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爸的文革——初期遭遇

    父亲一生在全国性政治运动中两番遭遇人生低谷，这两番低谷都与“文革”有关。一段发生在文革前期的1966-1969年；另一段发生在1977-1987年，此时虽然全国已经宣布文革结束，但事情的缘起仍然是文革，尤其是在保定这个特殊的地方。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社会动荡时期：在位的大大小小领导作为走资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全部就地趴下，下层的各式各色群众作为造反派则一夜成名；其原动力并非底层“起义”，而是由最高层领导所发动，因此呈现出各“派”上下贯通的格局；然后是各派政治力量之间几轮沉浮反转，社会结构由此上上下下几番大变化，让许多人的人生轨迹都发生了变化。
       从1966年文革开始，到1969年曲阳县两派（注：一派叫“县委满江红”，一派叫“人委红旗”，以下按照当时的叫法，简称人委派、满江红派）联合，期间父亲在这三年群众运动中几番遭遇挫折，经历了身、心两方面的磨难。初期阶段，他是县供销合作社当权的走资派（注：时任县供销合作社主任），1967年初的春节没有回家，大年初一陪县长挨批斗，此后转“斗”于各公社的供销社（注：老爸认为，如果当初没有从县财政局调任供销合作社，就不会有这一段的“被”运动，因为，在县政府大院里，各局局长都可以当造反派）。随后，在人委、满江红两大派的形成和整合期里，他是两派都力主争取的对象，因此过了一段比较自在的日子，直到他公开声称站在人委派一边（注：选择站在哪一边，表面上是路线之争，但从今天的观点看，更多地却是反映了县委与政府两套班子之间的固有矛盾，所谓人委红旗、县委满江红，从两派名称上即可见一斑。父亲一直在政府系统工作，最后选择人委派应该说是正在情理之中）。
       两派斗争在经历了短暂的联合之后又开始升级。受制于上边的形势，到1967年冬天，满江红派占了上风，人委派无法立足，被赶出曲阳，然后在三十八军的背后支持下，逐渐在临近的定县（即现在的定州，当时定县是这一派掌权）集聚，在最高峰时达到6000多人，直至1969年大联合才返回曲阳。在此过程中，父亲被满江红派称为是人委派的“黑高参”，自然无法独善其身。开始他并没有从曲阳出走，但却在1968年初遭遇对方一派的毒打。在县土产公司的仓库里，跪凳子、打杠子、用穿鞋的脚踩光着的脚，血水粘在裤子上，脚肿得几乎穿不进鞋（注：当时动手打人的几个年轻人到1969年大联合之后曾经心怀忐忑，恐怕受到报复。父亲非常明确地告诉他们，不会计较以前的事情，因为，这是运动，不存在个人恩怨）。意识到如此下去会有性命之忧，他打定主意要跑出去。经历了一个戏剧化的出逃过程（注：农历二月初二恰逢庙会，他以买烟为借口出来没有回去，从北岳庙经城西到独孤庄，一口气走到北水窦涧村一位朋友家再也无法行走，后在夜里由其家人护送到我家所在孙家庄的邻村东庄落脚，第二天才告知家里）。之后，他在老家孙家庄藏了小半年（注：在此后的几个月里，先藏在本村亲戚家，后依托老母亲的屋子，藏在当年为抗日挖的暗室里。到后来，村里大部分人实际上都知道他藏在家里，但一来是民风淳朴，二来是他在村里有很好的名声，因此屡遭县里来人调查，都没有暴露），直到夏天又经三次尝试才辗转到达定县与人委派汇齐（注：当时定县与曲阳之间武装对峙，在交界处岗哨林立、盘查甚紧，因此三次尝试都充满危险。在第二次尝试路上，二伯父在黑夜里不慎摔断了腿。最后是在定县“组织”来人帮助下才最终成功到达定县）。
       人委派也是一个群众组织，父亲并不是这个组织的头头，他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确实如另一派所说，相当于幕后的“高参”。当时仍然处于文革的“文攻武卫”阶段，两派之间火药味十足，人委派里面，持强硬立场的一部分人力主武装打回曲阳，而父亲基本属于其中的温和派，曾明确宣布“武斗别找我”，主张通过政治解决方式化解难题。为了避开武斗，他大部分时间呆在保定。事实上，面对当时的情况，很难依靠某个个人来“挽狂澜于既倒”，所以，曲阳问题最终还是在整个运动发展的大背景下，作为保定地区问题的一部分一揽子解决的。结果就是前面所提到的：在宣布两派都是革命组织的前提下，人委派得以体面地返回曲阳，实现了两派大联合，而父亲个人的稳健务实还是使他的声望上升了，在实现大联合之后的工作中发挥了更大作用。伴随人委派实际执掌大权，父亲逐渐成为县革委的核心领导成员，于是成就了前述70年代前后的一段事业高峰。
       但事实上在曲阳以及整个保定地区，两派之间的争斗并没有结束，相反，几年之后，这个问题又以一种更加复杂的形式重新铺陈开来。在这一轮政治风波中，父亲没有像上一次那样直接受到皮肉之苦，但低谷时间持续时间之长，精神上所遭受的折磨却远远超过了上一次。因为，与上一阶段的群众运动不同，此番遭遇很大程度上是在组织的名义下发生的，个人已经很难通过“出逃”、“藏匿”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