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的隐喻 ——读周天华长篇小说《原罪的证明》
沉重的隐喻
——读周天华长篇小说《原罪的证明》
申元初
一
周天华的小说《原罪的证明》，意欲证明什么呢？
这是读了小说“原罪”，必然会在心里浮起的一个问题。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笔者不禁想起了伍尔夫在《论小说与小说家》一书中评论“超凡入圣”的俄国作家们的话：“俄国人的思想并无明确的结论。他们给人一种没有答案的感觉；如果诚实地观察一下人生，那么生活提出了一个又一个问题，这些问题是不可能得到解答的，而只是一个接一个地在耳边反复回响着，直到故事结束了，那没有希望得到解答的疑问，使我们充满了深深的、最后可能是愤怒的绝望。”（（英）弗吉尼亚·伍尔夫《论小说与小说家》——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5月）——但这并不妨碍伍尔夫给俄国作家们冠以“圣徒”的称号。
读了周天华长篇小说《原罪的证明》60多万字的叙述之后，我们的感觉还真有些跟伍尔夫所描述的差不多。
从小说的标题和内容来看，他似乎证明的是人性的问题。人性的问题，在二十年前，是个很深奥的问题，而放在现在，却不一定能够吸引眼球和触动思考了。
无论《原罪的证明》的作者是有意还是无意，小说的叙事实际已经超越了小说的标题和内容本身，作者探讨的，实际是当前社会存在的普遍而深刻的问题。人性的问题和社会的问题，哪一个更沉重和深刻？现代文学理论研究，无疑一般认为前者是后者的深化或者升华，当文学作品进入人性的探讨时，小说的内涵就具有了深刻性，进入了哲学的层面。之所以现代派小说，比如意识流、魔幻、黑色幽默等，被大力推崇，就是这个道理。
但笔者并不完全认同这个道理。
《原罪的证明》，从标题来看，也许作者的本意，确是希望探讨人性的问题；从小说结尾，主人公独上梵净山的独特构思来看，似乎也说明了这一点。
但笔者却认为，《原罪的证明》，从他的叙事结构来看，探讨的还是社会问题。还是前面的话，无论作者是有意还是无意，他的叙事，尖锐地指向了某些严重存在的社会问题。当然，社会，是人的构成，社会问题，说到底，还是个人性问题，但《原罪的证明》，其意义所在，正是其揭示的深刻的社会问题。
小说的背景依托，是办学，小说的矛盾设置，是官司纠葛。正是这个办学和官司纠葛，隐喻了多么沉重的社会话题啊！
二
《原罪的证明》，其背景依托，是民间办学和职业教育。这个切入点具有独特性和新颖性。民间力量办学，与民间力量办医，都是未来社会发展和建设方向的热门话题。而职业教育，又是教育发展方向中，热门中的热门话题。
小说以此为题材，实在难能可贵。放眼中国的小说界，职业教育和民间办学题材，庶几是一个未开发的处女地。《原罪的证明》，将笔触伸向这一十分重要的领域，意义非凡。
小说作者就是一个民间办学者和职业教育办学者。不熟悉办学的人，也许可能说，小说展示了职业教育和民间办学的场景和情节。而本文笔者却要说，小说展示的，只是作者对于职业教育和民间教育的梦中理想。
小说中展示的西工职校，是一片多么美好的民办职业教育天地啊！办学团体的高素质和高品位，高尚的职业道德，校园的和谐进步，师生对于美善的追求，教学中理想的校企结合……这就是当今中国教育界对于民间办学和职业教育所希望的完美写照啊！
这样一个完美的民办职业学校，为什么会遭到学生的非难和法律人与媒体人的狙杀呢？这，从现象来看，似乎缺乏逻辑呀！但从深层次来看，这正是目前中国民间办学和办医以及职业教育的深层隐性逻辑。
目前，有很多人在积极呼吁民间力量开办教育和医疗，但很难实现这一愿望。也许有人认为，在中国，民办教育和民办医疗难以立足，又是个所谓的体制问题，而实际上并非这么简单，那，其实是个深层文化的问题。大量的现实告诉我们，中国的民间力量，办学也好，办医也好，他们的目的并不是将教育和医疗当成他们的事业追求和理想实现，而是赚钱的手段！
而以中国目前的文化背景，只要与“钱”字发生了关联，所有的东西则都会扭曲。可以这样实事求是地说，在中国目前的文化背景下，民间办学和民间办医，不仅仅是政府难以信任的问题，老百姓更难信任。低质量、乱收费、哄骗手段盛行，或者外行办学办医，不懂教育规律，缺乏德心仁术，就是普遍存在的现实现象。而在职业教育中，教师既不具备深厚的理论功底，更不具备熟练的实际运作能力，虽是行业教育机构，反而不如行业职工技术高超，培养的学生，难以达到专业岗位要求，职业教育变成了文凭教育，则也是普遍存在的现实现象。
因此，从表面看来，那么美好的西工职校，没有理由成为学生和司法业界以及媒体共同狙杀的对象呀！但实际上，在现实中，太有可能了！因为，像西工职校那样的办学场景，更多只是个理想，而在现实中，则是少见的。这就是一种隐喻，这个隐喻所以沉重得令人窒息。
而司法界和媒体界存在的问题，确实似乎只要能获得最终目的，就是赚取名声和利益，操守的问题，已经退居次要，这也是不争的现实现象。
一个是理想模式，一个是现实场景，小说的上下两卷，就这么由背后的逻辑推动着组合在一起了，这个结构组合，具有残酷性和悲剧感。还是前面说过的话，无论小说作者是有意还是无意，但就是基于这样的隐性逻辑，长篇小说《原罪的证明》形成了！
小说作者曾经对本文笔者说，他的上卷是不是有些篇幅太重了？
笔者倒认为，如果按照小说作者的主题构思，似乎确需要加强下卷的份量，但如此一来，就失去了该小说的背景特色。西工职校的办学经历，虽然是一个理想的完美模式，而其中小说情节描写的曲折办学过程，却也体现了民间办学必然会遭遇的压力，展现了现实当中的真实场景。民间办学，职业教育，是很值得书写的大题材，是中国教育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这也是这部长篇巨制的特色所在。
笔者认为，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对杀，就是这部长篇小说的结构特色，上卷代表理想，下卷象征现实。不妨说，上卷是理想篇，下卷是现实篇。这又是一个隐喻，在当前中国的文化背景下，这就是有识之士的理想愿景和严峻现实的矛盾实际，既有理想，何妨为之奋斗，既有现实，何妨冷静思索。司法，需要依法规范；媒体，需要德化提升；教育，需要深入探寻。无论《原罪的证明》，主题设置是什么，而小说的叙事结构给读者的，应是这般的启迪。小说的深层意义，正从这里展现。
三
这部60多万字的巨制，在写作上，作者下了一番卓有成效的功夫。结构十分精巧，全书共分四个部分：引子——上卷——下卷——余韵。上卷和下卷，分别叙述了西工办学经历和被宵小共同狙杀的过程；两个部分，构成了小说隐性的喻意——民办职业教育的理想和现实无情的矛盾。而引子，则是一般的小说提升注意力的技巧，即倒叙的手法。而小说的“余韵”部分，从内容整体来说，可以不是这部小说躯体上的必然器官，而是一个“延伸阅读”。这个延伸部分，却是作者揭示主题的“眼”，通过高僧对人生因缘果证的解读，作者以一种心情激荡的方式，揭示出了“原罪”的主题。但，虽然主题解读于此，而这个延伸部分，仍然似乎是作者硬性增添上去的一种“大结局”方式。但，从小说艺术角度来看，却正是这个延伸部分，给小说增添了一种“味道”，使小说带上了一种“唯美”的意境。而这一部分的语言也更具有美感，充满顺畅感，文采斐然。
全文四个部分，主体两个部分各章节又采用中国古典章回小说表现模式，每章节均设对偶标题，而引子和余韵都十分短小，具有均衡视觉美。
而小说虽以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的形式来结构，其叙述语言吸取了古典文学用词用句方式，却具有现代抒情散文特色。从小说的内容、结构到语言，作者都在追求一种“艺术美”，这是阅读这部长篇小说给人的深刻感受。
最后，本文笔者还是想指出，对于小说中作者钟爱和评论者亦给以重视的“爱情”叙述，是构成小说叙事和结构的一块基石，也是贯穿小说的一根红线，这是这部长篇小说写作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结构因素，不能不说也是这部长篇小说的一个艺术特色。但笔者觉得，夏、成爱情的叙述描写，来得未免简单浅显，难以展现其深厚的感情基础和形成脉络，尽管作者试图将其写成“唯美”的爱情，但难以给人“爱”的冲击，它更显示出的，却是小说结构形成的一个工具；另外，小说叙述语言具有散文美感，而通过动作和对话来形象而深入刻画人物的独特性格稍嫌不够。这应是小说所谓瑕不掩瑜的一个微瑕吧。
鲁迅先生曾经说：“悲剧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鲁迅全集》《第一卷·坟》《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12），而《原罪的证明》，正是将一个美好的有价值的民办职业学校毁灭给人们看。但小说是看似写了一个悲剧，而不给人以悲剧心理抑郁；看似揭示了社会不良现象，而不给人以不良思想影响。在揭示一个成功和美好的民办职校被邪恶狙杀的叙述中，美好、善良和光明，仍然是其主色调，这是我们时代和社会需要的，负责任的文学作品。这体现了作者的艺术能力和艺术良知。
作者毕业于大学中文系，作品展示了其良好的语言功底和写作能力，其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是60多万字的长篇巨制，令人叹为观止。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作者为社会继续推出展示真善美的小说艺术作品。
——读周天华长篇小说《原罪的证明》
申元初
一
周天华的小说《原罪的证明》，意欲证明什么呢？
这是读了小说“原罪”，必然会在心里浮起的一个问题。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笔者不禁想起了伍尔夫在《论小说与小说家》一书中评论“超凡入圣”的俄国作家们的话：“俄国人的思想并无明确的结论。他们给人一种没有答案的感觉；如果诚实地观察一下人生，那么生活提出了一个又一个问题，这些问题是不可能得到解答的，而只是一个接一个地在耳边反复回响着，直到故事结束了，那没有希望得到解答的疑问，使我们充满了深深的、最后可能是愤怒的绝望。”（（英）弗吉尼亚·伍尔夫《论小说与小说家》——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5月）——但这并不妨碍伍尔夫给俄国作家们冠以“圣徒”的称号。
读了周天华长篇小说《原罪的证明》60多万字的叙述之后，我们的感觉还真有些跟伍尔夫所描述的差不多。
从小说的标题和内容来看，他似乎证明的是人性的问题。人性的问题，在二十年前，是个很深奥的问题，而放在现在，却不一定能够吸引眼球和触动思考了。
无论《原罪的证明》的作者是有意还是无意，小说的叙事实际已经超越了小说的标题和内容本身，作者探讨的，实际是当前社会存在的普遍而深刻的问题。人性的问题和社会的问题，哪一个更沉重和深刻？现代文学理论研究，无疑一般认为前者是后者的深化或者升华，当文学作品进入人性的探讨时，小说的内涵就具有了深刻性，进入了哲学的层面。之所以现代派小说，比如意识流、魔幻、黑色幽默等，被大力推崇，就是这个道理。
但笔者并不完全认同这个道理。
《原罪的证明》，从标题来看，也许作者的本意，确是希望探讨人性的问题；从小说结尾，主人公独上梵净山的独特构思来看，似乎也说明了这一点。
但笔者却认为，《原罪的证明》，从他的叙事结构来看，探讨的还是社会问题。还是前面的话，无论作者是有意还是无意，他的叙事，尖锐地指向了某些严重存在的社会问题。当然，社会，是人的构成，社会问题，说到底，还是个人性问题，但《原罪的证明》，其意义所在，正是其揭示的深刻的社会问题。
小说的背景依托，是办学，小说的矛盾设置，是官司纠葛。正是这个办学和官司纠葛，隐喻了多么沉重的社会话题啊！
二
《原罪的证明》，其背景依托，是民间办学和职业教育。这个切入点具有独特性和新颖性。民间力量办学，与民间力量办医，都是未来社会发展和建设方向的热门话题。而职业教育，又是教育发展方向中，热门中的热门话题。
小说以此为题材，实在难能可贵。放眼中国的小说界，职业教育和民间办学题材，庶几是一个未开发的处女地。《原罪的证明》，将笔触伸向这一十分重要的领域，意义非凡。
小说作者就是一个民间办学者和职业教育办学者。不熟悉办学的人，也许可能说，小说展示了职业教育和民间办学的场景和情节。而本文笔者却要说，小说展示的，只是作者对于职业教育和民间教育的梦中理想。
小说中展示的西工职校，是一片多么美好的民办职业教育天地啊！办学团体的高素质和高品位，高尚的职业道德，校园的和谐进步，师生对于美善的追求，教学中理想的校企结合……这就是当今中国教育界对于民间办学和职业教育所希望的完美写照啊！
这样一个完美的民办职业学校，为什么会遭到学生的非难和法律人与媒体人的狙杀呢？这，从现象来看，似乎缺乏逻辑呀！但从深层次来看，这正是目前中国民间办学和办医以及职业教育的深层隐性逻辑。
目前，有很多人在积极呼吁民间力量开办教育和医疗，但很难实现这一愿望。也许有人认为，在中国，民办教育和民办医疗难以立足，又是个所谓的体制问题，而实际上并非这么简单，那，其实是个深层文化的问题。大量的现实告诉我们，中国的民间力量，办学也好，办医也好，他们的目的并不是将教育和医疗当成他们的事业追求和理想实现，而是赚钱的手段！
而以中国目前的文化背景，只要与“钱”字发生了关联，所有的东西则都会扭曲。可以这样实事求是地说，在中国目前的文化背景下，民间办学和民间办医，不仅仅是政府难以信任的问题，老百姓更难信任。低质量、乱收费、哄骗手段盛行，或者外行办学办医，不懂教育规律，缺乏德心仁术，就是普遍存在的现实现象。而在职业教育中，教师既不具备深厚的理论功底，更不具备熟练的实际运作能力，虽是行业教育机构，反而不如行业职工技术高超，培养的学生，难以达到专业岗位要求，职业教育变成了文凭教育，则也是普遍存在的现实现象。
因此，从表面看来，那么美好的西工职校，没有理由成为学生和司法业界以及媒体共同狙杀的对象呀！但实际上，在现实中，太有可能了！因为，像西工职校那样的办学场景，更多只是个理想，而在现实中，则是少见的。这就是一种隐喻，这个隐喻所以沉重得令人窒息。
而司法界和媒体界存在的问题，确实似乎只要能获得最终目的，就是赚取名声和利益，操守的问题，已经退居次要，这也是不争的现实现象。
一个是理想模式，一个是现实场景，小说的上下两卷，就这么由背后的逻辑推动着组合在一起了，这个结构组合，具有残酷性和悲剧感。还是前面说过的话，无论小说作者是有意还是无意，但就是基于这样的隐性逻辑，长篇小说《原罪的证明》形成了！
小说作者曾经对本文笔者说，他的上卷是不是有些篇幅太重了？
笔者倒认为，如果按照小说作者的主题构思，似乎确需要加强下卷的份量，但如此一来，就失去了该小说的背景特色。西工职校的办学经历，虽然是一个理想的完美模式，而其中小说情节描写的曲折办学过程，却也体现了民间办学必然会遭遇的压力，展现了现实当中的真实场景。民间办学，职业教育，是很值得书写的大题材，是中国教育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这也是这部长篇巨制的特色所在。
笔者认为，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对杀，就是这部长篇小说的结构特色，上卷代表理想，下卷象征现实。不妨说，上卷是理想篇，下卷是现实篇。这又是一个隐喻，在当前中国的文化背景下，这就是有识之士的理想愿景和严峻现实的矛盾实际，既有理想，何妨为之奋斗，既有现实，何妨冷静思索。司法，需要依法规范；媒体，需要德化提升；教育，需要深入探寻。无论《原罪的证明》，主题设置是什么，而小说的叙事结构给读者的，应是这般的启迪。小说的深层意义，正从这里展现。
三
这部60多万字的巨制，在写作上，作者下了一番卓有成效的功夫。结构十分精巧，全书共分四个部分：引子——上卷——下卷——余韵。上卷和下卷，分别叙述了西工办学经历和被宵小共同狙杀的过程；两个部分，构成了小说隐性的喻意——民办职业教育的理想和现实无情的矛盾。而引子，则是一般的小说提升注意力的技巧，即倒叙的手法。而小说的“余韵”部分，从内容整体来说，可以不是这部小说躯体上的必然器官，而是一个“延伸阅读”。这个延伸部分，却是作者揭示主题的“眼”，通过高僧对人生因缘果证的解读，作者以一种心情激荡的方式，揭示出了“原罪”的主题。但，虽然主题解读于此，而这个延伸部分，仍然似乎是作者硬性增添上去的一种“大结局”方式。但，从小说艺术角度来看，却正是这个延伸部分，给小说增添了一种“味道”，使小说带上了一种“唯美”的意境。而这一部分的语言也更具有美感，充满顺畅感，文采斐然。
全文四个部分，主体两个部分各章节又采用中国古典章回小说表现模式，每章节均设对偶标题，而引子和余韵都十分短小，具有均衡视觉美。
而小说虽以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的形式来结构，其叙述语言吸取了古典文学用词用句方式，却具有现代抒情散文特色。从小说的内容、结构到语言，作者都在追求一种“艺术美”，这是阅读这部长篇小说给人的深刻感受。
最后，本文笔者还是想指出，对于小说中作者钟爱和评论者亦给以重视的“爱情”叙述，是构成小说叙事和结构的一块基石，也是贯穿小说的一根红线，这是这部长篇小说写作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结构因素，不能不说也是这部长篇小说的一个艺术特色。但笔者觉得，夏、成爱情的叙述描写，来得未免简单浅显，难以展现其深厚的感情基础和形成脉络，尽管作者试图将其写成“唯美”的爱情，但难以给人“爱”的冲击，它更显示出的，却是小说结构形成的一个工具；另外，小说叙述语言具有散文美感，而通过动作和对话来形象而深入刻画人物的独特性格稍嫌不够。这应是小说所谓瑕不掩瑜的一个微瑕吧。
鲁迅先生曾经说：“悲剧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鲁迅全集》《第一卷·坟》《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12），而《原罪的证明》，正是将一个美好的有价值的民办职业学校毁灭给人们看。但小说是看似写了一个悲剧，而不给人以悲剧心理抑郁；看似揭示了社会不良现象，而不给人以不良思想影响。在揭示一个成功和美好的民办职校被邪恶狙杀的叙述中，美好、善良和光明，仍然是其主色调，这是我们时代和社会需要的，负责任的文学作品。这体现了作者的艺术能力和艺术良知。
作者毕业于大学中文系，作品展示了其良好的语言功底和写作能力，其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是60多万字的长篇巨制，令人叹为观止。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作者为社会继续推出展示真善美的小说艺术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