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故纸堆里重新发现陶晶孙先生
第一次知道陶晶孙的名字是看郭沫若的《创造十年》一书，这书里回顾了文学团体创造社的历程。这“创造”之名就是由陶晶孙参与敲定的。不过这并没有引起我寻找陶晶孙的好奇心，是后来的一张照片吸引我的注意力。这照片摄于日本东京，上面的五个人里最左面是冯乃超，前面挨着他穿和服的是王道源，最右面穿着西装的是成仿吾，成仿吾后面的是李白华，在中间托着腮的是陶晶孙。
那个时候除了成仿吾，我对其他四人都不是很了解。由于陶晶孙与创造社的关系，我很想找他的作品来看，可能有此书缘，还未特意买陶晶孙的书看，先看到了内山完造的书《我的朋友鲁迅》，不想书后附有陶晶孙参加座谈会的发言记录，不禁眼前一亮，与创造社其他成员相比，先生对文学的理解实在深刻到位，就像内山完造对先生的看法一般，以为他是研究文学的大学教授嘞。除此，感受到言语之间十分持重温和。
昨日收到在孔网购买的陶晶孙著《给日本的遗书》与《枫林桥日记》。前者是作者临终前在日本用日文写成的集子，写作时间集中在一九五〇年、五一年{幸运的是《给日本的遗书》上有丁景唐的签名，上面还有写：此书为我想做而未能实现的好书，现由小友高建国策划完成，甚为高兴，特赠之。出版经过见《奇人与奇书》（附录）。我在一九九五年曾由夏衍作序，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选过国内第一本《陶晶孙选集》，影响较大}。后者是早年的作品，包括非常短的小说和散文，最后还有几篇戏剧。
《给日本的遗书》 与陶晶孙早年作品相比，行文风格差距是很大的，但由于此是译本，这种比较大概失去了一定的真实性。不过持重之感依然不减。《枫林桥日记》中，小说方面陶晶孙的风格里能感受到创造社的基调，不过散文走笔差距很大，用词十分坚实，毫无情绪左右，吐露出苦涩的幽默感，不像郁达夫与郭沫若“哀哀怨怨”般的罗曼蒂克文风。所以反过来说，陶晶孙的文字下压制着巨大的苦水。这与他的性格是一样的，当郭沫若写好文章后总是找人阅正，而陶晶孙就像一个害羞的小姑娘，写好后不愿示人。 如此也能看出来，陶晶孙与郁达夫，成仿吾，郭沫若等创造社成员不同，尤其是郭沫若，写文章是为杀出一条血路，可理解为在当时的文坛占有一席之地，此等野心在陶晶孙的字里行间丝毫察觉不到。与郁达夫的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的暴露癖相比，陶晶孙的文章则十分节制，包括篇幅的长短上都惜字如金。所以说在当时，陶晶孙的文章发表后虽也有了一定的名声，但无论从这种差异上来说，还是曝光率来看，都远远不如其他创造社成员的知名度。不过虽然如此，但也不至于现在这样，落得个籍籍无名。陶晶孙的名字与作品似乎消失在了二十一世纪的茫茫夜空。 我想这其中缘由，除了他自身的选择，也同客观的大环境有关。结合《晶孙自传》可查，他一八九七年生于江苏无锡名门之家。九岁与姐姐一起随父东渡日本，成为留日学生中年龄最小者。顺利完成小学到中学的学业后，陶晶孙遵父命学医，在第一高等学校理科乙（医科）就读，之后入九州帝国大学继续医学学业。由于当时的日本学校医科教学使用德文原文教材，所以陶晶孙除了必要的日语学习外，还通晓德文，这也使他后来倾心于日耳曼文学有了渊源。 如果看过郭沫若与郁达夫的求学之路，可能有似曾相识之感，因为他们到日本后也选择了医学，但是郁达夫后来由于费用问题改学经济，郭沫若在九州帝大的医学课程未完就回国开始了创造社的工作，搞起了文艺。后虽毕业，但未从医。只有陶晶孙毕业后又入东北帝大继续从事医学研究。另外，大学生活里，他还学起了音乐，骑马，懂得作曲、绘画。尤其擅长弹钢琴，拉大提琴。 这样多才多艺的人才放之四海此时，也是不可多得。他的罗曼蒂克史自然是少不了的，但与姑娘的恋爱，据现在可查的来看，正如他节制的性格，真诚美丽。他中学三年，恋爱着高等工业某教授之女，是他初恋。后与某子爵女儿相爱，烟花短暂，感到罗曼的苦闷。大学期间遇到郭沫若的日本妻子安娜的妹妹佐藤操，两人一见钟情。关于这次相识，日本学者伊藤虎丸写道： 她于大正11年的暑假，应姐姐（郭沫若夫人）之邀在福冈的家中初次见到陶晶孙，当时陶26岁，“一米八的个子，穿着单衣和服，讲一口纯正的日语。他在九州帝大学习期间，在校内组织交响乐团，每天都和音乐打交道。操通过见面后不久的演奏得知晶孙不仅会弹钢琴，还是大提琴的高手……陶青年是个和蔼可亲的‘好人’。他到死也没有破坏这一印象。” 次年二人喜结连理，陶晶孙同郭沫若一样给妻子取了西洋化的昵称——弥丽（Milly）。家中常有中日友人聚会，弥丽营造出温馨舒适的气氛，全力支持陶晶孙的文学爱好。二人生育了三个孩子，相守到死。伊藤虎丸对此评价道：在动荡的时代里，我觉得这是极为稀有之事。如果说男女之事表现了一个人的“思想”本质的话，这比什么都能说明他思想的真正之“新”。而且这种男女观的革命，是战后民主主义（也是中国革命的）的主旋律之一。如后面将谈到的《给日本的遗书》的日本近代批判，没有停留在政治公式性的军国主义批判这一水平之上，而能够成为更为精神性的“文明批评”，我认为这便是来自于他的这种达到人格高度的思想上的自由。 结合伊藤虎丸的观点，我曾经对个人的婚恋观有过这样的想法，即一个人如果对婚姻家庭不能负责，那也很难在其他方面赢得足够的信任。通常来说，一个人在婚恋方面没有责任感，不代表工作上也会推责。但是家庭，婚姻，工作，交友等都是个人责任感的外在体现场域，如果一个人在一个方面责任感缺失，即可理解为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独立人格。举例而言，酒后失言者不宜为官，问题自然不在酒，而在个人克制力薄弱，原则性与责任感缺失，关键时刻容易坏事。所以从这一方面来说，如陶晶孙先生这样实属世间难得，尤其看他未来之路，更加体现了这点。 如他所言，“听讲解剖学，这个科学不很有趣，不过我很用功，如第四脑神经有神经纤维四千五百条等，别人谁都不知道者都记忆之。”这便是一种个人选择。遵父命他无法不选择医学，但他有权选择如何对待这不可选择的选择。所以这个时候个人态度就变得十分重要了。人的思维活动是十分复杂的，如果脑海里毫无挣扎，即达到这种高度，这反而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有的时候说起一个人道德高尚，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做出了艰难的抉择才变得伟岸。 这点在坪内逍遥的《小说神髓》里也明确说过：贤者之所以有别于小人，善人之所以有别于恶人，无非是由于利用道德的力量或凭借良心的力量来抑制情欲，排除烦恼的困扰而已。但是对于智力过人、气品高尚的人来说，经常把卑下的感情包藏起来，只要没有将其显露于外，于是就好像其人已经完全脱却这种烦恼似的。其实，他既然是个有感情的人，又怎么能没有情欲呢？这只是因为他即使在悲哀的时候，内心也不至于失去自主，即使在欢乐的时候，也不至过分地冲动，能够有所节制……不是神圣之躯……正是由于他或多或少有些杂念，而能用理智来加以抑制，才被称为贤者，称为君子（见［日］坪内逍遥：《小说神髓》，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47-48页）。 一九二八年陶晶孙携妻归国，定居上海虹口区，这期间，他自称恋爱生活；另一方面创造社被封，他于一九二九年参加艺术剧社，负责编辑郁达夫推给他的《大众文艺》。前后创作发表了许多作品，《木樨》、《音乐会小曲》、《盲目的兄弟爱》等，提倡“木人戏”，创作了《羊的素描》、《黑衣人》、《尼庵》、《勘太和熊治》等戏剧，亦因此成为中国现代木偶剧的倡导者和奠基人。一九三零年出席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为“左联”发起人之一。但他的创作主张并无阶级性，也无政治目的。而是提倡个性解放，多元化的文艺作品。 在医学方面，结合伊藤虎丸写有的材料来看，陶晶孙二十九岁成为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副手，泉桥慈善医院医师。一九二九年，任上海东南医学院教授，次年，遵父命在无锡老家开办“厚生医院”，是一家现代医院。一九三一年任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写了多篇有关公共卫生学、细菌学方面的论文和若干启蒙性医学书。比如《上海市小学校肠内寄生虫调查》、《关于中国健康男子包皮的统计研究》、《苍蝇引起的蠕虫传播》等。除此，现在还可以找到署名为陶炽孙编撰的《人民医学常识》一书（陶炽孙是陶晶孙的原名，晶孙是笔名）。可以说，陶晶孙在中国现代预防医学与寄生虫研究方面是最先发展此项工作的专业人才。 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爆发，陶晶孙开始了另外一段艰险奇特的经历。为了安全起见，陶晶孙安排妻子和三个幼子乘船回到日本，关于这段经历，他后来写有《留守日记》一文。日军占领上海后，陶晶孙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卧薪尝胆说了好多不能为而为之的话，做了不能为而为之的事，例如拥护大东亚共荣圈，受周作人邀请，出任汪伪政府授意的“中日文化协会事务局长”一职。至此，“汉奸文人”的帽子被戴得严严实实。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由夏衍等人证实才真相大白，陶晶孙原为受潘汉年领导的谍报人员。说起来潘汉年与陶晶孙早就相熟，他们同为创造社成员，只是陶晶孙是创造社的发起人之一，而潘汉年是创造社后期的小伙计。潘汉年是在自然科学研究所找到他，要他担此重任的。 查找《奇人与奇书》一文，关于这段往事，这里写着：陶晶孙以自己的“日人家属”、“留日学生”特殊身份，在日本军政人员设于上海、南京的社交场所频繁周旋，并多次往返于中日两国之间，巧妙收集各种反战情报。当弥丽携子返回上海以后，他们家便经常出现日本要人刚从前门离去，延安干部已从后门踏入的惊险场面。弥丽虽然对丈夫的任何事情都不过问，却出于良知，尽力掩护丈夫颇具危险的“双重交往”。 日本战败后，陶晶孙接到潘汉年的批准，负责接管台北帝国大学，后留在台湾生活，出任台大医院教授与热带病研究所所长。一九四九年国民党兵败，退守台湾，陶晶孙看到叛徒的出卖，被枪杀的谍报人员，大量左派人士遭到逮捕。他感到致命的威胁，携妻带子乘飞机逃往日本。 初到日本，陶晶孙担心被遣返，政治风波缓和后才开始公开路面。受日本汉学家仓石武四郎推荐，在东京大学任中国文学专业讲师，讲授中国文学史，接替冰心回国后的位置；同时，他仍继续着自己的医学事业，向千叶大学医学部卫生学研究室提交了他的寄生虫的论文，取得了医学博士学位。陶晶孙似乎感到生命的蜡烛就要燃尽了，连续用日文写就的多篇文章，陆续刊登出来，他去世后在日本结集出版，名为《给日本的遗书》，这里收录了他写的《日本见闻录》、《近来的日本》、《为了中日友好》、《鲁迅和周作人》、《曼殊杂谈》等，当时还收录了妻儿对陶晶孙的回忆性文章，日本友人写的悼念文章，如佐藤春夫写的《为了陶晶孙先生的遗著》，河上彻太郎的《怀念陶君》， 吴清源的《序》 ，内山完造的《寒山诗的韵味》，草野心平的《给陶晶孙的书信》。《给日本的遗书》对日本战后一代知识分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河上彻太郎曾写道：说得夸张点，陶晶孙的去世是日本文坛的损失。但是在国内，由于接二连三的运动，以及出版坏境商业化的趋势，这本书到二〇〇八年才有中译本问世。 当先生再一次拉起了大提琴，弥丽在一旁倾听，悠扬的琴声仿佛带着他们回到了最初相识的日子。不久，陶晶孙入院，诊断为肝癌，在他最后的日子里，话语中依然吐露着他文章中那种苦涩的幽默感。后来因肝病影响双目失明，最后一日他在昏睡中离开了。享年五十五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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