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比兴”是会辐射的美学原点

《诗经》无论在哪个时代，都有着颇为崇高的评价。暂且不论是否被当作政治工具被过分解读，它的美学价值都处于一个不容置疑的地位。 “赋比兴”作为诗经重要的艺术手法，在其美感的贡献上应处于一个重要的地位。对于三者究竟为何意，我们多采用朱熹的说法——“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 在中国的文学史中，有一个重要的美学原则，即王夫之所说的“不道破一句”的含蓄和曲折（这也是他对《诗经》的经典评价）。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何以直抒胸臆的诗以及外国被译著过来的一些诗，总有一点打油诗的感觉（当然，音律和格式也有重要的影响）。“赋”的简单和直接虽然是言物的基础，但“一赋到底”并不能成为我们所反复吟咏而奉为经典的诗。 诗如何产生？首先是情不能自已，必须一吐为快？怎么就有了情？触景生情。何况“万事开头难”，以景入诗也不会显得突兀。更重要的是，在交代人或物的发展和变故之前，穿插其中的他物之变，物和我，天和人，又有了宿命一般的完美融合。 以《谷风》一诗为例。这本是一首弃妇诗，但作者并没有将幽怨与愤怒置于章首，反而从身边农事说起，“习习谷风，以阴以雨”。后世解读为天气和舒以喻夫妇和睦之道，或言丈夫暴怒之态。究竟采用那种说法并不是重点，重要的是它都给我们塑造出了这样一个妇人形象：虽然被厌弃，但还没有失态，只是在触景生情之时沉静地娓娓道来。 然而，作诗时是否恰好有这样的天气？是不是没有这么巧作者就失去了倾诉的欲望呢？答案是否定的。比兴正是不拘泥于是否正是眼前所见之景。与其说是不认真的言物，不如说是作者半遮半掩的抒情。除了前面所说的仪态，更是摆脱了“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嫌疑，不可不说是一种不自觉的高明。 当然，一味比兴比“一赋到底”更为可怕——它无痛呻吟，又让人摸不到头脑，共鸣就无从说起了。妇人心生怨意，当然要解释为了何事——“不远伊尔，薄送我畿”，“宴尔新昏，不我屑以”。厌弃到了这等地步，真是可怜。所以妇人再感慨“荼哪里苦，甜得和荠菜一样一样的”，我们都能理解——是啊，没有谁比你的心更苦。 再深究下去，引起比兴之物其实和要言说的对象也并没有丝毫的“形似”，而是在某些特性有着一定的契合。比如以天气喻丈夫的脾性，以泾渭两水的清浊与新旧人的品行作比，这一点在后世的诗文中随处可见——《离骚》中以兰芷秋菊一类香草比喻美好的品格，李商隐亦有诗云“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追求“神似”而非“形似”，重视“意”与“境”的传达，在诗作里，在绘画里，在中华传统的美学里始终是一个重要的命题。 然而，我们的祖先并不为了吟诗而苦心寻找可以“起兴作比”的东西。一个终日劳作的弃妇不会想到李商隐的锦瑟，李商隐也不会对着田园去追忆流年，李清照前期生活富足，所见之物就必然是平常人家没有的“玉枕纱橱”（当然还有时代的原因）。这些都是对作者身份的一种显露，却不是刻意的标榜什么。所谓诗的国度，正是体现在我们下至草野村妇，上至锦衣玉食的达官显贵，乃至操持国政的皇室中人都有着这样天然的作诗的天赋和权利。 这些看似随意的意象，在我们祖先的笔下，像一个幽灵一样，不定位不定时地出现，像一个预言家，也像是共生体，它们自身的命运和抒情主人公的命运相挂钩，一枯俱枯，一荣俱荣。 以《氓》一诗为例。“桑叶”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意象，甚至占据了将近一篇半的篇幅。它穿插在这个女子初为人妇和成为怨妇之间，它生长凋零的命运代替了中间夫妇二人的冲突，恰如一幅画的留白，一部电影没有背景音乐，旁白甚至台词的桥段，正是高潮来临前的缓冲和尽在不言中的悲凉。作者这样的安排显然是有了痛彻的领悟，将自己的命运归结于桑叶的荣枯一样不可抗拒，这样一来仿佛还有了相信宿命的无奈。 后世曹公的《红楼梦》有一章回说到海棠开得奇怪诡异，贾府的情势果然由烈火烹油变得急转直下而不可挽回。这种手法的运用在浩瀚的文学长河中俯拾即是，但要说高明，最终还是要追溯并归功于遥远的《诗经》时代。 我们的《诗经》成书时代如此之早，但它却像一个能量巨大的原点，由它的“赋、比、兴”各自辐射产生的作品无一不成就了中国古代文学史的一座座高峰——“赋”被发扬，成就了先秦长于说理的诸子散文；而屈原的《离骚》，“比兴”更是运用得淋漓尽致而浪漫非常。 不只是诗文，“赋比兴”所衍生的“载道，留白，情景交融”等美学原则也在各个领域得到体现。 钱钟书先生曾说，早熟带来的结果是早衰。我们的《诗经》横跨了时间和空间，有着如此大的影响，如果这也算是早衰，那么可见它的美，已经远非语言可形容，迄今再多的对它的溢美之词，都不为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