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蒙德·卡佛：艰难时世中的观察者与表达者

　苏童(作家)：卡佛留下的是文字锻造的一把匕首
　　美国作家中我个人最倾心的是雷蒙德·卡佛，为此，评论家李陀还曾跟我急，他说，你的短篇不比他差啊。为什么崇拜他？其实我不是崇拜，而是从中发现了一种自由精神。它吸引我，是因为他在我所有阅读范畴中，带给我一种崭新目光，一个新的切入点。所有雷蒙德·卡佛的小说，你都觉得在记流水账。照理，记流水账，水是往低处流的，但他这样的小说笔法，水是往高处流。我觉得它非常好地解决了我在小说创作中的问题，如何把日常生活与我们所探讨的关于人的处境问题、人与人、人与世界不可调和的关系处理好。流水账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这是我从他的小说中得到的启发。因为他切入得很成功。对于我，这等于打开一个新窗口。一开始我说很喜欢他时，还是犹豫的。是不是显得……后来我发现，有好多外国作家也喜欢他。喜欢的力量是无穷的。我英语不好，但因为太喜欢雷蒙德·卡佛了，所以就找过他的原作小说来读，那才叫死磕。最初我是从《外国文艺》刊物上发现他的《大教堂》、《马辔头》。我以为他是个冷门作家，结果有一次在意大利，翻译我《妻妾成群》的译者，他家书架上就有《雷蒙德·卡佛小说全集》(英文版)，他看我喜欢，就送给了我。而我真就啃了原作。雷蒙德·卡佛是喝酒喝死的，我对这种喝酒喝死的人，天生有一种爱。
　　卡佛小说里的一切尖锐得令人生畏，如果说他“杀人不见血”有点夸大他对读者的精神压迫的话，说他拿着刮胡子刀片专挑人们的痛处可能比较被人赞同。有批评家论及卡佛的世界观，说是黑色的。怎么会呢？那是把追求简单叙述的卡佛一起简单化了，我反而觉得卡佛是个很复杂的作家，只有复杂的作家会对语言有超常的狠心肠，杀的杀，剐的剐，留下的反而是文字锻造的一把匕首。
李敬泽(文学评论家)：卡佛重塑了中国作家的价值观
　　卡佛到底对中国作家有什么影响？第一个或者是首要的影响，可能是影响了他们的文学价值观。关于文学、小说的写作，什么值得我们作家提笔观察或者是表达，过去的中国作家受一种潜在的价值观影响，通常认为是要有希望的，要在他的生活和命运中表达了充分意义的，即使是个倒霉蛋，最后也一定表达了一种希望的姿态，总而言之一定是要有充分意义的东西才值得写。
　　但是到了卡佛这里，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种写作的可能性，或者是看世界的可能性。有些东西实际上是过去我们没有看到的，有些东西过去被我们原来的价值观屏蔽掉了。而他提出的是，没希望的人生是不是就不值得写？卡佛笔下都是些倒霉的人、失意的人、潦倒的人、不成功的人或者是软弱的人，醉酒者，通过这些，卡佛为中国作家打开了眼前一座屏障，让我们看到了生活、看到了人，或者说我们看到了生活或者人另外一种希望。在这个意义来说，卡佛对中国文学的气质，或者是看人、看物的广度上特别的重要。特别对中国上世纪90年代的一些年轻的作家都有影响，像韩东、苏童、李洱。
　　有意思的是卡佛在美国也不被右翼、保守派喜欢，美国的右翼跟我们中国一些人的逻辑是一样的：难道我们美国人是这样的，我们美国人天天过着快乐幸福的生活，大家都很昂扬向上，怎么像你卡佛写的这样的。但是正如卡佛所做的那样，也正如我们很多中国作家在卡佛的潜在影响下，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期和中期做的那样，他让我们看到在我们给定的意义之下，真实的人生，真实的人的痛苦、人的绝望、人的那些在微笑尺度上的挣扎。说到卡佛的极简主义，很容易被理解为一个修辞手段的问题，事实上，卡佛说到的简化，绝不仅仅是一个修辞上的简化。而是一种世界观，是一个表达对他自身和他所写那个世界的一些根本看法。意思是说，在人的生命中，在真实的生活处境中，是存在着巨大的沉默的。一种无法用言语表达的伤痛，只好放到沉默里。
肖复兴(作家)：卡佛的小说为心想事不成的人而写
　　我是通过苏童的文章了解卡佛的。那一年暑假肖铁(即本书译者)回来探亲，带来卡佛的几本书，一个是《大教堂》，一个是《请你安静些好吗》。像我这样的英语水平借助字典完全可以看懂，我印象当中他写的东西跟我们的不一样，表现方法不一样。
　　从小说而言，卡佛的小说很大程度上是为心想事不成写的，哪怕现在事业成功了，内心也一定有这样的成分躁动。读卡佛的时候我想到另外一个美国的小说家库佛，应该说库佛是卡佛的前辈。他们的小说有很多相似的东西，但是也有很大的不同。库佛小说可能更多是写那些美国的知识分子、中产阶级，也写下层人士。比如说他的一篇小说《重逢》，而卡佛有一个《软座包厢》，写的是父子。而前者也是把这一对父子矛盾放在火车站重逢，只是重逢结果不一样。后来我想他们的差异在哪里，并不在于他们写的对象不一样，也不在于他们的手法不一样。而在于一个作家艺术的积累和生活积累的背后，内心潜伏的对文学的认知、立场、情感以及最终抵达的地方差异很大。
　　我还想补充一句话。其实卡佛的诗特别好，我不懂诗也不看诗，但是看了他的诗后很被触动。他的诗不像诗，就是大白话，但是可以打动你。所以从本质而言，我觉得卡佛是一个诗人，否则不会这样对待生活。他的生活不如意，说老实话比我们的打工者混得还惨。但是他有这样文学的追求，这种反差我找不到一个确切的答案。
　小二：
　　空缺比满更有诱惑力
　　知道卡佛是从一本苏童编的《一生的文学珍藏：影响我的20篇小说》开始的。当时读了这本书后，其他的都没什么印象了，只对里面主万先生翻译的《马辔头》念念不忘。我就觉得这小说写得真好，又说不出哪里好。后来我跑到图书馆把卡佛的书都借了出来，越看越觉得好。翻译卡佛小说时，我尽量不把隐藏的意思翻出来，因为这样就剥夺了别人意会后能会心一笑的机会。为什么大家会喜欢卡佛？我总觉得喜欢卡佛的读者很聪明，这有点像智力游戏，他没写出来的东西，大家要去猜谜，然后才会有会心一笑的愉悦，领会作者的意思。往往空缺比满更有诱惑力，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去补充，读者也有了更大的空间。
　　苗炜：
　　翻译是向自己喜欢的作家致敬
　　2007年底2008年初时，杂志要做一个选题《互联网上的翻译家》，当时网上有很多人不计报酬地翻译各种东西，比如字幕组什么的。这时我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小组，有人在翻译小说，比如小二翻译卡佛，是一个专门的小组，后来到上海来采访他，做了个专题。现在可以通过互联网轻松地学到很多东西。这个东西出来后，就有人来找小二翻译东西。现在自发翻译的越来越多了，质量有高有低。不论翻译质量，但是这个风气挺好。以前有人说翻译是向自己喜欢的作家致敬，我觉得有了互联网，有了各种渠道看到好的翻译小说，也有了各种各样致敬的方式。
　　王安忆：
　　从写作者的角度看待卡佛
　　卡佛粗看没有看出好处。他太微妙。为什么在美国那么红？这可能和美国民族性格中的简单有关。给他一点点微妙的诱惑，就会很兴奋地被接受，激起很多的诠释。我很早就有卡佛的一本书，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可惜当时没看。错过卡佛。那时看的话，会有和今天不一样的体会。那时的中国文学都是实打实的，这时出来一点微妙的东西，会很有诱惑力。错过了这样的时机，到今天满街都是微妙的东西，说话有头无尾，充满暗示，这个时候看卡佛就很不过瘾，他作品也偏少了。我还是更喜欢塞林格的短篇。《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这篇小说有意思，两对夫妻，主要是梅尔和特芮，其实这两个人爱情观不一样，都是倾向于第一次的爱情。一种爱情是强烈的接触，是死缠烂打，另一种爱情是知道你在那里就可以的。
　　孙甘露：
　　卡佛的瞬间
　　我大概十几年前就开始断断续续地看卡佛的小说，通常人们谈小说喜欢从技术层面上说，这个作家当然是技术非常好的作家。人们描述卡佛时，总是说他有特别的方式，把东西隐藏在文字之后，这个是不错的，但是，其实一个作家写作时，最初冲动的部分不是这个，让他持续写作的冲动，其实是他对世界感知的方式，每个人捕捉到的层面是不一样的。卡佛的小说，如果换普鲁斯特来写，可以完全是另外一种写法。《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中的两对夫妻，他们聊天说的话，主题很简单，就是那两口子，梅尔和特芮，特芮前男友很爱她，但是梅尔就是不承认。言不及义，环顾左右，所有这些瞬间都是有这样的作用，有意味的。
　　小宝：
　　诗意传达平静的绝望
　　我读卡佛时间比较长了，十多年前开始的。卡佛是个很难翻译的作家，文字看上去简单，但是非常漂亮。我对比了《平静》那篇的原文，觉得小二的翻译在中国已经不可能再超越了。卡佛的气氛和现在完全不一样，很底层的那些生活，学卡佛的东西最好要拥有卡佛的生活经验。小二的帖子里有一句说“卡佛过早地进入了成年人的世界”，在那里，死亡和失败是非常普遍的东西。现在描写他有两种主义，一个是“极简主义”，一个“肮脏现实主义”，他写东西其实非常脏，非常残酷。他写的各种各样场景，就像在酒馆里工人的对话，有一句没一句，你还要去猜想没有说出来的内容，这些谈话场景写得特别准，写的是平静的绝望，保持了一种诗意的叙述，难以传达，他的句式也是充满诗意。
　　毛尖：
　　卡佛重新擦亮了我们的浪漫想象
　　在大学时代选修了美国短篇小说，那时开始读卡佛，年轻时很多生活还没经历过，里面的东西不能完全体会，读来觉得很荒凉，小说的气氛，破碎的婚姻，婚外恋，似乎都是爱情的反科幻。但是当时看卡佛的语言简单，词汇量没有超出我们的范围，觉得卡佛也是挺好学的，过后也没有什么特别深刻的印象，只是后来自己写文章时常会套用卡佛的句式。二十年后重读卡佛，感受完全不一样。当时书里留下的荒凉，苍凉，千疮百孔的生活，现在已经被超越了，我们的生活已经赶到前面去了，更苍凉，更荒凉，更破碎，当年的爱情反科幻都变成了爱情故事，所有他的句式，句子结构很温暖。我觉得现在到了一个悖论的时候。在当年自己感情处于相对温暖期时，不一定能理解卡佛，到了2010年，我们显得更为不安全了，读到一个本意破碎荒凉的东西，却感觉到了温暖，不知是个人的还是时代性的东西。
　　张新颖：
　　卡佛把东西都压了下去
　　在不同的文学传统里，卡佛有不同的影响和作用。放到我们自己的文学传统中，我觉得卡佛很有意义。中国文学有一个伟大的抒情的传统，但往往会有个危险，就是把握不好会滥情。我们也有底层文学，但是动不动会“涕泗横流”。在感伤主义和滥情的抒情文学对比下，卡佛“把东西都压下去”的写法对我们有一种对比的作用。卡佛的这种方式，如果拿普鲁斯特做比较，面对普鲁斯特的东西，我们会说，天哪，他怎么把那么微妙的东西写出来了。而卡佛是另外一个极端，他是不说出来的，他是提示给我们的，暗示。我们会说，天哪，他怎么给了我们这些东西，但是他给我们的东西是那种非常激动的，隐隐的，难以表达的。
　　黄昱宁：
　　卡佛的极简是本意还是偶然？
　　我们今天谈论卡佛，应该看到卡佛的创作背景和他曾经的挣扎。卡佛的极简可能是偶然的东西。在《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时期，编辑Lish和卡佛曾经有很多的分歧。可以说，这本书是Lish和卡佛共同呈现的。我们看到的极简，是卡佛的本来意愿，还是编辑的商业考虑或者文体自觉？卡佛的文学意义在于他是个文体家，村上定义他在考得威尔和斯坦贝克之间，这也是个宽泛的概念。同时对照《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和《大教堂》，发现几乎出自两个不同的作家之手，前者中的《生日男孩》被续写成《大教堂》中的《好事一小件》，曾经的一组组矛盾都和解了，变得过于温暖了。
-极简主义：
　　最早来自评论家赫金格对卡佛作品的定义，“表面的平静，主题的普通，僵硬的叙述者和面无表情的叙事，故事的无足轻重以及想不清楚的人物。” 小说家杰弗里·伍尔夫更干脆地把卡佛及他的追随者命名为“减法者”。而颇具号召力的“加法者”约翰·巴斯，则以一种喜恨交加的语态，为“极简主义”文学做出了最令人信服的定义：“极简主义美学的枢纽准则是：艺术手段的极端简约可以增强作品的艺术效果——即回到了罗伯特·勃朗宁的名言‘少就是多’──即使这种节俭吝啬会威胁到其他的文艺价值，比如说完整性，或陈述的丰富性和精确性。”
　　-穷困：
　　写作从来就没有带给他生活中的改变，这是卡佛成名后接受访谈时常常提到的。他多次宣告经济破产，曾经靠失业救济金活了一年。
　　-酒：
　　父亲是酒鬼，卡佛也一喝就是十几年。但是，一直把戒酒看做自己最大成就的卡佛，最后却是死于吸烟。
　　-职业：
　　卡佛高中毕业后辍学，当过锯木厂工人、清洁工、在医院当过守门人兼擦地板，在好莱坞卖过电影票。
　　-《大教堂》：
　　卡佛公认的成熟之作，曾被选入《1982年美国最佳短篇小说选》。
　　-作品改编：
　　《大教堂》小说集中的《好事一小件》与《维他命》曾一起被改编进了美国导演奥特曼的电影《浮世男女》(又名《银色性男女》。《羽毛》也被改编成电影。
　　-卡佛粉丝集散地：
　　博客“寻找雷蒙德·卡佛”carver.blogbus.com/
　　豆瓣网“卡佛小组”
　　卡佛自话
　　-在这个国家里，选择当一个短篇小说家或一个诗人，基本就等于让自己生活在阴影里，不会有人注意。
　　-亨利·米勒四十多岁写《北回归线》的时候，曾经谈到，他要在一个借来的房间里写作，随时他都可能不得不停下手中的笔，因为他坐着的椅子可能要被别人拿走。直到最近为止，这种事态一直是我生活的常态。从我有记忆开始，从我还是个十几岁的小孩开始，我就要无时无刻不担心自己身下的椅子随时都会被人移走。
　　-在《新规范》上有人写过一篇很长的文章骂我，说我描绘的美国不是个快乐的美国，说我写的人物不是真实的美国人，说真正的美国人更高兴些，并能在生命中得到更多的满足，说我只是集中展现事物的阴暗面。他们说我对于劳动人民一无所知，说可能我这辈子根本就没有干过任何蓝领工作。这样说，很搞笑。
　　-在任何情况下，我都无法设想自己，以一种嘲讽贬低的姿态对待普通日常生活的题材，或所谓的“俗事儿”。我认为在我们过的生活和我们写的生活之间，不应该有任何栅栏。对于那些不好意思写剃头、拖鞋、烟灰缸、玉米粥这类事物的人，我替他们感到羞耻。
　　-在我的小说中，人物之间往往没什么爱情或是别的某种联系。不过，《大教堂》是个例外。
　　写那篇小说的时候，我知道它与我以前写的任何一篇都不同。这可能也反映了我自己生活的变化。写《大教堂》的时候，我在一种冲动中感到：“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写作，就是这些。”写那篇故事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展开自我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