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之后：强烈的抵制与持续的中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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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之后：强烈的抵制与持续的中肯
帕梅拉·瑟齐韦尔 / 文
李新雨 / 译
当我们想到“弗洛伊德之后”的时候，重要的是要记得：“弗洛伊德式”与“精神分析式”并不完全是可以相互替代的术语。从一开始，弗洛伊德的很多追随者就对他的某些思想持有异议，因而他们便构想出了与弗洛伊德的单个或多个前提不一致的他们自己的精神分析版本。对于让他的批评者们放下武器，弗洛伊德自有一套万无一失的办法；在把他自己的武器转向攻击他们的时候，弗洛伊德宣称，对于精神分析的发现的任何否认，都是基于阻抗他的这些发现所具有的那种令人不安的、性的特征。当然，我不会试图遵循弗洛伊德的引导，把那些诋毁他的人诊断成神经症患者或是受压抑之人。相反，我会继续跟进一种特殊的弗洛伊德批判的思路，以期理解此种批评背后的那些情绪性张力，并且揭示出它的那些可能具有缺陷的假设。
相比于其他公开争辩的场合，在文学批评的学科中，我们较少感受到针对弗洛伊德的强烈抵制，尽管此种抵制也同样影响到了文学研究。文学批评中的文化研究转向，以及强调历史因素在理解文学作品方面的特殊性，都导致弗洛伊德的那些带有生硬普遍化风格的解读——在每一对象的延伸中皆可看出阳具的象征，无论是它的内容还是历史时刻——变得不太受欢迎。反而是那些更加精密复杂的精神分析文学研究，渐渐承认了经由弗洛伊德的思想来阅读文学作品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把弗洛伊德当作文学作品来阅读，同时又把他置入历史的脉络下来阅读。
近些年来，在其他学科与出版界中涌现出了一大批科学家、心理治疗师、医生以及历史学家，凡此种种，不胜枚举，他们向弗洛伊德发起了一场名副其实的猛烈抨击的攻势。正如我把弗洛伊德所呈现的那样，作为一位理论家，他的思想往往是带有推测性的，而且也无疑是争议性的。然而，那些引起争议性的、富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们——譬如哲学家们——却很少会像弗洛伊德所做的那样激起此等的愤怒。即便卡尔·马克思这样的思想家——他的政治影响力向来都是有目共睹的，尽管最近也招致了某些人的强烈抵制——似乎也很少会像弗洛伊德所做的那样引发个人憎恨的幽灵。弗洛伊德的思想到底提出了什么，或是质疑了什么，以至于他在这么一大群批评家们看来是如此的具有危险性？最后，我们又能够从精神分析学中取走些什么呢？
与女性主义对于弗洛伊德的批判齐头并进的还有很多批评，它们都指向了弗洛伊德宣称精神分析具有科学地位的主张，这些批评往往是基于精神分析治疗所能举出的数据的缺乏。有关弗洛伊德的一种更加个人化的批判也是五花八门，有谴责他可卡因上瘾的，有谴责他在其病人的问题上说谎的，有谴责他跟自己的小姨子偷情的，或是以上全部都有谴责的。最后，还有一种争论说精神分析完全不起作用——分析治疗并不治愈病人，就像抗抑郁药物所做的那样。限于篇幅，我们无法在此充分地处理所有这些攻击。在此，我将集中讨论有关弗洛伊德的一种最有影响的攻击——有关他的幻想理论的攻击。
这些攻击被冠以“弗洛伊德战争”（Freud Wars）的名义，其中的一个来源可见于弗洛伊德早期想要详细阐述性欲望在儿童身上的起源的那些尝试。精神分析对于幻想潜在构成个体心灵的强调，引起了很多愤慨与抗议的声音。批评家们谴责精神分析否认从外部向个体施加影响的历史作用或“真实事件”而主张“精神现实”——对主体而言可以变得等同于现实的那些内在的欲望、幻想与压抑。杰弗里·马森[1]的《袭击真相：弗洛伊德对于诱惑理论的压制》（The Assault onTruth: Freud’s Suppression of the Seduction Theory）一书，在最近发起了针对弗洛伊德的第一波攻击。马森主张弗洛伊德原先假定的诱惑理论是正确的：弗洛伊德的那些病人，事实上都遭到过她们父亲的性侵犯。根据马森的观点，当弗洛伊德放弃了诱惑理论而主张幻想理论的时候，他便背叛了自己承诺要去倾听的那些女病人。在1970年代，对弗洛伊德持有批判态度的那些女性主义者们，便把这种批判用作弗洛伊德对其女病人漠不关心的一个例子。谈话治疗的基础主要是有人倾听——可它难道就一定是基于倾听者也同样相信自己听到的是真的吗？根据马森的说法，即是如此。因为弗洛伊德从相信由事件构成的真实世界转向了聚焦于舞台化并因此也是不真实的精神幻想的世界，所以他便否认了其病人痛苦的真实性，滥用并摧毁了她们的信任。
精神分析对于此种指控的回应，便是强调了聚焦于精神现实——聚焦于幻想如何会对病人呈现出现实的效力——绝非意味着那些创伤性的事件并没有于“真实”世界中发生在人们的身上。这些有时是骇人听闻的事情，确实一直都在发生。但是，个体的精神世界却必须以某种方式在当时来加工——或者，在创伤的情形下，是拒绝加工——这些事件。那些在外部世界发生的事情，总是会被心灵加以解释、理解并重演。精神会出于各式各样的无意识动机而将其自身搬上舞台，然而这决不会使它的那些戏剧对于体验到它们的人来说是不真实的。
在出版界中关于所谓重获记忆（recovered memory）或虚假记忆综合症（false memory syndrome）的争论，也同样回到了弗洛伊德来批判他的幻想理论与或压抑理论。这些争论的双方——相信童年期性虐待与记忆的压抑是普遍盛行的一方，以及相信虚假记忆综合症或是通过治疗师的暗示有可能把虚假记忆植入病人心灵的另一方——都是在策略上运用或谴责精神分析来支持他们各自的论辩的。在那些相信压抑记忆的人看来，弗洛伊德是悲剧性地背叛了他的那些癔症女病人，因为他否认了她们的那些关于性虐待的故事，反而把精神分析建立在这样一种思想之上：幻想也能够像现实那样产生一些根深蒂固且影响深远的精神效果。但是在那些压抑理论的支持者看来，如果说弗洛伊德是一长串不相信自己所听到的那些耸人听闻的故事的反面人物中的头号，那么他也同样创造了有关精神创伤的理论，就此理论而言，在童年期发生的某一事件（诸如性侵犯等），可能直到日后生活中的另一事件在经验上将其触发之前，都始终是无意识与无法回忆的。创伤理论的弗洛伊德理解到了压抑记忆的可能性，即使诱惑理论之后的弗洛伊德又否认了童年期性虐待的现实性。对于那些支持虚假记忆综合症存在的人而言——他们也指向了那些施予暗示的治疗师通过十二步疗法（twelve-steps treatments）来揭示那些奇特遭遇与恶魔仪式（还有童年虐待）从而榨取那些易受暗示的病人的一项朝阳行业——这两个弗洛伊德是相反的。意识到幻想可能与现实同样具有构成性的那位弗洛伊德被勉强给予了某种信任，而其欺骗性的无意识开启了压抑记忆的可能性的那位弗洛伊德则遭到了责备。无论哪种方式，弗洛伊德都失败了。
然而，所有这些争论皆表明的是，精神分析的理论确实是更加富有成效的——更加具有说服性和暗示性——倘若我们将精神分析的这些理论看作是在探究幻想或虚构如何有助于我们对于自身同一性的建构和理解，而非根据证据的真实或虚假的标准，试图用弗洛伊德的理论来判断那些事件的话。这并非是说，这些事件不应当根据这些标准来加以判断。那些标准在很多生命的舞台（例如，法庭）上都是极其必要的。但是，在那些领域里，精神分析或许并非最能派上用场。弗洛伊德的幻想概念的基础是我们所有人自始至终全都具有的精神反应的世界：既是对于那些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的反应，但也是对于那些并未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的反应——我们渴望、恐惧或想象其发生的那些事情。精神分析把焦点集中在幻想上，从而搁置了事件是否真实发生的问题，而且它对故事所采取的态度，也类似于文学看似可能采取的态度。当我们阅读一部小说的时候，其真实性或准确性的问题未必会进入我们的阅读体验；相反，我们的反应往往都关乎小说如何影响我们，也即它看起来是否在情绪上是真实的（而非在客观上是真实的），它是否给了我们以新的方式来思考事物，亦或它是否虚构性地实现了我们的愿望或欲望。当然，两个人在精神分析诊疗室里的治疗性晤谈，并不等同于我们坐下来阅读一本小说的情境；问题的关键是非常不同的。但是，正如我先前指出的那样，所涉转移的形式却是相似的；建构过去将有助于解释现在并创造未来的问题，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关乎阅读与解释的问题，而且正如我们对于精神分析的那种持续的文化性迷恋所表明的那样，弗洛伊德也在继续提供一些带有挑战性与煽动性的方式来透彻思考这一问题。
约翰·弗雷斯特[2]指出，那种旨在把精神分析的地位确立为艺术或科学的企图，都是错误地对待了弗洛伊德持续的文化性刺激：“我们必须严肃对待这样的看法，亦即有关精神分析的那些争论不应当在形式上被表述为：它是一门艺术还是一门科学？问题反而是：认识到精神分析既是一门艺术又是一门科学，需要在我们的一般范畴中发生怎样的改变？”（Forrester 1997：5）。弗雷斯特继续写道：“精神分析在分析家身上业已生成了某种文化性的角色，他的工作既是调查性的又是审美性的（亦即：带有研究科学家或是私家侦探式的风格），而且也使病人得以有机会将其自身的生活变成一部艺术作品，一种有关机会与命运的叙事，或是无论在心理层面还是其他方面的一部惊悚小说”（Forrester 1997：5）。精神分析批评最绝的是它提出并回答了以下一些问题：关于艺术与科学、事实与虚构、幻想与现实之间的差异；关于权威性人物的地位；关于我们怎样思考我们知道自己的欲望是什么或是怎样思考我们知道自己是谁；关于我们宣称对我们自身及他人所掌握的知识。据我所见，在弗洛伊德的众多攻击者中，没有任何人提供了能够把这些问题研究到此等深度的方法，来取代他们如此渴望将其抛弃的这种解释图式。我可以预言，无论是在学术界之中还是学术界之外，正如弗洛伊德的著作会在21世纪中继续引发激愤的争执与热切的赞同，他的著作也将继续被人们阅读，并继续帮助人们以不同的方式进行阅读。
注释：
[1]杰弗里·马森（Jeffrey Masson，1941年生），美国作家，以其有关弗洛伊德的批判而著称，其代表作有《袭击真相：弗洛伊德对于诱惑理论的压制》、《弗洛伊德与诱惑理论：对于精神分析根基的挑战》以及《黑暗科学：十九世纪的女人、性欲与精神病学》等，另主编有《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与威廉·弗利斯通信全集，1887—1904》（The Complete Letters of Sigmund Freud to Wilhelm Fliess, 1887—1904）。——译者注
[2]约翰·弗雷斯特（John Forrester，1949年生），英国精神分析学者，主要关注精神分析的历史与拉康思想研究，主要著作有《语言与精神分析的起源》、《精神分析的诱惑：弗洛伊德、拉康与德里达》、《弗洛伊德战争中的调遣：精神分析及其激情》，另译有《雅克·拉康的研讨班第一册：弗洛伊德的技术性著作》与《雅克·拉康的研讨班第二册：弗洛伊德理论与精神分析技术中的自我》。——译者注
○文章选自●
《导读弗洛伊德》（原书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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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之后：强烈的抵制与持续的中肯
帕梅拉·瑟齐韦尔 / 文
李新雨 / 译
当我们想到“弗洛伊德之后”的时候，重要的是要记得：“弗洛伊德式”与“精神分析式”并不完全是可以相互替代的术语。从一开始，弗洛伊德的很多追随者就对他的某些思想持有异议，因而他们便构想出了与弗洛伊德的单个或多个前提不一致的他们自己的精神分析版本。对于让他的批评者们放下武器，弗洛伊德自有一套万无一失的办法；在把他自己的武器转向攻击他们的时候，弗洛伊德宣称，对于精神分析的发现的任何否认，都是基于阻抗他的这些发现所具有的那种令人不安的、性的特征。当然，我不会试图遵循弗洛伊德的引导，把那些诋毁他的人诊断成神经症患者或是受压抑之人。相反，我会继续跟进一种特殊的弗洛伊德批判的思路，以期理解此种批评背后的那些情绪性张力，并且揭示出它的那些可能具有缺陷的假设。
相比于其他公开争辩的场合，在文学批评的学科中，我们较少感受到针对弗洛伊德的强烈抵制，尽管此种抵制也同样影响到了文学研究。文学批评中的文化研究转向，以及强调历史因素在理解文学作品方面的特殊性，都导致弗洛伊德的那些带有生硬普遍化风格的解读——在每一对象的延伸中皆可看出阳具的象征，无论是它的内容还是历史时刻——变得不太受欢迎。反而是那些更加精密复杂的精神分析文学研究，渐渐承认了经由弗洛伊德的思想来阅读文学作品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把弗洛伊德当作文学作品来阅读，同时又把他置入历史的脉络下来阅读。
近些年来，在其他学科与出版界中涌现出了一大批科学家、心理治疗师、医生以及历史学家，凡此种种，不胜枚举，他们向弗洛伊德发起了一场名副其实的猛烈抨击的攻势。正如我把弗洛伊德所呈现的那样，作为一位理论家，他的思想往往是带有推测性的，而且也无疑是争议性的。然而，那些引起争议性的、富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们——譬如哲学家们——却很少会像弗洛伊德所做的那样激起此等的愤怒。即便卡尔·马克思这样的思想家——他的政治影响力向来都是有目共睹的，尽管最近也招致了某些人的强烈抵制——似乎也很少会像弗洛伊德所做的那样引发个人憎恨的幽灵。弗洛伊德的思想到底提出了什么，或是质疑了什么，以至于他在这么一大群批评家们看来是如此的具有危险性？最后，我们又能够从精神分析学中取走些什么呢？
与女性主义对于弗洛伊德的批判齐头并进的还有很多批评，它们都指向了弗洛伊德宣称精神分析具有科学地位的主张，这些批评往往是基于精神分析治疗所能举出的数据的缺乏。有关弗洛伊德的一种更加个人化的批判也是五花八门，有谴责他可卡因上瘾的，有谴责他在其病人的问题上说谎的，有谴责他跟自己的小姨子偷情的，或是以上全部都有谴责的。最后，还有一种争论说精神分析完全不起作用——分析治疗并不治愈病人，就像抗抑郁药物所做的那样。限于篇幅，我们无法在此充分地处理所有这些攻击。在此，我将集中讨论有关弗洛伊德的一种最有影响的攻击——有关他的幻想理论的攻击。
这些攻击被冠以“弗洛伊德战争”（Freud Wars）的名义，其中的一个来源可见于弗洛伊德早期想要详细阐述性欲望在儿童身上的起源的那些尝试。精神分析对于幻想潜在构成个体心灵的强调，引起了很多愤慨与抗议的声音。批评家们谴责精神分析否认从外部向个体施加影响的历史作用或“真实事件”而主张“精神现实”——对主体而言可以变得等同于现实的那些内在的欲望、幻想与压抑。杰弗里·马森[1]的《袭击真相：弗洛伊德对于诱惑理论的压制》（The Assault onTruth: Freud’s Suppression of the Seduction Theory）一书，在最近发起了针对弗洛伊德的第一波攻击。马森主张弗洛伊德原先假定的诱惑理论是正确的：弗洛伊德的那些病人，事实上都遭到过她们父亲的性侵犯。根据马森的观点，当弗洛伊德放弃了诱惑理论而主张幻想理论的时候，他便背叛了自己承诺要去倾听的那些女病人。在1970年代，对弗洛伊德持有批判态度的那些女性主义者们，便把这种批判用作弗洛伊德对其女病人漠不关心的一个例子。谈话治疗的基础主要是有人倾听——可它难道就一定是基于倾听者也同样相信自己听到的是真的吗？根据马森的说法，即是如此。因为弗洛伊德从相信由事件构成的真实世界转向了聚焦于舞台化并因此也是不真实的精神幻想的世界，所以他便否认了其病人痛苦的真实性，滥用并摧毁了她们的信任。
精神分析对于此种指控的回应，便是强调了聚焦于精神现实——聚焦于幻想如何会对病人呈现出现实的效力——绝非意味着那些创伤性的事件并没有于“真实”世界中发生在人们的身上。这些有时是骇人听闻的事情，确实一直都在发生。但是，个体的精神世界却必须以某种方式在当时来加工——或者，在创伤的情形下，是拒绝加工——这些事件。那些在外部世界发生的事情，总是会被心灵加以解释、理解并重演。精神会出于各式各样的无意识动机而将其自身搬上舞台，然而这决不会使它的那些戏剧对于体验到它们的人来说是不真实的。
在出版界中关于所谓重获记忆（recovered memory）或虚假记忆综合症（false memory syndrome）的争论，也同样回到了弗洛伊德来批判他的幻想理论与或压抑理论。这些争论的双方——相信童年期性虐待与记忆的压抑是普遍盛行的一方，以及相信虚假记忆综合症或是通过治疗师的暗示有可能把虚假记忆植入病人心灵的另一方——都是在策略上运用或谴责精神分析来支持他们各自的论辩的。在那些相信压抑记忆的人看来，弗洛伊德是悲剧性地背叛了他的那些癔症女病人，因为他否认了她们的那些关于性虐待的故事，反而把精神分析建立在这样一种思想之上：幻想也能够像现实那样产生一些根深蒂固且影响深远的精神效果。但是在那些压抑理论的支持者看来，如果说弗洛伊德是一长串不相信自己所听到的那些耸人听闻的故事的反面人物中的头号，那么他也同样创造了有关精神创伤的理论，就此理论而言，在童年期发生的某一事件（诸如性侵犯等），可能直到日后生活中的另一事件在经验上将其触发之前，都始终是无意识与无法回忆的。创伤理论的弗洛伊德理解到了压抑记忆的可能性，即使诱惑理论之后的弗洛伊德又否认了童年期性虐待的现实性。对于那些支持虚假记忆综合症存在的人而言——他们也指向了那些施予暗示的治疗师通过十二步疗法（twelve-steps treatments）来揭示那些奇特遭遇与恶魔仪式（还有童年虐待）从而榨取那些易受暗示的病人的一项朝阳行业——这两个弗洛伊德是相反的。意识到幻想可能与现实同样具有构成性的那位弗洛伊德被勉强给予了某种信任，而其欺骗性的无意识开启了压抑记忆的可能性的那位弗洛伊德则遭到了责备。无论哪种方式，弗洛伊德都失败了。
然而，所有这些争论皆表明的是，精神分析的理论确实是更加富有成效的——更加具有说服性和暗示性——倘若我们将精神分析的这些理论看作是在探究幻想或虚构如何有助于我们对于自身同一性的建构和理解，而非根据证据的真实或虚假的标准，试图用弗洛伊德的理论来判断那些事件的话。这并非是说，这些事件不应当根据这些标准来加以判断。那些标准在很多生命的舞台（例如，法庭）上都是极其必要的。但是，在那些领域里，精神分析或许并非最能派上用场。弗洛伊德的幻想概念的基础是我们所有人自始至终全都具有的精神反应的世界：既是对于那些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的反应，但也是对于那些并未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的反应——我们渴望、恐惧或想象其发生的那些事情。精神分析把焦点集中在幻想上，从而搁置了事件是否真实发生的问题，而且它对故事所采取的态度，也类似于文学看似可能采取的态度。当我们阅读一部小说的时候，其真实性或准确性的问题未必会进入我们的阅读体验；相反，我们的反应往往都关乎小说如何影响我们，也即它看起来是否在情绪上是真实的（而非在客观上是真实的），它是否给了我们以新的方式来思考事物，亦或它是否虚构性地实现了我们的愿望或欲望。当然，两个人在精神分析诊疗室里的治疗性晤谈，并不等同于我们坐下来阅读一本小说的情境；问题的关键是非常不同的。但是，正如我先前指出的那样，所涉转移的形式却是相似的；建构过去将有助于解释现在并创造未来的问题，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关乎阅读与解释的问题，而且正如我们对于精神分析的那种持续的文化性迷恋所表明的那样，弗洛伊德也在继续提供一些带有挑战性与煽动性的方式来透彻思考这一问题。
约翰·弗雷斯特[2]指出，那种旨在把精神分析的地位确立为艺术或科学的企图，都是错误地对待了弗洛伊德持续的文化性刺激：“我们必须严肃对待这样的看法，亦即有关精神分析的那些争论不应当在形式上被表述为：它是一门艺术还是一门科学？问题反而是：认识到精神分析既是一门艺术又是一门科学，需要在我们的一般范畴中发生怎样的改变？”（Forrester 1997：5）。弗雷斯特继续写道：“精神分析在分析家身上业已生成了某种文化性的角色，他的工作既是调查性的又是审美性的（亦即：带有研究科学家或是私家侦探式的风格），而且也使病人得以有机会将其自身的生活变成一部艺术作品，一种有关机会与命运的叙事，或是无论在心理层面还是其他方面的一部惊悚小说”（Forrester 1997：5）。精神分析批评最绝的是它提出并回答了以下一些问题：关于艺术与科学、事实与虚构、幻想与现实之间的差异；关于权威性人物的地位；关于我们怎样思考我们知道自己的欲望是什么或是怎样思考我们知道自己是谁；关于我们宣称对我们自身及他人所掌握的知识。据我所见，在弗洛伊德的众多攻击者中，没有任何人提供了能够把这些问题研究到此等深度的方法，来取代他们如此渴望将其抛弃的这种解释图式。我可以预言，无论是在学术界之中还是学术界之外，正如弗洛伊德的著作会在21世纪中继续引发激愤的争执与热切的赞同，他的著作也将继续被人们阅读，并继续帮助人们以不同的方式进行阅读。
注释：
[1]杰弗里·马森（Jeffrey Masson，1941年生），美国作家，以其有关弗洛伊德的批判而著称，其代表作有《袭击真相：弗洛伊德对于诱惑理论的压制》、《弗洛伊德与诱惑理论：对于精神分析根基的挑战》以及《黑暗科学：十九世纪的女人、性欲与精神病学》等，另主编有《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与威廉·弗利斯通信全集，1887—1904》（The Complete Letters of Sigmund Freud to Wilhelm Fliess, 1887—1904）。——译者注
[2]约翰·弗雷斯特（John Forrester，1949年生），英国精神分析学者，主要关注精神分析的历史与拉康思想研究，主要著作有《语言与精神分析的起源》、《精神分析的诱惑：弗洛伊德、拉康与德里达》、《弗洛伊德战争中的调遣：精神分析及其激情》，另译有《雅克·拉康的研讨班第一册：弗洛伊德的技术性著作》与《雅克·拉康的研讨班第二册：弗洛伊德理论与精神分析技术中的自我》。——译者注
○文章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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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弗洛伊德》（原书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