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与马共天下
颜之推的《家训·涉务》中写道“梁世士大夫，皆尚褒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侍，郊郭之内，无乘马者。周弘正为宣城王所爱，给一果下马，常服御之，举朝以为放达。……建康令 王复 性既儒雅，未尝乘骑，见马嘶喷陆梁，莫不震慑，乃谓人曰：正是虎，何故名为马乎？”又说“侯景之乱”时，士人肉柔骨脆，体瘦气弱，不堪步行，不耐寒暑，死亡无数。他们因为得不到食物，个个饿得鸠形鹄面，虽身著绮罗，怀抱金玉，却只能伏在床边等死。颜之推口中的“士人”、“建康令王复”大抵所指的是活跃在东晋至隋朝期间的那些门阀士族子弟们。孟子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应该说任何事物的盛衰转换都是必然的，也是正常的，但这不等于说这种转换就不会在我们心中留下什么。 唐代诗人刘禹锡曾有诗云：“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写的就是门阀士族的盛衰浮沉带给后人的无限感慨和伤感。而诗中所说的“王谢”，指的是士族中最有代表性的两家：琅邪王氏和陈郡谢氏。
公元307年（永嘉元年），西晋眼看着大厦将倾，王敦与王导力劝琅邪王司马睿渡江南下，实际控制住杨州以图后谋。想那司马睿刚下江南时，因为本身并非纯正皇室血统，又是传说中的“乱世空降兵”，哪有什么东西可以拿来服众，唯有依靠那些南下士族的力量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而南下士族们的身份也很尴尬，所谓“强龙不压地头蛇”，要想保护住自身的利益，就必须有名义与法理上的依仗，所以说司马睿与南下士族们是唇齿相依一拍即合。在南下士族中，琅邪王氏不但有谋划、拥护之功，王导在建立江南和谐新社会的过程中还居功至伟，成了所有人的主心骨。在利益分配上，他尽量把南下士族安排在江南土著士族稀少的地方，但多给予当官掌权上的好处。在与土著士族的交往上，他俯身曲就刻意讨好，甚至还学会了“吴语”。王导的这些手段，后来在老蒋跑路到台湾时也曾使用，效果那是岗岗滴。应该说如果没有王导，江南地区难保不起火拼。因为这种种原因，当公元318年东晋建国晋元帝司马睿登基时，司马睿硬拉着王导同坐龙床，史称“王与马，共天下”
这个“共天下”表面看的是“王和马”同坐，本质是皇帝与门阀士族共分天下的一种承诺，但这却是违反权力争夺的基本规律的。权力斗争并不是退一步就能海阔天空的事，双方都形如斗狗，不死不会松口。晋元帝拉着王导上龙床的种种妥协无非是权益之计，当他坐稳龙床后，他便开始大量提拔寒门文士，稀释王导的权力，疏远王导。王导是个出色的政治家，知道这里面的逻辑，但他不能象刘伯承一样功成身退，如果他退，天下当不知有几人称王几人称帝。事实上刘伯承又哪里身退的了，彭德怀后来得势时不是将他拖出来恶斗吗？这，就叫江湖。王导被冷落，士族们皆愤愤不平。当时士族们的政治地位已经得到皇权的确认，不但一二三等的划好级别，而且被（）定家谱，士庶之间不但不能婚，连坐都不能坐在一起，而有敢偷入家谱者，罪可至杀头。王导是士族的标竿，王导被冷落，士族的未来可想而知。于是公元322年，王导的族兄、手握重兵的王敦以为王导申冤为借口，在武昌兴兵造反。你说这不是扯蛋吗，人家皇上总不能把王导当爹那样供着吧，说来说去也不过是疏远，并没有翻脸啥的，何冤之有？这里面的原因其实是王敦一直想篡夺皇位。从这我们也多少能体会到晋元帝收权的行为实属无奈。
话说王敦起兵造反，竟然两下就将元帝打爆，攻入建康。后面的事史书没怎么记载，估计是王敦想称帝，王导和士族、朝官们不同意，推王导称帝，王导又不乐意。魏晋玄学认为“圣人体无”“圣人法天”，圣人应该以自然为体，与道同极，以清净无为为治国之本。放下思想潮流客观来看，身临乱世，风波诡异，多少英雄豪杰被浪花淘尽，谁又敢说自己不是为他人作嫁衣！所以不若无为，静待天演，王导晚年时曾说“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此愦愦”，即是此理。所以甭管王敦还是自己当皇帝，王导都是不同意的。王敦无计可施，于是留下“隔壁老王到此一游”墨宝，搬师回了武昌。这边晋元帝束手无策，又气又急又臊以至急火攻心，第二年“嘎崩”一声憋死了，晋明帝即位。王敦本想借机又兴篡夺，可不想身染重病而死，于是好戏散了场。晋明帝即位后，不敢造次，仍用王导辅政。虽是这样，但王氏家族还是大伤了元气，只不过皇权与士族权力倒是进入了一种平衡状态。
陈郡谢氏的发家史与历史知名度都比王氏叫的响些，谢家爆红点是淝水之战，知名度是因为这个家族出了一堆流芳百世的文人骚客。公元383年，前秦皇帝苻坚亲率步兵六十万、骑兵二十七万来犯东晋。东晋举国吓尿。当是时，谢安担起征讨大都督一职，命谢石为元帅，谢玄为先锋，谢琰为辅国将军，率区区八万人列于淝水之滨，与苻坚酣战一场，直杀的苻坚大败而回，前秦崩溃，挽东晋与既倒，保江南于安宁。战后，以上四人全部封公，一门四公，声名大噪，钟鸣鼎食，荣华逼人。但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仅过十二年（公元400年），谢琰在平定海匪孙恩时，自视过高轻敌冒进以至兵败身死，同时遇难的还有他的两个儿子。在孙恩之乱的两年中，谢家竟有六人被杀，元气大伤，北府兵权也竟入刘牢之和“刘宋”的开国之君宋武帝刘裕之手。
“刘宋”开国后，门阀士族的地位出现明显下降。诚然，宋武帝也需要士族势力的拥护，也需要士族精英们为他的行政出谋划策，但他毕竟是一刀一枪杀出的江山的人，所以敢对异己者痛下杀手。刘宋开国后，士族子弟被杀的事明显大增，光谢家被杀的不下十人。其中最著名的是谢混、谢晦和谢灵运。
谢混是典型的高富帅，并且才华很高，有“江左第一”的美誉，他之所以被杀是因为打心眼里看不起宋武帝这只土鳖，明知刘裕占了上风，还去支持他的对手刘毅，就因为刘毅有文采，把名士们看高一眼。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些士族子弟对自己的出身特别的看重，究其原因比较复杂，有人类划分组织等级的本能需要，有士族们因为世代的集垒占据了文化的顶峰，有祖祖辈辈的荣光等原因在里面，最重要的应该是这些士族子弟们可以仅凭出身“平流进取，坐至公卿”。所以很多的士族子弟连皇亲国戚都不放在眼中，以至被杀。
与谢混的不识时务相反，他侄子谢晦是个很知抬举的人，刘裕给他官作、赏识他，他便表现的忠心耿耿。一次刘裕统兵平叛，将士畏怯不敢向前，刘裕大怒，欲亲自上阵，“晦前抱持高祖，高祖曰'我斩卿！'晦曰'天下可无晦，不可无公，晦死何有！'”战后，谢晦官拜中外大都督，特许佩剑上殿，入朝不趋，赞名不拜。谢晦不仅仅是个识抬举的人，他的文化与行政才能都十分优秀，是宋武帝治理朝政的重要帮助之一。古话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加上谢晦的士族名士身份，所以宋武帝暗地里是提防着他的。宋武帝在快死时，嘱咐太子说“……谢晦数从征伐，颇识机变，若有同异，必此人也。”事实证明，宋武帝至少看谢晦是看准了。武帝死后不久，谢晦就卷入了废杀少帝、改立文帝的政治风波中。后，文帝尽杀震主之臣，谢晦无奈造反，兵败被擒，被押回建康同几个子侄就戮街衢。行刑之日，万人空巷水泄不通。被杀的谢世基临刑前赋诗一首：伟哉横海鱗，壮矣垂天翼。一旦失风水，翻为蝼蚁食。诗中典故出之庄子《逍遥游》，又将宋文帝比作蝼蚁，真可谓士族的挽歌，读来让人感慨万千。
同谢混、谢晦深深卷入政治风波不同，谢灵运主要是死在自己的文人气质上。谢灵运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崇高的地位，开创了山水诗。但同时，他身上的文人臭毛病很多，比如眼高手低、恃才傲物、放浪任性等。他一生都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他一生都不得志。俗话说“命苦不能怨政府”，谢灵运的生命中不是没有过机会的，宋文帝坐稳江山后召他入京，见面后问他：这来京的一路上，写了什么好诗没有？谢灵运说：有《庐陵王墓下》一篇。这个庐陵王是文帝的二哥，被废少帝的二弟，本来皇位是应该轮给他的，所以这里面的关系就很微妙了。庐陵王虽对谢灵运有知遇之恩，但谢灵运在应召入朝的第一面跟皇帝提这事，只能说谢灵运人际情商太低。政治上不得意，谢灵运就肆意妄为起来，嘴也愈加的臭了。会稽太守孟觊出身寒门，事佛精恳，谢灵运看不起他，大嘴一咧说“得道应需慧业，丈人升天在灵运前，成佛必在灵运后。”你说这不是有病吗，人家升天成佛关你鸟事？于是激怒了孟觊，后来告他谋反。幸好文帝明白事理，将他外放临川内史。说是外放，我感觉有保护和提醒他的意思。但谢灵运并未吃一堑长一智，临川任上愈发放浪，第二年即得罪有司，无奈之下以卵击石兴兵造反，很快兵败被擒。文帝爱才心切，打算免了官就拉倒，可惜彭城王王义康坚持处斩，于是……
这个彭城王后来因为权倾朝野，为文帝所疑，造反失败被杀。他死不要紧，关键搭上了写了《后汉书》的范晔。范晔临死前赋诗一首云：祸福本无兆，性命归无极。必至定前期，谁能延一息。诗中体现出的消极悲观情绪在谢灵运的一些诗作中也有体现，如“……送心正觉前，斯痛久已忍。唯愿乘来生，怨亲同心联。”从这些我们可以看出自魏晋开始的“玄言诗”，已从开始的洒脱走到了昏暗。谢灵运的诗重视描绘，诗句经过精心锤炼，大量采用骈偶对句，对后世文学诗歌发展有很大的影响，有“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野旷沙岸静，天高秋月明”等名句。
可以肯定的说大量的被杀和流血，对门阀士族的精神气质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南朝时期越往后士族子弟们越表现出尸餐素位来。谢晦、谢灵运之后，能在政坛上文坛上留下浓重一笔的，还有谢庄和李白诗云“中间小谢又清发”的小谢-----谢朓。谢庄善于与世敷衍，身居高位，众人喧闹，他能始终以笑脸面对。而谢朓虽然诗文写的令李白都击节叫好，但行为处事却很为后人垢病。齐明帝萧鸾篡位夺权后，大肆杀戮皇家宗室与以前的旧臣。谢朓的岳父是齐高帝旧部，深感自身难保，于是想起兵谋反。他儿子派人联络谢朓，不想谢朓不但不敢响应，而且还把来人捉住，向朝廷告反，导致其岳父与妻弟兵败被杀，自己升尚书吏部郎。事情发生后，谢朓的妻子常身藏利刃，欲杀谢朓，使得谢朓终身不敢与她同住。
谢朓出卖岳父后不久，萧鸾病死，萧宝卷即位。萧宝卷荒淫无道，重臣萧遥光权倾朝野想取而代之，也派亲信来联络谢朓。谢朓躲不开这趟混水，但双方都不能得罪，左右为难又不敢告发，于是把此事告诉了萧宝卷的近臣。这事尽显了谢朓的懦弱，如果心狠，审时度势萧遥光势大，当然就去抱萧遥光大腿，可谢朓又放不下齐明帝的知遇之恩，你说你放不下恩情，你不干脆直接告发不就是了，告诉近臣算怎么回事！估计他的大概的想法是人情我也顾上了，密也不是我告的，我双方都不得罪，但政治斗争是残酷的，站队时磨棱两可往往死的更快。那个近臣也不敢告发萧遥光，谢朓的行为还被萧遥光知道了。于是谢朓被下狱害死在狱中，年仅三十六岁。谢朓并不是个有政治抱负的人，他的很多诗是以隐居为主题，他告发岳夫也并非想换高官厚禄，说到底还是想离纷争灾祸远一点，但既想荣华富贵，又想乱世中平安无事，怎么可能？
谢朓的文学史地位很高，他的诗可以说影响了唐诗，留下了“余霞散成绮，澄江净如练”、“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等千古名句。从谢家“乌衣郎”的历史发展脉络来看，门阀士族子弟们是一步步从政治巨人走到了文学巨人。虽然都是巨人，但从世俗习惯来讲，文学巨人的现实意趣是根本没法跟政治巨人比的，李白跑官、柳永哀叹“赢得青楼薄幸名”等事例，无不表达出这一主流价值取向。可政治不是风 月，也不是山水，它是台精英绞肉机，进去的人大多想成为弄潮儿，但绝大多数却成了牺牲品。从谢安到谢晦、谢灵运再到谢朓，我们看见一条比较清晰的士族气质从高蹈潇洒、叱咤风云到依附权力、失意疏狂再到彻底心灰意冷、但求无祸的发展过程。
王氏家庭从发家之始，就以低调为行为准则，进入南朝后，更奉行止步之道，子弟们很多尊崇儒学。于是享当世荣华者颇多，但能立名于后世者稀少。南朝梁末，王褒以才华出名。公元554年，西魏柱国大将军、常山公于谨侵梁时，王褒写投降协议书，落款道“柱国常山公家奴王褒”。王氏又有子弟王克，在梁朝侯景之乱时成为伪臣，王僧辩、陈霸先平叛克复建康时，王克引旧臣出城迎接。王僧辩讥讽王克道“劳事夷 狄之臣！”王克无言以对。王僧辩见王克委琐的样子，不禁仰天长叹道“王氏百世卿族，便是一朝而坠！”其实王僧辩说的太骚气了，什么就一朝而坠，矫情！应该是门阀士族子弟们是一步步走到了委琐，一步步走向了没落的。
公元307年（永嘉元年），西晋眼看着大厦将倾，王敦与王导力劝琅邪王司马睿渡江南下，实际控制住杨州以图后谋。想那司马睿刚下江南时，因为本身并非纯正皇室血统，又是传说中的“乱世空降兵”，哪有什么东西可以拿来服众，唯有依靠那些南下士族的力量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而南下士族们的身份也很尴尬，所谓“强龙不压地头蛇”，要想保护住自身的利益，就必须有名义与法理上的依仗，所以说司马睿与南下士族们是唇齿相依一拍即合。在南下士族中，琅邪王氏不但有谋划、拥护之功，王导在建立江南和谐新社会的过程中还居功至伟，成了所有人的主心骨。在利益分配上，他尽量把南下士族安排在江南土著士族稀少的地方，但多给予当官掌权上的好处。在与土著士族的交往上，他俯身曲就刻意讨好，甚至还学会了“吴语”。王导的这些手段，后来在老蒋跑路到台湾时也曾使用，效果那是岗岗滴。应该说如果没有王导，江南地区难保不起火拼。因为这种种原因，当公元318年东晋建国晋元帝司马睿登基时，司马睿硬拉着王导同坐龙床，史称“王与马，共天下”
这个“共天下”表面看的是“王和马”同坐，本质是皇帝与门阀士族共分天下的一种承诺，但这却是违反权力争夺的基本规律的。权力斗争并不是退一步就能海阔天空的事，双方都形如斗狗，不死不会松口。晋元帝拉着王导上龙床的种种妥协无非是权益之计，当他坐稳龙床后，他便开始大量提拔寒门文士，稀释王导的权力，疏远王导。王导是个出色的政治家，知道这里面的逻辑，但他不能象刘伯承一样功成身退，如果他退，天下当不知有几人称王几人称帝。事实上刘伯承又哪里身退的了，彭德怀后来得势时不是将他拖出来恶斗吗？这，就叫江湖。王导被冷落，士族们皆愤愤不平。当时士族们的政治地位已经得到皇权的确认，不但一二三等的划好级别，而且被（）定家谱，士庶之间不但不能婚，连坐都不能坐在一起，而有敢偷入家谱者，罪可至杀头。王导是士族的标竿，王导被冷落，士族的未来可想而知。于是公元322年，王导的族兄、手握重兵的王敦以为王导申冤为借口，在武昌兴兵造反。你说这不是扯蛋吗，人家皇上总不能把王导当爹那样供着吧，说来说去也不过是疏远，并没有翻脸啥的，何冤之有？这里面的原因其实是王敦一直想篡夺皇位。从这我们也多少能体会到晋元帝收权的行为实属无奈。
话说王敦起兵造反，竟然两下就将元帝打爆，攻入建康。后面的事史书没怎么记载，估计是王敦想称帝，王导和士族、朝官们不同意，推王导称帝，王导又不乐意。魏晋玄学认为“圣人体无”“圣人法天”，圣人应该以自然为体，与道同极，以清净无为为治国之本。放下思想潮流客观来看，身临乱世，风波诡异，多少英雄豪杰被浪花淘尽，谁又敢说自己不是为他人作嫁衣！所以不若无为，静待天演，王导晚年时曾说“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此愦愦”，即是此理。所以甭管王敦还是自己当皇帝，王导都是不同意的。王敦无计可施，于是留下“隔壁老王到此一游”墨宝，搬师回了武昌。这边晋元帝束手无策，又气又急又臊以至急火攻心，第二年“嘎崩”一声憋死了，晋明帝即位。王敦本想借机又兴篡夺，可不想身染重病而死，于是好戏散了场。晋明帝即位后，不敢造次，仍用王导辅政。虽是这样，但王氏家族还是大伤了元气，只不过皇权与士族权力倒是进入了一种平衡状态。
陈郡谢氏的发家史与历史知名度都比王氏叫的响些，谢家爆红点是淝水之战，知名度是因为这个家族出了一堆流芳百世的文人骚客。公元383年，前秦皇帝苻坚亲率步兵六十万、骑兵二十七万来犯东晋。东晋举国吓尿。当是时，谢安担起征讨大都督一职，命谢石为元帅，谢玄为先锋，谢琰为辅国将军，率区区八万人列于淝水之滨，与苻坚酣战一场，直杀的苻坚大败而回，前秦崩溃，挽东晋与既倒，保江南于安宁。战后，以上四人全部封公，一门四公，声名大噪，钟鸣鼎食，荣华逼人。但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仅过十二年（公元400年），谢琰在平定海匪孙恩时，自视过高轻敌冒进以至兵败身死，同时遇难的还有他的两个儿子。在孙恩之乱的两年中，谢家竟有六人被杀，元气大伤，北府兵权也竟入刘牢之和“刘宋”的开国之君宋武帝刘裕之手。
“刘宋”开国后，门阀士族的地位出现明显下降。诚然，宋武帝也需要士族势力的拥护，也需要士族精英们为他的行政出谋划策，但他毕竟是一刀一枪杀出的江山的人，所以敢对异己者痛下杀手。刘宋开国后，士族子弟被杀的事明显大增，光谢家被杀的不下十人。其中最著名的是谢混、谢晦和谢灵运。
谢混是典型的高富帅，并且才华很高，有“江左第一”的美誉，他之所以被杀是因为打心眼里看不起宋武帝这只土鳖，明知刘裕占了上风，还去支持他的对手刘毅，就因为刘毅有文采，把名士们看高一眼。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些士族子弟对自己的出身特别的看重，究其原因比较复杂，有人类划分组织等级的本能需要，有士族们因为世代的集垒占据了文化的顶峰，有祖祖辈辈的荣光等原因在里面，最重要的应该是这些士族子弟们可以仅凭出身“平流进取，坐至公卿”。所以很多的士族子弟连皇亲国戚都不放在眼中，以至被杀。
与谢混的不识时务相反，他侄子谢晦是个很知抬举的人，刘裕给他官作、赏识他，他便表现的忠心耿耿。一次刘裕统兵平叛，将士畏怯不敢向前，刘裕大怒，欲亲自上阵，“晦前抱持高祖，高祖曰'我斩卿！'晦曰'天下可无晦，不可无公，晦死何有！'”战后，谢晦官拜中外大都督，特许佩剑上殿，入朝不趋，赞名不拜。谢晦不仅仅是个识抬举的人，他的文化与行政才能都十分优秀，是宋武帝治理朝政的重要帮助之一。古话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加上谢晦的士族名士身份，所以宋武帝暗地里是提防着他的。宋武帝在快死时，嘱咐太子说“……谢晦数从征伐，颇识机变，若有同异，必此人也。”事实证明，宋武帝至少看谢晦是看准了。武帝死后不久，谢晦就卷入了废杀少帝、改立文帝的政治风波中。后，文帝尽杀震主之臣，谢晦无奈造反，兵败被擒，被押回建康同几个子侄就戮街衢。行刑之日，万人空巷水泄不通。被杀的谢世基临刑前赋诗一首：伟哉横海鱗，壮矣垂天翼。一旦失风水，翻为蝼蚁食。诗中典故出之庄子《逍遥游》，又将宋文帝比作蝼蚁，真可谓士族的挽歌，读来让人感慨万千。
同谢混、谢晦深深卷入政治风波不同，谢灵运主要是死在自己的文人气质上。谢灵运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崇高的地位，开创了山水诗。但同时，他身上的文人臭毛病很多，比如眼高手低、恃才傲物、放浪任性等。他一生都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他一生都不得志。俗话说“命苦不能怨政府”，谢灵运的生命中不是没有过机会的，宋文帝坐稳江山后召他入京，见面后问他：这来京的一路上，写了什么好诗没有？谢灵运说：有《庐陵王墓下》一篇。这个庐陵王是文帝的二哥，被废少帝的二弟，本来皇位是应该轮给他的，所以这里面的关系就很微妙了。庐陵王虽对谢灵运有知遇之恩，但谢灵运在应召入朝的第一面跟皇帝提这事，只能说谢灵运人际情商太低。政治上不得意，谢灵运就肆意妄为起来，嘴也愈加的臭了。会稽太守孟觊出身寒门，事佛精恳，谢灵运看不起他，大嘴一咧说“得道应需慧业，丈人升天在灵运前，成佛必在灵运后。”你说这不是有病吗，人家升天成佛关你鸟事？于是激怒了孟觊，后来告他谋反。幸好文帝明白事理，将他外放临川内史。说是外放，我感觉有保护和提醒他的意思。但谢灵运并未吃一堑长一智，临川任上愈发放浪，第二年即得罪有司，无奈之下以卵击石兴兵造反，很快兵败被擒。文帝爱才心切，打算免了官就拉倒，可惜彭城王王义康坚持处斩，于是……
这个彭城王后来因为权倾朝野，为文帝所疑，造反失败被杀。他死不要紧，关键搭上了写了《后汉书》的范晔。范晔临死前赋诗一首云：祸福本无兆，性命归无极。必至定前期，谁能延一息。诗中体现出的消极悲观情绪在谢灵运的一些诗作中也有体现，如“……送心正觉前，斯痛久已忍。唯愿乘来生，怨亲同心联。”从这些我们可以看出自魏晋开始的“玄言诗”，已从开始的洒脱走到了昏暗。谢灵运的诗重视描绘，诗句经过精心锤炼，大量采用骈偶对句，对后世文学诗歌发展有很大的影响，有“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野旷沙岸静，天高秋月明”等名句。
可以肯定的说大量的被杀和流血，对门阀士族的精神气质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南朝时期越往后士族子弟们越表现出尸餐素位来。谢晦、谢灵运之后，能在政坛上文坛上留下浓重一笔的，还有谢庄和李白诗云“中间小谢又清发”的小谢-----谢朓。谢庄善于与世敷衍，身居高位，众人喧闹，他能始终以笑脸面对。而谢朓虽然诗文写的令李白都击节叫好，但行为处事却很为后人垢病。齐明帝萧鸾篡位夺权后，大肆杀戮皇家宗室与以前的旧臣。谢朓的岳父是齐高帝旧部，深感自身难保，于是想起兵谋反。他儿子派人联络谢朓，不想谢朓不但不敢响应，而且还把来人捉住，向朝廷告反，导致其岳父与妻弟兵败被杀，自己升尚书吏部郎。事情发生后，谢朓的妻子常身藏利刃，欲杀谢朓，使得谢朓终身不敢与她同住。
谢朓出卖岳父后不久，萧鸾病死，萧宝卷即位。萧宝卷荒淫无道，重臣萧遥光权倾朝野想取而代之，也派亲信来联络谢朓。谢朓躲不开这趟混水，但双方都不能得罪，左右为难又不敢告发，于是把此事告诉了萧宝卷的近臣。这事尽显了谢朓的懦弱，如果心狠，审时度势萧遥光势大，当然就去抱萧遥光大腿，可谢朓又放不下齐明帝的知遇之恩，你说你放不下恩情，你不干脆直接告发不就是了，告诉近臣算怎么回事！估计他的大概的想法是人情我也顾上了，密也不是我告的，我双方都不得罪，但政治斗争是残酷的，站队时磨棱两可往往死的更快。那个近臣也不敢告发萧遥光，谢朓的行为还被萧遥光知道了。于是谢朓被下狱害死在狱中，年仅三十六岁。谢朓并不是个有政治抱负的人，他的很多诗是以隐居为主题，他告发岳夫也并非想换高官厚禄，说到底还是想离纷争灾祸远一点，但既想荣华富贵，又想乱世中平安无事，怎么可能？
谢朓的文学史地位很高，他的诗可以说影响了唐诗，留下了“余霞散成绮，澄江净如练”、“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等千古名句。从谢家“乌衣郎”的历史发展脉络来看，门阀士族子弟们是一步步从政治巨人走到了文学巨人。虽然都是巨人，但从世俗习惯来讲，文学巨人的现实意趣是根本没法跟政治巨人比的，李白跑官、柳永哀叹“赢得青楼薄幸名”等事例，无不表达出这一主流价值取向。可政治不是风 月，也不是山水，它是台精英绞肉机，进去的人大多想成为弄潮儿，但绝大多数却成了牺牲品。从谢安到谢晦、谢灵运再到谢朓，我们看见一条比较清晰的士族气质从高蹈潇洒、叱咤风云到依附权力、失意疏狂再到彻底心灰意冷、但求无祸的发展过程。
王氏家庭从发家之始，就以低调为行为准则，进入南朝后，更奉行止步之道，子弟们很多尊崇儒学。于是享当世荣华者颇多，但能立名于后世者稀少。南朝梁末，王褒以才华出名。公元554年，西魏柱国大将军、常山公于谨侵梁时，王褒写投降协议书，落款道“柱国常山公家奴王褒”。王氏又有子弟王克，在梁朝侯景之乱时成为伪臣，王僧辩、陈霸先平叛克复建康时，王克引旧臣出城迎接。王僧辩讥讽王克道“劳事夷 狄之臣！”王克无言以对。王僧辩见王克委琐的样子，不禁仰天长叹道“王氏百世卿族，便是一朝而坠！”其实王僧辩说的太骚气了，什么就一朝而坠，矫情！应该是门阀士族子弟们是一步步走到了委琐，一步步走向了没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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