳！” 张鸣岐说：“一将军死，一将军来，于事何益？”温生才道：“杀一儆百，我愿已偿”。张鸣岐无语。随后，张鸣岐和水师提督便加强了广州的戒备。受此影响，黄兴等人本计划在后六天举行的广州起义被迫推迟。说句实话，暗杀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不过是把问题极端化罢了。
暗杀故事里最富有传奇色彩的莫过于汪精卫谋刺摄政王载沣，无论是其过程还是结果，都是那样的出人意料。当时汪精卫作为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也被连续的起义失败而感到灰心丧气，而当年论辩中的手下败将梁启超也趁机嘲讽革命党领袖们，说他们“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不过‘远距离革命家’而已”。
“远距离革命家”本意是讽刺孙中山的，因为孙中山从来没有亲自参加过任何一场起义，他在当时的主要功能，似乎主要是利用自己的名气在世界各地筹款供革命之用。相对而言，黄兴更加实干，他多次亲临一线，后来在黄花岗起义中还被炸断两指。汪精卫当时也主要跟随孙中山在后方做组织工作，听到梁启超的讥讽后也是如芒在背，大为羞愧。
愤激之余，汪精卫认为非再有激烈之举，不足以毁败清廷的伪立宪，也不能昭雪立宪党人对革命党人的诬诟，并振起日渐消沉的革命士气。于是，他决定要去北京干一票大的，刺杀当今的准“皇上”：摄政王载沣。他要让梁启超这些人看看，革命领袖也不全是贪生怕死之徒。
汪精卫的决定遭到了大家的一致反对：作为同盟会一个重要的领导干部，怎么可以去做这种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傻事呢？这样岂不是太不合算。当时汪精卫和胡汉民是孙中山的左膀右臂，他听说汪精卫作了这个决定后，立即电令冯自由将汪精卫截留在香港。但冯自由也没有把汪精卫堵截住，最后汪精卫悄悄溜走，去日本招募志同道合者，策划暗杀之事。
随后，汪精卫找到了两个人，一个是四川人黄复生，另一个则是在后来的黄花岗起义中英勇战死的炸弹专家喻培伦（事实上还有另外一个人，那便是汪精卫后来的老婆、南洋美女陈璧君）。1910年3月，汪精卫等人到北京后，假装开了间“守真照相馆”，准备刺杀载沣、载洵和载涛三兄弟。当时载沣的醇王府在什刹海边上，载沣进宫上朝的路上有座甘水桥，汪精卫等人便决定在桥下埋设炸弹，待到载沣过桥时用电线引爆炸弹，将载沣炸死。不过，汪精卫等人毕竟不是职业刺客，没得经验也不够专业。他们去桥下埋炸弹的晚上，不巧被人发现，结果招来了巡警，虽然汪精卫等人得以脱身，但炸弹被巡警发现，此计划宣告失败。没过几天，大批警察便包围了“守真照相馆”，将汪精卫和黄复生一举抓获。
企图暗杀当今“皇帝”摄政王载沣，而且行刺者竟是革命党高干汪精卫，这在当时可是件了不得的大案。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当时便亲自前来审问，令人吃惊的是，两个案犯竟然争着说自己是主谋，把全部责任往自己身上揽。善耆听后颇为动容，放下朱笔，连称“义士”、“义士”。于是乎，最后的审判结果也是出乎意料。
按理，这种罪大恶极的叛逆之事判个凌迟、株连九族也不为过，但善耆经请示载沣后，汪精卫和黄复生不过判了终身监禁而已。这样的结果，既保住了汪精卫和黄复生的性命，又为载沣和善耆赢得了“爱才”之名，这既是清末暗杀事件中最皆大欢喜的一例，也是几千年来专制史中独一无二的案例。
当然，汪精卫不愧是有才之人，他在狱中写的几首诗也是脍炙人口，如这首：“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不过，本应在狱中苦熬一世的汪精卫不但没能“引刀成一快”，相反，由于外面的革命形势也变化太快，汪精卫入狱不过一年半，武昌楼上一声炮响，清王朝随即陷入土崩瓦解之中。同样，外面的世界也很精彩，关键时刻，刚刚东山再起的袁世凯为了今后的发展，主动请求将汪精卫和黄复生保释，汪精卫也由此大红大紫，成为一颗耀眼的政治明星。不过，这位清末大英雄和革命元老在后来的抗战中居然投靠日本，做了头号大汉奸。世事无常却本是如此，大多数革命党不过尔尔，能保持节操的微乎其微矣。
也许有人想，汪精卫当时要是死了，那该是一个多美好的传奇啊。
《史记•游侠列传》中对古代的刺客有这么一番描述，说他们“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信必果，己诺必诚，不爱其驱，赴士之扼困，既已存亡死生矣”。清末一些矢志于暗杀的革命志士也以游侠相称，如吴樾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孟侠，秋瑾自号“鉴湖女侠”等，他们的理念是“誓捐一死，以少尽力于我同类，而剪除一仇敌”，但死则死矣，同类和仇敌却未必已经分清。
暗杀是个人主义的革命，也是一种低成本的革命，好比现在国际社会上那些恐怖分子，他们没有能力去和敌人的强大武装力量对抗，因而仇恨和怒火只能化成不对称的人体炸弹或者汽车炸弹，在杀伤敌人的时候也自取灭亡。从实质上来说，暗杀其实就是一种产生于绝望、结果于毁灭的革命。
清末实行新政和立宪后，革命党搞的起义无一不败，譬如孙中山在1910年前暗中策划的八次起义便均以惨败收场（武昌起义实质上是兵变而非起义）。在革命屡屡受挫的绝望情绪下，暗杀主义的论调也就突然流传了起来，说是将那些清廷的实力派官员统统加以暗杀，杀一个少一个，那革命也就离成功近了一步。不同的时代和价值观往往导致不同的结论，这种称之为“革命义举”的暗杀行为，如按现在国际政治标准的话，这就是典型的“恐怖主义”了。
自从回归后，香港的文化品位似乎也和大陆拉近了不少，比如最近电影《十月围城》中所体现出的历史观，就是一例。可惜的是，这种为了神化革命而不惜颠倒黑白甚至捏造历史的超时空文艺作品在历史事实上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因为在清末的历史上，革命党才是搞暗杀的绝对主角。
《十月围城》有两个致命的缺陷，一个是逻辑缺陷，剧中的那些小人物不明白革命为何物，而又要让这些人为革命放弃宝贵的生命，这凭什么呢？难道小人物就活该送死、为成就伟人垫背？这未免荒谬而可笑，难道草民的生命价值就低于所谓的伟人吗？
《十月围城》的另一个致命缺陷是历史缺陷，因为清廷根本就没有搞过什么针对孙文的刺杀，反倒是那些革命党对清朝的省部级以上官员实施过19次有案可查的恐怖行动，譬如1900年史坚如谋刺两广总督德寿、1905年吴樾刺杀出洋的五大臣、1907年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1910年汪精卫谋刺摄政王载沣、彭家珍炸死宗社党魁良弼等。
暗杀是个技术活，不是谁都干得了的。在这些暗杀中，成功案例的有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温生才刺杀广州将军孚琪和彭家珍炸死宗社党魁良弼，吴樾谋刺出洋的五大臣，炸弹响了但未取得效果，而汪精卫等人大都行刺未遂，反而被捕。
清末的最后两年（1910年和1911年）是暗杀活动发生频率最高的时期，这也反映出当时革命的绝望性。反过来说，这也说明清末新政和立宪着实搞得不错，如经济发展、国防现代化、政治体制改革、法制更新、文化宽容等方面，可能是二十世纪最好的十年，虽然一贯被历史教科书有意的忽略掉。
1905年用炸弹扔宪政考察五大臣的吴樾说，“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清廷选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本是件人心所向的好事情，但吴樾不管，硬要蛮干，结果是五大臣没事，自己倒给炸死了。事后，国内舆论对吴樾的举动大都持批评态度，从各地团体如复旦公学等纷纷致电问候代表团、并敦促其不能因为这一突发事件而耽误出洋考察的行程便可看出。
后来革命党的暗杀活动其实是“斩首行动”，譬如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徐锡麟在安徽起事时，就计划在巡警学堂举行毕业典礼的时候，对前来出席典礼的省内文武大官发动突然袭击，杀几个大员，并占领安庆。毕业典礼正进行的时候，徐锡麟利用行礼的机会突然暴起，掏出短枪向安徽巡抚恩铭连连发射，其它学生也纷纷相应，抢夺军械，但斩首行动还不彻底，恩铭虽然被刺毙命，但大队清军人马很快赶到出事现场，将徐锡麟的百余人马团团围住，最终革命党人或死或被擒，起义仅四小时便告失败。
恩铭死得有点冤，因为徐锡麟本是他的老师、原山西巡抚俞廉三（徐锡麟之伯父）所举荐过来的，他一直把徐锡麟当自己人，让他担任了安徽巡警处会办并兼巡警学堂会办等重要职务，没想到居然会惨死在自己信任的人之手。当军法官问及徐锡麟是否与同盟会的孙文有关系时，徐说：“我与孙文宗旨不合，他也不配使我行刺。”当晚，徐锡麟被凌迟处死，用的是最毒的酷刑，先击碎睾丸，再挖心剖肝，颇为惨烈。不过话说回来，对这等恩将仇报、不忠不义的人，用此酷刑也不为过，不然，忠义道德何以为存？今后谁还敢对部下朋友推心置腹、提拔重用？不杀不足以警世。
刺杀敌酋能够震慑敌人并对革命阵营起到鼓舞士气的作用，但是也有适得其反的，比如温生才刺杀广州将军孚琪。孚琪那天兴致勃勃的参观飞机试飞回来，坐着大轿回将军署的路上，一个中年汉子突然将将军大轿拦下，不等众护卫醒悟过来，已经是五声枪响，孚琪在轿中当场毙命。
温生才被捕后，两广总督张鸣岐讯问他与孚琪有何冤仇，温生才从容答道：“惟专制之厉，国仇之未报，特为同胞雪愤慨耳！” 张鸣岐说：“一将军死，一将军来，于事何益？”温生才道：“杀一儆百，我愿已偿”。张鸣岐无语。随后，张鸣岐和水师提督便加强了广州的戒备。受此影响，黄兴等人本计划在后六天举行的广州起义被迫推迟。说句实话，暗杀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不过是把问题极端化罢了。
暗杀故事里最富有传奇色彩的莫过于汪精卫谋刺摄政王载沣，无论是其过程还是结果，都是那样的出人意料。当时汪精卫作为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也被连续的起义失败而感到灰心丧气，而当年论辩中的手下败将梁启超也趁机嘲讽革命党领袖们，说他们“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不过‘远距离革命家’而已”。
“远距离革命家”本意是讽刺孙中山的，因为孙中山从来没有亲自参加过任何一场起义，他在当时的主要功能，似乎主要是利用自己的名气在世界各地筹款供革命之用。相对而言，黄兴更加实干，他多次亲临一线，后来在黄花岗起义中还被炸断两指。汪精卫当时也主要跟随孙中山在后方做组织工作，听到梁启超的讥讽后也是如芒在背，大为羞愧。
愤激之余，汪精卫认为非再有激烈之举，不足以毁败清廷的伪立宪，也不能昭雪立宪党人对革命党人的诬诟，并振起日渐消沉的革命士气。于是，他决定要去北京干一票大的，刺杀当今的准“皇上”：摄政王载沣。他要让梁启超这些人看看，革命领袖也不全是贪生怕死之徒。
汪精卫的决定遭到了大家的一致反对：作为同盟会一个重要的领导干部，怎么可以去做这种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傻事呢？这样岂不是太不合算。当时汪精卫和胡汉民是孙中山的左膀右臂，他听说汪精卫作了这个决定后，立即电令冯自由将汪精卫截留在香港。但冯自由也没有把汪精卫堵截住，最后汪精卫悄悄溜走，去日本招募志同道合者，策划暗杀之事。
随后，汪精卫找到了两个人，一个是四川人黄复生，另一个则是在后来的黄花岗起义中英勇战死的炸弹专家喻培伦（事实上还有另外一个人，那便是汪精卫后来的老婆、南洋美女陈璧君）。1910年3月，汪精卫等人到北京后，假装开了间“守真照相馆”，准备刺杀载沣、载洵和载涛三兄弟。当时载沣的醇王府在什刹海边上，载沣进宫上朝的路上有座甘水桥，汪精卫等人便决定在桥下埋设炸弹，待到载沣过桥时用电线引爆炸弹，将载沣炸死。不过，汪精卫等人毕竟不是职业刺客，没得经验也不够专业。他们去桥下埋炸弹的晚上，不巧被人发现，结果招来了巡警，虽然汪精卫等人得以脱身，但炸弹被巡警发现，此计划宣告失败。没过几天，大批警察便包围了“守真照相馆”，将汪精卫和黄复生一举抓获。
企图暗杀当今“皇帝”摄政王载沣，而且行刺者竟是革命党高干汪精卫，这在当时可是件了不得的大案。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当时便亲自前来审问，令人吃惊的是，两个案犯竟然争着说自己是主谋，把全部责任往自己身上揽。善耆听后颇为动容，放下朱笔，连称“义士”、“义士”。于是乎，最后的审判结果也是出乎意料。
按理，这种罪大恶极的叛逆之事判个凌迟、株连九族也不为过，但善耆经请示载沣后，汪精卫和黄复生不过判了终身监禁而已。这样的结果，既保住了汪精卫和黄复生的性命，又为载沣和善耆赢得了“爱才”之名，这既是清末暗杀事件中最皆大欢喜的一例，也是几千年来专制史中独一无二的案例。
当然，汪精卫不愧是有才之人，他在狱中写的几首诗也是脍炙人口，如这首：“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不过，本应在狱中苦熬一世的汪精卫不但没能“引刀成一快”，相反，由于外面的革命形势也变化太快，汪精卫入狱不过一年半，武昌楼上一声炮响，清王朝随即陷入土崩瓦解之中。同样，外面的世界也很精彩，关键时刻，刚刚东山再起的袁世凯为了今后的发展，主动请求将汪精卫和黄复生保释，汪精卫也由此大红大紫，成为一颗耀眼的政治明星。不过，这位清末大英雄和革命元老在后来的抗战中居然投靠日本，做了头号大汉奸。世事无常却本是如此，大多数革命党不过尔尔，能保持节操的微乎其微矣。
也许有人想，汪精卫当时要是死了，那该是一个多美好的传奇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