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时期的个人主义
作者：罗洛·梅
我们可以视西方人个性结构中的个人主义本性，为中世纪集体主义的反应或对照。用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 1818—1897）的话来说，中世纪的公民“对自己的认知只是族群、人种、党派、家族或企业的一分子——他们只能从某些笼统范畴来认识自己”。【1】理论上，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在公会经济结构中的地位，在家庭和封建阶级心理结构中的地位，以及在教会道德与精神结构中的地位。情绪的表达透过共有的管道，例如节庆中大家的情绪可以互相连结，在十字军这类运动中也会出现侵略性情绪。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 1983—1945，【2】指出，“所有的情绪宣泄都需要一套系统严谨的约定形式，因为没有这些形式，热情与暴力便会恣意破坏生活。”【3】赫伊津哈指出，到了十四、十五世纪时，原先作为疏通情绪与经验管道的教堂与社区阶级形式，反而成了压迫个人生命力的手段。象征符号的使用在中世纪尾声原本很有活力，但是现在却逐渐消失了。它们成了无关紧要的空泛形式，与现实也貌合神离。中世纪的最后一百年四处弥漫着压抑、忧郁、怀疑与大量的焦虑。这种焦虑采行了对死亡过度惧怖的形式，并对魔鬼与巫师充满恐惧。【4】。曼海姆表示：“我们只要去看看包士（Bosch）和格里奈瓦德（Grunwald）的画，便可以看到表现出恐惧与焦虑的中世纪失序现象，而恐惧和焦虑的象征性表达形式便是在对魔鬼无所不在的恐惧。”【5】。文艺复兴式的个人主义，可说是在反抗中世纪末这种逐渐衰败的集体主义。
对个体的新评价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新概念，都成了文艺复兴的重要主题，也生动地呈现在乔托（Giotto, l276?—1337）的作品中。许多权威人士主张新世纪就在乔托和他的老师契马布耶（Giovanni Cimabue, 1240—1302）身上展开。乔托确实生活在文艺复兴全盛期之前的“首次意大利文艺复兴”。我们在本章中对艺术品的预设在于，艺术家表达出文化中的潜在假设与意义，艺术象征也往往比文字符号的表达，更不会受到扭曲，也更能直接沟通文化的意涵。相对于中世纪画作中的肢体僵硬、正面向前的象征型人物，乔托笔下的人物脸部为四分之三的侧面，并有独立的动作。相对于先前画作中的笼统、出世、僵硬表情的典型人物，乔托开始描画个别的情绪。他画出个别的悲伤、欢乐、热情以及小人物的日常生活惊喜——父女亲情、悲逝友人等等。自然感伤的欢愉延续到他的动物画作；他笔下的树石妙趣预示了自然形式的喜乐。乔托一方面保留了某些中世纪艺术的象征特性，同时呈现即将成为文艺复兴特色的新兴态度，也就是新人文主义与新自然主义。
中世纪的概念认为人只是社会有机体的一个单元，相较于此，文艺复兴时期则认为人是独特的实体，社会只是烘托个人功成名就的背景。乔托时期与文艺复兴全盛期的主要差别是，前者肯定小人物的价值（圣法兰西斯〔St.Francis〕对乔托的影响就在这种小人物的评价上）；但是在文艺复兴全盛时，有权能的个人开始受到重视。这种现象是当代焦虑模式的根本，我们也要开始追溯其发展。文化的革命性变化与扩张，使得经济、智识、地理、政治各个领域都富含文艺复兴的特质，这种现象值得好好来描述。这些文化上的变化与自由且自主的个人新权力信心有因果关系。一方面，这个时期的革命性变化以个人的新观点为基础，另一方面，社会的变化则成为个人演练权力、创新、勇气、知识和蛮力的诱因。社会运动将个人从中世纪的家族阶级中释放出来；个人靠着英勇行为挣脱出生的阶层，达到崇高的成就。因为贸易的扩张和资本主义的成长所获得的财富，提供新机会给进取冒险的企业，犒赏了那些肯大胆冒险的人。教育和学习重新得到看重，得以表达知性的自由和奔放的好奇心；以世界为校园而四处游历的大学生，象征着新学习方式与自由行动的关系。当此同时，知识因为是获得权力的手段，而受到重视。吉伯第（Lorenzo Ghiberti, 1378—1455）这位为时代发声的文艺复兴艺术家说：“只有无所不学者，才能无惧地鄙视财富的增减。”【6】
当城邦统治权迅速更迭易手之际，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动荡不安，也成了权力放任运用的诱因。人人为己是常态，勇敢和能干的人才能掌握、维持崇高的地位。基于个人野心蠢动的肆虐，这类情事便无所不在。才干能力可以让最卑贱的神父攀升到圣彼得的宝座，让官阶最低的士兵直升至米兰公爵的领地。厚颜无耻、积极进取、狂妄犯罪都是当时的成功要件。西蒙兹（John Addington Symonds），【7】。布克哈特谈到与当时的个体性表现息息相关的暴力时说：“人格的根本之恶也是它的伟大之处， 亦即过度的个人主义。……施加于他人身上的自我中心主义的胜利景致，驱使他〔个体〕螳臂挡车以防卫自己的权利。”布克哈特，如上引文。
文艺复兴对个体的高评价，不等于对人的高评价。反之就像上面提到的，它所指涉的是强势的个人。前提是弱者可以被强者毫不自责或遗憾地剥夺操控。紧要的是，尽管从许多面向来看，文艺复兴时期立下了为后世主要社会所无意识同化的原则，文艺复兴并不是一个群众运动，而是一群强势、具创意的个人的运动。文艺复兴时期所谓的美德（virtu），以勇气和造就成功的其他特质为主。“成功是评断行为的标准；帮助朋友、胁迫敌人以及生财有道者，都被视为英雄。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对‘美德’这个字的运用……只停留在所谓的罗马‘美德’，它可被运用在勇气、知性能力以及达成一己之私的勇敢行为，不论所指为何。”【8】。我们注意到个人主义与竞争性汇整在一起了。以社群为自己名利竞技场的强势者，若被神化并视为理所当然，成功便注定会是竞争性的。整个文化系统都在奖励自我觉察，方法是要比他人优越或胜过他人。这种对于自由个人权力的信任，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坚强男女身上，可说是昭然若揭。阿尔贝堤（Leon Alberti, 1404—1472）这位十项全能的文艺复兴巨擘，将强者的座右铭公式化如下：“有志者，事竟成。”【9】但是，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的态度，再也没有比米朗多纳（Pico dellaMirandola, 1463—1494）表达得更清楚了，他甚至写了十二本书来证明人是自己命运的主宰。在其名著《人性尊严演说》（Oration on the Dignity of Man）中，他想象造物者这么对亚当说：
我们所赋予你的……既无固定的居所，也无和你类似的生命形体。……你不受任何拘束，可依自己的自由意志行事，我已将力量倾注在你的身上，因此是你为自己确立身份。我已将你置放在世界的中心，因此你可以更利便地探索世界百态。我们在造你时，既没有把你变成天使，也没有把你变成俗物，既非必朽，也非永恒。目的是为了要让你能成为你自身的形塑者，让你自由地决定哪种形式才最适合你。你有能力让自己堕落成为低劣残暴的动物。也有能力依据自己的智慧抉择，转生成为高尚神圣的生命。
认为人类具有广泛自由的能力，可以进入任何他所选择的地带，是一种伴随智识力量而来的极端想法，它被西蒙兹描述为“当代魂灵的圣显”。【10】用米开朗琪罗的话来说，只要“相信自己”，人类的创造力便无远弗届，此处的人格理想范型，便是充分而多元发展的全人（luomo universale）。但是，这个“美丽新世界”的阴暗面又在哪里？我们的临床经验告诉我们，这么强烈的信心必然会受到某种反向态度的制衡。我们发现在文艺复兴这种充满信心的乐观底下，在较没有觉察到的层次，出现一股酝酿中的初期焦虑感的绝望情绪暗流。这股直到文艺复兴末期才浮上台面的暗流，清楚地在米开朗琪罗身上看到。米开朗琪罗有意识地歌颂个人主义的挣扎，大胆接受个人主义的孤寂。他写道：“我没有任何一种朋友，我也不需要任何朋友。”“任何追随他人者将不会成长，任何不知道如何靠自己能力创造的人，也无法从他人的成果中获利。”【11】这里头完全不见奥登的洞见，
……因为自我是个梦邻人有所需才会有梦。
我们在米开朗琪罗画作中看到的紧张与冲突，是那个时代过度个人主义的潜在心理对等物。他画在西斯汀大教堂（Sistine Chapel）天花板的人物，好像总是在怨怼不安一样。西蒙兹指出，米开朗琪罗画笔下的人形“因为一股奇异可怕的内在躁动而感到紊乱”。文艺复兴人觉得自己恢复了古希腊精神，但是西蒙兹指出，其中的根本差异可以对照米开朗琪罗的躁动与斐迪雅斯（Phidias, 490—430B.C.，译注：希腊雕刻家）的“沉着平静”。【12】
乍看之下，几乎所有米开朗琪罗的人物都强有力且雄心勃勃，细看之下却发现各个都张大了一双难掩焦虑的膨胀双眼。观画者在《人类的堕落》（The Damned Frightened by Their Fall）的人物脸上看到强烈不安的表情，是可以预期的，但值得注意的是，西斯汀大教堂壁画的其他形貌较不紧张的人物，也出现同样的惊怖表情。米开朗琪罗就好像要证明自己表达的不只是文艺复兴的内在紧张，也包括自己身为其中一分子的不安一样，其自画像的双眼也明显张得大大的，正如同典型的不安反应。总的来说，在大量文艺复兴艺术家作品中，都可以看到被意识典范所覆盖的初期焦虑（见拉斐尔〔Raphael〕笔下的和睦人类）。但是，米开朗琪罗的长寿让他超越了文艺复兴高峰期的不成熟信心。他的天分与深度让他比文艺复兴的早期代表人物，更能实践时代的目标。因此，他将时代暗流进一步带到阳光下。米开朗琪罗画笔下的人物既象征着文艺复兴的意识典范，也象征其心理暗流——得意洋洋、强势、发展成熟的人类，却又紧张、骚动而焦虑。要紧的是，米开朗琪罗这类成功克服个人主义的人身上，却出现了紧张绝望的暗流。因此，初期焦虑并不是个人追求成功的目标受挫所致。我认为那是因为心理孤立和缺乏正面的社群价值所造成的，这两者都会造成过度的个人主义。
弗洛姆也曾描述这两项文艺复兴时期强势个人的特质：“看来新获得的自由，为这些人带来了两件事：力量感增加了，同时，孤寂、疑心、怀疑，而这些感觉所带来的焦虑，也增加了。”【13】。以布克哈特的话来说，这种心理暗流的明显病症就是“对名利的病态追求”。有时候，想出名的欲望会大得让人甘犯暗杀罪或其他穷凶恶极的反社会行为，期使自己能够因此名流万世。弗洛姆指出：“如果我们的人际关系以及与个人自我的关系，并没有提供足够安全感的话，那么名声便是让疑虑噤声的一个手段。”这个现象颇能显示人际关系的孤立与沮丧，个人有获得同侪认同的巨大需求，甚至不惜用侵略性的手段。至于结果是遗臭万年或留芳万世，似乎根本不重要。这说明了当代竞争型经济的某个个人主义面向——换言之，攻击同侪是社会公认赢得同侪认同的方式。这让我们想到，被孤立的孩子之所以会成为不良少年，是因为至少可获得反向的关心与认同形式。
这种个人主义式的竞争野心，对个人与自己的关系深具心理影响。个人对他人的态度经过可理解的心理过程，会成为他对自己的态度。与他人隔离迟早会导致自我隔离。为了累积自己的权势财富而操控他人（可在贵族和强盗身上看到），结果“成功者与自己的关系以及安全感和信心，也受到毒化。他的自我成了他所操控的客体，如他所操控的其他人一样”。【14】。尤有甚者，个人的自我评价也会以能否达成竞争成就来评量。当成功被无条件地看重时——“无条件”的意思是，个人的社会尊严与自尊完全仰赖于它——我们便看见，那刻画当代个人特性的竞争求胜的紧绷驱力，于焉诞生。卡迪纳描述这个现代人的典型问题如下：
西方人的主要焦虑来源在以成功作为一种自觉形式，正如救赎在中世纪也是一种自觉形式一样。但是相较于只想追求救赎者，当代人的心理追寻任务更为艰辛。那是一种责任，失败所带来的社会责难和满足远低于自我的满足，一种低人一等的无望感。成功是个无止尽的目标，追求成功的欲望会随着成就而增加而不会减缓。成功的手段则多半来自压倒别人的权能。【15】
为解释对个人成功的新关注，卡迪纳强调“出世”这项中世纪的死后报酬与惩罚，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转而关怀当下的报酬与惩罚。我同意文艺复兴的特色在强调现世价值的新评估和可能的满足。这可追溯到薄伽丘（Giovani Boccaccio,1313—1375，译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以及出现在乔托画中的人文主义与自然主义。但是让我难忘的是，中世纪的个人奖赏是透过家庭、封建族群或教会组织，而文艺复兴时期的个人奖赏则是独立个体与团体的竞争所得。这股文艺复兴追求名利的风潮，是透过现世追求死后的奖赏。重要的是，这种奖赏中的高度个人主义色彩：我们透过卓越超众、出类拔萃而获得名声，或为后世子孙所传诵。
卡迪纳的观点如下：中世纪教会至上主义下的死后奖惩，让个人的侵略性得到控制，并确认了自我。但是随着死后奖惩威力的减弱，对现世报酬的强调以及社会福祉（特权、成功）的关怀，也持续发展了出来。自我的价值不再来自死后的报酬，反而透过现世的成功得到肯定。我认为卡迪纳的观点有部分是正确的，特别是文艺复兴以降，新发展出来的现世报酬之关怀。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关注在何时得到奖惩——是中世纪的死后，或现代的当下——那便过度简化了，并且只能涵盖这幅复杂图像的其中一个面向。譬如说，薄伽丘赞颂追求眼前满足的文艺复兴精神；但是他也主张会有一种“超人”的势力（fortuna），试图阻断人对现世欢愉的追求。重要的是，薄伽丘主张胆大妄为者拥有智取这种“超人”势力的权力。就是这种作为文艺复兴精髓的“个人权能终获报酬”的信心，让我留下深刻印象。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认为来世报或现世报的不同，在诠释当代对于成功的过度关怀上至关重大的倾向，若从大部分当代的不同时期，本来便预设死后宗教奖赏这一点看来，是过度化约了。直到十九世纪为止，“不朽”这个主题都没有被广泛质疑（田立克）。但是还是那句老话，当代的重要面向不在奖赏的时机，而在奖赏与个体挣扎的关联。个人被报之以不朽的善行，同样造就了个人的经济成就，也就是辛勤工作并服从中产阶级的道德。
文艺复兴时期新兴个人主义的光明面——特别是个人自觉的新可能性——并不特别需要费力，因为它们已经整合成为当代文化意识与无意识的部分假说。但是未被广泛认可的个人主义阴暗面，却更合于本书的研究。它们包括1. 个人主义的竞争性本质，2. 个人权力相对于共同价值的强化，3. 无条件地独尊个人竞争成就的当代目标，4. 上述发展的心理现象首先出现在文艺复兴时期，却在十九与二十世纪以更严重的形式重新浮现。这些心理现象有人际孤立与焦虑。
我用的一直是文艺复兴的“初期”焦虑这个词，因为显明与有意识焦虑的个人主义模式造成的后续效应，在当时多被回避了。焦虑在文艺复兴时期主要是以症状的形式出现。我们已经在米开朗琪罗身上看到，虽然他大胆地认可孤立这件事，但是他却无法有意识地认可焦虑。就这点来看，十五、十六世纪的孤立个人与十九、二十世纪的孤立个人如克尔恺郭尔，有着尖锐的差异，后者能够有意识地觉察个体孤立所带来的焦虑。文艺复兴时期的全面性扩张，使得隐含的个体孤立完全被忽略了，因此也回避了全面性焦虑冲击的觉察。如果个人在任何地方受到挫折的话，他总是可以努力重新灌注到新领域上。这是一种强调自己为历史的开端而非结束的方法。
当代西方文化的焦虑问题，在文艺复兴时期便已定调：人际社群（心理、经济、伦理等等）是如何发展起来？又是如何与个人的自觉价值整合在一起？又如何因此让社会一分子得以避免孤立感，以及因过度的个人主义而来的焦虑？
【1】布克哈特（Jakob Burckhardt），《意大利文艺复兴文明》（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 New York，1935），密朵模尔（S.G.C.Middlemore）译。
【2】荷兰史学家
【3】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中世纪的衰落》（The Waning of the Middle Ages, New York, 1924），p.40。
【4】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中世纪的衰落》（The Waning of the Middle Ages, New York,1924），p.40
【5】曼海姆，《人与社会》，p.117
【6】引述自布克哈特，如上引文，p.146。
【7】《意大利文艺复兴》（The Italian Renaissance, New York, 1935），p.60
【8】西蒙兹，如上引文，p.87
【9】布克哈特，如上引文，p.150。
【10】西蒙兹，如上引文，p.352。
【11】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 New York, 1915），史崔（F.Street）译，p.161。
【12】西蒙兹，如上引文，p.775。
【13】弗洛姆，如上引文，p.48
【14】弗洛姆，如上所引，p.48
【15】卡迪纳，如上引文，p.445。
我们可以视西方人个性结构中的个人主义本性，为中世纪集体主义的反应或对照。用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 1818—1897）的话来说，中世纪的公民“对自己的认知只是族群、人种、党派、家族或企业的一分子——他们只能从某些笼统范畴来认识自己”。【1】理论上，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在公会经济结构中的地位，在家庭和封建阶级心理结构中的地位，以及在教会道德与精神结构中的地位。情绪的表达透过共有的管道，例如节庆中大家的情绪可以互相连结，在十字军这类运动中也会出现侵略性情绪。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 1983—1945，【2】指出，“所有的情绪宣泄都需要一套系统严谨的约定形式，因为没有这些形式，热情与暴力便会恣意破坏生活。”【3】赫伊津哈指出，到了十四、十五世纪时，原先作为疏通情绪与经验管道的教堂与社区阶级形式，反而成了压迫个人生命力的手段。象征符号的使用在中世纪尾声原本很有活力，但是现在却逐渐消失了。它们成了无关紧要的空泛形式，与现实也貌合神离。中世纪的最后一百年四处弥漫着压抑、忧郁、怀疑与大量的焦虑。这种焦虑采行了对死亡过度惧怖的形式，并对魔鬼与巫师充满恐惧。【4】。曼海姆表示：“我们只要去看看包士（Bosch）和格里奈瓦德（Grunwald）的画，便可以看到表现出恐惧与焦虑的中世纪失序现象，而恐惧和焦虑的象征性表达形式便是在对魔鬼无所不在的恐惧。”【5】。文艺复兴式的个人主义，可说是在反抗中世纪末这种逐渐衰败的集体主义。
对个体的新评价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新概念，都成了文艺复兴的重要主题，也生动地呈现在乔托（Giotto, l276?—1337）的作品中。许多权威人士主张新世纪就在乔托和他的老师契马布耶（Giovanni Cimabue, 1240—1302）身上展开。乔托确实生活在文艺复兴全盛期之前的“首次意大利文艺复兴”。我们在本章中对艺术品的预设在于，艺术家表达出文化中的潜在假设与意义，艺术象征也往往比文字符号的表达，更不会受到扭曲，也更能直接沟通文化的意涵。相对于中世纪画作中的肢体僵硬、正面向前的象征型人物，乔托笔下的人物脸部为四分之三的侧面，并有独立的动作。相对于先前画作中的笼统、出世、僵硬表情的典型人物，乔托开始描画个别的情绪。他画出个别的悲伤、欢乐、热情以及小人物的日常生活惊喜——父女亲情、悲逝友人等等。自然感伤的欢愉延续到他的动物画作；他笔下的树石妙趣预示了自然形式的喜乐。乔托一方面保留了某些中世纪艺术的象征特性，同时呈现即将成为文艺复兴特色的新兴态度，也就是新人文主义与新自然主义。
中世纪的概念认为人只是社会有机体的一个单元，相较于此，文艺复兴时期则认为人是独特的实体，社会只是烘托个人功成名就的背景。乔托时期与文艺复兴全盛期的主要差别是，前者肯定小人物的价值（圣法兰西斯〔St.Francis〕对乔托的影响就在这种小人物的评价上）；但是在文艺复兴全盛时，有权能的个人开始受到重视。这种现象是当代焦虑模式的根本，我们也要开始追溯其发展。文化的革命性变化与扩张，使得经济、智识、地理、政治各个领域都富含文艺复兴的特质，这种现象值得好好来描述。这些文化上的变化与自由且自主的个人新权力信心有因果关系。一方面，这个时期的革命性变化以个人的新观点为基础，另一方面，社会的变化则成为个人演练权力、创新、勇气、知识和蛮力的诱因。社会运动将个人从中世纪的家族阶级中释放出来；个人靠着英勇行为挣脱出生的阶层，达到崇高的成就。因为贸易的扩张和资本主义的成长所获得的财富，提供新机会给进取冒险的企业，犒赏了那些肯大胆冒险的人。教育和学习重新得到看重，得以表达知性的自由和奔放的好奇心；以世界为校园而四处游历的大学生，象征着新学习方式与自由行动的关系。当此同时，知识因为是获得权力的手段，而受到重视。吉伯第（Lorenzo Ghiberti, 1378—1455）这位为时代发声的文艺复兴艺术家说：“只有无所不学者，才能无惧地鄙视财富的增减。”【6】
当城邦统治权迅速更迭易手之际，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动荡不安，也成了权力放任运用的诱因。人人为己是常态，勇敢和能干的人才能掌握、维持崇高的地位。基于个人野心蠢动的肆虐，这类情事便无所不在。才干能力可以让最卑贱的神父攀升到圣彼得的宝座，让官阶最低的士兵直升至米兰公爵的领地。厚颜无耻、积极进取、狂妄犯罪都是当时的成功要件。西蒙兹（John Addington Symonds），【7】。布克哈特谈到与当时的个体性表现息息相关的暴力时说：“人格的根本之恶也是它的伟大之处， 亦即过度的个人主义。……施加于他人身上的自我中心主义的胜利景致，驱使他〔个体〕螳臂挡车以防卫自己的权利。”布克哈特，如上引文。
文艺复兴对个体的高评价，不等于对人的高评价。反之就像上面提到的，它所指涉的是强势的个人。前提是弱者可以被强者毫不自责或遗憾地剥夺操控。紧要的是，尽管从许多面向来看，文艺复兴时期立下了为后世主要社会所无意识同化的原则，文艺复兴并不是一个群众运动，而是一群强势、具创意的个人的运动。文艺复兴时期所谓的美德（virtu），以勇气和造就成功的其他特质为主。“成功是评断行为的标准；帮助朋友、胁迫敌人以及生财有道者，都被视为英雄。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对‘美德’这个字的运用……只停留在所谓的罗马‘美德’，它可被运用在勇气、知性能力以及达成一己之私的勇敢行为，不论所指为何。”【8】。我们注意到个人主义与竞争性汇整在一起了。以社群为自己名利竞技场的强势者，若被神化并视为理所当然，成功便注定会是竞争性的。整个文化系统都在奖励自我觉察，方法是要比他人优越或胜过他人。这种对于自由个人权力的信任，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坚强男女身上，可说是昭然若揭。阿尔贝堤（Leon Alberti, 1404—1472）这位十项全能的文艺复兴巨擘，将强者的座右铭公式化如下：“有志者，事竟成。”【9】但是，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的态度，再也没有比米朗多纳（Pico dellaMirandola, 1463—1494）表达得更清楚了，他甚至写了十二本书来证明人是自己命运的主宰。在其名著《人性尊严演说》（Oration on the Dignity of Man）中，他想象造物者这么对亚当说：
我们所赋予你的……既无固定的居所，也无和你类似的生命形体。……你不受任何拘束，可依自己的自由意志行事，我已将力量倾注在你的身上，因此是你为自己确立身份。我已将你置放在世界的中心，因此你可以更利便地探索世界百态。我们在造你时，既没有把你变成天使，也没有把你变成俗物，既非必朽，也非永恒。目的是为了要让你能成为你自身的形塑者，让你自由地决定哪种形式才最适合你。你有能力让自己堕落成为低劣残暴的动物。也有能力依据自己的智慧抉择，转生成为高尚神圣的生命。
认为人类具有广泛自由的能力，可以进入任何他所选择的地带，是一种伴随智识力量而来的极端想法，它被西蒙兹描述为“当代魂灵的圣显”。【10】用米开朗琪罗的话来说，只要“相信自己”，人类的创造力便无远弗届，此处的人格理想范型，便是充分而多元发展的全人（luomo universale）。但是，这个“美丽新世界”的阴暗面又在哪里？我们的临床经验告诉我们，这么强烈的信心必然会受到某种反向态度的制衡。我们发现在文艺复兴这种充满信心的乐观底下，在较没有觉察到的层次，出现一股酝酿中的初期焦虑感的绝望情绪暗流。这股直到文艺复兴末期才浮上台面的暗流，清楚地在米开朗琪罗身上看到。米开朗琪罗有意识地歌颂个人主义的挣扎，大胆接受个人主义的孤寂。他写道：“我没有任何一种朋友，我也不需要任何朋友。”“任何追随他人者将不会成长，任何不知道如何靠自己能力创造的人，也无法从他人的成果中获利。”【11】这里头完全不见奥登的洞见，
……因为自我是个梦邻人有所需才会有梦。
我们在米开朗琪罗画作中看到的紧张与冲突，是那个时代过度个人主义的潜在心理对等物。他画在西斯汀大教堂（Sistine Chapel）天花板的人物，好像总是在怨怼不安一样。西蒙兹指出，米开朗琪罗画笔下的人形“因为一股奇异可怕的内在躁动而感到紊乱”。文艺复兴人觉得自己恢复了古希腊精神，但是西蒙兹指出，其中的根本差异可以对照米开朗琪罗的躁动与斐迪雅斯（Phidias, 490—430B.C.，译注：希腊雕刻家）的“沉着平静”。【12】
乍看之下，几乎所有米开朗琪罗的人物都强有力且雄心勃勃，细看之下却发现各个都张大了一双难掩焦虑的膨胀双眼。观画者在《人类的堕落》（The Damned Frightened by Their Fall）的人物脸上看到强烈不安的表情，是可以预期的，但值得注意的是，西斯汀大教堂壁画的其他形貌较不紧张的人物，也出现同样的惊怖表情。米开朗琪罗就好像要证明自己表达的不只是文艺复兴的内在紧张，也包括自己身为其中一分子的不安一样，其自画像的双眼也明显张得大大的，正如同典型的不安反应。总的来说，在大量文艺复兴艺术家作品中，都可以看到被意识典范所覆盖的初期焦虑（见拉斐尔〔Raphael〕笔下的和睦人类）。但是，米开朗琪罗的长寿让他超越了文艺复兴高峰期的不成熟信心。他的天分与深度让他比文艺复兴的早期代表人物，更能实践时代的目标。因此，他将时代暗流进一步带到阳光下。米开朗琪罗画笔下的人物既象征着文艺复兴的意识典范，也象征其心理暗流——得意洋洋、强势、发展成熟的人类，却又紧张、骚动而焦虑。要紧的是，米开朗琪罗这类成功克服个人主义的人身上，却出现了紧张绝望的暗流。因此，初期焦虑并不是个人追求成功的目标受挫所致。我认为那是因为心理孤立和缺乏正面的社群价值所造成的，这两者都会造成过度的个人主义。
弗洛姆也曾描述这两项文艺复兴时期强势个人的特质：“看来新获得的自由，为这些人带来了两件事：力量感增加了，同时，孤寂、疑心、怀疑，而这些感觉所带来的焦虑，也增加了。”【13】。以布克哈特的话来说，这种心理暗流的明显病症就是“对名利的病态追求”。有时候，想出名的欲望会大得让人甘犯暗杀罪或其他穷凶恶极的反社会行为，期使自己能够因此名流万世。弗洛姆指出：“如果我们的人际关系以及与个人自我的关系，并没有提供足够安全感的话，那么名声便是让疑虑噤声的一个手段。”这个现象颇能显示人际关系的孤立与沮丧，个人有获得同侪认同的巨大需求，甚至不惜用侵略性的手段。至于结果是遗臭万年或留芳万世，似乎根本不重要。这说明了当代竞争型经济的某个个人主义面向——换言之，攻击同侪是社会公认赢得同侪认同的方式。这让我们想到，被孤立的孩子之所以会成为不良少年，是因为至少可获得反向的关心与认同形式。
这种个人主义式的竞争野心，对个人与自己的关系深具心理影响。个人对他人的态度经过可理解的心理过程，会成为他对自己的态度。与他人隔离迟早会导致自我隔离。为了累积自己的权势财富而操控他人（可在贵族和强盗身上看到），结果“成功者与自己的关系以及安全感和信心，也受到毒化。他的自我成了他所操控的客体，如他所操控的其他人一样”。【14】。尤有甚者，个人的自我评价也会以能否达成竞争成就来评量。当成功被无条件地看重时——“无条件”的意思是，个人的社会尊严与自尊完全仰赖于它——我们便看见，那刻画当代个人特性的竞争求胜的紧绷驱力，于焉诞生。卡迪纳描述这个现代人的典型问题如下：
西方人的主要焦虑来源在以成功作为一种自觉形式，正如救赎在中世纪也是一种自觉形式一样。但是相较于只想追求救赎者，当代人的心理追寻任务更为艰辛。那是一种责任，失败所带来的社会责难和满足远低于自我的满足，一种低人一等的无望感。成功是个无止尽的目标，追求成功的欲望会随着成就而增加而不会减缓。成功的手段则多半来自压倒别人的权能。【15】
为解释对个人成功的新关注，卡迪纳强调“出世”这项中世纪的死后报酬与惩罚，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转而关怀当下的报酬与惩罚。我同意文艺复兴的特色在强调现世价值的新评估和可能的满足。这可追溯到薄伽丘（Giovani Boccaccio,1313—1375，译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以及出现在乔托画中的人文主义与自然主义。但是让我难忘的是，中世纪的个人奖赏是透过家庭、封建族群或教会组织，而文艺复兴时期的个人奖赏则是独立个体与团体的竞争所得。这股文艺复兴追求名利的风潮，是透过现世追求死后的奖赏。重要的是，这种奖赏中的高度个人主义色彩：我们透过卓越超众、出类拔萃而获得名声，或为后世子孙所传诵。
卡迪纳的观点如下：中世纪教会至上主义下的死后奖惩，让个人的侵略性得到控制，并确认了自我。但是随着死后奖惩威力的减弱，对现世报酬的强调以及社会福祉（特权、成功）的关怀，也持续发展了出来。自我的价值不再来自死后的报酬，反而透过现世的成功得到肯定。我认为卡迪纳的观点有部分是正确的，特别是文艺复兴以降，新发展出来的现世报酬之关怀。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关注在何时得到奖惩——是中世纪的死后，或现代的当下——那便过度简化了，并且只能涵盖这幅复杂图像的其中一个面向。譬如说，薄伽丘赞颂追求眼前满足的文艺复兴精神；但是他也主张会有一种“超人”的势力（fortuna），试图阻断人对现世欢愉的追求。重要的是，薄伽丘主张胆大妄为者拥有智取这种“超人”势力的权力。就是这种作为文艺复兴精髓的“个人权能终获报酬”的信心，让我留下深刻印象。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认为来世报或现世报的不同，在诠释当代对于成功的过度关怀上至关重大的倾向，若从大部分当代的不同时期，本来便预设死后宗教奖赏这一点看来，是过度化约了。直到十九世纪为止，“不朽”这个主题都没有被广泛质疑（田立克）。但是还是那句老话，当代的重要面向不在奖赏的时机，而在奖赏与个体挣扎的关联。个人被报之以不朽的善行，同样造就了个人的经济成就，也就是辛勤工作并服从中产阶级的道德。
文艺复兴时期新兴个人主义的光明面——特别是个人自觉的新可能性——并不特别需要费力，因为它们已经整合成为当代文化意识与无意识的部分假说。但是未被广泛认可的个人主义阴暗面，却更合于本书的研究。它们包括1. 个人主义的竞争性本质，2. 个人权力相对于共同价值的强化，3. 无条件地独尊个人竞争成就的当代目标，4. 上述发展的心理现象首先出现在文艺复兴时期，却在十九与二十世纪以更严重的形式重新浮现。这些心理现象有人际孤立与焦虑。
我用的一直是文艺复兴的“初期”焦虑这个词，因为显明与有意识焦虑的个人主义模式造成的后续效应，在当时多被回避了。焦虑在文艺复兴时期主要是以症状的形式出现。我们已经在米开朗琪罗身上看到，虽然他大胆地认可孤立这件事，但是他却无法有意识地认可焦虑。就这点来看，十五、十六世纪的孤立个人与十九、二十世纪的孤立个人如克尔恺郭尔，有着尖锐的差异，后者能够有意识地觉察个体孤立所带来的焦虑。文艺复兴时期的全面性扩张，使得隐含的个体孤立完全被忽略了，因此也回避了全面性焦虑冲击的觉察。如果个人在任何地方受到挫折的话，他总是可以努力重新灌注到新领域上。这是一种强调自己为历史的开端而非结束的方法。
当代西方文化的焦虑问题，在文艺复兴时期便已定调：人际社群（心理、经济、伦理等等）是如何发展起来？又是如何与个人的自觉价值整合在一起？又如何因此让社会一分子得以避免孤立感，以及因过度的个人主义而来的焦虑？
【1】布克哈特（Jakob Burckhardt），《意大利文艺复兴文明》（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 New York，1935），密朵模尔（S.G.C.Middlemore）译。
【2】荷兰史学家
【3】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中世纪的衰落》（The Waning of the Middle Ages, New York, 1924），p.40。
【4】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中世纪的衰落》（The Waning of the Middle Ages, New York,1924），p.40
【5】曼海姆，《人与社会》，p.117
【6】引述自布克哈特，如上引文，p.146。
【7】《意大利文艺复兴》（The Italian Renaissance, New York, 1935），p.60
【8】西蒙兹，如上引文，p.87
【9】布克哈特，如上引文，p.150。
【10】西蒙兹，如上引文，p.352。
【11】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 New York, 1915），史崔（F.Street）译，p.161。
【12】西蒙兹，如上引文，p.775。
【13】弗洛姆，如上引文，p.48
【14】弗洛姆，如上所引，p.48
【15】卡迪纳，如上引文，p.4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