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启示：一个渺小的你如何面对社会的不公

                
                
这次的脑洞自开还是源自于已经火的掉渣的大嘴唐川普。
人类已经无法阻止川普兄的火爆出镜率了。打开电视是他，学校的滚动屏幕里是他，翻开报纸是他，连续三期的经济学人和时代周刊封面都是他，就连上数学课前教授都要来一句：
“我们今天不讨论唐川普。”
这跟叫我们脑子里千万别想大象是一个逻辑。
所有这些关于川普兄的信息对我的ABC损友邦尼的刺激都是一样的，她条件反射就想到川普兄那句著名的话：“My father gave me a small loan of 1 million dollars.” （俺爹底只借给了俺撕撕碎一百万美金。）
大概是邦尼今天终于忍不住了，我们刚从数学课上走出来要去吃午饭，她就一口气咆哮出了她憋了许久的话：
“为什么他有那么多钱？！”
“为什么我只有那么点钱？！”
“他老婆是怎么变成他老婆的？！”
我通常都以看热闹不嫌事大的态度对待这一切，毕竟美国人自己的家事我也管不着，但今天邦尼的咆哮引起了我的兴致：“你这是憎富？”
“我是愤懑贫富差距社会不公！” 邦尼顿足捶胸，摇身一变成了忧国忧民的诗人。
我心想，就因为川普兄多上了几次镜你就受刺激愤懑了，要是我们大洋彼岸的祖国乡亲们都像你这样咱的日子还怎么过？
邦尼目前只被川普兄一个人刺激着，我可感觉一直被一群人刺激着，先说远的，这baby姐和晓明哥的炫富婚礼刚过，又来了披金戴银的隆隆和诗诗，不土也豪的包包哥和包包嫂，一边眼睁睁的看着少爷小姐们飙豪车读贵校，一边感叹马云教主的白银帝国，羡慕赵薇老板的法国酒庄。感觉就像全世界都在富裕，祖国一片大好，我依然舍不得大快朵颐的吃一顿海底捞。
近的刺激就更不少了。办公室的刘小姐活干的比我少拿的工资比我高，隔壁屋的二奶不用天天挤公交照样每天换名包，朋友圈里人人周游世界比着风景哪边更好，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年年挂科依然可以进国企开超跑，而我却还在挤着地铁吸着雾霾到处面试碰得满头包。。。
我还是不要再在伤口上撒盐了。
与其顿足捶胸，咆哮哀嚎，我决定拿出我作为一名学术女的风度，以科学的角度来审视这个让无数人陷入愤懑的问题：渺小的我们到底如何面对由小到大，由近及远，各方各面的社会不公？
特别强调，这里的关键词是渺小！渺小是什么，就是很小很小，小到毫无力量，小到微不足道，没有力量改变他人，更没有力量改变社会，唯一能改变的就是这个渺小的自己。
然而，这并不代表我们就只能郁郁寡欢，悲观厌世。
首先，让我们来搞搞清楚什么是不公。在这里就要介绍大名鼎鼎的公平理论(Equity Theory)的鼻祖，著名工作与行为心理学家 约翰·斯塔西·亚当斯(John Stacey Adams, 以下简称亚当斯，小女子实在不擅长人名翻译，请见谅，切记，不是那位美国总统约翰亚当斯，是约翰斯塔西亚当斯！呼～～)。据说这位学霸是因为自己上班时公司里种种不公平让他非常不爽，于是辞职潜心研究公平论，这又是一个励志的故事。
                
                
亚当斯说的呢是这么个意思，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计算器（原来我们天生就会算术），时不时会算一算现在的自己付出了多少东西，又回报了多少东西，再用总共回报的东西除以总共付出的东西, 得出的这个数呢，我们叫它 “在我眼里永远太小” 值。
我们不只算自己，还要算算别人，数一数别人付出了多少东西，得到了多少东西，再用别人的总回报除以别人的总付出，这个数呢，我们叫它 “在我眼里永远太大” 值。
除了算现在的自己和别人，我们还不忘算上过去的自己，用过去自己的收获除以过去自己的付出，得出的数，我们叫它 “在我眼里可以接受” 值。
亚当斯表示，我们人类都有着自由的灵魂，所以我们和别人付出和回报的东西哪些该算哪些不该算，由我们自己－计算器的绝对主人－全权定夺，只要愿意，性别，年龄，颜值，身材，气质，什么都可以拿来算，金三胖，乔布斯，奶茶妹，犀利哥，想算谁都行。算完后，我们就开始自己跟自己玩比大小，只有当 “在我眼里永远太小” 值 与 “在我眼里永远太大” 值 或者 “在我眼里可以接受” 值 相等时，我们才会问心无愧，心满意足。
不幸的是，这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当 “在我眼里永远太小” 值 不等于 “在我眼里永远太大” 值 或者 “在我眼里可以接受” 值，不公就此产生。
在这里，我只关注 当 “在我眼里永远太小” 值 小于 “在我眼里永远太大” 值，也就是现在的我的回报率小于别人的回报率。如果你是那类 “在我眼里永远太小” 值 大于 “在我眼里永远太大” 值 的人，请自觉移步上红十字会捐钱。
好了，弄清楚了不公，下面我们得列出两个假设。
假设一，不公带给我们的直接冲击是：
本宝宝不开心！！！！！！！！！！！！！！！！！！！！！！！！（此处省略无限量感叹号）
当我们自己是这不公的受害者时，就尤其不开心！大概是长久的进化中人类炼成的自我保护机制，不管你有多么良好的教育，多么宽广的胸襟，多么远大的理想，只要你是一个正常运作的生物，那一刻你肯定是不满的，沮丧的，甚至愤慨的，崩溃的。虽然这消极情绪的程度因人而异，但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我们就是不开心！不开心！不开心！众多著名的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都在实验中明确了这一现象（像社会交换论Social Exchange Theory的创始人George Homans和期望理论Expectancy Theory的提出者Victor Vroom)。我想，这个假设是可以成立的。
                
                     
                
                
假设二，不开心的人会想方设法让自己开心。这来源于我们共有的自我提升动机(self-enhancement motivation)，简单来说就是永远要感觉自己萌萌哒美美哒棒棒哒，有价值有骨气有尊严 。这个假设想想也不难接受。
因此，当你遇见一个无端愤怒或无端自嗨的人，他都很可能是刚刚经历了某种不为人所知的不公。愤怒越强烈，自嗨越疯狂，所暗示的不公也就越残酷。
定义好了，假设成立了，那么面对着不公，渺小的我们到底何去何从？
亚当斯说，悲愤的人为了重拾自信，重振雄风，往往会考虑以下这六种做法。
顺便插一句，著名社会心理学家里昂·菲斯廷格(Leon Festinger)得知后十分不爽，跟亚当斯撕逼，说你啰里八嗦说的一大堆跟我的认知失调论(Cognitive Dissonance Theory)有什么不同。
                
                
这个认知失调论嘛，讲的是当一个人想的事和他做出来的事不一致时，这人就会纠结，为了摆脱这种纠结，这人要么改变自己的行为，要么改变自己的想法，使两者一致了，就不纠结了。
举个栗子，王佳芝同学本不爱易先生，但受组织所托，勾引，诱惑，不得不深陷，缠绵，做出一系列有爱的驱动才能完成的事，她痛苦，她挣扎，她想退缩，无奈她无法改变行为，只能改变思想，变着变着，本不爱也爱了，典型的陷入认知失调无知少女。
不公，说到底也是我们的想法，期许，和行为，现实不一致，不一致就让我们不开心，不开心就促使我们要改变想法或行为，这样看来，亚当斯提出的理论确实和认知失调论有异曲同工之妙。
亚当斯自己也承认了，自己的理论确实带有认知失调论的影子，但他也坚持：“我的理论是建立在认知失调论的基础上对平等学的一大创新！”
从此菲斯廷格与亚当斯化干戈为玉帛，建立了有如马克思与恩格斯般的“革命友谊”。
好吧，学术界的撕逼果然不同。
言归正传，亚当斯的六条锦囊，待我一一道来。
第一，最直截了当的做法，减少付出量。
我的亲身经历就是最好的例子。六岁那年上小学，我因为坐姿格外端正上课格外认真被班主任小陈老师钦点为班长。小陈老师刚大学毕业，大概22，23，是公认的全校最年轻最帅气的阳光直男，能被阳光直男钦点我真是深感荣幸激动不已。然而，班上有着众多的情敌，年纪轻轻的我无力招架防不胜防。其中小莉小君小灵每天下课就簇拥着直男给他倒水，捶背，讲笑话。我看在眼里，气在心里，最可恶的是，直男竟然每天都给他们一朵小红花。我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帮直男管纪律收作业上课举手给他捧场，换来的却是不闻不问更不要提哪怕是半朵小红花。于是，直率如我决定从此不管纪律不收作业上课不再举手直到一个学期结束后光荣退伍。
那一刻，我的 “在我眼里永远太小” 值 显著提高，我感受到了无与伦比的欢畅。
第二，最不切实际的做法，增加收获量。
我称这为最不切实际的做法，因为这通常都实现不了。这得说说对刘小姐心生怨念的张小姐。在张小姐眼里，刘小姐学历和她一样高可工龄没她长，身材和她差不多可颜值没她高，因为简历上写她会打曲棍球，就能每月多拿500刀，张小姐愤恨难耐，跟主管直抒胸臆，要求自己每月的工资也增加500刀，不能增加也至少要给她一台苹果电脑。主管断然拒绝，说刘小姐的长期客户最爱打曲棍球，他们花了好长时间才找到刘小姐这样的人才，人家是稀有物种，你凭什么工资要跟人家一样高。
因为我们干的是咨询而不是曲棍球！张小姐越想越怨念，但见涨薪无望，毅然决定转向第三种做法！
第三，最简单粗暴的做法，三十六计，走为上。
张小姐辞职了，她不再需要日夜为那500刀心烦意乱，她走了，那一刻，她同样感受到了如我当年从班长这个职务上光荣退伍的欢畅！
第四，最心狠手辣的做法，给他来点颜色看看。
不知为什么，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容嬷嬷和皇后娘娘。就如皇后娘娘所说：“皇上，臣妾为皇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难道还比不上一个紫薇丫头吗？”
皇上心想，皇后啊，朕委屈你了，可朕要对紫薇好啊，朕还要靠她替朕挡刀。
皇后心生怨气，怒火攻心，于是与容嬷嬷携手，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扎针戏。
我至今还是不敢看那一集。
第五，最阿Q精神的做法，换个参照再来比。
比上不足，咱们就比下。简单明了，无需多说，真真正正的精神胜利。
第六，最无可奈何的做法，来一场安安静静地自我催眠。
我在去面试的路上，地铁里我被挤得双脚已经离地，悬在半空中时我听到手机叮咚一声，竟然是当年睡在我上铺的兄弟给我发短信，我欢天喜地，以为他终于可以把我介绍到他上班的国企工作了。
“小铺子，你哥我最近升官了，明天来望江，我请客！”
毕业还没一年就升官了，我想，国企哥毕业后肯定发奋图强，头悬梁锥刺股，每天彻夜苦读，把他当年挂掉的科都补了回来，又或者，他没办法，是他爹要通过给他升官硬把他留在国企，他不喜欢国企，他在那每天很痛苦，他时时刻刻都想走，可是他走不了，他爹不让他走。
嗯， 是的，就是这样。
我双脚终于落了地，走出地铁站，深深的吸了一口雾霾，却感觉无比的欢畅。
我论述完了，转头一看，邦尼竟然还在听！于是我问她：“面对川普兄让你愤懑的不公，你准备采取哪种做法？”
邦尼指了指我们刚刚走过的 Bank of America, 说：“抢银行。”
我叹了口气，失望至极，经我苦口婆心，没想到她还是选择了第二种，最不切实际的幻想。
** 补充一点，刚刚又看了几篇关于柳岩婚礼被戏弄事后先道歉的报道和评论，毋庸置疑，柳岩也是渺小的社会不公的受害者。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同样去参加婚礼做伴娘伴郎，为什么我要被抓被抬被扔还要面临走光出丑的危险。事后，不管是柳岩自己决定还是被公司决定要先出来道歉，依然是增加了自己付出量，把原本就小的“在我眼里永远太小“值变得更小更小了。事情已过，她无法再减少付出量或增加回报量，也无法逃离这个圈这个社会，更无法实施报复。她也许只能跟更悲惨的受害者比一比来安慰自己，或者安安静静的自我催眠告诉自己她的收获还是好的，至少涨了那么多粉为自己发声。可是，有多少男权社会的受益者真正认识到这件事折射出来的社会不公性，几天后他们仍然会继续调戏，因为在他们心里他们是主体，他们的所作所为所想都代表着正常，留下不公的受害者们陷入认知失调，不得不自我催眠，眼睁睁的跟着这个社会陷入更扭曲的不公 **
** 希望柳岩姐姐心理健康，一切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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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兴趣的亲，可参见亚当斯先生1965年的 <社会交换中的不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