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童书小品
弗吉尼亚·伍尔夫终其一生都受精神疾病的困扰，她不仅没有生育，对孩子也十分惧怕。她在一封家信中这样说：“小孩子简直是魔鬼……连声音也无比可怕，没有人会愿意安慰他们，或者假装他们真的是人类。”但是，伍尔夫有兄弟姐妹，他们的下一代让伍尔夫无所用心地与童书结了一点小小的缘份，写出了现存的两本童书《寡妇和鹦鹉》（The Widow and the Parrot）和《鲁顿奶奶的窗帘》（Nurse Lugton’s Curtain）。
在这两本童书里面，前者几乎已没有争议地消失在追逐伍尔夫生平的文、史学家视野中。这个小故事的产生与伍尔夫的姐姐凡妮莎·贝尔（Vanessa Bell）一家有关。1919年，伍尔夫夫妇俩把乡间别墅从苏塞克斯郡的鬼屋Asheham House, 搬到了同一个地区的Monk House, 而凡妮莎自1916年起就住在了Charleston，两人地理上如此之近，以至于伍尔夫时常骑车或散步到姐姐家串门。大约1922或1923年的样子，凡妮莎的两个儿子昆汀和朱利安正为家庭日报萧索的稿件来源发愁时，惊觉平时说话有趣又不着调的姨母弗吉尼亚就在不远处，据说还在写小说，不征用实在可惜。他们期待一个符合小说家声名的、耐人寻味的作品。谁知伍尔夫跟他们开了个玩笑，交出了一个典型的维多利亚式的道德说教故事。
故事的时间是19世纪70年代，背景就设在当时伍尔夫自己居住的Rodmell小镇，主角是位老太太。故事一开场，老太很少往来的哥哥去世，指明将家宅赠予她，附带一笔数目不少的遗产。穷困潦倒的老太欣喜不已，向邻居借了钱，匆匆奔丧去了。可是，哥哥家的房屋早已凋敝，房中仅有一只躁动不安的鹦鹉时而怪叫“不在家”。老太一向喜欢动物，就拿出随身带的糖块喂给它吃了，并决定第二天就去附近城里向律师索要遗产。出人意料的是，律师正色告知，他们搜寻了屋内一切角落，并没有发现一分钱，还让老太支付律师费用。老太拖着跛了的右脚，在暮晚的河边寻找回去的路。由于早有乡人说过，这条河涨水时淹死过人，她无法在夜晚过河。而她不过河又势必冻死在这荒效野岭。正在人生绝望处，对岸蹿起了一片大火，着火的正是老太哥哥的房子。老太过河后，想到鹦鹉还在屋里，一度想冲进去营救，都被邻里拉住。幸好鹦鹉也并未被烧死，它夜半引领着这位善良的老太来到废墟里，找到了埋藏在厨房地砖下面金灿灿的遗产。
整个故事一波三折，欲扬先抑，写法纯熟。语言也是信手拈来，在不知觉中还掺入了一些伍尔夫式的幽默。但是，学者们实在找不到什么原创性，或是一丁点与现代主义创作理念相关的迹象，就连高潮处，从地上腾起的熊熊大火，似乎也是借助了浪漫主义的风力。昆汀·贝尔当年才十岁出头，作为家庭日报的编辑，也“十分震惊”，但他终于抑制住了退稿的念头，因为“退稿也太无情了”。60年后，他才从故纸堆里翻到了这本手稿，嘱其子朱利安·贝尔作画，把一个家庭事件推向了公众。
对于另一本童书，学者们会稍显热情些。故事创作于同一时期，情节倒比前一个简单得多（原本情节性就为伍尔夫那一代意识流作家所不齿）。主人公还是一个老太太，她这回是家里的帮佣，夜深了还在帮隔壁家有钱的夫人缝制一幅窗帘。缝着缝着，她就打起盹来，到了第五下，就彻底睡着了。于是，窗帘上的动物图案都活过来了，浩浩荡荡地要去山涧饮水。水真是可口呀！然而，砰地油灯被碰响，惊起了老太太，一切在瞬间回复了原状。
其实这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故事，但的确体现了伍尔夫一贯的、对女性以及作者身份的探索。首先，主人公是在缝制窗帘。缝制、编织、纺织，这些都是女性在从事家务活动时，比较重要的一门手艺。对它的敬意也早在古希腊神话里就有所表达，比如，阿里阿德涅凭一个线团指引着英雄忒修斯走出了迷宫——这里线似乎成了女性自我意识与对外交流的工具；又比如，掌握众神命运的三个女神利用纺线为依据，测量生命的长短。伍尔夫的意图更接近于后者。在故事里，鲁顿奶奶创造出了窗帘上无数的动物，羚羊、长颈鹿、老虎、大象……赋予了它们形象，以及她所不知情的、夜晚的生命。文中描述说，“它们的前方是鲁顿奶奶金色的顶针，燃烧如太阳（Over them burnt Nurse Lugton’s golden thimble like a sun）”。这用力的一笔似乎是将鲁顿奶奶的活动与创作，与作者（The Author）自浪漫主义以降享受的、上帝一般的角色对等起来。这个故事1966年被伍尔夫的丈夫拿到他们自办的Hogarth出版社出版时，书名就叫做“鲁顿奶奶的金顶针（Nurse Lugton's Golden Thimble）”。
接着，窗帘上的动物和小人们对鲁顿老太太进行了有趣的反观，称她为“伟大的女魔头”，因为：
他们（人们）可以从自己的窗口看到，她在他们头上高耸着。她的脸像山峦，眼睛、鼻子、头发、牙齿像是悬崖和深谷。无论是什么迷了路的动物进入她的领地，她都要就此把它冻住。因此，动物们整天僵着身子，一动不动地待在她的膝头。当她睡着了，它们才能自由活动，高高兴兴地在晚上下山来，去小水泊里饮水。
这里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伍尔夫借人物角色之口，对作者的角色进行了修正。她暗示了作者的创作并非如上帝一般能够无中生有，而仅仅是一种借用。而睡的状态必然牵联到梦境，那么“借用”很自然让人联想到记忆，因为记忆才能使鲜活的被“冻住”，成为一种形象。并且，与浪漫主义下的梦境不同的是，伍尔夫笔下梦的制造者并不能进入梦境，继续成为那里的观察者。相反，鲁顿奶奶是只有在完全无知觉，把意识交出去的情况下，才能解放出更多的生命。睡梦、记忆、无意识，这些都指向了弗洛伊德。
事实上，1917年，伍尔夫夫妇就建立了Hogarth出版社，1922年开始着手翻译出版外国文学，使之成为众多一流作家、学者首版英译本的诞生地，这其中就包括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论文（大约出版于1924－1925年间）。所以，伍尔夫可能在童话中也流露出了一些弗洛伊德的影响，而1925年的《达洛威夫人》则以大量的意识流描写正式打上了弗氏印记。
当然，学者们对文本的阐释也并不局限于此。有人说，动物们能在夜晚活过来，象征了作者对文本自身多义性的信任；还有人说，鲁顿太太睡着了，是表达了作者的恐惧——她害怕面对这个创作过程，害怕将她的创造物窒息在一个小空间里。无论怎样解释，如此篇幅的童话，充其量只为研究伍尔夫的学者们增添了一点以小见大的佐料罢了。
可惜的是，它在童书界也并不十分讨好。一位评论家说，伍尔夫并没有因为它的读者是孩子而减少使用过长的从句，甚至一句话里用了五个分号这种相对高级的标点，而新版绘者，也许因为来自澳大利亚，并没能替读者还原出伦敦20年代的气韵。
总的来说，伍尔夫现存的两本童书作品，受到的关注度不高，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做成绘本出版之后，就没有再版过。不过，只凭作者是伍尔夫这一点，它们就像印钞机印出的错币，虽然不大可以流通，却有一种倏忽间脱离轨道，独一无二的价值。
在这两本童书里面，前者几乎已没有争议地消失在追逐伍尔夫生平的文、史学家视野中。这个小故事的产生与伍尔夫的姐姐凡妮莎·贝尔（Vanessa Bell）一家有关。1919年，伍尔夫夫妇俩把乡间别墅从苏塞克斯郡的鬼屋Asheham House, 搬到了同一个地区的Monk House, 而凡妮莎自1916年起就住在了Charleston，两人地理上如此之近，以至于伍尔夫时常骑车或散步到姐姐家串门。大约1922或1923年的样子，凡妮莎的两个儿子昆汀和朱利安正为家庭日报萧索的稿件来源发愁时，惊觉平时说话有趣又不着调的姨母弗吉尼亚就在不远处，据说还在写小说，不征用实在可惜。他们期待一个符合小说家声名的、耐人寻味的作品。谁知伍尔夫跟他们开了个玩笑，交出了一个典型的维多利亚式的道德说教故事。
故事的时间是19世纪70年代，背景就设在当时伍尔夫自己居住的Rodmell小镇，主角是位老太太。故事一开场，老太很少往来的哥哥去世，指明将家宅赠予她，附带一笔数目不少的遗产。穷困潦倒的老太欣喜不已，向邻居借了钱，匆匆奔丧去了。可是，哥哥家的房屋早已凋敝，房中仅有一只躁动不安的鹦鹉时而怪叫“不在家”。老太一向喜欢动物，就拿出随身带的糖块喂给它吃了，并决定第二天就去附近城里向律师索要遗产。出人意料的是，律师正色告知，他们搜寻了屋内一切角落，并没有发现一分钱，还让老太支付律师费用。老太拖着跛了的右脚，在暮晚的河边寻找回去的路。由于早有乡人说过，这条河涨水时淹死过人，她无法在夜晚过河。而她不过河又势必冻死在这荒效野岭。正在人生绝望处，对岸蹿起了一片大火，着火的正是老太哥哥的房子。老太过河后，想到鹦鹉还在屋里，一度想冲进去营救，都被邻里拉住。幸好鹦鹉也并未被烧死，它夜半引领着这位善良的老太来到废墟里，找到了埋藏在厨房地砖下面金灿灿的遗产。
整个故事一波三折，欲扬先抑，写法纯熟。语言也是信手拈来，在不知觉中还掺入了一些伍尔夫式的幽默。但是，学者们实在找不到什么原创性，或是一丁点与现代主义创作理念相关的迹象，就连高潮处，从地上腾起的熊熊大火，似乎也是借助了浪漫主义的风力。昆汀·贝尔当年才十岁出头，作为家庭日报的编辑，也“十分震惊”，但他终于抑制住了退稿的念头，因为“退稿也太无情了”。60年后，他才从故纸堆里翻到了这本手稿，嘱其子朱利安·贝尔作画，把一个家庭事件推向了公众。
对于另一本童书，学者们会稍显热情些。故事创作于同一时期，情节倒比前一个简单得多（原本情节性就为伍尔夫那一代意识流作家所不齿）。主人公还是一个老太太，她这回是家里的帮佣，夜深了还在帮隔壁家有钱的夫人缝制一幅窗帘。缝着缝着，她就打起盹来，到了第五下，就彻底睡着了。于是，窗帘上的动物图案都活过来了，浩浩荡荡地要去山涧饮水。水真是可口呀！然而，砰地油灯被碰响，惊起了老太太，一切在瞬间回复了原状。
其实这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故事，但的确体现了伍尔夫一贯的、对女性以及作者身份的探索。首先，主人公是在缝制窗帘。缝制、编织、纺织，这些都是女性在从事家务活动时，比较重要的一门手艺。对它的敬意也早在古希腊神话里就有所表达，比如，阿里阿德涅凭一个线团指引着英雄忒修斯走出了迷宫——这里线似乎成了女性自我意识与对外交流的工具；又比如，掌握众神命运的三个女神利用纺线为依据，测量生命的长短。伍尔夫的意图更接近于后者。在故事里，鲁顿奶奶创造出了窗帘上无数的动物，羚羊、长颈鹿、老虎、大象……赋予了它们形象，以及她所不知情的、夜晚的生命。文中描述说，“它们的前方是鲁顿奶奶金色的顶针，燃烧如太阳（Over them burnt Nurse Lugton’s golden thimble like a sun）”。这用力的一笔似乎是将鲁顿奶奶的活动与创作，与作者（The Author）自浪漫主义以降享受的、上帝一般的角色对等起来。这个故事1966年被伍尔夫的丈夫拿到他们自办的Hogarth出版社出版时，书名就叫做“鲁顿奶奶的金顶针（Nurse Lugton's Golden Thimble）”。
接着，窗帘上的动物和小人们对鲁顿老太太进行了有趣的反观，称她为“伟大的女魔头”，因为：
他们（人们）可以从自己的窗口看到，她在他们头上高耸着。她的脸像山峦，眼睛、鼻子、头发、牙齿像是悬崖和深谷。无论是什么迷了路的动物进入她的领地，她都要就此把它冻住。因此，动物们整天僵着身子，一动不动地待在她的膝头。当她睡着了，它们才能自由活动，高高兴兴地在晚上下山来，去小水泊里饮水。
这里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伍尔夫借人物角色之口，对作者的角色进行了修正。她暗示了作者的创作并非如上帝一般能够无中生有，而仅仅是一种借用。而睡的状态必然牵联到梦境，那么“借用”很自然让人联想到记忆，因为记忆才能使鲜活的被“冻住”，成为一种形象。并且，与浪漫主义下的梦境不同的是，伍尔夫笔下梦的制造者并不能进入梦境，继续成为那里的观察者。相反，鲁顿奶奶是只有在完全无知觉，把意识交出去的情况下，才能解放出更多的生命。睡梦、记忆、无意识，这些都指向了弗洛伊德。
事实上，1917年，伍尔夫夫妇就建立了Hogarth出版社，1922年开始着手翻译出版外国文学，使之成为众多一流作家、学者首版英译本的诞生地，这其中就包括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论文（大约出版于1924－1925年间）。所以，伍尔夫可能在童话中也流露出了一些弗洛伊德的影响，而1925年的《达洛威夫人》则以大量的意识流描写正式打上了弗氏印记。
当然，学者们对文本的阐释也并不局限于此。有人说，动物们能在夜晚活过来，象征了作者对文本自身多义性的信任；还有人说，鲁顿太太睡着了，是表达了作者的恐惧——她害怕面对这个创作过程，害怕将她的创造物窒息在一个小空间里。无论怎样解释，如此篇幅的童话，充其量只为研究伍尔夫的学者们增添了一点以小见大的佐料罢了。
可惜的是，它在童书界也并不十分讨好。一位评论家说，伍尔夫并没有因为它的读者是孩子而减少使用过长的从句，甚至一句话里用了五个分号这种相对高级的标点，而新版绘者，也许因为来自澳大利亚，并没能替读者还原出伦敦20年代的气韵。
总的来说，伍尔夫现存的两本童书作品，受到的关注度不高，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做成绘本出版之后，就没有再版过。不过，只凭作者是伍尔夫这一点，它们就像印钞机印出的错币，虽然不大可以流通，却有一种倏忽间脱离轨道，独一无二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