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CA讲座回顾 | 今日福柯（节选）

本次，“UCCA读书系列”邀请国内三位资深的福柯研究者和译者：杜小真、汪民安和吴琼教授，围绕福柯的思想遗产展开讨论，重点关注福柯的生命政治、治理术和自我技术等福柯研究的焦点话题。
                
                
时间：2016年3月19日（周六）14:00-16:00
地点：报告厅
语言：中文
嘉宾：杜小真（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汪民安（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吴琼（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UCCA编辑团队将讲座内容部分文字整理如下，在此分享。
                
                
【杜小真】：上世纪80年代，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进入中国学界的视野。多年之后，讲座题目“今日福柯”会让人联想到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在《多义的记忆》（«Mémoires»）中谈保罗·德曼（Paul de Man）时说出的话“人虽远去，却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注视我们”。
实际上，福柯是“变异的”，处于不断的变化中。他既是一位社会活动的激进斗士，又是法兰西学院学术殿堂的教授。1940年，福柯从外省来到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直至其1984年的谢世，福柯本人及其著作的形象一直处于变化之中。一位哲学出身的电影人弗朗索瓦·盖雅（François Caillat）于2014年拍摄一部电影《福柯反对福柯》(«Foucault contre lui-même»)，力图说明福柯的形象是流动的、多变的，甚至是对立的。因为福柯的生命活动和学术著作都是变动不居的，像绵延起伏的波浪。他总是在变化，永远趋向“异”。
                
                
首先，福柯的思想关涉权力的派生（variationsur le pouvoir）运动。权力问题是福柯思想中最深刻、最引人入胜的部分。从《古典时期疯癫史》（«Histoire de la folie à l’âge classique»）到《性史》（«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的第一卷《求知之志》，福柯的思想不断发生变异。粗略地看，《古典时期疯癫史》仿佛一部医学著作，但是归根结底，这本书是20世纪思想界对于当代社会权力运作的一种反思。福柯描述古典时期占主导地位的驱逐和排斥，该逻辑把疯子、同性恋置于边缘地位。他认为，一般人看作“不正常的人”实际上亦具有生命力，却在厚厚的围墙之后归于沉默、接受监禁，甚至被遗忘。在此，福柯把人道主义作为权力的一种新技术，指出精神病学要用非医疗手段来记录疯人是如何形成的。在《求知之志》中，福柯的思想发生了变化，贯穿其中的是“包容”（接纳）逻辑，分析了“性”概念在西方历史中的地位，描写了具有积极性、发展性的权力——权力也有建构的性质。
                
                
其次是“思想和权力”的问题。 福柯之前，重要的哲学思想在于建构体系或者学科，提出、完善概念。福柯思想则呈现出一种“不一致”的形象。对于福柯，思想的任务不仅要驱逐人们看不见的权力所掩盖的肯定性因素，更重要的是，保护一个人反抗对其“不一致”性的压制。在《我是唯物主义者》（«Je suis matérialiste»）中，福柯说：“我是唯物主义者，因为我否定现实”（Je suis matérialiste, parce que je nie la realité）——福柯的“唯物主义”并非是物质上的，而在于对现实的不断否定。谈及“知识分子的任务”时，福柯说自己是特殊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在任何时候都不应成为“现在”的代言人，而要不断地构建新的政治对象，作为不断反现实、反自身的思想家。
福柯的“变异”实际应该放到法国20世纪的认识论传统中去考察。福柯深受其前辈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的影响。
                
                
法国认识论与英美认识论、黑格尔传统下的德国认识论不同——这尤其体现在巴什拉的“断裂”“认识论障碍”的思想中，他认为在认知过程中，处处都存在断裂，需要时刻更新。福柯延续这种思路，发现在认知领域，知识的根源是不纯粹的，寓于作为权力技术成果的对象中。任何知识在科学中都标志着权力的机制。“认识论的障碍”意味思想本身无法产生科学的对象，“认识对象”即为祛除各种权力的压制——一定要排除偏见，才能真正认识权力，反抗权力。其次，要依靠间接的手段认识一个对象，因为对科学对象的认识不可能直接发生，必然依赖中介。福柯并不企图达成对某对象的认识，而是要给出一种方法，亦即“如何”去认识。
                
                
权力、解放与自由亦是关键的问题。福柯的论述打开了一条在认知领域的别样求知之路，亦即冲破认识论障碍的过程中产生的解放效果。求知便是克服障碍、反抗权力的过程。权力无处不在，反抗是永恒的——这种分析颠覆了关于权力的传统观念。人们往往无法意识到“权力”，“权力”以各异的形态反映在每个人身上。所以真正的反抗即为反抗这样的权力，或者说对自己的反抗。
我引用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主人公伊万的话作为结束：“即使这座巨大的工厂会带来最不可思议的奇迹，但只要以孩子的一滴眼泪为代价，我也会拒绝”。对于福柯，无论你的计划多么美好，但只要个体的“异”受到了权力的压迫，都要反抗到底。
【吴琼】：20世纪哲学与19世纪哲学大相径庭。19世纪的哲学具有某种民族主义特色，英国哲学、法国哲学、德国哲学之间虽然进行相互对话，但是关注的都是自身的问题。实际上，20世纪的哲学由德国人提出所谓的“计划”，并由法国人对此“计划”进行改造、实施；20世纪，哲学成为参与世界的积极力量，源自法国人对德意志思想的革命性改造。
                
                
我认为20世纪的“人文”哲学有三大类：
第一， 英雄主义。从胡塞尔到海德格尔，其哲学都带有浓重的英雄主义气质。他们用哲学来解决理论、思维的关键问题，或者说以哲学为思想、知识的世界提供坚实的基础与全新的方向。
第二， 先知主义。尼采、福柯无疑是20世纪先知式的人物。先知主义的根本在于把我们的整个世界连根拔起，抛向天空。只有尼采、福柯的哲学具有这样的力量。
                
                
第三， 市场主义。20世纪下半叶，美国人制造了学术泡沫“后现代主义”，媚俗的哲学。我甚至认为让—保罗·萨特的东西都具有这种特质。
我把福柯定位在先知主义的体系里——这完全基于非理论性、非哲学的方法，学院派是不认可的。但问题在于，当我们把福柯理论化之后，我们能得到什么？
我们不仅把福柯作一个阅读的对象，而要思考福柯到底给我们提供了什么遗产？他所昭示的“紧急状态”是什么？一种立场，面对生活的立场，针对自我的生活立场，一道目光，我们以此观看这个世界。对于福柯，这一道目光伴随始终。虽然其眼界经常从一个地界移到另外一个地界，但福柯的思维触角始终落在一处。譬如，16、17世纪的“现代性早期”是福柯极其关注的时代。这个时代，诞生了“主体”这样一个近代造物——伟大的怪胎“主体性”，它至今仍然主导着我们的思想。我们认为能够追求“主体性”的自足，“主体性”的自由等，变得自以为是——这是一种“侏儒”哲学。对于福柯，只有侏儒才要求把自己变成“主体”。
                
                
福柯还提供给我们一种技术——如何进入到世界内部的技术。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的著作《褶子，莱布尼茨与巴洛克风格》（«Lepli, Leibniz et le baroque»）谈到“褶子”，而在福柯的意义上，世界的构成——文本、语言系统、规则、建制——都是褶子。“褶子”并非某种存在形态，而是我们打开世界的技术，在世界的各个层面建立一个界面和其他界面之间的连通性观点。如果福柯提供了所谓的“理论”，那么该理论一定不是“概念”。
“反对福柯”实际上是一种内在性的自我质询。福柯对现代性的批判，亦采取这样的姿态。譬如，关于“监狱”“现代性的社会”“全景敞视主义社会”的讨论——在这个社会里，我们每个人都处在权力的监视之下。这是我们最真切的“现实性”，均处于全景敞视主义的权力监视下。在现代性的体系中存在一个视觉建制的系统，让我们每个人学会监视自我，亦即现代性的“恐怖主义”。康德式的律令之所以为律令，是因为其被内化为“自我监视”的指令，道学家称之为“道德”，即福柯所谓的“非我化”过程——把外在性植入到自身之内，把它转化为自我律令，塑造“自觉”“自主”的主体。
【汪民安】： 福柯讨论历史如何把我们塑造为此时此刻的人——这是福柯的谱系学。其历史谱系学并非讨论权力的问题，而是主体的问题，关涉欧洲历史上三种塑造主体的方式。
其一，排斥的方式。要获得我的主体性，便是把与我相对立或不一样的人排斥出去，把他们隔离出去、囚禁起来，通过隔绝和排斥他人的方式来获得自己的主体性。
其二，形成主体的方式。通过知识和学科来勾勒人的形象——这是《词与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的主题。“人的概念”“人的知识”“现代人的形象”——所谓的人道主义赋予人各种想象，知识是通过学科构造的。这是现代意义上的“人的诞生”。实际上，18世纪末、19世纪初期才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人”的概念，亦即福柯所谓的“主体的知识形象”。但是，从尼采开始，这种“人”的知识构想开始坍塌了——福柯在尼采之后谈论“人之死”。
其三，自我塑造。在此，福柯谈及古希腊人的自我技术，希腊人反复塑造自己，把自己塑造成为一个主体。
                
                
此外，福柯的写作方式极具魅力。在某种意义上，福柯既是哲学家，又是历史学家、作家。其写作方式与传统的著作完全不同。福柯总是在“否定”，其著作呈现出“否定哲学”的气质；他的著作极具感染力、极其形象化，具有叙事性和戏剧感，充满诗意。
福柯的每本著作都不重复。《词与物》和《疯癫与文明》（«Folie et Déraison»）讨论的对象差别如此之大，完全没有任何连续性。福柯早期作品的语言非常华丽、辛辣、富有激情，令人眩晕。但其晚期的著作非常平实、优雅，像是一位古典作家的优雅散文。《规训与惩罚》（«Surveiller et punir»）则将早期的华丽和晚期的优雅结合起来，既充满激情，又异常冷静。甚至，福柯每一本书的构思方式亦截然不同。《知识考古学》（«L'Archéologie du savoir»）完全是思辨性的；《规训与惩罚》则像是一部档案，所有的论点都建立在档案和材料的基础上——他可以通过细致具体的材料来思考，也可以抛弃任何具体材料来思考。
最后，福柯的魅力在于他的人格。福柯是1984年去世的。去世前几个月，他在法兰西学院的讲座主题是“说真话”，或许是巧合，“说真话”是他最后的讲座。“说真话”对福柯来讲有这么几个特点：坦率，平铺直叙地说；相信自己在说出真理；出于责任主动说出真理；对比自己强势的人说真话；批判性地说出真理。综上所述，我认为“说真话”需要极大的勇气。古人说真话，时时刻刻冒着被杀头的危险，没有巨大的勇气是没法说真话的。我们要记住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