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传统与现状：对美国实用主义的再审视》
梳理得真好，忍不住mark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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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 宁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美国研究》1995年第4期
当前美国学界对于“文化”的讨论，已经成了一个非常时髦的话题。论及美国的深层文化模式，在我看来，还有一个不可不加以讨论的问题，这就是贯穿于整个美国文化传统、甚至可以说它本身就是一种美国文化特征的“实用主义”。把实用主义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加以讨论，似乎有点突兀，因此需要作一点解释。过去人们一提起“实用主义”，往往很自然地将它看成是一种哲学的理论，虽说哲学也属于“文化”，但显然与现在“文化批评”或“文化研究”中“文化”的概念有很大的区别。由于说它是一种“主义”，它通常就更多地被看成是一种抽象思辨层面的思想体系。其实如果按它的字义和辞源，“实用主义”（pragmatism）的古希腊语原义，本应该是“行为”、“行动”的意思，从这一点说，这种哲学恐怕更应是一种“行为主义”（behaviorism）。实用主义的思想因子或许可以从许多古典哲学家的学说中找到，但美国式的实用主义，则可以肯定地说它首先不是一种哲学思辨型的学说，而是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一种思想方法和处世的原则。
从文化层面讨论实用主义不够，另一个原因就是美国人一向有轻视理论的倾向，他们比较看重行动，而对哲学、尤其是纯思辨性的哲学则兴趣不大。什么东西一旦与哲学挂钩，似乎就成了象牙塔里的事情，成了少数思想精英们的事情。他们很难想像哲学怎么能够成为与大众社会、与普通人有关的“文化”。这一点甚至在哲学家自己身上也会表现出来，他们通常都不会过高地估计自己所在学科的社会功能。例如被认为是当今美国实用主义哲学最重要代表之一的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当有人问及近年来哲学思潮的变化对美国民主制度有何影响时，他就曾直言不讳地回答说：“哲学对于民主性结构来说算不了什么。”在他看来，“哲学仅仅是蛋糕上那薄薄的一层糖衣，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身边有没有哲学家其实是无所谓的”。〔1〕身为哲学家的罗蒂竟对哲学嗤之以鼻，真让人有点不可思议，然而，如果我们改换一个思路，这样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本身岂不正好是某种实用主义心态的反映？罗蒂所不以为然的是那种传统的思辨哲学，而他自己所信奉的哲学是一种以“用”为本的实用主义。
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和处世方式的实用主义
现在，我们还是回到文首的命题，先来讨论一下实用主义是不是贯穿于美国文化传统，是不是一种美国的文化特征，乃至能不能把实用主义看成是一种深层的美国文化模式这样一系列的问题。其实，作为文化形态的这样一种实用主义，它的产生最早可追溯到殖民时期的美国。至于作为哲学理论体系出现的美国的实用主义，那是直到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才有的事情。
弄清实用主义的本来面目，认识到它的产生是与新大陆的开发联系在一起的，至少具有两点重要的意义：第一，实用主义伴随着美国文明的形成而产生，这种发生学的渊源即有可能使其具有某种文化模式的特征；第二，有助于澄清一些过于意识形态化的阐释，即不再简单地把实用主义仅仅看成是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和垄断资产阶级的哲学。当然，过去的一些实用主义的批判者所说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它的确可以充当“美国资产阶级的国家哲学”，为美国的大垄断资产阶级服务。〔2〕但是，如果说这种哲学还有作为美国文明伴生物的一面，那么，它就势必还要更多地在更深层次的文化层面上释放能量，产生着各种各样抑或消极、但也未必就不可能是积极的影响。
作为美国文明深层结构第一要素的基督教传统，更严格一点说，应该是在美国殖民时期意识形态中占主导地位的清教主义（Puritanism）。清教主义与美国文明的兴起和发展的关系问题，过去有不少的论述，但随着７０年代后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美国学”的确立，随着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论述西方现代文明中宗教与社会经济生活关系的开山之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译成英语，并为美国学界普遍接受，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有了很大的突破。如果说过去仅仅是满足于把美国文明和文化的传统追溯到清教主义这么一个源头，那么，现在美国学、美国文明史的研究，则更多地将清教主义视为一种周而复始地浮现的母题，研究的重点则移到不断地寻找这反反复复的浮现之间的联系，对它们进行新的阐释，从而不断建构和更新有关清教主义传统、亦即美国文化传统的话语。
早在本世纪初，著名的美国文化史学者范·威克·布鲁克斯（Van Wyck Brooks, 1886-1963）就对美国文明发展的脉络作了奠基性的梳理。他颇有见地地指出，基督教精神在美国早期文化中又表现为两大原则——“新教伦理”（the Protestant ethic）和“清教秉性”（the Puritan temper）。在１８世纪以前，新大陆移民形成的美国人形象，基本上是一种“行动的人和上帝的人”的合一，大约从１８世纪开始，才出现所谓“高雅”（Highbrow）和“低俗”（Lowbrow）的分野，前者的代表为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后者的代表为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3〕
清教信仰就其禁欲主义的一面而言，与文明是对立的。移民来到新大陆的清教徒都必须立下誓约，要过一种勤劳节俭、清心寡欲的生活。按照教义，他们必须竭尽全力地发展生产、积累财富，而同时又必须杜绝一切腐化堕落的可能。但是，时间一长，腐化现象仍不可阻遏地萌生和蔓延开来。爱德华兹所做的，就是设法建立和完善一套让清教徒自觉地用清教教义的绝对原则进行自我对照、自我反省的机制。如果说爱德华兹的思想更多带有一种禁欲主义、直觉主义的倾向，那么，富兰克林所强调的则是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新教伦理：讲究实际；不让任何机会从眼前滑过；勤劳节俭、精打细算，使自己的地位不断得到改善，等等。富兰克林本人就是一个自我奋斗和自我完善的典范。在他的字典里，最重要的一个词就是“有用”。他撰写了唯一的一本书——他的《自传》，其开卷第一句话，就是这本书可能对他的儿子有用。他甚至相信信仰上帝也是有用的，因为上帝能够褒奖德性而惩罚恶行。〔4〕
这样，布鲁克斯指出，自美国文明形成之日起就存在着两条思想主线：一条是出自清教徒宗教虔诚的超验主义倾向，在爱德华兹那里形成一种哲学，传到爱默生；而另一条把握一切机会攫取好处的思想倾向，则起源于清教主义中的讲究实际，它在富兰克林这里形成了一种哲学。〔5〕
清教传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构成，清教徒自命为上帝特选的子民，新大陆就是上帝特赐的以色列，清教徒必须以自己的成功服务于上帝，以获得上帝的恩宠和救赎，而反过来，一个人的成功又是他得到了上帝恩宠的证明；清教主义鼓励勤劳节俭，有利于物质财富的积累，然而它的禁欲主义成分又使其明显带有反文明的倾向；清教教义将人视为与生俱来的有罪、唯有上帝的恩德才能救赎尘世的罪人，人要么得到上帝的救赎而进入天堂，要么就被打入万劫不复的地狱，这一信念渐渐形成为一种“要么……，要么……”（either/or）而没有任何中间道路可走的思想方式和习惯。这种思想方式一旦绝对化，其后果之危险是显而易见的。众所周知的例子，远的可举１６９２年发生于萨勒姆镇的烧死１９名所谓女巫附体清教徒的惨案，而近的，1995年4月俄克拉荷马市政大楼的爆炸声还音犹在耳。不过所幸的是，这种思想习惯也并不总是走火入魔发展到绝对化的程度，这显然是因为在美国这个社会体系中，还是存在着某些缓冲调和的机制，譬如按照T.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结构－功能”的社会学理论，资本主义社会本身是一个具有自行调节和维持功能的大系统。他是从社会成员的基本需求来看待维持社会平衡的可能性的。如果我们从思想文化层面着眼，那么“实用主义”显然不失为社会调节机制中的一种。在一定的条件下，出于“有用”、“有利”的实际考虑，某些可能极端化的冲动会受到遏止，从而达到某种妥协。也正是由于这一缘故，美国实用主义式的思想方式甚至有时会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意识形态的松动，表面上它似乎有某种必须遵循的原则，决不可能再有任何的让步，可转眼间它又会突然出尔反尔，实际上是原则尽失。
作为一种“后哲学文化”的新实用主义
作为一种思想理论体系的实用主义，可上溯到１９世纪７０年代所谓古典实用主义的代表C.S.皮尔斯，然后经过W.詹姆斯和J.杜威，也就是说在２０世纪初发展成盛行于美国的一种哲学思潮。关于这一阶段的实用主义，以往的西方现代哲学史和思想文化史都做过相当详尽的研究，为此，《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作出一个盖棺论定式的结论说，“实用主义作为一种运动已偃旗息鼓”，而“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则对未来的科学分析和发展仍不失为一种有用的遗产”。但谁也未想到的是，这话竟大大地说过头了。其实就在说话之时（该版百科全书出版于１９７４年），变化之风已不止于青萍之末，这里所说的变化之风，就是由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即解构主义）思潮所引发的各人文社会学科对于自身的再审视。这股风当然也毫无例外地吹进了哲学领域。其实也就是三五年的工夫，美英哲学界、乃至整个西方思想理论界对于实用主义的看法，很快将全面改观。这是一种由里向外的变化，它一方面包括了对于传统的再认识，这种再认识体现在话语层面上，就是对于既定传统的改写，而另一方面，这经过改写后的哲学传统又会提供新的思考的出发点，于是，某些原先看似陷入了山穷水尽的思考，顿时又会出现柳暗花明的转机。实用主义哲学的境遇正是这样。进入９０年代后的今天，实用主义（也有人称之为“新”实用主义，以示与传统实用主义的区别，其实没有太大的必要）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和哲学理论又重新崛起了。按照美国哲学学会东部分会前主 疪.伯恩斯坦（Richard J. Bernstein）的看法，实用主义之所以得以复兴，乃是因为遇到了所谓的“后现代”这个契机。谈到这一点，他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兴奋：
近来，关于我们的“后现代的状况”有许多的说法。而如果再仔细看一看这些“后现代”话语中最典型的话题及它们所提出的挑战，我们就会发现，它们其实都是实用主义者早就提出过的。而更令人印象至深、更为重要的是，实用主义者甚至早就关注如何迎接这些挑战了。当代哲学的种种倾向中体现的辩证法让我们回过头去重新认识实用主义的灼见。〔6〕
把实用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联系在一起，甚至把实用主义视为“后现代状况”的一种文化表征，这是当代欧美新实用主义思想家中一种比较通行的共识。一些更加雄心勃勃的理论家，例如R.罗蒂，则趋于把以实用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后现代哲学另行命名为“后哲学”（post-philosophy）。无独有偶，当代德国哲学界领袖人物之一J.哈伯马斯把当代西方哲学的思考归结为一种“后形而上学”（postmetaphysics），而他所谓的这种“后形而上学”，实际上处处透出实用主义的气质和精神。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罗蒂的“后哲学”的概念包含着一种福柯式的“断裂”（discontinuity），一种将传统搁置起来、然后再来一番另起炉灶式的话语建构。按照罗蒂自己的梳理，西方柏拉图以来的传统哲学有两大根本的关怀：一是对于“绝对真实”（the absolute truth）的执着追求；二是所谓“表象”（representation）问题，即人作为知者，如何才能准确地再现人的大脑（the Mind）以外的世界，人的大脑如何才能构建这样的再现。按照罗蒂的说法，西方哲学的发展过去曾有过两次大的转折，第一次是起始于笛卡尔和洛克的所谓“认识论的转折”（the epistemological turn），哲学探索的重点从此由第一个关怀移向第二个关怀；第二次则是由英美分析哲学开始的所谓“语言学的转折”（the linguistic turn），哲学的探索于是从此越发谦卑地转向了自身，转向哲学命题自身的语言和逻辑。〔7〕西方哲学的上述两次转向，显然不是问题的解决，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对于问题的回避。因此，经过两次不得已而求其次的转向以后，实证主义哲学抑或可以说是走到了尽头。但也许正是这一绝境，反倒逼着20世纪的英美分析哲学纵身一跃而坠下了悬崖，它干脆宣布与以往的传统决裂，放弃柏拉图以来传统哲学对于“绝对真实”的追求，公开宣布传统哲学所探索的问题都是有些“伪问题”，认为哲学应该把对于政治问题的讨论代替对于认识论问题的讨论，把“实用”、“满意”确立为自己的探索方向和价值评判标准。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实用主义又复活了，或者说新实用主义应运而生了。
但是，强调“后哲学”与传统哲学的断裂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后哲学”仍只是一种对于哲学传统的重新整合：一方面是对传统哲学、尤其是古典实用主义作新的阐释，从而对传统进行改写；另一方面是把当代的美国哲学与欧陆哲学挂钩，使之贯通串联成一个大气候。而经过这样一番话语的建构，摆在我们面前的“后哲学”才被一条实用主义的主线贯穿起来。于是，我们不仅略带惊诧地看到，皮尔斯于１８６８年发表的系列论文，竟已经包含了对于“知识的固有基础”论、“此在的形而上学”等这些２０世纪才有的概念的批判；〔8〕哈伯马斯被视为“与杜威最能相通的欧洲大陆的哲学家”；〔9〕而且，我们也看到，从１９世纪的尼采、维特根斯坦到２０世纪的海德格尔，从德国的哈伯马斯到法国的利奥塔、福柯、德里达，从美国实用主义的开山鼻祖皮尔斯、詹姆斯、杜威到这一哲学在当代的继承人蒯因、戴维森、普特南和罗蒂等等，这些西方现、当代思想史中都将一一被提及的名字被汇聚在一起，构成了横跨欧美大陆、纵贯两个世纪、而且冠以“实用主义”之名的“新星系”。（R.伯恩斯坦语）
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罗蒂心目中的“后哲学”，实际上早已不属于传统的、纯哲学的范畴，而是一个更为宽泛的“文化”的概念。在罗蒂看来，“后哲学文化”与“后现代文化”是同义词，而“后现代”，按照法国哲学家利奥塔的界定，是一个对于“元叙述”（metanarratives）不再相信的时代。〔10〕因此，这也是一个哲学萎缩、乃至消亡的时代。罗蒂认为：在这样一个时代，已经没有人，至少没有知识分子还相信有某种可赖以判断“实在”和“真理”的标准存在；在这样一个时代，过去用以区分人们是否“理性”、“科学”、“深刻”的标准也已不复存在；因此，在这样一个时代，“将不存在任何称作哲学家（大写）的人”，因为已经没有人能够说明文化与实在的关系。〔11〕既然哲学走到了尽头，以另辟蹊径面目出现的实用主义，便堂而皇之地跃上了前台。
现在的问题是，这种实用主义思潮的影响面究竟有多大？罗蒂似乎是以一种知识分子的代言人的口气，一口咬定这种实用主义的后哲学文化已经成为全体知识分子的共识，这显然言过其实了。但是，我们确实又不可否认，在当今西方，尤其在所谓“后工业化”、“后现代”社会的美国，实用主义已实实在在地成了一种悬浮于空气之中、你随时随地都能感受到的一种极普遍的社会文化心态。R.伯恩斯坦说实用主义成了一种“ethos”，〔12〕应该说这是一个很确切的词，它既可以指一种“社会思潮”，又包含着“社会风气”的意思。看来，我们还有必要再进一步看一看，实用主义在当今美国社会文化层面上的影响。
“后工业化”社会与实用主义的价值观
前面我们对实用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方式，作为一种文化状态，作了一些探讨。而实用主义成为一种十分流行的社会价值观，则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所谓的“后工业化”阶段，具有特别密切的联系。
“后工业化社会”是美国社会学家D.贝尔（Daniel Bell）对于当代美国社会的一个定性用语。按照他的看法，美国已经历了“与自然较量”、“与经加工制作后的自然较量”的“前工业化”和“工业化”阶段，自６０年代后进入了所谓以“服务”——“人的服务，职业和技术服务”——为基本属性的“后工业化”阶段。〔13〕英国著名经济学家E.曼德尔（Ernest Mandel）则指出，这个社会出现了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一种“无所不包的工业化状况”——机械化、标准化、过分的专业化、劳动的集约化，这一切都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14〕而美国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评理论家F.詹姆森（Fredric Jameson）又进一步解释和界定说，这一社会的最主要标志为：科技优先地位的确立；科技官僚的产生以及传统工业科技向更新的信息科技的过渡。〔15〕
自７０年代起，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几乎都在探讨这一“后工业化”的社会现状所带来的问题和影响。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除了带来生产力的进步和物质财富的剧增以外，对于人的认识，对于社会价值观，以至对于目前的社会机制和文明形态，是否还会产生负面的影响。从众多西方学者的研究和所得出的结论来看，前景似乎不容乐观。在他们的研究中，有一个近乎认识一致的观点很值得引起我们重视，即现代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尤其是计算机的日益普及，电脑化使得社会生产投入－产出过程高度集约化和简单化，这势必将会大大地助长一种实用主义（其中包括形形色色的功利主义、商业主义、相对主义）的倾向。
限于篇幅，本文所讨论的当今美国的实用主义思潮，只能主要围绕着“知识”（knowledge）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展开。进入所谓“后工业化”、“后现代”社会以后，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地发展，迅速扩大着人类的视野，越来越多的“未知”转变为“已知”，人类的“知识”总量以一种无法估量的速度增长，然而，科技发展的状况和水平，同时又在改变着人们关于“知识”的观念和对待“知识”的态度。大体上说，人类知识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自然科学知识，这是人对于客观世界的一种求真的把握；第二类是社会科学知识，即试图将自然科学的模式和规律运用于人类社会，从而归纳出我们对于作为客体的这个社会的认识；另外还有第三类知识，即所谓的人文知识，笼统地说就是对于人类自身的认识，关于仍之所以为人的认识，它具体地包括涉及道德、审美领域的文学、历史和哲学等等。
那么，“后工业化”状况给“知识”带来什么影响呢？某些西方社会哲学学者，例如利奥塔，提出了一些可资借鉴的看法。首先，“知识”作为一种主要的生产力，这一点早已为人们普遍接受。而在后工业化社会中，“知识”还将越来越以一种“信息商品”的形式存在。由于“知识”是生产力，它毫无疑问将日益成为世界范围内的被争夺的对象，日后为了争夺“知识”、控制“信息”是否会发生战争也未可知。这样的一种状况，必然会对什么是“知识”提出新的要求和作出新的界定。是不是“知识”，一切以是否“有用”为准。有用就是价值，这一认识被推崇到了从所未有的高度。其次，在后工业化社会中，计算机的高度普及使“知识”的表达和储存的方式较以前有了很大的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是根本性的变化。这个社会要求其“知识”的生产者和掌握者必须以该社会所能接受的方式对自己所知的一切作外化处理，即是说，所谓的“知识”必须能输入计算机储存。这显然也就意味着，那些无法进行计算机处理的“知识”将不可避免被淘汰的命运。再次，如果说上述两点更多涉及自然科学知识，那么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知识是否也要受到影响呢？回答是肯定的，只是受到影响后的表现有所不同而已。利奥塔这样的学者认为，如果说自然科学是“硬科学”，那么人文社会科学则是“叙述”（narrative），按照维特根斯坦的定义则是“语言的游戏”（language games），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合理性（legitimacy）的获得，是一个社会中的一代代学者通过“协商”而达到共识的过程。在“现代”社会中，存在着诸如“绝对精神”、“全人类的解放”这样一类本质或终极理想，即利奥塔所谓的“宏大叙述”。它们从根本上主宰着人的行为，而自身却不受质询，因此被称之为“元叙述”（metanarratives)。然而在“后现代”社会中，这些“宏大叙述”崩溃瓦解了。在没有了宏大叙述、元叙述的“后现代”社会中，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合理性便越来越变得相对化了。由于人与人之间思辨的同一性被打破，知识的合理性的获得，便不再像过去那样总是要到知识本身去寻找，而是日益背离“哲学－思辨”的一极，而倒向“政治－实用”的另一极，决定“知识”是否合理，是否能够称得上“知识”，则越来越取决于“人”这个“实用性的主体”（a practical subject）。在后现代社会中，知识合理性的焦点则由过去的真伪之争，转变为是否应该、是否可行之争，成了手段与目的的关系问题。〔16〕也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罗蒂这样的实用主义的哲学家于是直言不讳地宣称，应该放弃柏拉图传统哲学对于终极真实的追求，把“真理”看作是“一个表示满意的形容词的名词化，而不是看作一个表示与超越的东西、不只是人类的东西的接触”。〔17〕把“真理”等同于“满意”，这的确是实用主义到了极点的真理观，这也是典型的“后工业化”社会、“后现代”的知识观。
美国“后工业化”状况所引发的实用主义思潮，并不只是停留在抽象的思想理论层面，它已经实实在在地影响和改变着美国社会中人的价值观。我们知道，美国社会向来就有崇尚成功的实用主义的传统，成功就是一切，成功即能解释一切。而在“后现代”社会中，这一价值准则被大大地强化了。从一定意义上说，“后工业化”社会是一个科学技术说了算的时代。科学技术的衡量准则归根结蒂就是凭“有效性”（efficiency）说话，一个技术动作如果能使投入减少，产出增加，那就是一个“好”举措。从１８、１９世纪的资产阶级工业革命，到２０世纪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到战后的所谓“后工业化”社会，我们看到科技话语准则在赋予社会话语合理性的过程中日益上升、以至达到了某种主宰的地位，在这一过程中，一个“财富－效益－真实”的等值互换关系得到了确立。正如尼可拉斯·卢赫曼（Niklas Luhmann）所指出的：“在后工业化社会中，法则的规范性被程序的运作可行性取代，……不论采用什么办法，只要使运作得到改进，这就能充当某种合理性，这是一种事实上的合理性”。〔18〕
把“运作可行性”作为衡量一切的主要标准，这已很具体地影响到了美国的教育体制，尤其是大学教育。从这样一种“实用”的目的出发，西方传统大学教育的两大使命——“批判、思辨”与“培养、训练人才”则越来越由前者向后者倾斜。〔19〕而总的来说，“后现代”社会的知识传授，主要已不再是训练和培养引导国家走向解放的社会精英，而是提供完成各社会具体职能的工作者。这样，与过去相比，大学中人文教育的比重和分量直线下滑，则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自８０年代末美国经济出现衰退以来，美国教育经费有减无增，而高等教育中文科经费的紧缩幅度之大，所占整个教育经费比例之小，都被认为是战后以来最糟糕的局面。教育目的的变化，使教育重点和教育手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明显的，由于在后工业化社会中电脑的普及，因而信息处理学，尤其是电脑电讯技术的训练，便成为一个人的首要训练。由于宏大叙述的解体，获取知识的动力变得越来越单纯，求学就是为了增长自己的“实力”。在“后工业化”、“后现代”的实用主义之风越刮越盛的情况下，大学培养专业性的人文精英的功能也许还不会一下子取消，但学校越来越被纳入一条与未来技术和工艺相接的轨道，则是确定无疑的了。
注释：
〔1〕Quoted from "Towards a liberal Utopia: An interview with Richard Rorty,"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TLS), June 24, 1994, p.14.
〔2〕参见刘放桐等编著：《现代西方哲学》。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７章；尤见第２６１－２６２页。
〔3〕Van Wyck Brooks, America's Coming-of-Age (Doubleday Anchor, 1958); orig. ed., 1915, p.5.
〔4〕关于美国的清教传统的分析和评价，包括对布鲁克斯提出的美国文明发源说的再认识，可参见 Daniel Bell,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Basic Books, 1976), pp.55-58.
〔5〕Brooks, America's Coming-of-Age, p.10.
〔6〕Richard J. Bernstein, The New Constellation: The Ethical-Political Horizons of Modernity/Postmodernity (The MIT Press), 1991, p.324.
〔7〕参见 R. Rorty, 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_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R. Rorty, Introduction to The Linguistic Tur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7).
〔8〕Richard J. Bernstein, The New Constellation, p.324.
〔9〕Richard Rorty, Essays on Heidegger and Others: Philosophical Papers Vol.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24.
〔10〕参见 Jean-Francois 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4), p.xxiv.
〔11〕参见Richard Rorty, Consequences of Pragmatis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2); 另见〔美〕理查德·罗蒂著《后哲学文化》，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１３－１５页。
〔12〕Bernstein, The New Constellation, p.324.
〔13〕Daniel Bell,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Basic Books, 1978), pp.147-149.
〔14〕Ernest Mandel, Late Capitalism, (London, 1978), p.387.
〔15〕Fredric Jameson, "Forward" to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4), by Jean- Francois Lyotard, pp.99.iv-xv.
〔16〕这里有关“后工业化”社会中“知识”合理性变化的论述，参考了 Jean-Francois 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esp. pp.3-5; pp.9-10; pp.31-35；p.36.
〔17〕理查德·罗蒂:《后哲学文化》“作者序”，第１２页。
〔18〕参见 Niklas Luhmann, Legitimation durch Verfabren (Neuweid: Luchterhand, 1969), 转引自 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pp.46-47.
〔19〕西方研究型大学的体制和使命通常追溯到１９世纪根据魏尔海姆·冯·洪堡的构想而创立的德国柏林大学。其两大使命，一是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和研究；二是教育培养国家所需要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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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 宁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美国研究》1995年第4期
当前美国学界对于“文化”的讨论，已经成了一个非常时髦的话题。论及美国的深层文化模式，在我看来，还有一个不可不加以讨论的问题，这就是贯穿于整个美国文化传统、甚至可以说它本身就是一种美国文化特征的“实用主义”。把实用主义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加以讨论，似乎有点突兀，因此需要作一点解释。过去人们一提起“实用主义”，往往很自然地将它看成是一种哲学的理论，虽说哲学也属于“文化”，但显然与现在“文化批评”或“文化研究”中“文化”的概念有很大的区别。由于说它是一种“主义”，它通常就更多地被看成是一种抽象思辨层面的思想体系。其实如果按它的字义和辞源，“实用主义”（pragmatism）的古希腊语原义，本应该是“行为”、“行动”的意思，从这一点说，这种哲学恐怕更应是一种“行为主义”（behaviorism）。实用主义的思想因子或许可以从许多古典哲学家的学说中找到，但美国式的实用主义，则可以肯定地说它首先不是一种哲学思辨型的学说，而是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一种思想方法和处世的原则。
从文化层面讨论实用主义不够，另一个原因就是美国人一向有轻视理论的倾向，他们比较看重行动，而对哲学、尤其是纯思辨性的哲学则兴趣不大。什么东西一旦与哲学挂钩，似乎就成了象牙塔里的事情，成了少数思想精英们的事情。他们很难想像哲学怎么能够成为与大众社会、与普通人有关的“文化”。这一点甚至在哲学家自己身上也会表现出来，他们通常都不会过高地估计自己所在学科的社会功能。例如被认为是当今美国实用主义哲学最重要代表之一的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当有人问及近年来哲学思潮的变化对美国民主制度有何影响时，他就曾直言不讳地回答说：“哲学对于民主性结构来说算不了什么。”在他看来，“哲学仅仅是蛋糕上那薄薄的一层糖衣，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身边有没有哲学家其实是无所谓的”。〔1〕身为哲学家的罗蒂竟对哲学嗤之以鼻，真让人有点不可思议，然而，如果我们改换一个思路，这样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本身岂不正好是某种实用主义心态的反映？罗蒂所不以为然的是那种传统的思辨哲学，而他自己所信奉的哲学是一种以“用”为本的实用主义。
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和处世方式的实用主义
现在，我们还是回到文首的命题，先来讨论一下实用主义是不是贯穿于美国文化传统，是不是一种美国的文化特征，乃至能不能把实用主义看成是一种深层的美国文化模式这样一系列的问题。其实，作为文化形态的这样一种实用主义，它的产生最早可追溯到殖民时期的美国。至于作为哲学理论体系出现的美国的实用主义，那是直到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才有的事情。
弄清实用主义的本来面目，认识到它的产生是与新大陆的开发联系在一起的，至少具有两点重要的意义：第一，实用主义伴随着美国文明的形成而产生，这种发生学的渊源即有可能使其具有某种文化模式的特征；第二，有助于澄清一些过于意识形态化的阐释，即不再简单地把实用主义仅仅看成是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和垄断资产阶级的哲学。当然，过去的一些实用主义的批判者所说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它的确可以充当“美国资产阶级的国家哲学”，为美国的大垄断资产阶级服务。〔2〕但是，如果说这种哲学还有作为美国文明伴生物的一面，那么，它就势必还要更多地在更深层次的文化层面上释放能量，产生着各种各样抑或消极、但也未必就不可能是积极的影响。
作为美国文明深层结构第一要素的基督教传统，更严格一点说，应该是在美国殖民时期意识形态中占主导地位的清教主义（Puritanism）。清教主义与美国文明的兴起和发展的关系问题，过去有不少的论述，但随着７０年代后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美国学”的确立，随着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论述西方现代文明中宗教与社会经济生活关系的开山之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译成英语，并为美国学界普遍接受，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有了很大的突破。如果说过去仅仅是满足于把美国文明和文化的传统追溯到清教主义这么一个源头，那么，现在美国学、美国文明史的研究，则更多地将清教主义视为一种周而复始地浮现的母题，研究的重点则移到不断地寻找这反反复复的浮现之间的联系，对它们进行新的阐释，从而不断建构和更新有关清教主义传统、亦即美国文化传统的话语。
早在本世纪初，著名的美国文化史学者范·威克·布鲁克斯（Van Wyck Brooks, 1886-1963）就对美国文明发展的脉络作了奠基性的梳理。他颇有见地地指出，基督教精神在美国早期文化中又表现为两大原则——“新教伦理”（the Protestant ethic）和“清教秉性”（the Puritan temper）。在１８世纪以前，新大陆移民形成的美国人形象，基本上是一种“行动的人和上帝的人”的合一，大约从１８世纪开始，才出现所谓“高雅”（Highbrow）和“低俗”（Lowbrow）的分野，前者的代表为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后者的代表为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3〕
清教信仰就其禁欲主义的一面而言，与文明是对立的。移民来到新大陆的清教徒都必须立下誓约，要过一种勤劳节俭、清心寡欲的生活。按照教义，他们必须竭尽全力地发展生产、积累财富，而同时又必须杜绝一切腐化堕落的可能。但是，时间一长，腐化现象仍不可阻遏地萌生和蔓延开来。爱德华兹所做的，就是设法建立和完善一套让清教徒自觉地用清教教义的绝对原则进行自我对照、自我反省的机制。如果说爱德华兹的思想更多带有一种禁欲主义、直觉主义的倾向，那么，富兰克林所强调的则是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新教伦理：讲究实际；不让任何机会从眼前滑过；勤劳节俭、精打细算，使自己的地位不断得到改善，等等。富兰克林本人就是一个自我奋斗和自我完善的典范。在他的字典里，最重要的一个词就是“有用”。他撰写了唯一的一本书——他的《自传》，其开卷第一句话，就是这本书可能对他的儿子有用。他甚至相信信仰上帝也是有用的，因为上帝能够褒奖德性而惩罚恶行。〔4〕
这样，布鲁克斯指出，自美国文明形成之日起就存在着两条思想主线：一条是出自清教徒宗教虔诚的超验主义倾向，在爱德华兹那里形成一种哲学，传到爱默生；而另一条把握一切机会攫取好处的思想倾向，则起源于清教主义中的讲究实际，它在富兰克林这里形成了一种哲学。〔5〕
清教传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构成，清教徒自命为上帝特选的子民，新大陆就是上帝特赐的以色列，清教徒必须以自己的成功服务于上帝，以获得上帝的恩宠和救赎，而反过来，一个人的成功又是他得到了上帝恩宠的证明；清教主义鼓励勤劳节俭，有利于物质财富的积累，然而它的禁欲主义成分又使其明显带有反文明的倾向；清教教义将人视为与生俱来的有罪、唯有上帝的恩德才能救赎尘世的罪人，人要么得到上帝的救赎而进入天堂，要么就被打入万劫不复的地狱，这一信念渐渐形成为一种“要么……，要么……”（either/or）而没有任何中间道路可走的思想方式和习惯。这种思想方式一旦绝对化，其后果之危险是显而易见的。众所周知的例子，远的可举１６９２年发生于萨勒姆镇的烧死１９名所谓女巫附体清教徒的惨案，而近的，1995年4月俄克拉荷马市政大楼的爆炸声还音犹在耳。不过所幸的是，这种思想习惯也并不总是走火入魔发展到绝对化的程度，这显然是因为在美国这个社会体系中，还是存在着某些缓冲调和的机制，譬如按照T.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结构－功能”的社会学理论，资本主义社会本身是一个具有自行调节和维持功能的大系统。他是从社会成员的基本需求来看待维持社会平衡的可能性的。如果我们从思想文化层面着眼，那么“实用主义”显然不失为社会调节机制中的一种。在一定的条件下，出于“有用”、“有利”的实际考虑，某些可能极端化的冲动会受到遏止，从而达到某种妥协。也正是由于这一缘故，美国实用主义式的思想方式甚至有时会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意识形态的松动，表面上它似乎有某种必须遵循的原则，决不可能再有任何的让步，可转眼间它又会突然出尔反尔，实际上是原则尽失。
作为一种“后哲学文化”的新实用主义
作为一种思想理论体系的实用主义，可上溯到１９世纪７０年代所谓古典实用主义的代表C.S.皮尔斯，然后经过W.詹姆斯和J.杜威，也就是说在２０世纪初发展成盛行于美国的一种哲学思潮。关于这一阶段的实用主义，以往的西方现代哲学史和思想文化史都做过相当详尽的研究，为此，《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作出一个盖棺论定式的结论说，“实用主义作为一种运动已偃旗息鼓”，而“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则对未来的科学分析和发展仍不失为一种有用的遗产”。但谁也未想到的是，这话竟大大地说过头了。其实就在说话之时（该版百科全书出版于１９７４年），变化之风已不止于青萍之末，这里所说的变化之风，就是由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即解构主义）思潮所引发的各人文社会学科对于自身的再审视。这股风当然也毫无例外地吹进了哲学领域。其实也就是三五年的工夫，美英哲学界、乃至整个西方思想理论界对于实用主义的看法，很快将全面改观。这是一种由里向外的变化，它一方面包括了对于传统的再认识，这种再认识体现在话语层面上，就是对于既定传统的改写，而另一方面，这经过改写后的哲学传统又会提供新的思考的出发点，于是，某些原先看似陷入了山穷水尽的思考，顿时又会出现柳暗花明的转机。实用主义哲学的境遇正是这样。进入９０年代后的今天，实用主义（也有人称之为“新”实用主义，以示与传统实用主义的区别，其实没有太大的必要）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和哲学理论又重新崛起了。按照美国哲学学会东部分会前主 疪.伯恩斯坦（Richard J. Bernstein）的看法，实用主义之所以得以复兴，乃是因为遇到了所谓的“后现代”这个契机。谈到这一点，他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兴奋：
近来，关于我们的“后现代的状况”有许多的说法。而如果再仔细看一看这些“后现代”话语中最典型的话题及它们所提出的挑战，我们就会发现，它们其实都是实用主义者早就提出过的。而更令人印象至深、更为重要的是，实用主义者甚至早就关注如何迎接这些挑战了。当代哲学的种种倾向中体现的辩证法让我们回过头去重新认识实用主义的灼见。〔6〕
把实用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联系在一起，甚至把实用主义视为“后现代状况”的一种文化表征，这是当代欧美新实用主义思想家中一种比较通行的共识。一些更加雄心勃勃的理论家，例如R.罗蒂，则趋于把以实用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后现代哲学另行命名为“后哲学”（post-philosophy）。无独有偶，当代德国哲学界领袖人物之一J.哈伯马斯把当代西方哲学的思考归结为一种“后形而上学”（postmetaphysics），而他所谓的这种“后形而上学”，实际上处处透出实用主义的气质和精神。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罗蒂的“后哲学”的概念包含着一种福柯式的“断裂”（discontinuity），一种将传统搁置起来、然后再来一番另起炉灶式的话语建构。按照罗蒂自己的梳理，西方柏拉图以来的传统哲学有两大根本的关怀：一是对于“绝对真实”（the absolute truth）的执着追求；二是所谓“表象”（representation）问题，即人作为知者，如何才能准确地再现人的大脑（the Mind）以外的世界，人的大脑如何才能构建这样的再现。按照罗蒂的说法，西方哲学的发展过去曾有过两次大的转折，第一次是起始于笛卡尔和洛克的所谓“认识论的转折”（the epistemological turn），哲学探索的重点从此由第一个关怀移向第二个关怀；第二次则是由英美分析哲学开始的所谓“语言学的转折”（the linguistic turn），哲学的探索于是从此越发谦卑地转向了自身，转向哲学命题自身的语言和逻辑。〔7〕西方哲学的上述两次转向，显然不是问题的解决，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对于问题的回避。因此，经过两次不得已而求其次的转向以后，实证主义哲学抑或可以说是走到了尽头。但也许正是这一绝境，反倒逼着20世纪的英美分析哲学纵身一跃而坠下了悬崖，它干脆宣布与以往的传统决裂，放弃柏拉图以来传统哲学对于“绝对真实”的追求，公开宣布传统哲学所探索的问题都是有些“伪问题”，认为哲学应该把对于政治问题的讨论代替对于认识论问题的讨论，把“实用”、“满意”确立为自己的探索方向和价值评判标准。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实用主义又复活了，或者说新实用主义应运而生了。
但是，强调“后哲学”与传统哲学的断裂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后哲学”仍只是一种对于哲学传统的重新整合：一方面是对传统哲学、尤其是古典实用主义作新的阐释，从而对传统进行改写；另一方面是把当代的美国哲学与欧陆哲学挂钩，使之贯通串联成一个大气候。而经过这样一番话语的建构，摆在我们面前的“后哲学”才被一条实用主义的主线贯穿起来。于是，我们不仅略带惊诧地看到，皮尔斯于１８６８年发表的系列论文，竟已经包含了对于“知识的固有基础”论、“此在的形而上学”等这些２０世纪才有的概念的批判；〔8〕哈伯马斯被视为“与杜威最能相通的欧洲大陆的哲学家”；〔9〕而且，我们也看到，从１９世纪的尼采、维特根斯坦到２０世纪的海德格尔，从德国的哈伯马斯到法国的利奥塔、福柯、德里达，从美国实用主义的开山鼻祖皮尔斯、詹姆斯、杜威到这一哲学在当代的继承人蒯因、戴维森、普特南和罗蒂等等，这些西方现、当代思想史中都将一一被提及的名字被汇聚在一起，构成了横跨欧美大陆、纵贯两个世纪、而且冠以“实用主义”之名的“新星系”。（R.伯恩斯坦语）
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罗蒂心目中的“后哲学”，实际上早已不属于传统的、纯哲学的范畴，而是一个更为宽泛的“文化”的概念。在罗蒂看来，“后哲学文化”与“后现代文化”是同义词，而“后现代”，按照法国哲学家利奥塔的界定，是一个对于“元叙述”（metanarratives）不再相信的时代。〔10〕因此，这也是一个哲学萎缩、乃至消亡的时代。罗蒂认为：在这样一个时代，已经没有人，至少没有知识分子还相信有某种可赖以判断“实在”和“真理”的标准存在；在这样一个时代，过去用以区分人们是否“理性”、“科学”、“深刻”的标准也已不复存在；因此，在这样一个时代，“将不存在任何称作哲学家（大写）的人”，因为已经没有人能够说明文化与实在的关系。〔11〕既然哲学走到了尽头，以另辟蹊径面目出现的实用主义，便堂而皇之地跃上了前台。
现在的问题是，这种实用主义思潮的影响面究竟有多大？罗蒂似乎是以一种知识分子的代言人的口气，一口咬定这种实用主义的后哲学文化已经成为全体知识分子的共识，这显然言过其实了。但是，我们确实又不可否认，在当今西方，尤其在所谓“后工业化”、“后现代”社会的美国，实用主义已实实在在地成了一种悬浮于空气之中、你随时随地都能感受到的一种极普遍的社会文化心态。R.伯恩斯坦说实用主义成了一种“ethos”，〔12〕应该说这是一个很确切的词，它既可以指一种“社会思潮”，又包含着“社会风气”的意思。看来，我们还有必要再进一步看一看，实用主义在当今美国社会文化层面上的影响。
“后工业化”社会与实用主义的价值观
前面我们对实用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方式，作为一种文化状态，作了一些探讨。而实用主义成为一种十分流行的社会价值观，则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所谓的“后工业化”阶段，具有特别密切的联系。
“后工业化社会”是美国社会学家D.贝尔（Daniel Bell）对于当代美国社会的一个定性用语。按照他的看法，美国已经历了“与自然较量”、“与经加工制作后的自然较量”的“前工业化”和“工业化”阶段，自６０年代后进入了所谓以“服务”——“人的服务，职业和技术服务”——为基本属性的“后工业化”阶段。〔13〕英国著名经济学家E.曼德尔（Ernest Mandel）则指出，这个社会出现了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一种“无所不包的工业化状况”——机械化、标准化、过分的专业化、劳动的集约化，这一切都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14〕而美国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评理论家F.詹姆森（Fredric Jameson）又进一步解释和界定说，这一社会的最主要标志为：科技优先地位的确立；科技官僚的产生以及传统工业科技向更新的信息科技的过渡。〔15〕
自７０年代起，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几乎都在探讨这一“后工业化”的社会现状所带来的问题和影响。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除了带来生产力的进步和物质财富的剧增以外，对于人的认识，对于社会价值观，以至对于目前的社会机制和文明形态，是否还会产生负面的影响。从众多西方学者的研究和所得出的结论来看，前景似乎不容乐观。在他们的研究中，有一个近乎认识一致的观点很值得引起我们重视，即现代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尤其是计算机的日益普及，电脑化使得社会生产投入－产出过程高度集约化和简单化，这势必将会大大地助长一种实用主义（其中包括形形色色的功利主义、商业主义、相对主义）的倾向。
限于篇幅，本文所讨论的当今美国的实用主义思潮，只能主要围绕着“知识”（knowledge）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展开。进入所谓“后工业化”、“后现代”社会以后，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地发展，迅速扩大着人类的视野，越来越多的“未知”转变为“已知”，人类的“知识”总量以一种无法估量的速度增长，然而，科技发展的状况和水平，同时又在改变着人们关于“知识”的观念和对待“知识”的态度。大体上说，人类知识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自然科学知识，这是人对于客观世界的一种求真的把握；第二类是社会科学知识，即试图将自然科学的模式和规律运用于人类社会，从而归纳出我们对于作为客体的这个社会的认识；另外还有第三类知识，即所谓的人文知识，笼统地说就是对于人类自身的认识，关于仍之所以为人的认识，它具体地包括涉及道德、审美领域的文学、历史和哲学等等。
那么，“后工业化”状况给“知识”带来什么影响呢？某些西方社会哲学学者，例如利奥塔，提出了一些可资借鉴的看法。首先，“知识”作为一种主要的生产力，这一点早已为人们普遍接受。而在后工业化社会中，“知识”还将越来越以一种“信息商品”的形式存在。由于“知识”是生产力，它毫无疑问将日益成为世界范围内的被争夺的对象，日后为了争夺“知识”、控制“信息”是否会发生战争也未可知。这样的一种状况，必然会对什么是“知识”提出新的要求和作出新的界定。是不是“知识”，一切以是否“有用”为准。有用就是价值，这一认识被推崇到了从所未有的高度。其次，在后工业化社会中，计算机的高度普及使“知识”的表达和储存的方式较以前有了很大的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是根本性的变化。这个社会要求其“知识”的生产者和掌握者必须以该社会所能接受的方式对自己所知的一切作外化处理，即是说，所谓的“知识”必须能输入计算机储存。这显然也就意味着，那些无法进行计算机处理的“知识”将不可避免被淘汰的命运。再次，如果说上述两点更多涉及自然科学知识，那么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知识是否也要受到影响呢？回答是肯定的，只是受到影响后的表现有所不同而已。利奥塔这样的学者认为，如果说自然科学是“硬科学”，那么人文社会科学则是“叙述”（narrative），按照维特根斯坦的定义则是“语言的游戏”（language games），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合理性（legitimacy）的获得，是一个社会中的一代代学者通过“协商”而达到共识的过程。在“现代”社会中，存在着诸如“绝对精神”、“全人类的解放”这样一类本质或终极理想，即利奥塔所谓的“宏大叙述”。它们从根本上主宰着人的行为，而自身却不受质询，因此被称之为“元叙述”（metanarratives)。然而在“后现代”社会中，这些“宏大叙述”崩溃瓦解了。在没有了宏大叙述、元叙述的“后现代”社会中，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合理性便越来越变得相对化了。由于人与人之间思辨的同一性被打破，知识的合理性的获得，便不再像过去那样总是要到知识本身去寻找，而是日益背离“哲学－思辨”的一极，而倒向“政治－实用”的另一极，决定“知识”是否合理，是否能够称得上“知识”，则越来越取决于“人”这个“实用性的主体”（a practical subject）。在后现代社会中，知识合理性的焦点则由过去的真伪之争，转变为是否应该、是否可行之争，成了手段与目的的关系问题。〔16〕也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罗蒂这样的实用主义的哲学家于是直言不讳地宣称，应该放弃柏拉图传统哲学对于终极真实的追求，把“真理”看作是“一个表示满意的形容词的名词化，而不是看作一个表示与超越的东西、不只是人类的东西的接触”。〔17〕把“真理”等同于“满意”，这的确是实用主义到了极点的真理观，这也是典型的“后工业化”社会、“后现代”的知识观。
美国“后工业化”状况所引发的实用主义思潮，并不只是停留在抽象的思想理论层面，它已经实实在在地影响和改变着美国社会中人的价值观。我们知道，美国社会向来就有崇尚成功的实用主义的传统，成功就是一切，成功即能解释一切。而在“后现代”社会中，这一价值准则被大大地强化了。从一定意义上说，“后工业化”社会是一个科学技术说了算的时代。科学技术的衡量准则归根结蒂就是凭“有效性”（efficiency）说话，一个技术动作如果能使投入减少，产出增加，那就是一个“好”举措。从１８、１９世纪的资产阶级工业革命，到２０世纪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到战后的所谓“后工业化”社会，我们看到科技话语准则在赋予社会话语合理性的过程中日益上升、以至达到了某种主宰的地位，在这一过程中，一个“财富－效益－真实”的等值互换关系得到了确立。正如尼可拉斯·卢赫曼（Niklas Luhmann）所指出的：“在后工业化社会中，法则的规范性被程序的运作可行性取代，……不论采用什么办法，只要使运作得到改进，这就能充当某种合理性，这是一种事实上的合理性”。〔18〕
把“运作可行性”作为衡量一切的主要标准，这已很具体地影响到了美国的教育体制，尤其是大学教育。从这样一种“实用”的目的出发，西方传统大学教育的两大使命——“批判、思辨”与“培养、训练人才”则越来越由前者向后者倾斜。〔19〕而总的来说，“后现代”社会的知识传授，主要已不再是训练和培养引导国家走向解放的社会精英，而是提供完成各社会具体职能的工作者。这样，与过去相比，大学中人文教育的比重和分量直线下滑，则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自８０年代末美国经济出现衰退以来，美国教育经费有减无增，而高等教育中文科经费的紧缩幅度之大，所占整个教育经费比例之小，都被认为是战后以来最糟糕的局面。教育目的的变化，使教育重点和教育手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明显的，由于在后工业化社会中电脑的普及，因而信息处理学，尤其是电脑电讯技术的训练，便成为一个人的首要训练。由于宏大叙述的解体，获取知识的动力变得越来越单纯，求学就是为了增长自己的“实力”。在“后工业化”、“后现代”的实用主义之风越刮越盛的情况下，大学培养专业性的人文精英的功能也许还不会一下子取消，但学校越来越被纳入一条与未来技术和工艺相接的轨道，则是确定无疑的了。
注释：
〔1〕Quoted from "Towards a liberal Utopia: An interview with Richard Rorty,"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TLS), June 24, 1994, p.14.
〔2〕参见刘放桐等编著：《现代西方哲学》。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７章；尤见第２６１－２６２页。
〔3〕Van Wyck Brooks, America's Coming-of-Age (Doubleday Anchor, 1958); orig. ed., 1915, p.5.
〔4〕关于美国的清教传统的分析和评价，包括对布鲁克斯提出的美国文明发源说的再认识，可参见 Daniel Bell,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Basic Books, 1976), pp.55-58.
〔5〕Brooks, America's Coming-of-Age, p.10.
〔6〕Richard J. Bernstein, The New Constellation: The Ethical-Political Horizons of Modernity/Postmodernity (The MIT Press), 1991, p.324.
〔7〕参见 R. Rorty, 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_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R. Rorty, Introduction to The Linguistic Tur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7).
〔8〕Richard J. Bernstein, The New Constellation, p.324.
〔9〕Richard Rorty, Essays on Heidegger and Others: Philosophical Papers Vol.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24.
〔10〕参见 Jean-Francois 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4), p.xxiv.
〔11〕参见Richard Rorty, Consequences of Pragmatis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2); 另见〔美〕理查德·罗蒂著《后哲学文化》，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１３－１５页。
〔12〕Bernstein, The New Constellation, p.324.
〔13〕Daniel Bell,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Basic Books, 1978), pp.147-149.
〔14〕Ernest Mandel, Late Capitalism, (London, 1978), p.387.
〔15〕Fredric Jameson, "Forward" to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4), by Jean- Francois Lyotard, pp.99.iv-xv.
〔16〕这里有关“后工业化”社会中“知识”合理性变化的论述，参考了 Jean-Francois 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esp. pp.3-5; pp.9-10; pp.31-35；p.36.
〔17〕理查德·罗蒂:《后哲学文化》“作者序”，第１２页。
〔18〕参见 Niklas Luhmann, Legitimation durch Verfabren (Neuweid: Luchterhand, 1969), 转引自 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pp.46-47.
〔19〕西方研究型大学的体制和使命通常追溯到１９世纪根据魏尔海姆·冯·洪堡的构想而创立的德国柏林大学。其两大使命，一是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和研究；二是教育培养国家所需要的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