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恩·麦克尤恩：我的紫色芬芳小说
我的紫色芬芳小说（My Purple Scented Novel）
文／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
译／椒图
（原载于《纽约客》三月28日刊：
http://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16/03/28/my-purple-scented-novel-fiction-by-ian-mcewan）
你应该听说过我的朋友，曾经红极一时的小说家，乔塞林·塔拜特。但我想，也许他都快要记不得过往岁月了。名誉总是容易被遗忘。你脑海中他的形象，恐怕是笼罩着即将忘却的丑闻与耻辱吧。你大概从未听说过我，曾经籍籍无名的小说家，帕克·斯派洛。就算你知道我，估计也是我和他的名字被放在一起之后的事。而对于了解内情的少数人而言，我们的名字一直都紧紧相连，像是跷跷板的两端。他上升时，我在下降——尽管这与他无关。他的堕落，也成就了我的辉煌。我不否认，我做了坏事。我偷走了不属于我的生活，未曾想过归还。而你，大可将这几页稿纸看作我的供词。
为了讲清事情的始末，我必须回到四十年前。那时候我们如此快乐，形影不离，准备着一起冲进同一个未来里去。我们在同一所大学读书，学习同一个专业——英语文学——在校园杂志上发表了我们的第一篇故事，名字似乎叫做《眼中刀》。（可这算是个什么名字？）我们雄心勃勃。我们想要成为作家，著名作家，甚至是伟大作家。我们假期也待在一起，阅读对方写的故事，慷慨而真诚地提出建议，与彼此的女友做爱，甚至，有几次，试着互相品尝同性之爱的果实。如今我已经肥胖谢顶，而当时我一头鬈发，身形瘦削。我喜欢把自己想作雪莱。乔塞林很高，金发，体格强壮，下颌线条坚硬，就像是纳粹信奉的超人哲学形象。但他对政治毫无兴趣。我们的情事不过是自我标榜浪荡的伪装。我们觉得这样会使我们更具魅力。实际上，我们连对方阴茎的模样都无法接受。我们彼此间并没做过什么特别的，却很享受别人以为我们做了什么的眼光。
这些都没有阻碍我们的文学友谊。虽然我不觉得当时我们在互相竞争。但回首过去，我得说一开始我才是领先的那个。是我首先在真正的、成熟的文学杂志——《北伦敦评论》——上发表了文章。大学生活进入尾声，我拿到了一等学位，乔塞林拿到了二等。我们认定，学位这种事情完全无关紧要，事实证明的确如此。我们搬到了伦敦，在布里克斯顿租下两间单人公寓，只隔几条街远。我发表了第二篇小说，而当他也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时，我松了口气。我们一直经常会面，喝醉，阅读彼此的创作。我们还开始融入同一个地下文学圈子，并甘之如饴。甚至，我们竟几乎同时开始为体面的知名媒体撰写评论。
大学毕业后的这两年，是我们兄弟之情的巅峰时期。我们成长得飞快，都开始创作各自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它们亦有不少共通之处：性、混乱、些许末世之感，一点暴力、一点时髦的绝望气息，还有关年轻男女间一切阴差阳错的有趣笑料。我们很快乐。没有什么是我们的阻碍。
之后，有两件事成为了我们的隔膜。乔塞林写了一部电视剧剧本，却没有告诉我。那种东西，我当时想，是配不上我们的。我们是文学圣殿的信徒。电视只是娱乐，是给庸人的糟粕。这部剧本马上就开拍了，由两位著名演员领衔，主题直切公益事业——关怀无家可归者还是下岗失业人员——而这些我从未听闻乔塞林提起。此剧大获成功；他成为热门议题，备受关注。人们对他的首部长篇小说翘首以待。按说这事也本该是完全无关紧要的，但此时，我遇到了阿贝拉。她是英伦玫瑰，丰满、宽厚、沉着、风趣。时至今日，她一直是我的妻子。在这之前，我曾有过一打爱侣；但阿贝拉之后，再无情人。我需要的一切她都能给予，无论是性，友爱，还是冒险精神，或是新鲜感。但若独独靠这样的情感，还是无法将我与乔塞林，或我与我的野心分离。差得远呢。阿贝拉生性宽宏大量，无所不容，她亦从一开始就对乔塞林怀有好意。
改变是，我们有了孩子，一个叫马特的男孩。在他一岁生日时，我和阿贝拉结婚了。住在布里克斯顿的房间不是长远之计。我们往更南边搬家，越来越往伦敦西南部邮政区迈进，邮编先是 SW12，后来又变成 SW17。要从这里去到查令十字车站，需要坐二十分钟的火车，还得先从郊区走上个二十五分钟才能到车站。我的自由撰稿营生无法支撑家庭，便在附近一所大学找了份兼职教书的工作。阿贝拉则再次怀孕了——她喜欢怀孕的感觉。当大学工作变成全职时，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出版了。有叫好声；也有些微的批评声。六个星期后，乔塞林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新鲜出炉——立刻大获成功。虽然销量比我高不了多少（那时候，销量也几乎是无关紧要的），但他已经打响了名气。人们渴望着新声，而乔塞林·塔拜特的声音永远比我更加动人。
他的容貌身高（说纳粹不太恰当——我们还是用布鲁斯·查特文打比方吧，再加上米克·贾格尔的不羁），他超高的女友翻台率，还有他开的那辆古董 MGA 跑车都为他的名声推波助澜。我是在嫉妒吗？我想不是。有三个人是我心头所爱——对我而言，孩子是神圣的存在。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令我着迷，还有阿贝拉也一直让我神魂颠倒。很快她又怀孕了，我们向北搬家，到了诺丁汉。教书工作与家庭责任加身，第二部长篇小说花费了我五年时间写就。有叫好之声，比上次多了一点点；也有批评之声，比上次少了一点点。而除了我，没人记得上一次。
那时，乔塞林已经在出版他的第三本书。第一本已经被改编为电影，朱莉·克里斯蒂领衔主演。他有了一次离婚史、一座位于诺丁山的马厩房、不少电视采访，外加不少生活杂志上的写真。他谈吐风趣，对首相极尽尖酸。他成为了我们这一代的发言人。但令人慨叹的是：我们的友谊没有变质。当然了，联系变得断断续续。毕竟我们在不同的领域各自奔波。我们要预先在日程表上空出时间，才有机会安排见面。偶尔，他会跑过来看望我和家人。（第四个孩子出生时，我们搬到了更北边的达勒姆。）但一般，是我跑去南边拜访他和他的第二任妻子，朱莉特。他们住在汉普斯特德的一座维多利亚大宅里，就在希思公园边上。
通常，我们会喝点酒，在希思公园谈天漫步。他是明星作家，而我文学前景黯淡。但若你恰好在旁偷听，却不会听到关于我们二人间地位差距的只言片语。他认为我的观点同他的一样重要，也从不摆出一副高人一等的姿态。他甚至还记得我家孩子们的生日。我总会住他家最好的客房。朱莉特也是那么亲切友善。乔塞林邀他的朋友们共同做客，他们全都是生气勃勃，友好愉快。他会做一桌好菜。他与我，用我们常说的那个词来形容，是“亲如一家”。
但，当然了，我们也存在着无可回避的差异。我在达勒姆的住所很是温馨，却也被孩子们搞得乱糟糟，拥拥挤挤，冬天更是寒冷。椅子和地毯都被家里的狗和两只猫弄烂了。厨房总是堆满了脏衣服，因为洗衣机摆在那里。房子里有不少难看的姜色松木家具，我们都没时间给它们重新上漆，毋论干脆换新了。家里也少有酒可喝。孩子们很有趣，却也免不了嘈杂喧扰。全家靠我微薄的薪水过活，阿贝拉还要兼职做护士。我们没有存款，奢侈品只有可怜几件。房子里找不到读书之地，甚至连找本书都是难事。
所以若我们能去乔塞林和朱莉特那儿过个周末，都算是一次小小的度假了。他们有宽敞的图书馆、咖啡桌上堆满的当月精装新书、抛过光的深色栎木地板、油画、地毯、一架大钢琴、谱架上摊着的小提琴谱、我客房里叠好的浴巾、舒服的浴室。整幢房子散发着成熟的气息，那种秩序感和光洁感只有靠每日打扫的清洁女工才能维持。花园里，有一株古柳、一片青苔点点的约克石露台、广阔的草坪，和高高的围墙。而最重要的是，一种混合着开放、好奇和宽宏，再加些许幽默的气质弥漫于这片宅邸。这一切，我又如何能够抗拒？
我想我该承认，我心中确实掠过一缕阴暗的情感，这是一种我从未见之于颜色的隐隐不安。但实话说，这情绪也没有给我造成很大困扰。十五年间，我创作了四部长篇小说——这不可不谓壮举，尤其是我还有教书育子之职加身，缺少个人空间。四部作品全部没有加印，也不再有出版商理会我。每当有新作推出，我总会寄一本完稿给我的老友，附上温暖的赠词。他会感谢我，却从未给过评论。我很确定，我们布里克斯顿的年轻岁月过去后，他便没再读过我写下的一个字。他也给我寄他小说的稿子——比起我的四部，他寄了九部。我曾对前两三部写过长长的回信大加赞扬，后来我决定，为了维持我们友谊的均衡，我该还以同样的沉默。于是我们不再谈论彼此的作品了——这也是妥当的。
如今，你会看到我们人过中年，年近五十。乔塞林已是国宝，而我——好吧，也不能说是失败。我的孩子们都上了大学，或者已经大学毕业；我的网球水平仍然不错；我的婚姻，经历了不少摩擦，几次争吵，和两次濒临绝境的危机之后，依然紧紧维持；有流言说，我会在年内被评为正职教授。而且，我还在创作第五部长篇小说——虽然过程不尽顺利。
现在，我终于讲到了故事的关键部分，跷跷板决定性的一倾。那是个七月上旬，正如以往，我批改完期末论文，就直接从达勒姆前往汉普斯特德，身上带着一种心满意足的疲惫。但这不是一次寻常拜访。第二天，乔塞林和朱莉特将去奥维托度过一周，我将为他们照看房子——喂猫，浇花，外加利用这里的空间和寂静，来完成我正在着手创作的小说中磨人的五十八页。
我到达时，乔塞林出门办事，朱莉特迎接了我。她是帝国学院的X射线晶体学专家，一位美丽而时髦的女子，声音温暖低沉，姿态令人亲切。我们坐在花园中喝茶闲谈。之后，仿佛这一刻被她故意安排好了一般，她暂停下来，预兆似地皱了皱眉，对我说起了乔塞林的事，说起他的创作是如何不顺。他完成了一部长篇小说的终稿，随后便陷入抑郁。他本想写就一部重要作品，而它没能配上他的野心。他非常痛苦。他觉得无法证明自己，却也下不了决心放弃。是她建议两人一起放个小假，在奥维托附近古朴的白色小路上漫步。他需要休息，需要离他的创作远一点。我们坐在巨柳的阴凉里，她告诉我乔塞林最近是多么郁郁不快。她曾想要阅读这部作品，却被他拒绝了——也算合理，毕竟她一直也不是爱好文学的人。
她说完后，我漫不经心地回复了一句，“我觉得他能写好的，只要他能出去散散心。”
翌日上午他们便启程了。我喂了猫，为自己做了第二杯咖啡，在客房的书桌上展开我的稿纸。这座巨大而纤尘不染的房子中寂静一片。但我的思绪又不住地回到朱莉特对我讲述的事情。真是奇怪，我这位顺风顺水的朋友竟也有缺乏自信的时候。这事引起我的兴趣，甚至让我有些兴奋了。一个小时后，我漫无目的地向乔塞林的书房走去。锁住了。我心绪飘渺地飘向主卧。我还记得我们的布里克斯顿岁月中，他会把大麻藏在哪里。我没花什么功夫就找到了钥匙，就在他放袜子的抽屉深处。
尽管你不会相信，但我确实没想什么阴谋诡计。我只想去看看而已。
他的书桌上，一台巨大的老式电动打字机嗡嗡作响——他忘了关掉。文学界有不少坚持使用打字机处理文字的家伙，他正是其中之一。打字稿就放在那儿，方形一堆整整齐齐，有六百页——挺长，但并不过分。题目取为《骚动》，下面我看到铅笔字迹写着“第五稿”，后面跟着上周的日期。
我坐在这位老友工作时坐的椅子上，开始阅读。两小时后，我如梦方醒，暂停片刻，来到花园呆了十分钟，心想着我应该继续我悲惨的写作。但我发现自己仿佛被吸回了乔塞林的书桌前。我稍稍犹豫，便坐了下来。我读了一整天，晚饭时停了一会儿，又读到深夜，第二天早早醒来，午餐时分终于读完。
太出色了。这是他迄今为止最棒的作品，比我记得自己读过的任何一部当代小说都更加优秀。我要说它有着托尔斯泰式的野心，同时又是现代派，遣词造句颇具普鲁斯特与乔伊斯风骨。其中有喜悦的时刻，亦有极度的哀恸。他的文段优美无比。如此丰富而世故，让我们看到了伦敦，让我们看到了二十世纪。对五个中心人物的描绘，他们的真实与生动令我叹服。我感觉自己一直就认识这些人。有时他们看起来甚至太接近、太真切了。而那占据了五十页篇幅的结局，如一曲沉缓而壮丽的交响乐般慢慢展开，哀伤、节制而诚实，令我眼含泪水。不仅为这些人物的困苦，更为这宏伟的主旨，为它对爱情、悔过与命运的诠释，为它对脆弱人性的温柔与怜悯。
我自书桌边站起。心神不宁地看着一只精疲力尽的鸫鸟，前后跳跃着穿过草地，寻找蠕虫的踪迹。我说这些不是为自己开脱，但，再说一次，我心中没有任何阴谋诡计。我沉浸在一次非凡阅读体验的余韵之中，心中涌起深切的感激，正像每个热爱文学的人一般。
我说自己没有诡计，但我知道自己接下来会做什么。我做了其他人大概只会想想的事情。我像是一只僵尸，将自我与行动剥离开来。我告诉自己，这只是未雨绸缪，这件事很可能不会有任何结果。这念头是一种缓冲，一种必要的保护。如今回首，我好奇自己是受了谁的启发，是李·伊沙列伪造信件的流言，博尔赫斯笔下的彼埃尔·梅纳德，还是卡尔维诺的《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或者是我去年读的一部小说，马丁·艾米斯的《信息》中的一章。据可靠的消息来源，艾米斯从与另一位小说家的夜饮中得到了创作这一章的灵感，那位小说家（我记不清了）有一个苏格兰人的名字和一副英格兰人的作派。我听说这对好友为了自娱，会想象一位作家能毁掉另一位作家的一切手段。但这和我做的事不同。考虑到后来发生的一切，这听起来不太令人信服。但那个早晨，我从未想过要伤害乔塞林。我脑子里只想着自己。我的熊熊野心。
我带着这些纸页来到厨房，将它们放进一只塑料袋。我搭了辆出租车穿越伦敦来到一条偏僻的街道，我知道这里有一家影印店。我回到宅子，把原稿送还乔塞林的书桌，锁上书房，擦掉指纹，将钥匙放回袜子柜里。
回到客房，我从行李中抽出一本空白笔记本——我圣诞节总是收到这样的礼物——然后开始工作，真正的工作。我开始为这部刚刚读完的小说展开记录。我从故事的两年前开始追溯，有意几次偏离主题，追逐貌似无关的细节，却总是绕回主要情节线上。我快速地记了三天，写满了两本笔记本，描绘出各种场景。我为角色们取了新名字，改变了他们的过去、环境，与他们面孔的模样。我将自己几部前作的主题融合进来。我甚至引用了自己的语句。我以为可以用纽约代替伦敦作为故事的舞台，却又意识到我无法像乔塞林一样赋予这座城市生命，便改回了伦敦。我工作得如此努力，甚至都以为自己真的在创作。毕竟，这部小说是他的，也将会是我的。
我利用待在这座宅子里的剩余时间，打出了我的前三个章节。距我离开还有几小时，我给乔塞林和朱莉特留了张字条，说我得回到北边，参加一场考官会议。你也许以为我是个懦夫，无法面对自己剽窃的对象。但事实不是如此。我是想远离一切，继续工作。我已经写出两万字，只想要继续敲打键盘。
回到家，我告诉阿贝拉，这一周过得非常顺利，这是实话。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忙。我要为此花费整个暑假。七月剩下的时间，我都在工作。八月中旬，我印出了第一稿，在花园燃起篝火，烧掉了那堆影印。我在稿件上修修改改，又打出一稿，九月上旬，新一稿准备完毕。实话说了，这小说仍然属于乔塞林。其中有些他文采飞扬的段落，我几乎一字未改。但里面也有我的创作，足够我从心底生出一种自豪的占有感。我在这些文稿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甚至，我还安排书中一个角色在沙滩上阅读我的处女作。
我的出版商，在一次针对所谓“二流作家”的残酷清理中，怀着“莫大的惋惜”，将我踢出门户。我没有合约在身，也不想在网络上发布新作，选择了一家名叫“戈吉斯”的自费出版社。出版过程简直快得令人丧气。一周后，我便拿到了《她拒绝共舞》的初版。紫色封面上，印着烫金字母和花纹图案，书页间撒上淡淡的芬芳香气。我拿出一本写下赠言，寄了个挂号包裹给我亲爱的朋友。我知道，他永远不会去读。
做完这一切后，九月底，我继续教书。整个秋天，我得空就将新书寄予朋友、书店、报社，不忘夹上一张希冀满满的便条。为使此书能够在底层流传，我亦向慈善机构捐赠许多。我还把新书混入二手书店的书架上。乔塞林在电邮中告知我，他暂停了《骚动》的写作，开始做些其他事情。我明白，我没有别的事情好做，只能等待——满怀希望地等待。
两年过去了。我仍旧像以往般拜访汉普斯特德，我们也正如往昔，不谈创作。在这段日子里，除了妻子，我从未听有其他任何人谈起《她拒绝共舞》。阿贝拉完全沉醉于这本书，对它被忽视的事实，她先是愤愤不平，后来简直恨不得要大发雷霆。她说我的那位名人朋友应该为此施以援助。而我平静地告诉她，出于自尊，我无法开口去问。在伦敦出差时，我又往二手书店的架子上放了许多本《共舞》。到圣诞节的时候，已经有将近四百本拷贝分散在世界各处。
《她拒绝共舞》与《骚动》的问世间隔了整整三年。正如我所预料，乔塞林的朋友们告诉他，他写出了最好的作品，非得出版不可。而当此书出版时，也正如我所预料，媒体好评如潮，大唱颂歌。我先是打算静待事态自己发酵。但确实没有人读过我的芬芳版本，一片风平浪静。我得为此事加上一把烈火。我将自己的创造装入空白信封，直接寄给《伦敦晚旗报》一名刻薄而多事的评论家。里面附着一张未署名的留言，用十六号打字机字体写着，“这是否让你想到一部上月出版的当红小说？”
剩下的故事你应该知道了。一篇完美的报道。舆论的风暴席卷了我和乔塞林的住所。一切精彩故事的要素齐备。恶劣的反派，沉默的英雄。国宝作家威信扫地，不忠之手剽窃文句；不幸旧友惨遭背叛，主旨、人物尽被抄袭。罪人百口难辩，朋友们终于了解他不愿出版的隐情所在，成千上万本《骚动》从书店下架，被打成纸浆。而那位旧友？高贵的他未曾谴责一句，从不接受采访——当然，被埋没的天才重见天日，多年来的最佳图书，一部现代经典，深受学生与同事喜爱的温和男人，被出版商放弃，作品未得加印。他的所有旧作又重新红火，同《共舞》一道登上再版书名单，出版商疯抢拍卖版权，影视界竞逐电影改编。然后是各大奖项——布克、惠特布莱德、美第奇、书评人协会，喧嚣晚宴接踵而至。一部“戈吉斯”版在二手图书网上能卖出五千磅天价。当一切尘埃落定，我的书仍然高居销量榜榜首，而关于文学剽窃之癖的评论，被抓现行预感的深思，以及人到中年艺术自毁的反省，又纷纷登场。
在与乔塞林的电邮与通话往来中，我很冷静。我听起来备受冒犯却不明说，故作恳切地想要放下此事，至少现在如此。当他向我吐露他的迷惑，我清了清喉咙，暂停片刻，然后提起我曾经寄给他的那本拷贝。还有什么其他可能呢？最终，我接受了一家加利福尼亚杂志的采访。这次采访成了权威解释，后来不断被其他媒体引用。我允许记者阅读我的笔记本、书信和拒绝函，还有我夹在紫色封面拷贝里那些满怀希冀的小纸条。他看到了我拥挤的住所，见到了我快活而美丽的妻子与善良的孩子们。他写了我对至高艺术追求的奉献，我不愿指责老友而选择的沉默，我默默忍受转投自费出版的羞辱，一位天才作家的重新发现，堪比约翰·威廉姆斯的现象级人物。在这家美国周刊的描述中，我成了圣人。
至于我的私生活，也完全可以想象。终于，我们在距达勒姆三英里远的村庄边缘买了一幢古老的大宅。旁边一条溪流缓缓流过。我六十岁生日当天，两个孙子来为我祝贺。这之前一年，我被授予爵士头衔。我仍是一位圣人，一位相当富有的圣人，而我也快要成为国宝了。我的第六部小说在评论界反响一般，销量却直逼罗琳。我想也许我会封笔。我想不会有人介意。
乔塞林呢？也是可以想象了。出版界不会有人再来碰他，读者也不会再来读他。他卖了房子，搬回布里克斯顿，我们的旧居陋屋，他说，在那里，他反而感觉更舒服。他在刘易舍姆的夜校教创意写作。令我快乐的是朱莉特仍然和他在一起。我们之间没有过节。我们仍是密友。我已完全原谅了他。他常来小住，住在最好的客房，面对着那条溪流，他喜欢钓溪里的鲑鱼，再划上几英里赛艇。有时朱莉特会和他同往。他们喜欢我们在大学的老友，朋友们也是那么善良而宽容。他常为我们做一桌好菜。我从未指责他看了那部芬芳的紫色小说，我想，他该很是感激。
有时，深夜时分，我和他坐在炉火边（那是个很大的壁炉），喝了些酒，又提起这桩稀奇的旧事，一出灾难，他会再次向我讲述他历经多年打磨的这套假想。我们的生命，他说，一直交织在一起。我们上千次的讨论，读过的相同的书，共同的经历，共同分享生命，而由于某种奇妙的反应，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想象也融合在一起，最终，我们多多少少，写出了同一个故事。
我手持一瓶上佳的波美侯红酒，再次斟满他的酒杯。这只是个假想，我对他说，这是个不错的假想，一个纯善的想法，见证了我们友谊的本质，它是那么坚不可摧，历久弥新。我们亲如一家。
我们举起酒杯。
干杯！♦
文／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
译／椒图
（原载于《纽约客》三月28日刊：
http://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16/03/28/my-purple-scented-novel-fiction-by-ian-mce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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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应该听说过我的朋友，曾经红极一时的小说家，乔塞林·塔拜特。但我想，也许他都快要记不得过往岁月了。名誉总是容易被遗忘。你脑海中他的形象，恐怕是笼罩着即将忘却的丑闻与耻辱吧。你大概从未听说过我，曾经籍籍无名的小说家，帕克·斯派洛。就算你知道我，估计也是我和他的名字被放在一起之后的事。而对于了解内情的少数人而言，我们的名字一直都紧紧相连，像是跷跷板的两端。他上升时，我在下降——尽管这与他无关。他的堕落，也成就了我的辉煌。我不否认，我做了坏事。我偷走了不属于我的生活，未曾想过归还。而你，大可将这几页稿纸看作我的供词。
为了讲清事情的始末，我必须回到四十年前。那时候我们如此快乐，形影不离，准备着一起冲进同一个未来里去。我们在同一所大学读书，学习同一个专业——英语文学——在校园杂志上发表了我们的第一篇故事，名字似乎叫做《眼中刀》。（可这算是个什么名字？）我们雄心勃勃。我们想要成为作家，著名作家，甚至是伟大作家。我们假期也待在一起，阅读对方写的故事，慷慨而真诚地提出建议，与彼此的女友做爱，甚至，有几次，试着互相品尝同性之爱的果实。如今我已经肥胖谢顶，而当时我一头鬈发，身形瘦削。我喜欢把自己想作雪莱。乔塞林很高，金发，体格强壮，下颌线条坚硬，就像是纳粹信奉的超人哲学形象。但他对政治毫无兴趣。我们的情事不过是自我标榜浪荡的伪装。我们觉得这样会使我们更具魅力。实际上，我们连对方阴茎的模样都无法接受。我们彼此间并没做过什么特别的，却很享受别人以为我们做了什么的眼光。
这些都没有阻碍我们的文学友谊。虽然我不觉得当时我们在互相竞争。但回首过去，我得说一开始我才是领先的那个。是我首先在真正的、成熟的文学杂志——《北伦敦评论》——上发表了文章。大学生活进入尾声，我拿到了一等学位，乔塞林拿到了二等。我们认定，学位这种事情完全无关紧要，事实证明的确如此。我们搬到了伦敦，在布里克斯顿租下两间单人公寓，只隔几条街远。我发表了第二篇小说，而当他也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时，我松了口气。我们一直经常会面，喝醉，阅读彼此的创作。我们还开始融入同一个地下文学圈子，并甘之如饴。甚至，我们竟几乎同时开始为体面的知名媒体撰写评论。
大学毕业后的这两年，是我们兄弟之情的巅峰时期。我们成长得飞快，都开始创作各自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它们亦有不少共通之处：性、混乱、些许末世之感，一点暴力、一点时髦的绝望气息，还有关年轻男女间一切阴差阳错的有趣笑料。我们很快乐。没有什么是我们的阻碍。
之后，有两件事成为了我们的隔膜。乔塞林写了一部电视剧剧本，却没有告诉我。那种东西，我当时想，是配不上我们的。我们是文学圣殿的信徒。电视只是娱乐，是给庸人的糟粕。这部剧本马上就开拍了，由两位著名演员领衔，主题直切公益事业——关怀无家可归者还是下岗失业人员——而这些我从未听闻乔塞林提起。此剧大获成功；他成为热门议题，备受关注。人们对他的首部长篇小说翘首以待。按说这事也本该是完全无关紧要的，但此时，我遇到了阿贝拉。她是英伦玫瑰，丰满、宽厚、沉着、风趣。时至今日，她一直是我的妻子。在这之前，我曾有过一打爱侣；但阿贝拉之后，再无情人。我需要的一切她都能给予，无论是性，友爱，还是冒险精神，或是新鲜感。但若独独靠这样的情感，还是无法将我与乔塞林，或我与我的野心分离。差得远呢。阿贝拉生性宽宏大量，无所不容，她亦从一开始就对乔塞林怀有好意。
改变是，我们有了孩子，一个叫马特的男孩。在他一岁生日时，我和阿贝拉结婚了。住在布里克斯顿的房间不是长远之计。我们往更南边搬家，越来越往伦敦西南部邮政区迈进，邮编先是 SW12，后来又变成 SW17。要从这里去到查令十字车站，需要坐二十分钟的火车，还得先从郊区走上个二十五分钟才能到车站。我的自由撰稿营生无法支撑家庭，便在附近一所大学找了份兼职教书的工作。阿贝拉则再次怀孕了——她喜欢怀孕的感觉。当大学工作变成全职时，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出版了。有叫好声；也有些微的批评声。六个星期后，乔塞林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新鲜出炉——立刻大获成功。虽然销量比我高不了多少（那时候，销量也几乎是无关紧要的），但他已经打响了名气。人们渴望着新声，而乔塞林·塔拜特的声音永远比我更加动人。
他的容貌身高（说纳粹不太恰当——我们还是用布鲁斯·查特文打比方吧，再加上米克·贾格尔的不羁），他超高的女友翻台率，还有他开的那辆古董 MGA 跑车都为他的名声推波助澜。我是在嫉妒吗？我想不是。有三个人是我心头所爱——对我而言，孩子是神圣的存在。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令我着迷，还有阿贝拉也一直让我神魂颠倒。很快她又怀孕了，我们向北搬家，到了诺丁汉。教书工作与家庭责任加身，第二部长篇小说花费了我五年时间写就。有叫好之声，比上次多了一点点；也有批评之声，比上次少了一点点。而除了我，没人记得上一次。
那时，乔塞林已经在出版他的第三本书。第一本已经被改编为电影，朱莉·克里斯蒂领衔主演。他有了一次离婚史、一座位于诺丁山的马厩房、不少电视采访，外加不少生活杂志上的写真。他谈吐风趣，对首相极尽尖酸。他成为了我们这一代的发言人。但令人慨叹的是：我们的友谊没有变质。当然了，联系变得断断续续。毕竟我们在不同的领域各自奔波。我们要预先在日程表上空出时间，才有机会安排见面。偶尔，他会跑过来看望我和家人。（第四个孩子出生时，我们搬到了更北边的达勒姆。）但一般，是我跑去南边拜访他和他的第二任妻子，朱莉特。他们住在汉普斯特德的一座维多利亚大宅里，就在希思公园边上。
通常，我们会喝点酒，在希思公园谈天漫步。他是明星作家，而我文学前景黯淡。但若你恰好在旁偷听，却不会听到关于我们二人间地位差距的只言片语。他认为我的观点同他的一样重要，也从不摆出一副高人一等的姿态。他甚至还记得我家孩子们的生日。我总会住他家最好的客房。朱莉特也是那么亲切友善。乔塞林邀他的朋友们共同做客，他们全都是生气勃勃，友好愉快。他会做一桌好菜。他与我，用我们常说的那个词来形容，是“亲如一家”。
但，当然了，我们也存在着无可回避的差异。我在达勒姆的住所很是温馨，却也被孩子们搞得乱糟糟，拥拥挤挤，冬天更是寒冷。椅子和地毯都被家里的狗和两只猫弄烂了。厨房总是堆满了脏衣服，因为洗衣机摆在那里。房子里有不少难看的姜色松木家具，我们都没时间给它们重新上漆，毋论干脆换新了。家里也少有酒可喝。孩子们很有趣，却也免不了嘈杂喧扰。全家靠我微薄的薪水过活，阿贝拉还要兼职做护士。我们没有存款，奢侈品只有可怜几件。房子里找不到读书之地，甚至连找本书都是难事。
所以若我们能去乔塞林和朱莉特那儿过个周末，都算是一次小小的度假了。他们有宽敞的图书馆、咖啡桌上堆满的当月精装新书、抛过光的深色栎木地板、油画、地毯、一架大钢琴、谱架上摊着的小提琴谱、我客房里叠好的浴巾、舒服的浴室。整幢房子散发着成熟的气息，那种秩序感和光洁感只有靠每日打扫的清洁女工才能维持。花园里，有一株古柳、一片青苔点点的约克石露台、广阔的草坪，和高高的围墙。而最重要的是，一种混合着开放、好奇和宽宏，再加些许幽默的气质弥漫于这片宅邸。这一切，我又如何能够抗拒？
我想我该承认，我心中确实掠过一缕阴暗的情感，这是一种我从未见之于颜色的隐隐不安。但实话说，这情绪也没有给我造成很大困扰。十五年间，我创作了四部长篇小说——这不可不谓壮举，尤其是我还有教书育子之职加身，缺少个人空间。四部作品全部没有加印，也不再有出版商理会我。每当有新作推出，我总会寄一本完稿给我的老友，附上温暖的赠词。他会感谢我，却从未给过评论。我很确定，我们布里克斯顿的年轻岁月过去后，他便没再读过我写下的一个字。他也给我寄他小说的稿子——比起我的四部，他寄了九部。我曾对前两三部写过长长的回信大加赞扬，后来我决定，为了维持我们友谊的均衡，我该还以同样的沉默。于是我们不再谈论彼此的作品了——这也是妥当的。
如今，你会看到我们人过中年，年近五十。乔塞林已是国宝，而我——好吧，也不能说是失败。我的孩子们都上了大学，或者已经大学毕业；我的网球水平仍然不错；我的婚姻，经历了不少摩擦，几次争吵，和两次濒临绝境的危机之后，依然紧紧维持；有流言说，我会在年内被评为正职教授。而且，我还在创作第五部长篇小说——虽然过程不尽顺利。
现在，我终于讲到了故事的关键部分，跷跷板决定性的一倾。那是个七月上旬，正如以往，我批改完期末论文，就直接从达勒姆前往汉普斯特德，身上带着一种心满意足的疲惫。但这不是一次寻常拜访。第二天，乔塞林和朱莉特将去奥维托度过一周，我将为他们照看房子——喂猫，浇花，外加利用这里的空间和寂静，来完成我正在着手创作的小说中磨人的五十八页。
我到达时，乔塞林出门办事，朱莉特迎接了我。她是帝国学院的X射线晶体学专家，一位美丽而时髦的女子，声音温暖低沉，姿态令人亲切。我们坐在花园中喝茶闲谈。之后，仿佛这一刻被她故意安排好了一般，她暂停下来，预兆似地皱了皱眉，对我说起了乔塞林的事，说起他的创作是如何不顺。他完成了一部长篇小说的终稿，随后便陷入抑郁。他本想写就一部重要作品，而它没能配上他的野心。他非常痛苦。他觉得无法证明自己，却也下不了决心放弃。是她建议两人一起放个小假，在奥维托附近古朴的白色小路上漫步。他需要休息，需要离他的创作远一点。我们坐在巨柳的阴凉里，她告诉我乔塞林最近是多么郁郁不快。她曾想要阅读这部作品，却被他拒绝了——也算合理，毕竟她一直也不是爱好文学的人。
她说完后，我漫不经心地回复了一句，“我觉得他能写好的，只要他能出去散散心。”
翌日上午他们便启程了。我喂了猫，为自己做了第二杯咖啡，在客房的书桌上展开我的稿纸。这座巨大而纤尘不染的房子中寂静一片。但我的思绪又不住地回到朱莉特对我讲述的事情。真是奇怪，我这位顺风顺水的朋友竟也有缺乏自信的时候。这事引起我的兴趣，甚至让我有些兴奋了。一个小时后，我漫无目的地向乔塞林的书房走去。锁住了。我心绪飘渺地飘向主卧。我还记得我们的布里克斯顿岁月中，他会把大麻藏在哪里。我没花什么功夫就找到了钥匙，就在他放袜子的抽屉深处。
尽管你不会相信，但我确实没想什么阴谋诡计。我只想去看看而已。
他的书桌上，一台巨大的老式电动打字机嗡嗡作响——他忘了关掉。文学界有不少坚持使用打字机处理文字的家伙，他正是其中之一。打字稿就放在那儿，方形一堆整整齐齐，有六百页——挺长，但并不过分。题目取为《骚动》，下面我看到铅笔字迹写着“第五稿”，后面跟着上周的日期。
我坐在这位老友工作时坐的椅子上，开始阅读。两小时后，我如梦方醒，暂停片刻，来到花园呆了十分钟，心想着我应该继续我悲惨的写作。但我发现自己仿佛被吸回了乔塞林的书桌前。我稍稍犹豫，便坐了下来。我读了一整天，晚饭时停了一会儿，又读到深夜，第二天早早醒来，午餐时分终于读完。
太出色了。这是他迄今为止最棒的作品，比我记得自己读过的任何一部当代小说都更加优秀。我要说它有着托尔斯泰式的野心，同时又是现代派，遣词造句颇具普鲁斯特与乔伊斯风骨。其中有喜悦的时刻，亦有极度的哀恸。他的文段优美无比。如此丰富而世故，让我们看到了伦敦，让我们看到了二十世纪。对五个中心人物的描绘，他们的真实与生动令我叹服。我感觉自己一直就认识这些人。有时他们看起来甚至太接近、太真切了。而那占据了五十页篇幅的结局，如一曲沉缓而壮丽的交响乐般慢慢展开，哀伤、节制而诚实，令我眼含泪水。不仅为这些人物的困苦，更为这宏伟的主旨，为它对爱情、悔过与命运的诠释，为它对脆弱人性的温柔与怜悯。
我自书桌边站起。心神不宁地看着一只精疲力尽的鸫鸟，前后跳跃着穿过草地，寻找蠕虫的踪迹。我说这些不是为自己开脱，但，再说一次，我心中没有任何阴谋诡计。我沉浸在一次非凡阅读体验的余韵之中，心中涌起深切的感激，正像每个热爱文学的人一般。
我说自己没有诡计，但我知道自己接下来会做什么。我做了其他人大概只会想想的事情。我像是一只僵尸，将自我与行动剥离开来。我告诉自己，这只是未雨绸缪，这件事很可能不会有任何结果。这念头是一种缓冲，一种必要的保护。如今回首，我好奇自己是受了谁的启发，是李·伊沙列伪造信件的流言，博尔赫斯笔下的彼埃尔·梅纳德，还是卡尔维诺的《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或者是我去年读的一部小说，马丁·艾米斯的《信息》中的一章。据可靠的消息来源，艾米斯从与另一位小说家的夜饮中得到了创作这一章的灵感，那位小说家（我记不清了）有一个苏格兰人的名字和一副英格兰人的作派。我听说这对好友为了自娱，会想象一位作家能毁掉另一位作家的一切手段。但这和我做的事不同。考虑到后来发生的一切，这听起来不太令人信服。但那个早晨，我从未想过要伤害乔塞林。我脑子里只想着自己。我的熊熊野心。
我带着这些纸页来到厨房，将它们放进一只塑料袋。我搭了辆出租车穿越伦敦来到一条偏僻的街道，我知道这里有一家影印店。我回到宅子，把原稿送还乔塞林的书桌，锁上书房，擦掉指纹，将钥匙放回袜子柜里。
回到客房，我从行李中抽出一本空白笔记本——我圣诞节总是收到这样的礼物——然后开始工作，真正的工作。我开始为这部刚刚读完的小说展开记录。我从故事的两年前开始追溯，有意几次偏离主题，追逐貌似无关的细节，却总是绕回主要情节线上。我快速地记了三天，写满了两本笔记本，描绘出各种场景。我为角色们取了新名字，改变了他们的过去、环境，与他们面孔的模样。我将自己几部前作的主题融合进来。我甚至引用了自己的语句。我以为可以用纽约代替伦敦作为故事的舞台，却又意识到我无法像乔塞林一样赋予这座城市生命，便改回了伦敦。我工作得如此努力，甚至都以为自己真的在创作。毕竟，这部小说是他的，也将会是我的。
我利用待在这座宅子里的剩余时间，打出了我的前三个章节。距我离开还有几小时，我给乔塞林和朱莉特留了张字条，说我得回到北边，参加一场考官会议。你也许以为我是个懦夫，无法面对自己剽窃的对象。但事实不是如此。我是想远离一切，继续工作。我已经写出两万字，只想要继续敲打键盘。
回到家，我告诉阿贝拉，这一周过得非常顺利，这是实话。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忙。我要为此花费整个暑假。七月剩下的时间，我都在工作。八月中旬，我印出了第一稿，在花园燃起篝火，烧掉了那堆影印。我在稿件上修修改改，又打出一稿，九月上旬，新一稿准备完毕。实话说了，这小说仍然属于乔塞林。其中有些他文采飞扬的段落，我几乎一字未改。但里面也有我的创作，足够我从心底生出一种自豪的占有感。我在这些文稿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甚至，我还安排书中一个角色在沙滩上阅读我的处女作。
我的出版商，在一次针对所谓“二流作家”的残酷清理中，怀着“莫大的惋惜”，将我踢出门户。我没有合约在身，也不想在网络上发布新作，选择了一家名叫“戈吉斯”的自费出版社。出版过程简直快得令人丧气。一周后，我便拿到了《她拒绝共舞》的初版。紫色封面上，印着烫金字母和花纹图案，书页间撒上淡淡的芬芳香气。我拿出一本写下赠言，寄了个挂号包裹给我亲爱的朋友。我知道，他永远不会去读。
做完这一切后，九月底，我继续教书。整个秋天，我得空就将新书寄予朋友、书店、报社，不忘夹上一张希冀满满的便条。为使此书能够在底层流传，我亦向慈善机构捐赠许多。我还把新书混入二手书店的书架上。乔塞林在电邮中告知我，他暂停了《骚动》的写作，开始做些其他事情。我明白，我没有别的事情好做，只能等待——满怀希望地等待。
两年过去了。我仍旧像以往般拜访汉普斯特德，我们也正如往昔，不谈创作。在这段日子里，除了妻子，我从未听有其他任何人谈起《她拒绝共舞》。阿贝拉完全沉醉于这本书，对它被忽视的事实，她先是愤愤不平，后来简直恨不得要大发雷霆。她说我的那位名人朋友应该为此施以援助。而我平静地告诉她，出于自尊，我无法开口去问。在伦敦出差时，我又往二手书店的架子上放了许多本《共舞》。到圣诞节的时候，已经有将近四百本拷贝分散在世界各处。
《她拒绝共舞》与《骚动》的问世间隔了整整三年。正如我所预料，乔塞林的朋友们告诉他，他写出了最好的作品，非得出版不可。而当此书出版时，也正如我所预料，媒体好评如潮，大唱颂歌。我先是打算静待事态自己发酵。但确实没有人读过我的芬芳版本，一片风平浪静。我得为此事加上一把烈火。我将自己的创造装入空白信封，直接寄给《伦敦晚旗报》一名刻薄而多事的评论家。里面附着一张未署名的留言，用十六号打字机字体写着，“这是否让你想到一部上月出版的当红小说？”
剩下的故事你应该知道了。一篇完美的报道。舆论的风暴席卷了我和乔塞林的住所。一切精彩故事的要素齐备。恶劣的反派，沉默的英雄。国宝作家威信扫地，不忠之手剽窃文句；不幸旧友惨遭背叛，主旨、人物尽被抄袭。罪人百口难辩，朋友们终于了解他不愿出版的隐情所在，成千上万本《骚动》从书店下架，被打成纸浆。而那位旧友？高贵的他未曾谴责一句，从不接受采访——当然，被埋没的天才重见天日，多年来的最佳图书，一部现代经典，深受学生与同事喜爱的温和男人，被出版商放弃，作品未得加印。他的所有旧作又重新红火，同《共舞》一道登上再版书名单，出版商疯抢拍卖版权，影视界竞逐电影改编。然后是各大奖项——布克、惠特布莱德、美第奇、书评人协会，喧嚣晚宴接踵而至。一部“戈吉斯”版在二手图书网上能卖出五千磅天价。当一切尘埃落定，我的书仍然高居销量榜榜首，而关于文学剽窃之癖的评论，被抓现行预感的深思，以及人到中年艺术自毁的反省，又纷纷登场。
在与乔塞林的电邮与通话往来中，我很冷静。我听起来备受冒犯却不明说，故作恳切地想要放下此事，至少现在如此。当他向我吐露他的迷惑，我清了清喉咙，暂停片刻，然后提起我曾经寄给他的那本拷贝。还有什么其他可能呢？最终，我接受了一家加利福尼亚杂志的采访。这次采访成了权威解释，后来不断被其他媒体引用。我允许记者阅读我的笔记本、书信和拒绝函，还有我夹在紫色封面拷贝里那些满怀希冀的小纸条。他看到了我拥挤的住所，见到了我快活而美丽的妻子与善良的孩子们。他写了我对至高艺术追求的奉献，我不愿指责老友而选择的沉默，我默默忍受转投自费出版的羞辱，一位天才作家的重新发现，堪比约翰·威廉姆斯的现象级人物。在这家美国周刊的描述中，我成了圣人。
至于我的私生活，也完全可以想象。终于，我们在距达勒姆三英里远的村庄边缘买了一幢古老的大宅。旁边一条溪流缓缓流过。我六十岁生日当天，两个孙子来为我祝贺。这之前一年，我被授予爵士头衔。我仍是一位圣人，一位相当富有的圣人，而我也快要成为国宝了。我的第六部小说在评论界反响一般，销量却直逼罗琳。我想也许我会封笔。我想不会有人介意。
乔塞林呢？也是可以想象了。出版界不会有人再来碰他，读者也不会再来读他。他卖了房子，搬回布里克斯顿，我们的旧居陋屋，他说，在那里，他反而感觉更舒服。他在刘易舍姆的夜校教创意写作。令我快乐的是朱莉特仍然和他在一起。我们之间没有过节。我们仍是密友。我已完全原谅了他。他常来小住，住在最好的客房，面对着那条溪流，他喜欢钓溪里的鲑鱼，再划上几英里赛艇。有时朱莉特会和他同往。他们喜欢我们在大学的老友，朋友们也是那么善良而宽容。他常为我们做一桌好菜。我从未指责他看了那部芬芳的紫色小说，我想，他该很是感激。
有时，深夜时分，我和他坐在炉火边（那是个很大的壁炉），喝了些酒，又提起这桩稀奇的旧事，一出灾难，他会再次向我讲述他历经多年打磨的这套假想。我们的生命，他说，一直交织在一起。我们上千次的讨论，读过的相同的书，共同的经历，共同分享生命，而由于某种奇妙的反应，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想象也融合在一起，最终，我们多多少少，写出了同一个故事。
我手持一瓶上佳的波美侯红酒，再次斟满他的酒杯。这只是个假想，我对他说，这是个不错的假想，一个纯善的想法，见证了我们友谊的本质，它是那么坚不可摧，历久弥新。我们亲如一家。
我们举起酒杯。
干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