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权力与女性屈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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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权力与女性屈从
露西·依利加雷 / 文
昝朦 / 译
 
 
【译按：法国哲学家露西·依利加雷在20世纪70年代出版了两本颇有影响的书《他者女人的窥镜》（1975）和《此性非一》（1977）。前一本书是从女性视角来审视西方哲学史。后一本书讲的是女性应该完全从父权社会撤离而回到自己特有的领地来进行构建，这在女性主义内部也引起了争议。在本文中，依利加雷讨论了作为铁板一块的男性哲学传统在思想上对物质的摒弃。她认为，传统形而上学把一切与物质相关的、与质料接触的东西都称为“女性”。由于男性理想世界只有他自身，所以女性作为其窥镜在逻各斯体系中自然处于屈从地位。】
 
除非我们偏要把自己天真地——或者策略性地——限定在某种受压抑或边缘的地位，那么什么任务都不如挑战和摧毁哲学话语那样显得迫在眉睫。原因在于，哲学话语为所有的他者（all others）制定了律法并构成了关于话语的话语。
 
由此观之，为了弄清哲学话语的权力，我们必须重新分析其系统性、融合性、战略目标性、律法和价值的普遍适用性等相关层面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找出哲学话语处于主宰地位的原因及其对生成历史多样性再次挪用（reappropriate）的倾向。
 
那么，我们怎么让自身介入这样一个密不透风的权力系统呢？
 
最关键的步骤，或许也是唯一的“路径”，就是遵循其历史安排：女性要模仿（男人）。女性必须故意扮演（男性话语内的）女性角色，这样做已把一种现实中的屈从转化为一种话语中的屈从，以至于日后有颠覆的可能。即便如此，女性在这种情况下所面临的直接挑战便是作为（男性）“主体”而言说，这也就意味着在可理解（the intelligible）范围内就先验地存在一种维持性差异的逻辑。
 
所以，对女人来讲，有策略性的模仿（男人）就意味着重温话语赋予她的压迫感——模仿越成功，压迫感就越强。也就是说，她在话语中不断接受自己的屈从地位。因为她一直作为“思想”（ideas）的对立面“物质”（matter）而被人“感知”（perceptible），特别是那种以男性逻辑来阐释女性的思想。但为了“可见”（visible），女性的这种戏谑性的、不易被人察觉的重复（模仿）行为就是女性在语言中自我掩护的表现。这同时也“揭露”（unveil）了以下事实：如果女性是成功的模仿者，那就说明女性不会止于简单的角色扮演——作为永久性的物质存在，她们还会在“别处”（elsewhere）起作用——（压抑自己）满足男性“性快感”（sexual pleasure）。
 
“物质”的其他表征是，如果女性能在模仿中获得快乐，是因为她们在模仿的过程中能添加新的成分，或者是因为她们总在充实着这种模仿？
 
模仿的“关键”是否要求女性作为被挪用的形式再次回归自然？她们作为“天然”的储藏所，其自身不断地模仿是否正好与男人和逻各斯形成了共谋？
 
毫无疑问，正是菲勒斯秩序本身存在着矛盾才使他者有颠覆的可能。女性想要颠覆男权逻辑是要讲究策略的。哲学话语从始至终都是这样生成的：母亲-物质-自然。女性要么作为男性镜像的残次品出现在体系内，要么被体系排斥定义为疯疯癫癫。当女性成为欲望的化身——母亲之时，就不得不怀着这种爱恨交加（ambivalence）的心理压抑自己的性快感。
 
在形而上学中“绽出”（ek-stasy）的地方，就是女性性快感的“别处”。这种空间是男性自恋神话的外化。为了通过语言来表征自我，男性对于女性“贞洁”的强调自然必不可少，而女性快感压根不值一提。就算女性快感得以言说，不过是不伤大雅的呓语罢了。所以，当下女性受话语压抑，她们更应试着表达她们自己的快感。
 
走出逻各斯中心哲学的镜像，女性快感才有存在的可能。这种快感不是在模仿或反映的过程中出现，具体来讲，既不完全属于语言触及不到的经验领域也不属于自足无限的形而上学中。相反地，女性快感必然出现在话语中所有再现菲勒斯欲望的分层和断裂之中。这种戏谑的跨越、变动的模仿，会让女人重新找到她自己及其信仰。除非有两性主体的存在，要不然女性在菲勒斯交换体系中就不得不诉诸于女性神学。
 
因为一提到女性或者女性话题，我们都认为（这种被定义的）女性暗指一种含有压迫逻辑的、审视眼光的、不被认可的再现。
 
也就是说，问题的关键不是阐释一种女性是主体还是客体的新理论，而是要干扰理论机制本身——悬置其自身假装生产唯一真理和意义的功效。传统哲学话语假设，女人不希望在智识上与男人平等。所以为了颠覆，她们可没说要模仿男人为女人重新下定义，而是试图从菲勒斯交换中把这个问题剔除出去。所以，她们不该停留在“何为女性”之类的形式问题，也不该强调自身对应于（男性）主体的匮乏、缺陷、模仿和反面而不断重复/阐释话语。女性要做的，就是指出哲学逻辑中自行解体的可能性。
 
这种（填补/颠覆的）可能仅仅存在于女性绝不放弃自身“书写”的情况。当然，以传统逻辑来看，这根本称不上书写。
 
这种女性“书写”试图以审慎的文字、恰当的术语和完满的形式来照亮前路。这种“书写”不强调（主体对客体审视的）目光，而在于追溯主体对周围事物的感知。要求回到事物本身——与事物接触，因为本源从未以这种完整的形式在自身内构建。与此同时，这样做“合理”的地方在于，没有把可能的自我认同限定于这种或那种形式。自我的身份总是流动的，若忽略了这种特质就很难实现两种无限接近的两主体之间的动态交往（译注：依利加雷在此处指主体间性）。女性“书写”旨在对所有业已存在的形式、形象、思想或概念进行颠覆和改写。这不是说女性书写没有形式，因为在符合秩序内我们总是相信女性书写是种不能构成形式的话语。但是这种“书写”不能被当做命题，亦或某种研究对象。
 
甚至像“自我爱抚”（"self-touching）、“亲近性”（proximity）之类的母题被单独提出讨论可能会为男性话语对女性（the　feminine）概念的挪用提供便利。我们依然得确认“触摸自身”（touching oneself）是对亲密的渴望而不是对“合法”的渴望，它不会在任何交换模式中被某个中心（主义）所规约，假如女性对自身的爱抚是一种主体间可感知的连续的的行为，假如这种相互间的亲密能够使话语内的补充和挪用丧失功能的话。
 
当然，如果这些仅仅是与语言/叙述无关的“母题”，那么这种话语间的交流可能是不完整的。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在语言之内为女性留有余地？就拿二元对立来说，最显著的形式莫过于文字和口语的概念，这些先验所指在界定彼此的同时也在加深彼此的分化。没有什么比它自身更能瓦解自身的了，对立面不断补充中心的过程即是颠覆。换句话说，话语或者文本中不再有对或错的标准，但是只有在可感范围内反对这种二元对立才有可能让这种转化得以为继。
 
如果每个词、每句话、每段论述以及每个音位、字母的意义都是以这样的方式确立的，那我们的阅读就不再是线性的。我们的阅读需要考虑它们何以以现存的（权力/结构）方式运作以及将来有什么颠覆的可能。这样就综合考虑了语言的共时和历时。
 
我们能这样做是因为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审视哲学话语在镜中的“装扮”（make-up），也即质疑话语中主体的自我观照（stratifiable）机制。由于这种机制只看到它自身——规定着非我领域中何者可感、何者可知，所以它是女性顺从、屈从和被剥削之源。
 
所以，女性书写试图挫败任何让话语不完整的企图，也就是反抗那种在对话中没有必要但顺理成章的霸权逻辑。女性书写的功能就是把菲勒斯中心主义话语返还给男性主体并预示着在这之外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差异语言的可能性。这就说明，男性再也不能代表“一切”，再也不能完全靠自身来定义、贬损、限制任何事物的特质。动不动就给事物赋予价值的权利，特别是挪用概念的特权，也不再属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