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杂谈-老北京传说故事 第五集 《黄寺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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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德胜门沿德外大街往北走，马路右侧有一条由西向东延伸的宽阔街道，在这条街道的北侧，至今保存着一座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的寺院，这就是为北京人所熟知的黄寺（1979年被列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为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所在地），而这条街道因建有这座寺院也被称之为“黄寺大街”。
这座黄寺修建于1723年（雍正元年），当时称之为西黄寺。因为在西黄寺之东，早在清顺治年间就建有一座藏传佛教寺院，称之为东黄寺，因此清人常常把这两座寺院叫做“双黄寺”。
据清代《日下旧闻考》记载，东黄寺是顺治八年（1651年）在安定门外镶黄旗教场北普静禅林的旧址“奉敕”兴建的。四十多年后，康熙帝曾巡视到这里，见寺院年久失修，“栋宇倾颓”，遂发内帑，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加以重修。据说康熙帝为这座寺庙的正殿题写了“大乘宝殿”的匾额，还为殿内题写了一副对联：“梵香馥郁吉云凝，象教西传净业；宝相庄严华月印，雁堂北护黄圆。”正殿之前有东、西两座碑亭，东面的碑文是顺治八年一位大学士写的；西面的碑文是康熙亲撰的《圣祖皇帝重修东黄寺碑记》，碑的背面还刻有康熙帝的“御制诗”。
东黄寺解放后仍然保留，据说在“十年浩劫”中才被拆毁，所以昔日的“双黄寺”现在只有西黄寺保存下来。
提起东黄寺的修建，人们自然会联想起西藏黄教领袖****五世阿旺·罗桑嘉措来京朝觐的一段史话，因为东黄寺这座喇嘛教寺院，就是顺治帝专门为接待****五世来京朝觐时所准备的“驻锡之所”。
清朝统治者与西藏喇嘛教的联系并非始自顺治年间。早在清朝入关以前，皇太极于1639年（清崇德四年）便派出专使前往西藏“延致高僧”来清朝传播佛教，差不多与清朝派使前往西藏的同时，厄鲁特蒙古和硕特部首领顾实汗与当时西藏黄教领袖****五世、***四世共同商定派出以伊拉古克三为首的代表团前往盛京（今沈阳），与清朝联系。伊拉古克三代表团于1642年（崇德七年）到达盛京，受到清朝的隆重接待，皇太极“亲率王贝勒大臣，出怀远门迎之”。在盛京期间，代表团受到优厚的待遇，皇太极“赐宴于崇政殿，乃命八旗诸王、贝勒各具宴，每五日一宴之，凡八阅月”。皇太极为进一步拉拢在青藏地区具有雄厚实力的顾实汗，并想借助****五世与***四世在蒙藏地区的宗教影响在伊拉古克三代表团返回西藏时，派出了察干格隆等随同赴藏，以加强清朝与西藏地方的联系。 1644年清朝入关定都北京后，这时西藏黄教集团在顾实汗的支持下，击败了反对黄教的各派势力而取得优势。清政府为进一步利用黄
教集团在蒙藏地区的影响，自1644年（顺治元年）至1651年（顺治八年）间，几乎每年都派遣使者前往西藏，召****喇嘛来京朝见。东黄寺正是在1651年（顺治八年）****五世来京前兴建的。
****五世于1652年（顺治九年）初在清朝官员陪同下前来北京，路上经过将近一年的时间，1653年1月14日（顺治九年十二月十五日）到达北京南苑，与正在那里“狩猎”的顺治帝会见。顺治帝在接见时对****五世以殊礼相待，“赐坐，赐宴”。同年2月8日和13日（顺治十年正月十一日、十六日）顺治帝又两次在太和殿设宴款待****五世，并“赐金器、锦缎、鞍马等物”。****五世在京期间，一直居住在早为他建造的东黄寺里。
****五世在东黄寺住了两个多月之后，便以“此地水土不宜，身既病，从人亦病”为由“请告归”。顺治帝同意了他返归西藏的请求，在太和殿设宴给他饯行，并赐以“鞍马、金银、珠玉、缎匹等物”，临行前，郑亲王济尔哈朗、礼部尚书觉罗郎球又在清河设宴为他饯行，然后由和硕承亲王硬塞等官员护送****五世一行启程返藏。
****五世归藏途中暂住代噶地方时，顺治帝派出礼部尚书觉罗郎球、理藩院侍郎席达礼等携带满、蒙、藏、汉四种文字的金册、金印赶到代噶，封****五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赤喇坦****喇嘛”。从此，清朝中央政府正式确认了****喇嘛在蒙藏地区的宗教领袖地位。1653年6月5日（顺治十年五月初十）****五世一行由代噶启程返藏。至此，****五世作为藏传佛教的领袖完成了他对清朝政府朝觐的全部过程。
清政府在册封****五世的同时，还派使臣去西藏，给当时统治西藏的顾实汗送去以汉、满、蒙三种文字写成的金册、金印，册封他“遵行文义敏慧顾实汗”，正式承认他在西藏的实际统治权力。
东黄寺的兴建与****五世来京，对清初早已皈依黄教的蒙、藏民族来说，产生了极大的政治与宗教的吸引力。此后，来京朝觐的蒙族贵族与僧俗群众不断增多，且多居于东黄寺中。正如乾隆帝在后来重修西黄寺碑文中所说：“****喇嘛（指****五世）在国初导诸藩倾心归命，其功最巨。至顺治九年来朝京师，特颁册印，综理黄教，并肇建斯寺（指东黄寺），为驻锡之所。嗣是****喇嘛、***额尔德尼间岁奉贡遣使，而蒙古喀尔喀各部之以番觐至者，靡不知所向方，和南皈仰。”后来随着来京的蒙藏民族人数的增多，在东黄寺之东，又兴建了“蒙古包馆”，供其居住，因而使这里形成了一条“市廛栉比、屋瓦鳞次”的少数民族居住的繁华街道，现在的安定门外“外馆斜街”就是这一街道的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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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德胜门沿德外大街往北走，马路右侧有一条由西向东延伸的宽阔街道，在这条街道的北侧，至今保存着一座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的寺院，这就是为北京人所熟知的黄寺（1979年被列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为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所在地），而这条街道因建有这座寺院也被称之为“黄寺大街”。
这座黄寺修建于1723年（雍正元年），当时称之为西黄寺。因为在西黄寺之东，早在清顺治年间就建有一座藏传佛教寺院，称之为东黄寺，因此清人常常把这两座寺院叫做“双黄寺”。
据清代《日下旧闻考》记载，东黄寺是顺治八年（1651年）在安定门外镶黄旗教场北普静禅林的旧址“奉敕”兴建的。四十多年后，康熙帝曾巡视到这里，见寺院年久失修，“栋宇倾颓”，遂发内帑，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加以重修。据说康熙帝为这座寺庙的正殿题写了“大乘宝殿”的匾额，还为殿内题写了一副对联：“梵香馥郁吉云凝，象教西传净业；宝相庄严华月印，雁堂北护黄圆。”正殿之前有东、西两座碑亭，东面的碑文是顺治八年一位大学士写的；西面的碑文是康熙亲撰的《圣祖皇帝重修东黄寺碑记》，碑的背面还刻有康熙帝的“御制诗”。
东黄寺解放后仍然保留，据说在“十年浩劫”中才被拆毁，所以昔日的“双黄寺”现在只有西黄寺保存下来。
提起东黄寺的修建，人们自然会联想起西藏黄教领袖****五世阿旺·罗桑嘉措来京朝觐的一段史话，因为东黄寺这座喇嘛教寺院，就是顺治帝专门为接待****五世来京朝觐时所准备的“驻锡之所”。
清朝统治者与西藏喇嘛教的联系并非始自顺治年间。早在清朝入关以前，皇太极于1639年（清崇德四年）便派出专使前往西藏“延致高僧”来清朝传播佛教，差不多与清朝派使前往西藏的同时，厄鲁特蒙古和硕特部首领顾实汗与当时西藏黄教领袖****五世、***四世共同商定派出以伊拉古克三为首的代表团前往盛京（今沈阳），与清朝联系。伊拉古克三代表团于1642年（崇德七年）到达盛京，受到清朝的隆重接待，皇太极“亲率王贝勒大臣，出怀远门迎之”。在盛京期间，代表团受到优厚的待遇，皇太极“赐宴于崇政殿，乃命八旗诸王、贝勒各具宴，每五日一宴之，凡八阅月”。皇太极为进一步拉拢在青藏地区具有雄厚实力的顾实汗，并想借助****五世与***四世在蒙藏地区的宗教影响在伊拉古克三代表团返回西藏时，派出了察干格隆等随同赴藏，以加强清朝与西藏地方的联系。 1644年清朝入关定都北京后，这时西藏黄教集团在顾实汗的支持下，击败了反对黄教的各派势力而取得优势。清政府为进一步利用黄
教集团在蒙藏地区的影响，自1644年（顺治元年）至1651年（顺治八年）间，几乎每年都派遣使者前往西藏，召****喇嘛来京朝见。东黄寺正是在1651年（顺治八年）****五世来京前兴建的。
****五世于1652年（顺治九年）初在清朝官员陪同下前来北京，路上经过将近一年的时间，1653年1月14日（顺治九年十二月十五日）到达北京南苑，与正在那里“狩猎”的顺治帝会见。顺治帝在接见时对****五世以殊礼相待，“赐坐，赐宴”。同年2月8日和13日（顺治十年正月十一日、十六日）顺治帝又两次在太和殿设宴款待****五世，并“赐金器、锦缎、鞍马等物”。****五世在京期间，一直居住在早为他建造的东黄寺里。
****五世在东黄寺住了两个多月之后，便以“此地水土不宜，身既病，从人亦病”为由“请告归”。顺治帝同意了他返归西藏的请求，在太和殿设宴给他饯行，并赐以“鞍马、金银、珠玉、缎匹等物”，临行前，郑亲王济尔哈朗、礼部尚书觉罗郎球又在清河设宴为他饯行，然后由和硕承亲王硬塞等官员护送****五世一行启程返藏。
****五世归藏途中暂住代噶地方时，顺治帝派出礼部尚书觉罗郎球、理藩院侍郎席达礼等携带满、蒙、藏、汉四种文字的金册、金印赶到代噶，封****五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赤喇坦****喇嘛”。从此，清朝中央政府正式确认了****喇嘛在蒙藏地区的宗教领袖地位。1653年6月5日（顺治十年五月初十）****五世一行由代噶启程返藏。至此，****五世作为藏传佛教的领袖完成了他对清朝政府朝觐的全部过程。
清政府在册封****五世的同时，还派使臣去西藏，给当时统治西藏的顾实汗送去以汉、满、蒙三种文字写成的金册、金印，册封他“遵行文义敏慧顾实汗”，正式承认他在西藏的实际统治权力。
东黄寺的兴建与****五世来京，对清初早已皈依黄教的蒙、藏民族来说，产生了极大的政治与宗教的吸引力。此后，来京朝觐的蒙族贵族与僧俗群众不断增多，且多居于东黄寺中。正如乾隆帝在后来重修西黄寺碑文中所说：“****喇嘛（指****五世）在国初导诸藩倾心归命，其功最巨。至顺治九年来朝京师，特颁册印，综理黄教，并肇建斯寺（指东黄寺），为驻锡之所。嗣是****喇嘛、***额尔德尼间岁奉贡遣使，而蒙古喀尔喀各部之以番觐至者，靡不知所向方，和南皈仰。”后来随着来京的蒙藏民族人数的增多，在东黄寺之东，又兴建了“蒙古包馆”，供其居住，因而使这里形成了一条“市廛栉比、屋瓦鳞次”的少数民族居住的繁华街道，现在的安定门外“外馆斜街”就是这一街道的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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