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译】<Bowling Alone: America's Declining Social Capital> by Robert D. Putnam

原文出自《城市社会学文选》 城市社会学的学期翻译作业 龟速进行 存档专用 作为本科僧不保证不会有错误和漏洞QvQ btw 辛苦手敲的 勿做其他用途哦（弄得好像会有人看似的（。

独自打保龄球：美国下降的社会资本 　　在过去的十五年，许多研究新民主的学者产生并开始强调一个强大而活跃的公民社会对于巩固民主的重要性。特别是对于后共产主义国家，学者与积极的民主分子曾遗憾其独立的公民参与传统的缺位与消失，以及对国家消极依赖的普遍趋势。对于那些关注发展中国家或后共产主义世界公民社会弱点的人而言，先进的西方民主尤其是美国，已被代表性地作为效仿的模板。然而，有明显的事实表明，美国公民社会的活跃程度在过去几十年中已显著下降。 　　自托克维尔于1835年出版《美国的民主》以来，美国在民主与公民社会关系方面的系统研究中处于中心地位。尽管这一方面是由于美国生活中常被认为具有社会现代化预兆的趋势，另一方面则是美国一贯被认为具有“公民”（这一说法我们在稍后会充分证明）特征。 　　当托克维尔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访问美国时，令他印象最深的是美国公民的结社倾向，并将此作为美国具有从事民主事业空前能力的关键。他发现“不同年龄，不同生活地位以及不同性格的美国公民在持续不断地形成组织。这些社会组织不仅包括所有人都参与的商业组织与工业组织，还包括上千种不同类型——宗教的，道德的，肃穆的，无用的，普遍的与局限的，规模巨大与规模较小的社会组织。在我看来，没有什么比美国的理智与道德相关的社会组织更值得关注了。” 　　近年来，美国新托克维尔派的社会科学家发现大范围的经验事实表明公共生活的质量与社会机构（不局限于美国）的运作的确受到公民参与的规范和网络的有力影响。在教育，城市贫困，失业，犯罪与药物滥用控制，甚至健康领域的研究者发现，成功的结果更多发生在公民参与的社区中。同样，关于美国不同种族群体不同经济成就的研究证明了不同群体间社会纽带的重要性。这些研究成果和在广泛背景下证明社会网络在职业配置与很多其他经济产出的重要性研究是一致的。 　　与此同时，一个看似无关的关于经济发展的社会学研究也将注意力集中到社会网络的角色上。其中有些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有些则阐明了东亚“网络资本主义”的独特成功。然而，甚至在不够典型的西方经济中，学者们也发现存在着基于工人与小型企业家之间合作网络，具有高效率与高灵活性的“产业区”。远非旧工业的过时产物，这些密集的人际网络与跨组织网络支撑着从高科技如硅谷，到时尚如贝纳通的超现代产业。 　　公民参与的规范与网络也对代议政府的运作造成有力的影响。这至少是笔者近20年来对意大利不同地区地方政府进行准实验所得的结论。尽管这些所有的地区政府在材料上看来完全相同，但它们的效力水平却各不相同。系统研究表明，政府的治理质量是由长期存在的公民参与（或相反）传统的存在而决定。投票参与人数，报纸读者人数，合唱团的成员资格与足球俱乐部——这些都是一个成功地区的显著特征。实际上历史分析表明，这些有组织的互动与市民团结的网络不仅是社会经济现代化的附带现象，还是其产生的前提。 　　公民参与和社会联系中的机制毫无疑问产生了以下多样而复杂的结果——更好的学校，更快速的经济发展，更低的犯罪率与更有效力的政府。当这些被简明列出的发现正需要进一步的证实或认证时，十多门学科及其分支学科中上百例经验研究的相似性却是惊人的。几个领域的社会科学家最近提出一个用于了解这些现象的框架，该框架基于社会资本概念而提出。通过对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概念即“提升个体生产率的工具与训练”进行类比，得出“社会资本”指的是那些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网络、准则与促进共同利益的协调与合作的社会信任。 　　由于多种原因，在先天拥有充足社会资本的社区中生活会更容易一些。首先，公民参与的网络促成了一般交流准则的健全，同时也促进了社会信任的产生。这种网络推进交流与协调，提升名誉，并且有利于化解集体行为的困境。当经济与政治协商被嵌入社会互动的稠密网络中时，机会主义的动机则会减少。与此同时，公民参与的网络表明了过去在合作方面的成功，这些成功为未来合作的发展提供了文化模板。最终，稠密的互动网络可能拓宽参与者的自我意识，将“我”发展成“我们”，或者（用理性选择的话来说）提升参与者对集体利益的“体会”。 　　笔者并不打算在此探讨社会资本理论的发展状况。而是使用这一快速发展的工作的中心前提——社会联系与公民参与普遍影响着我们的公共生活与私人预期——以此为出发点对当代美国社会资本发展趋势进行经验研究。笔者在此重点关注美国的案例，尽管其描述的发展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许多当代社会的特征。 >>>公民参与发生了什么变化？ 　　我们从政治参与模式转变的常见事实开始，不仅因为它在狭义上与民主议题直接关联。也考虑到过去三十年全国选举中参与投票人数明显减少。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早期处于相对制高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参与投票人数减少了近四分之一，近千万的美国公民抛弃了他们父母时刻准备参与最简单市民行为的习惯。国家与地区的选举参与也反映了明显类似的趋势。 　　美国人不仅越来越多地开始放弃投票选举。罗珀民意调查公司过去二十年来针对全国样本多次提出一系列完全相同的议题，它显示从1973年起表示“在过去”他们曾“参与镇上集会或校务”的美国公民人数已下降超过三分之一（从1973年的20%到1993年的13%）。关于问题“参与政治集会或演讲”“服务于某些地区组织”和“为政党工作”的积极回应也呈现相似（甚至更明显）的下降。几乎在每个指标中，美国人在政治与政府方面的直接参与在上一代产生了平稳而大幅度地下降，尽管实际上作为对个体政治参与水平最佳预测指标的教育水平在这一时期飞速上升。过去一二十年中，每一年都有超过百万的人开始远离其社区事务。 　　远非巧合，这一时期的美国人也在心理上对政治与政府产生脱离。仅表示“有时”或“从来不”“相信华盛顿政府”的美国公民所占比重从1966年的30%平稳上升至1992年的75%。 　　当然这些趋势众所周知，在严格的政治解释中是经得起检验的。可能从20世纪60年代起关于政治悲剧与丑闻（暗杀，越南，水门事件，伊朗门事件等）长篇的陈词滥调引发了美国人对政治与政府的可理解的厌恶，从而反过来促使他们退出该领域。我不怀疑这种普遍的解释有一定的道理，但在更广阔的范围中探讨公共参与趋势时其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对我们在美国公民中进行的组织成员资格的调查可以从总体社会调查的全部结果入手。这一基于全国样本科学实施的调查在过去20年重复进行14次，表明与教堂相关的群体成为美国人最普遍参与的组织，尤其在女性中更为普遍。女性经常参与的其他类型组织还包括校务团体（多为父母——教师联合会）、运动团体、职业团体与文学团体。在男性中，运动团体、工会、职业团体、兄弟会、退伍军人会和服务俱乐部都相对热门些。 　　宗教团体目前是美国人最普遍拥有的协会成员资格。确实，从多方面来看美国持续作为（甚至超过托克维尔时期）一个“宗教”社会。例如美国是世界上人均拥有最多教堂的国家。目前美国的宗教情感不再与制度紧密关联，多少变得更加自我。 　　在过去的三四十年中，这些关于美国公民有组织地宗教参与的对立思想是如何呈现的？整体模式是清晰的：20世纪60年代的记录目睹了每周做礼拜人数的重大下滑——从20世纪50年代末大约48%降至20世纪70年代初的大约41%。从那时起，一些调查显示礼拜人数开始变少甚至下降得更多。同时，总体社会调查提供的数据显示在过去20年所有“宗教相关团体”的成员适当减少。笔者发现美国人在宗教仪式与教会相关团体的网络参与从20世纪60年代起下降了大约六分之一。 　　多年以来，公会一直是美国工人参与最多的组织。然而工会成员人数近四十年来持续下降，其中在1975年到1985年间下降得尤为剧烈。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当公会人数达到制高点时，美国加入公会的非农业劳动力所占比例下降超过一半，从1953年的32.5%降至1992年的15.8%。至今，所有实际上与新政相关的公会成员人数的爆炸性增长已经消失。公会大厅里的团结几乎已成为老一代心中日渐消逝的记忆。 　　在二十世纪的美国，父母——教师联合会是公共参与的一种重要形式，因为父母对教育过程的介入表现了一种社会资本的特殊生产方式。因此，我们很遗憾地发现在上一代中父母——教师联合会的参与量出现了急剧的下滑，从1964年1200万以上降至1982年仅500万，目前已回升至大约700万。 　　接下来，我们来看公民组织与互助会的成员（包括志愿者）参与。这些数据展现了一些相似的情况。首先，传统女性组织的成员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或多或少出现了一定的减少。例如，全国妇女联合会成员人数从1964年起下降了一半多（59%），与此同时，美国妇女选民联盟成员人数自1969年起下降了42%。 　　主流公共组织的志愿者人数有着明显类似的下降，例如童子军（从1970年起下降26%）和红十字会（自1970年起下降61%）。但这些志愿者有没有可能转至其它社会组织？劳工部门1974到1989年间的流动人口调查中有“定期”的（相对于“偶尔”或“顺便”）的事实。这些估算表明在过去的15年间志愿者人数严重下降了约六分之一，从1974年24%的成人下降至1989年的20%。红十字会急救人员与童子军部队领导者人数在运转过程中不断流失，遍地的征兵也明显未能平等抵消人员缺失的人数。 　　互助组织成员人数在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90年代间也同样经历了明显下滑。以下组织的成员人数显著减少，国际狮子俱乐部协会（从1983年起下降了12%），Elks（从1979年起下降了18%），圣地兄弟会（从1979年起下降了27%），青商会（从1979年起下降了44%）和Masons（从1959年起下降了39%）。总体来说，经过这世纪大多数时期的稳步扩展，许多主要的公共组织成员人数在过去一二十年都经历了一个突发的，重大并且几乎同时发生的下滑。 　　笔者发现有关当今美国社会参与下降的一个奇特而令人为难的事实：现在有比以前更多的美国人在打保龄球，但在过去十年中有组织的保龄球社团却骤然下降。在1980年到1993年间，美国打保龄球的人数增加了10%，而保龄球社团却下降了40%。（以免这些被认为完全不重要，我应强调在1993年左右有近8000万的美国人至少打过一次保龄球，超过1994年参与议会选举的人数近三分之一，并且与所称定期到访教堂的人数相同。即便在20世纪80年代的保龄球联盟之后，近3%的美国成年人定期参与保龄球社团。）单独打保龄球现象的增加对保龄球道经营者的生计产生了威胁，因为那些作为社团成员打保龄球的人们会比独自打保龄球的人们消费三倍的啤酒与披萨，而保龄球经营中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啤酒与披萨，不是保龄球和鞋。更广义的社会重要性在于那些被独自打保龄球的人们放弃的，伴随着啤酒与披萨间或发生的公共对话与社会互动。不管在大多数美国人眼中打保龄球是否对选举造成了冲击，保龄球社团揭示了另一种社会资本的消失形式。 >>>相反的趋势 　　然而此时，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严肃的相反论点。也许那些我们曾研究的数量减少的传统形式的市民组织已经被新生组织替代。例如，全国环境组织（比如塞拉俱乐部）和女权组织（比如全国妇女组织）在20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80年代飞速增加，至今已有总计约10万的会费会员。还有一个更令人瞩目的例子，美国退休者协会（AARP）的正式会员从1960年的40万人上升至1993年的3300万人，成为（仅次于天主教堂的）世界上最大的私人组织。这些组织的国家行政管理人员之所以是华盛顿最令人敬畏的说客之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有大致的忠诚会员的较为全面的邮寄列表。 　　这些新出现的群众性组织具有很明显的政治重要性。然而，从社会联系的角度来看，它们与传统的“次级社团”有很大的不同，致使我们需要发明一个新的标签来为它命名——也许是“第三级社团”。对于其绝大多数成员而言，组织日常活动仅包括进行会费核对或者偶尔阅读实事通讯。这些组织中只有极少数成员才参加各种会议，而且大多数成员不太可能（或者故意）与其他成员见面。塞拉俱乐部中任意两名成员的关系与园艺俱乐部相比，更像红袜队中两名成员（或任意两名本田汽车拥有者）之间的关系：他们支持同样的团体并分享一些共有的兴趣爱好，但他们对彼此的存在却毫不在意。简单来说，他们之间的纽带是共同的象征，共同的领导者，甚至可能是共同的理想，但却不是直接与另一个人的关联。社会资本理论反驳道，社会成员应该，比方说，提升社会信任，但这一说法对于第三级社团成员来说不够明确。从社会联系的观点来看，环境防护基金会和保龄球社团完全不是一个类别的社团。 　　如果第三级社团的增加展示了笔者论点的一个潜在（也可能不是）反例，那这第二种相反的趋势则以日渐增长的非盈利组织，尤其是非盈利服务机构为代表。这种所谓的第三级部门包括从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和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到福特基金会和梅约诊所的所有组织。换句话说，尽管大多次级社团是非盈利性质的，但大部分盈利机构却不是次级社团。用社会关系的趋势来证明非盈利部门规模的发展趋势是另一个基本的观念错误。 　　第三个潜在的相反趋势更多和社会资本与公民参与的评价相关。一些有能力的学者曾就过去几十年所经历的各类支援小组的急速扩展而展开争论。Robert Wuthnow的报告显示近40%的美国人自称“目前参与了定期见面并为成员提供支持或关注的小型组织”。这些组织中许多都与宗教相关，但也有许多不是。例如，Wuthnow的全国样本中显示近5%的人自称定期参与“自救”组织，比如匿名戒酒互助社，并且也有相似数量的人们表示他们属于某图书交流会与兴趣俱乐部。 　　由Wuthnow的调查对象所描述的组织毫无疑问代表了社会资本的一种重要形式，并且需要用各种对社会联系趋势的严格计算来解释。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些组织并不和传统的市民组织扮演的角色相同。正如Wuthnow所强调， 　　“小型组织也许不能像许多它们的支持者那样高效地培养社区。一些小型组织很少提供使个体在他人在场时聚焦于自身的机会。社会契约把成员聚在一起并且只坚持自身最基本的义务。有时间便来参加；随心所欲交谈；尊重每个人的想法；从不批评他人；不高兴时悄然离开...我们可以设想（这些小型组织）真正取代家庭、邻里和可能需要终生承担义务的更广阔的社区关系，但其实，它们并没有。” 　　这三个相反的趋势——第三级组织，非营利组织和支援小组——多少需要被重视，以此与来自传统市民组织的侵蚀相抗衡。其中的一种方式便是借鉴整体社会调查。 　　对各种教育水平的公民而言，总体协会成员人数在1967年至1993年间显著下降。在本科学历的人中，平均组织成员人数从2.8下降至2.0（减少了26%）；在高中学历的人中，数值则从1.8下降至1.2（减少了32%）；还有在受教育年限低于12年的人中，平均人数从1.4降到1.1（减少了25%）。换句话说，在美国社会各种教育（因此也是社会）水平中，对所有类型的组织成员计数，在过去25年平均协会成员人数减少了约四分之一。除去对教育水平的控制，趋势还不够明显，但重点是：比原来更多的美国人进入了培养协会参与的社会情境（更高等的教育水平，趋向于中年等），但是协会成员聚会次数却呈停滞或下降状态。 　　按团体类型来分，下降的趋势在宗教团体，工会，互助会，退休老兵组织和学校服务组织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与此相反，这几年来专业组织的成员在教育与职业水平方面显著提高，尽管比预计的少了一些。样本中的男性与女性在本质上都呈明显相同的趋势。简单来说，目前的调查结果证实了我们之前的结论：美国以市民组织为形式的社会资本在上一代中逐渐消减。 >>>良好的邻里关系与社会信任 　　笔者先前曾强调关于社会联系趋势的现有定量事实大多包括正式设施，比如投票间，工会大厅以及父母-教师联合会。这里有一个被广泛讨论的例外情况需要说明：最基本的社会资本形式是家庭，关于家庭纽带（包括扩大化与核心化）日益松散的许多事实也众所周知。当然，这一趋势不仅与其一致也可以拿来解释我们关于社会资本衰退的主题。 　　我们刚好拥有时间序列数据的非正式社会资本的第二个方面包括邻里关系。自1974年的整体社会调查起每位被访者都曾被问及“你多久与邻居在晚上进行一次社会交流？”与邻居社交次数超过一年一次的美国人数所占比率在过去二十年中持续平稳地下降，从1974年的72%降至1993年的61%。（另一方面，和“并未居住在你的邻里范围内的朋友”社交的情况表现出上升趋势，这一趋势可能反映了业缘关系的增加。） 　　美国人同样很少信任他人。表示大多数人都值得信任的美国人所占比重在1960年间下降超过1/3，到1993年为止已从当初的58%下降至37%。在所有教育阶段中也呈现出明显相同的趋势；的确，社会信任与教育相关，而教育水平快速上升，如果我们对教育进行控制则社会信任的整体下降会更加明显。 　　我们对社会联系与市民参与的趋势分析已默认假设所有我们讨论过的社会资本形式自身在个体间相互依存。这是真实的事实。协会成员比非协会成员更容易参政，与邻居共度时光，表示社会信任等。 　　社会信任和协会成员资格间的紧密相关性不仅体现在时间与个体间，也存在于国家间。1991年世界价值调查证明：在调查的35个国家中，社会信任与市民参与呈高度相关；一个社会中协会成员的密度越大，其市民的信任程度越高。信任和参与是同一潜在要素-社会信任的两个方面。 　　美国在社会资本的这些维度仍保持着相当高的水平。甚至在20世纪90年代，经过了几十年的衰退，美国人在社会信任与公民参与方面仍高于世界上其它大多数国家。然而，过去25年的趋势显示美国社会资本在国际评估中的地位明显下降。如今美国社会资本的衰退如此急剧，以至于（如果与此同时其他国家的情况均未发生改变）另一个25年中相同比率的变化大约会将美国拉至所有国家的中间位置，大约与现在的南韩，比利时和爱沙尼亚相似。而两次与此比率相同的下降会使美国与当今的智利，葡萄牙和斯洛文尼亚的水平相当。 >>>美国的社会资本为何在衰退？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美国发生了使公民参与和社会联系减少的事情。那么“这些事”究竟是什么呢？这里是几个比较可能的说法，每个解释都有一些初步证据加以解释。 　　女性加入劳动力的队伍中。在这二三十年间，数以百万计的美国女性走出家庭成为劳动岗位的一员。这是这几年美国人每周平均工作时长明显增加的原因之一。这一社会变革似乎看来会减少人们在增加社会资本方面的时间与精力。对于某些特定的组织，例如父母——教师联合会，女选民联盟，妇女联合俱乐部和红十字会，几乎必然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妇女公民参与最急剧的下降似乎在20世纪70年代；类似“女性”组织的成员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就已下降了近一半。相比之下，大多数男性组织在十年后才经历了这种下降；典型组织的成员参与总体下降了约25%。在另一方面，调查数据表明男性成员的总体下降事实上和女性相当。当然，这在逻辑上是可能的，男性成员的减少可能代表女性自由程度增加带来的影响，因为做家务的人走出了家的束缚，但时间预算研究表明大多工作女性的丈夫只承担小部分的家务劳动。简单来说，女性解放的背后似乎与社会资本的衰退有关。 a.流动性：移居的前提 　　许多关于组织参与的研究表明住房稳定与其它例如房屋所有权之类的相关现象明显与更高的公民参与相关。流动性，像植物的频繁移植一样，会伤害其根部网络，而一位被从原有居住地连根拔起的个体再次扎根是需要时间的。汽车、城市郊区化和阳光带的移动降低了美国人均社会稳定程度的说法看起来是有道理的，但这一假设的基本漏洞也是明显的：明显事实表明美国的住房稳定性和房屋所有者自1965年以来适当回升，目前状况也一定高于20世纪50年代，而以我们的标准来说公民参与和社会联系却不如那个时候。 b.其他人口统计的变化 　　从20世纪70年代起一系列其他因素也在改变着美国家庭——更少的婚姻，更多的离婚，更少的儿女，实际上更低的工资等。每一个变化都可能或多或少地导致了公民参与的降低，一旦结婚，中产阶级的父母总体上比其他人更多地进行社会参与。此外，这些变化——例如街角杂货铺被超级市场代替如今可能还被家中电子购物所替代，或者是基于社区的企业被远距离的跨国公司代替——横扫了近年来美国的经济，甚至可能破坏了公民参与的物质甚至生理基础。 c.闲暇时光的技术性转变 　　我们有理由相信深层次的技术趋势从根本上使我们对闲暇时间的利用更加“私人化”和“个体化”，并且因此减少了许多增加社会资本的机会。这一转变最明显也最有力的器具是电视。20世纪60年代的时间预算研究表明观看电视时间的增加这一变化比美国人日常生活的其他变化大的多。电视使我们的社区（或者是我们在自身社区所经历的）更广阔也更加浅显。经济、电子科技使个体的品味得到了充分满足，但却是以早期的娱乐形式和积极的社会外部效应为代价。同样的逻辑可以用到轻歌舞剧被电影取代，如今又被录像机取代这一现象上。我们不久将带上新的名为“虚拟现实”的钢盔进行孤独的娱乐，这仅仅是这一趋势的最新外延。科技因此在我们的个体爱好和集体兴趣间划下鸿沟了吗？这一问题需要我们系统地进行更多的探究。 >>>应该怎么做？ 　　社会科学仍需要更多方面的研究。我们必须把社会资本划分成不同的维度，因为它明显不是一个单方面的观念，尽管语言（甚至在这篇文章中）证明事实与之相反。从相互作用，集体行为困境的解决，社会身份扩大的意义上来说，何种类型的组织与网络最有效地体现-或者产生社会资本？本文中笔者已强调了协会生活的密度。笔者在早期研究中讨论过网络结构，认为“水平的”联系比垂直联系能产生更多的社会资本。 另外一组重要事件包括宏观社会学的反对意见，这与我们在此描述的趋势相交叉。会带来怎样的影响？例如，电子网络对社会资本的影响？笔者认为电子论坛会议和保龄球协会会议不尽相同，沙龙也是一样，但需要更多的经验研究。那工作场所的社会资本的发展是怎样的呢？它与公民参与的下降所相反，反映了一种类似于热力学第一定律的社会定律-社会资本没增加也没减少，而是被再分配了？或者本文所描述的趋势只是一种无谓的损失？ 过去25年对美国社会资本变化的全面评估既要关注社区参与的弊端也要关注其优点。切忌将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小城镇与中产阶级的市民生活完美化。除了本文中强调的不良趋势，近几十年来也经历了不容忍度与明显性歧视的显著减少，这些良好趋势也许和传统社会资本衰退的复杂方式相关。此外，一本平衡计算社会资本的书的观点需要和MancurOlson等人所强调的观点相协调。MancurOlson等人强调社会，经济和政治组织的紧密联系会形成卡特尔联盟，也会导致政治经济学术语“寻租”和平常人所说的腐败。 最后，可能也是最迫切的是，我们需要有创造性地探索公共政策是如何影响（或者可能影响）社会资本形成的。在一些被人熟知的案例中，社会政策破坏了高效率的社会网络和规范。比如，美国20世纪50年代和20世纪60年代的贫民区清拆政策，更新了物质资本，但却对社会资本产生了大量的消耗。国家邮局和小片教学区的合并保障了行政与财政效率，但完全成本导致了使社会资本的产生更多消极结果的影响。在另一方面，过去这些自发的例如农技师企业机构系统，社区大学和为慈善贡献减免税款表明政府可以鼓励产生社会资本。甚至最近加利福尼亚的San Luis Obispo要求所有的新房都要有前门廊的提议也显示了政府权利有哪些影响以及社会网络是如何形成的。 “市民社会”的观念在近来全球关于民主和民主化前提的争论中处于核心地位。最新的“市民社会”将注意力集中在传统自治政府的荒凉土壤中加速市民社会活力的需要。在已经建立的民主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越来越多的市民每当自由民主在战争结束的地方建立时，就开始在意识形态上和地缘政治上质疑公共机构的效率。在美国，至少有一方面的理由怀疑这种民主失序可能和25年前开始的广泛而持续的公民参与的衰退有关。我们的研究日程应重视的问题是相对衰退的社会资本是否会以不同的机制与形态存在于其它发达的民主中。美国的议程应重视如何扭转社会联系中的不利趋势，恢复公民参与和社会信任的问题。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