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色代入和同情心
摘要：《简·爱》和《基督山伯爵》中都有对人物死亡的描写，本文关注的重点
是两部作品对各自其中的一位配角的死亡描写的不同，从而进一步探讨女性作家和男性作家对人物所倾注的同情心和角色代入感的差异。
关键词：男性、女性、比较、角色代入、同情心
纵观文学创作的历史长河，西方从荷马史诗的时代起，东方从先秦时期起，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文学史的版面永远被男性占据，西方直到简·奥斯汀之后才慢慢有了女性作家的身影，东方历史上虽然有蔡文姬、薛涛、李清照等人，但都是零散的，不能成为现象的，直到民国时期，一批女性作家才为人所熟识。还好现在，女性作家已经占据了文学创作的半壁江河，完全撑起了一片天地。男性和女性先天生理不同，必然决定两者的文学创作有着各自的鲜明特色。
这里，我想和大家分享我的一点发现：众所周知，不同作家在创作时对自己笔下的人物角色代入感的强烈程度不同，所持有的同情心不同，而女性作家和男性作家在这方面更有鲜明的对比。下面我将以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和夏洛蒂·勃朗特《简·爱》中的一个细节来具体讨论这个问题。
《简·爱》中里德舅妈这个形象，在刚开始，无疑是引起了读者们的反感，她把简·爱关进红房子里，她告诉别人简·爱喜欢骗人，在书中，里德舅妈确实是一个负面形象。但是，在简·爱声讨舅妈心肠狠毒后，书中写道：“她举起双手，晃着身子，连脸都扭歪了，像是要哭了出来”（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P34），读者从这里完全可以感觉出里德太太的内心并非完全硬得像一块石头，她仍会被一些东西击中，感到不安。包括后来，她在生病卧床知道自己时日不多时，坚持把简·爱叫了回来，在生病糊涂时吐露出讨厌简的原因，最后在弥留之际告诉简·爱关于她叔父的事情。对于里德舅妈的死亡，夏洛蒂·勃朗特通过简·爱这样表达了自己的对于人物的情感：“我怀着忧伤和痛苦的心情凝视着它······为她的悲哀而不是我的损失而感到的剧烈痛苦，以及对这样可怕地死去所感到的一种既难过又流不出眼泪的无比沮丧”（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P255）。
里德舅妈无疑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形象，她的身上展现了人性的缺点，因为自己的丈夫对简·爱母亲和简·爱的偏爱，进而迁怒到简·爱、讨厌简·爱，她即使在临终前也不愿承认自己对简·爱的看法是错的，因为那样会给自己羞辱的感觉。里德太太一生无疑是可悲的，她的一生里没有宽恕和原谅，有的只是偏见，嫉恨，以及因为对儿子过度的溺爱导致后来发生在她身上的悲剧。在夏洛蒂的笔下，从这样一个看似是书中负面形象人物中，我们读到了理解，读到了同情：我们理解她对简·爱嫉恨的情感；我们也能感受到作者为里德舅妈最终没能超脱人性中的缺点，为里德舅妈没能逃脱人性缺点所造成的悲剧、所带来的惩罚而感到悲哀，为死亡本身感到沮丧。夏洛蒂·勃朗特把她对人物的同情心明明白白地表现出来。
而我们来看《基督山伯爵》，在书中，法里亚长老无疑是一个正面形象：他睿智、理性、豁达、崇高、意志坚强；他面对困难乐于去寻找方法，有着丰富的精神世界，即使是自己一个人困在监狱，也能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不会感到空虚；他给了唐戴斯希望，教给唐戴斯知识和技能，为唐戴斯拨开迷雾，揭示真相，他用他的人格魅力感染了唐戴斯。可以说，法里亚长老造就了唐戴斯的新生。
可以想象如果这样一个人物死去，夏洛蒂·勃朗特将会付诸笔端的悲伤。而大仲马对法里亚长老的去世，是这样写的：“心跳停止了，脸变成了死灰色，眼睛仍然睁着，然而眼神完全散了······一阵无法克服的、极度的恐惧攫住了他，他不敢再握住那只悬在床外的手，不敢再把目光停留在那对凝滞、泛白的眼睛上······他坐在床前，感到悲从中来，心中充满苦涩的忧郁。孤零零的一个人！他又变成孤零零的一个人！他重又陷入孤寂之中，重又面对无边的空虚！他是多么的孤独啊，那个把他和人世间维系在一起的唯一朋友，他从此再也见不到他的身影，听不到他的声音了！······“(译林出版社，2013，P189)。这段描写先是客观冷静地描绘了法里亚长老死亡时的神态，接着表现了主人公面对法里亚长老的死亡的反应：先是害怕，继而感到忧郁。主人公为什么忧郁？因为法里亚长老的去世意味着他和人世间的唯一维系没有了，他又重陷入了孤寂。主人公还是为自己而悲伤。
而法里亚长老本身不令人同情吗？他精神崇高，才能出众，意志坚强；他并没有犯什么错，只是因为政见不同，就在离宝藏只有一步之遥的时候被捕入狱，失去自由；他在监狱里不被别人相信，被嘲笑做疯子；他为了获得自由，自己动手挖地道，为此努力了将近十年，一次方案失败，就换另一种方案，却在快要成功的时候，疾病发作死在狱中。他的书稿不能问世，他的才华也不能为世人所识，他的悲惨遭遇没人知道，没有人会记得他。而老人仍心怀感恩，他对唐戴斯说：”上帝把你赐给我是为了抚慰一个不能当父亲的人，也是为了抚慰一个不能获得自由的囚徒。”（译林出版社，2013，P179）。这样一个人物的结局不让人为他感到哀伤痛心吗？可来看大仲马的写作，他基本没为人物本身表达出同情怜悯和痛苦，他客观理性的叙述法里亚长老的遭遇，主人公的忧郁也只是为自己而忧郁。
由《简·爱》和《基督山伯爵》中对的两个配角死亡的描写，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女性作家和男性作家对自己笔下的人物所倾注的同情心不同。夏洛蒂·勃朗特对一个负面人物的死亡表达了悲哀和同情，我们理解里德舅妈作为一个寡妇去抚养自己去世的丈夫偏爱的外甥女内心的不情愿、恼恨。大仲马对一个形象极为高尚的人物的死亡并没有表达对人物本身的同情和哀痛，他的叙述更加客观和冷静，法里亚长老更多只是来完成重塑主人公、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任务。
很明显，女性作家比男性作家对人物倾注了更多的同情心。我觉得，也可以说女性作家比男性作家的角色代入感更强，更具有主观性。女性作家在创作时更容易代入人物，“我就是你”，设身处地去体味人物所经历的，体味人物的所思所感，因而更加理解人物，更加同情人物。而男性作家更客观理性，男性作家像是上帝，他预知了所有人的一举一动，冷静地审视着所有人的行为，因而角色代入感就弱了很多，倾注在角色身上的同情心也少了很多。
比较两部书，会发现女性作家和男性作家的很多不同之处，这无疑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而其它有意思的地方需要我们更加深入去钻研和探讨。
是两部作品对各自其中的一位配角的死亡描写的不同，从而进一步探讨女性作家和男性作家对人物所倾注的同情心和角色代入感的差异。
关键词：男性、女性、比较、角色代入、同情心
纵观文学创作的历史长河，西方从荷马史诗的时代起，东方从先秦时期起，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文学史的版面永远被男性占据，西方直到简·奥斯汀之后才慢慢有了女性作家的身影，东方历史上虽然有蔡文姬、薛涛、李清照等人，但都是零散的，不能成为现象的，直到民国时期，一批女性作家才为人所熟识。还好现在，女性作家已经占据了文学创作的半壁江河，完全撑起了一片天地。男性和女性先天生理不同，必然决定两者的文学创作有着各自的鲜明特色。
这里，我想和大家分享我的一点发现：众所周知，不同作家在创作时对自己笔下的人物角色代入感的强烈程度不同，所持有的同情心不同，而女性作家和男性作家在这方面更有鲜明的对比。下面我将以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和夏洛蒂·勃朗特《简·爱》中的一个细节来具体讨论这个问题。
《简·爱》中里德舅妈这个形象，在刚开始，无疑是引起了读者们的反感，她把简·爱关进红房子里，她告诉别人简·爱喜欢骗人，在书中，里德舅妈确实是一个负面形象。但是，在简·爱声讨舅妈心肠狠毒后，书中写道：“她举起双手，晃着身子，连脸都扭歪了，像是要哭了出来”（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P34），读者从这里完全可以感觉出里德太太的内心并非完全硬得像一块石头，她仍会被一些东西击中，感到不安。包括后来，她在生病卧床知道自己时日不多时，坚持把简·爱叫了回来，在生病糊涂时吐露出讨厌简的原因，最后在弥留之际告诉简·爱关于她叔父的事情。对于里德舅妈的死亡，夏洛蒂·勃朗特通过简·爱这样表达了自己的对于人物的情感：“我怀着忧伤和痛苦的心情凝视着它······为她的悲哀而不是我的损失而感到的剧烈痛苦，以及对这样可怕地死去所感到的一种既难过又流不出眼泪的无比沮丧”（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P255）。
里德舅妈无疑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形象，她的身上展现了人性的缺点，因为自己的丈夫对简·爱母亲和简·爱的偏爱，进而迁怒到简·爱、讨厌简·爱，她即使在临终前也不愿承认自己对简·爱的看法是错的，因为那样会给自己羞辱的感觉。里德太太一生无疑是可悲的，她的一生里没有宽恕和原谅，有的只是偏见，嫉恨，以及因为对儿子过度的溺爱导致后来发生在她身上的悲剧。在夏洛蒂的笔下，从这样一个看似是书中负面形象人物中，我们读到了理解，读到了同情：我们理解她对简·爱嫉恨的情感；我们也能感受到作者为里德舅妈最终没能超脱人性中的缺点，为里德舅妈没能逃脱人性缺点所造成的悲剧、所带来的惩罚而感到悲哀，为死亡本身感到沮丧。夏洛蒂·勃朗特把她对人物的同情心明明白白地表现出来。
而我们来看《基督山伯爵》，在书中，法里亚长老无疑是一个正面形象：他睿智、理性、豁达、崇高、意志坚强；他面对困难乐于去寻找方法，有着丰富的精神世界，即使是自己一个人困在监狱，也能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不会感到空虚；他给了唐戴斯希望，教给唐戴斯知识和技能，为唐戴斯拨开迷雾，揭示真相，他用他的人格魅力感染了唐戴斯。可以说，法里亚长老造就了唐戴斯的新生。
可以想象如果这样一个人物死去，夏洛蒂·勃朗特将会付诸笔端的悲伤。而大仲马对法里亚长老的去世，是这样写的：“心跳停止了，脸变成了死灰色，眼睛仍然睁着，然而眼神完全散了······一阵无法克服的、极度的恐惧攫住了他，他不敢再握住那只悬在床外的手，不敢再把目光停留在那对凝滞、泛白的眼睛上······他坐在床前，感到悲从中来，心中充满苦涩的忧郁。孤零零的一个人！他又变成孤零零的一个人！他重又陷入孤寂之中，重又面对无边的空虚！他是多么的孤独啊，那个把他和人世间维系在一起的唯一朋友，他从此再也见不到他的身影，听不到他的声音了！······“(译林出版社，2013，P189)。这段描写先是客观冷静地描绘了法里亚长老死亡时的神态，接着表现了主人公面对法里亚长老的死亡的反应：先是害怕，继而感到忧郁。主人公为什么忧郁？因为法里亚长老的去世意味着他和人世间的唯一维系没有了，他又重陷入了孤寂。主人公还是为自己而悲伤。
而法里亚长老本身不令人同情吗？他精神崇高，才能出众，意志坚强；他并没有犯什么错，只是因为政见不同，就在离宝藏只有一步之遥的时候被捕入狱，失去自由；他在监狱里不被别人相信，被嘲笑做疯子；他为了获得自由，自己动手挖地道，为此努力了将近十年，一次方案失败，就换另一种方案，却在快要成功的时候，疾病发作死在狱中。他的书稿不能问世，他的才华也不能为世人所识，他的悲惨遭遇没人知道，没有人会记得他。而老人仍心怀感恩，他对唐戴斯说：”上帝把你赐给我是为了抚慰一个不能当父亲的人，也是为了抚慰一个不能获得自由的囚徒。”（译林出版社，2013，P179）。这样一个人物的结局不让人为他感到哀伤痛心吗？可来看大仲马的写作，他基本没为人物本身表达出同情怜悯和痛苦，他客观理性的叙述法里亚长老的遭遇，主人公的忧郁也只是为自己而忧郁。
由《简·爱》和《基督山伯爵》中对的两个配角死亡的描写，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女性作家和男性作家对自己笔下的人物所倾注的同情心不同。夏洛蒂·勃朗特对一个负面人物的死亡表达了悲哀和同情，我们理解里德舅妈作为一个寡妇去抚养自己去世的丈夫偏爱的外甥女内心的不情愿、恼恨。大仲马对一个形象极为高尚的人物的死亡并没有表达对人物本身的同情和哀痛，他的叙述更加客观和冷静，法里亚长老更多只是来完成重塑主人公、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任务。
很明显，女性作家比男性作家对人物倾注了更多的同情心。我觉得，也可以说女性作家比男性作家的角色代入感更强，更具有主观性。女性作家在创作时更容易代入人物，“我就是你”，设身处地去体味人物所经历的，体味人物的所思所感，因而更加理解人物，更加同情人物。而男性作家更客观理性，男性作家像是上帝，他预知了所有人的一举一动，冷静地审视着所有人的行为，因而角色代入感就弱了很多，倾注在角色身上的同情心也少了很多。
比较两部书，会发现女性作家和男性作家的很多不同之处，这无疑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而其它有意思的地方需要我们更加深入去钻研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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