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贝柳斯音乐推广的功臣
最近，本埠多家媒体就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在国内外的传播情况作了报道。起因是今年将举办上海艾萨克•斯特恩国际小提琴比赛，主办方将《梁祝》指定为半决赛必演曲目，并在上海、纽约街头就《梁祝》的传播情况展开“双城调查”，结果发现，受调查的600人中有54%不知道《梁祝》，知名度大大低于预期。
调查者在上海随机采访了350个中国人和150个在上海工作生活的外国人，在纽约采访了100个外国人，总计600人，其中54%没有听过《梁祝》。中国受访者中，70%的人表示听过《梁祝》。在上海受访的外国人中，仅有16%的人明确表示听过，26%听到旋律后表示“耳熟”。这一比例在纽约则进一步下降，纽约受访者中有高达93%的人没有听过《梁祝》，其中包括近20位音乐院校的学生、教授以及音乐行业的从业人员，当他们被问及“你认为这首曲子是来自哪个国家”的时候，只有35%的人回答“中国”。
这样的调查结果无疑令主办方很受伤。因为，人们通常以为，《梁祝》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还有几十个外国乐团演出过这部作品，夏汉姆、文格洛夫等一流小提琴家演绎过它的美妙旋律。因此，有人想当然地认为《梁祝》在海内外会拥有很高的知名度，不料，事实恰恰相反，尤其是《梁祝》在国外，其知名度之低，简直让人惨不忍睹。
冷静地分析一下，出现这种状况其实并不奇怪。虽然已有一些外国小提琴名家与乐团演奏过《梁祝》，但大多数系这些演奏家与乐团来中国演出时，我们的主办方全力推荐的结果。客人出于礼貌，投主人所好演出一次，但这种被动的一次性演出行为，其传播效果十分有限，而且受众大部分是中国人，传播范围又打了折扣。与将作品主动列入乐团演出季、甚至成为保留曲目反复上演相比，奢望这种一次性演出能收获《梁祝》的高知名度，无异于天方夜谭。
《梁祝》的海外传播效果不佳，反映的其实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即：在向世界传播中国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方面，我们刚刚蹒跚起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的传播方式往往简单生硬，技巧欠缺，需要改进的地方还有很多。
笔者想起了西贝柳斯作品的传播历史，也许对我们可以有所启示。
西贝柳斯是伟大的芬兰作曲家，去年世界各地都在纪念他的150周年诞辰。但西贝柳斯的成功并非
一蹴而就。芬兰作为一个文化小国，其影响力无法与德奥法意俄等欧洲文化大国相比，如何将他创作的优秀作品推广到国外？二战前有两个机构在推广西贝柳斯音乐方面着力甚多，一是芬兰政府委托专职人员筹划录制西贝柳斯的第一、第二交响曲，二是著名唱片制作人雷格为HMV唱片公司筹组的西贝柳斯学会发挥了巨大作用。这个阶段录制了西贝柳斯的第一、二、三、四、五、七交响曲与部分交响诗，其中英国指挥家比彻姆指挥录制的第四交响曲，比彻姆在1946年录制的第六交响曲，以及他与小提琴巨匠海菲茨合作录制的西贝柳斯小提琴协奏曲，都是十分精彩的版本，得到了西贝柳斯的认可。
有一批指挥家慧眼识珠，堪称推广西贝柳斯作品的有功之臣。二战结束之后，“指挥皇帝”卡拉扬在指挥录制西贝柳斯音乐方面所化的工夫，获得了作曲家本人的高度赞赏，认为卡拉扬最能表现他的音乐特色。除了第三交响曲，卡拉扬指挥录制了西贝柳斯的所有交响曲，有许多首还录过不止一次，目前有CD版传世。其中的第四、第六交响曲，第五、第七交响曲合集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准。他还建议自己的弟子小泽征尔指挥西贝柳斯的作品，说西贝柳斯音乐中的长句对丰富乐队的表现力很有帮助。
二战以后的第一套西贝柳斯交响曲与交响诗全集出自柯林斯（DECCA）之手。还有几位指挥家也录制过西贝柳斯交响曲全集，包括伯恩斯坦（CBS）、巴比罗利（HMV）、马泽尔（Decca）、伯格兰德（HMV）、科林•戴维斯（Phillips），这些版本各有特色。
西贝柳斯音乐的推广并非一帆风顺。一战爆发前，德国曾是传播西贝柳斯音乐的重镇，但一战结束后，德国的音乐风尚转向先锋派、实验派，西贝柳斯的音乐被归入传统派，打入冷宫。德国主要的指挥家富特文格勒、瓦尔特、克雷姆佩勒、埃里希•克莱伯都不支持他。然而，英美的一批指挥家，如英国的亨利•伍德、萨金特、巴比罗利、博尔特等，美国的库塞维茨基、斯托科夫斯基、奥曼迪，
依然致力于推广西贝柳斯的音乐，坚持不懈，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当世的英国指挥家中，西蒙•拉特是公认的西贝柳斯权威。他指挥的第一、二、五交响曲，广受好评。拉特在电视节目中指挥第四交响曲，附有分析解说，给了观众不少启发。
可见，一批富有眼光的指挥家的大力推动，借助战后迅速发展的录音技术大量录制西贝柳斯作品向世界各地传播，是西贝柳斯音乐日益深入人心、受到世界各国听众喜爱的关键因素。在《梁祝》的海外推广上，我们是否也应该延请专业人士、选择正确的传播方式，这样才会收到有效辐射、事半功倍的传播效果。
调查者在上海随机采访了350个中国人和150个在上海工作生活的外国人，在纽约采访了100个外国人，总计600人，其中54%没有听过《梁祝》。中国受访者中，70%的人表示听过《梁祝》。在上海受访的外国人中，仅有16%的人明确表示听过，26%听到旋律后表示“耳熟”。这一比例在纽约则进一步下降，纽约受访者中有高达93%的人没有听过《梁祝》，其中包括近20位音乐院校的学生、教授以及音乐行业的从业人员，当他们被问及“你认为这首曲子是来自哪个国家”的时候，只有35%的人回答“中国”。
这样的调查结果无疑令主办方很受伤。因为，人们通常以为，《梁祝》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还有几十个外国乐团演出过这部作品，夏汉姆、文格洛夫等一流小提琴家演绎过它的美妙旋律。因此，有人想当然地认为《梁祝》在海内外会拥有很高的知名度，不料，事实恰恰相反，尤其是《梁祝》在国外，其知名度之低，简直让人惨不忍睹。
冷静地分析一下，出现这种状况其实并不奇怪。虽然已有一些外国小提琴名家与乐团演奏过《梁祝》，但大多数系这些演奏家与乐团来中国演出时，我们的主办方全力推荐的结果。客人出于礼貌，投主人所好演出一次，但这种被动的一次性演出行为，其传播效果十分有限，而且受众大部分是中国人，传播范围又打了折扣。与将作品主动列入乐团演出季、甚至成为保留曲目反复上演相比，奢望这种一次性演出能收获《梁祝》的高知名度，无异于天方夜谭。
《梁祝》的海外传播效果不佳，反映的其实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即：在向世界传播中国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方面，我们刚刚蹒跚起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的传播方式往往简单生硬，技巧欠缺，需要改进的地方还有很多。
笔者想起了西贝柳斯作品的传播历史，也许对我们可以有所启示。
西贝柳斯是伟大的芬兰作曲家，去年世界各地都在纪念他的150周年诞辰。但西贝柳斯的成功并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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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蹴而就。芬兰作为一个文化小国，其影响力无法与德奥法意俄等欧洲文化大国相比，如何将他创作的优秀作品推广到国外？二战前有两个机构在推广西贝柳斯音乐方面着力甚多，一是芬兰政府委托专职人员筹划录制西贝柳斯的第一、第二交响曲，二是著名唱片制作人雷格为HMV唱片公司筹组的西贝柳斯学会发挥了巨大作用。这个阶段录制了西贝柳斯的第一、二、三、四、五、七交响曲与部分交响诗，其中英国指挥家比彻姆指挥录制的第四交响曲，比彻姆在1946年录制的第六交响曲，以及他与小提琴巨匠海菲茨合作录制的西贝柳斯小提琴协奏曲，都是十分精彩的版本，得到了西贝柳斯的认可。
有一批指挥家慧眼识珠，堪称推广西贝柳斯作品的有功之臣。二战结束之后，“指挥皇帝”卡拉扬在指挥录制西贝柳斯音乐方面所化的工夫，获得了作曲家本人的高度赞赏，认为卡拉扬最能表现他的音乐特色。除了第三交响曲，卡拉扬指挥录制了西贝柳斯的所有交响曲，有许多首还录过不止一次，目前有CD版传世。其中的第四、第六交响曲，第五、第七交响曲合集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准。他还建议自己的弟子小泽征尔指挥西贝柳斯的作品，说西贝柳斯音乐中的长句对丰富乐队的表现力很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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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以后的第一套西贝柳斯交响曲与交响诗全集出自柯林斯（DECCA）之手。还有几位指挥家也录制过西贝柳斯交响曲全集，包括伯恩斯坦（CBS）、巴比罗利（HMV）、马泽尔（Decca）、伯格兰德（HMV）、科林•戴维斯（Phillips），这些版本各有特色。
西贝柳斯音乐的推广并非一帆风顺。一战爆发前，德国曾是传播西贝柳斯音乐的重镇，但一战结束后，德国的音乐风尚转向先锋派、实验派，西贝柳斯的音乐被归入传统派，打入冷宫。德国主要的指挥家富特文格勒、瓦尔特、克雷姆佩勒、埃里希•克莱伯都不支持他。然而，英美的一批指挥家，如英国的亨利•伍德、萨金特、巴比罗利、博尔特等，美国的库塞维茨基、斯托科夫斯基、奥曼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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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致力于推广西贝柳斯的音乐，坚持不懈，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当世的英国指挥家中，西蒙•拉特是公认的西贝柳斯权威。他指挥的第一、二、五交响曲，广受好评。拉特在电视节目中指挥第四交响曲，附有分析解说，给了观众不少启发。
可见，一批富有眼光的指挥家的大力推动，借助战后迅速发展的录音技术大量录制西贝柳斯作品向世界各地传播，是西贝柳斯音乐日益深入人心、受到世界各国听众喜爱的关键因素。在《梁祝》的海外推广上，我们是否也应该延请专业人士、选择正确的传播方式，这样才会收到有效辐射、事半功倍的传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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