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三国》系列之《“乱天下者，必绍也！”》

    何进要杀宦官，便传檄四方借外兵进京剿灭。陈琳、曹操、何苗均着力反对，认为切不可倒持干戈，授人以柄，按了葫芦起了瓢。欲诛宦官，只需一狱吏足矣。何进不听。曹操只能走人，临了撂下一句著名的话：“乱天下者，必进也。”
    其实，何进虽然是借兵助剿的决策者，要负拍板的责任，但想出这步臭棋的却不是何进自己，而是袁绍。《演义》第二回《张翼德怒鞭督邮，何国舅谋诛宦竖》里，何进入奏何太后请求诛杀宦官，何太后不从。袁绍便献计：“可召四方英雄之士，勒兵来京，尽诛阉竖。此事事急，不容太后不从。”何进一拍脑袋，连连称妙，也不顾同志兄弟的反对，引狼入了室，于是拉开了董卓进京、群雄并起的大变局。
    《演义》的演义并没有歪曲历史，它和《后汉书》里《袁绍传》《何进传》的记录基本一致。反而是曹操那句话，让何进背了个从头到脚的黑锅。有时候，出主意的人比拍板的人更重要，否则也不会有“樊哙当诛”的故事。可能当时曹操不知道出这个馊主意的是谁，否则一定会改口：“乱天下者，必绍也！”
    于涛先生的《三国前传》对袁绍此举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分析：袁绍家族四世三公，属于万姓仰头的清流士大夫阶层，而何进杀猪出身，因外戚身份一跃而为大将军，自然得不到袁绍的正眼。袁绍最大的担心还不是宦官，而是何进这样的土鳖是否靠得住。何进对于清流士大夫本就没有天然的情感联系，万一倒向宦官一方，士大夫集团就要倒了血霉。何进始终是威胁，料何进见我应如是。于是请外兵助剿，既是死马当活马医，也是防止外戚集团倒戈，说不定还可以敲打敲打何进，自己借机扩张一下，搂草打兔子。机关算尽，结果众所周知。虽然宦官和外戚一锅端，但洛阳城生灵涂炭，董太师一手遮天。袁绍跑到关东揭竿起义，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昔日的清流士人投笔从戎，变成了军阀头头。“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曹操诗），成了又一个董卓。
    袁绍的黑历史还不拉倒。据于涛先生分析，其实何进在董卓进京路上想想不对，于是便派一个叫种劭的人劝阻/拦截董卓入京。种劭是董卓的老恩主种嵩的孙子，何进此举是希望董卓能不看僧面看佛面，掉转车头回家算了。不料董卓渑池上书，坚决表示自己勤王讨逆的决心，让朝廷没有理由反对自己进京。于涛先生推测，“为防何进变计，在种劭出京的同时，袁绍也派人密令董卓上书，将国家大义搬出来，化解却兵诏书，这可是一招妙棋。”真是当面是人，背后是鬼！一路哭何如一家哭，袁绍以整个洛阳城的代价，除掉了何进这个潜在的对手。相比于作为宦官养子的曹操，在诛宦问题上却能大义秉公，光明磊落，品格之高下何啻霄壤！
    我们当然不能说袁绍专门利己，毫不利人，毕竟他的出发点不仅是自己，还包括他的四世三公的家族以及整个士大夫阶层。但这恰恰就是东汉末年政治混乱的结构性症结所在：小共同体认同高于国家认同，小共同体利益高于国家利益，于是形成了钱穆先生所说的“两重君主观念”，这已经接近霍布斯所担忧的“双重主权”了：皇帝是一个主权者，小共同体是另一个主权者，皇帝是名义上的主权者，小共同体是实际上的主权者。爱有差等，必由亲始，团团伙伙的利益已优先于皇帝代表的天下国家的利益。正是这种小共同体对大共同体的凌驾和超越，开启后来的军阀之争和再后来的门阀政治。
    也许曹操就是认识到了这一点，也许曹操最后查出了董卓进京的始作俑者乃是袁绍之流，殷鉴不远，才重启了儒法斗争，代表空手套白狼的寒门子弟向根深叶茂的士族大家开战。士族大家的小共同体虽然对于传承贵族气质，维系“风俗之美”具有积极作用，但是风俗不能当饭吃，特别是在血的事实面前，区区美俗实在是不能承受之轻。何况再华美的袍也难免长虱子。比如吕思勉先生就直接指出：“东汉之末。士之矫伪极矣”、“门以内事，世之所重，而其真伪，则非门以外人所得悉也。以是立名，以是造谤，术至工矣。”（《吕思勉读史札记•汉末名士》）宗族门阀的小共同体就是这样一扇“门”，它遮蔽了真伪，扭曲了是非，上则误国，下则欺世。曹操开启寒门政治，重启古今斗争，虽不能说拨乱反正，也算是承弊通变，不啻是匹夫而为天下法的伟大僭主。而袁绍之流，为了团团伙伙机关算尽，也终被浪花淘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