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洁
主啊，让我保持纯洁，但不是现在。
——奥古斯丁《忏悔录》
经过地铁站出口的时候，一个面色枯黄满脸愁苦的大妈走过来，说道：
“小姐，你相不错，温柔型的。”
“小姐……”她碰了碰我的胳膊。我没理会她。温柔型。
前年，还是这个地方，我遇到过她。她走过来，也是面色枯黄，乞求似的笑着说：“小姐，你面相真好，小姐。”
那天天热得出奇，四十度，天上漂浮着七彩祥云，大望路的烂尾楼耸立其间，仿佛名胜古迹一般。我戴着一副能盖住半张脸的墨镜坐在路边发呆，她居然说我面相好。
这一次，她居然说我温柔型。
去年，大概距离这个地方五百米的另一个地方，我遇到过一个男人，他穿着一套不合身的黑西装，走过来说：“小姐，2015年有大事要发生，成败在此一举。”
那时距离2015年结束只有三个月了。
我避开他，往前走，没想到他一直跟在后面，大声说：“小姐，成败在此一举，你听我讲讲啊！”他猛然伸手拉我的袖子，我回过头，看到一张冒着油的绝望的中年人的脸，我摆脱了他。
我去地库取了车，按照导航开到美术馆。美术馆的入口是个自动门。我走进去，一个穿着制服的保安一直盯着我，盯得很奇怪。
突然他冲我喊道：“不要踩线！”
我吓了一跳，低头一看，这才发现脚下有道黄黑相间的警戒线，没注意，一只脚已经迈了过去。
我立刻明白了他为什么一直盯着我：他在等我踩那条线，他埋伏着，屏息静气，等待着时机，像等待猎物落网那样等待我的一只脚迈过警戒线，然后就能冲我大喊一声：“不要踩线！”
这是他的工作中惟一能带给他快感的部分？我很不高兴，一直扭头盯着他。他似乎对自己的表现很满意，得意洋洋的，又懒洋洋地百无聊赖地踱着步子。
忽然间他回过头，发现我在看他，立刻不自在起来了。他装作若无其事地绕到一堵墙的后面，探出半个身子看了看我，狠而恐惧的目光。
离开美术馆时我又看到了他，我想问他：你凶我你很有成就感吗？有话能不能好好说？
他也看到我了，不知怎么的就突然做出了一副极其可怜的悲伤的表情。那表情像是在说：“下一顿饭还没有着落。”
嘴边的话被咽了下去，我什么都没说，默默地走出了美术馆。自动门在面前打开，又在背后合上。宝蓝色的地毯上落满灰尘。
两层展厅，全都是油画，其中有两幅打动了我，只有两幅而已。这有点荒唐。
“唯美。啊，确实是唯美的感觉，真的是一种唯美的感觉。……所以你现在用什么洗发水治脱发啊？”
我循着声音走过去，三个女人正在空荡荡的展厅里对着一幅画高谈阔论，其转换话题的速度之快令人咂舌。
她们都老了，眼皮鼓鼓的，眼角满是皱纹，穿着那种貌似很有艺术感的黑乎乎灰蒙蒙的大袍子……
像三个会动的巨型垃圾袋！
绕过她们的时候，我忍不住看了一眼被她们称赞为“唯美”的画：一个花瓶，被无数粗暴的花瓣所掩盖。
这很有点荒唐。
“所谓音乐、文学，都是时间的艺术，绘画、建筑，则是空间的艺术。”某天在哪儿读到这么一句。
一种超乎理性的、瞬间的直观，无需酝酿，无需琢磨，毫无理由地击中你的心脏。为了实现这种瞬间的近乎于天然的直观，画者在漫长的时间中工作着，似乎遥遥无期。
至于“唯美”，真是奇怪，画画并不过时，可“唯美”……却是腐朽到让人起鸡皮疙瘩的审美观！
清洗不锈钢笔筒时，最底下流动着一层粘稠浑浊的暗红色液体，像果酱，又像血浆。
血，这个恶与死的代表，撕裂了母亲的阴道，又在新生儿的肩头淌下来。
精疲力竭地倒在沙发上闭目养神，像回到三十年前，睡在妈妈的子宫里。因为天气渐渐升温的缘故，房间里有了更浓重的松节油气味。
不经意间睁开眼睛，看到不远处的画布，觉得它比买来的时候变大了一些——因为上面产生了新的空间：新的空间就是新的困境。新的困境产生新的出路。
他看我的水彩画。站着，食指弯着搁在下巴上，像在思考什么。
“我最喜欢这幅。”
“为什么？”
“不知道，不知道怎么说，就是感觉吧。”
我笑了笑。
“还有吗？”
“柜子里还有几幅油画。”
“能给我看看吗？”
我踮着脚取出油画递给他。他看了，没说什么，递还给我。
他走到阳台上，说：“这里还有一幅啊。”
那是一幅油画，名叫《镜子》。
“这幅啊，这幅画坏了。”我说。
他最喜欢的那幅画，画着一对乳房和两条穿高跟鞋的腿。不是人体，而是粉红色的、毫无生机的肉，橡皮似的，浸泡在不具名的浅绿色溶液中，摆出像活人的姿势——只是像而已。
我手头正在画的一幅：一个男人的裸体，头部，肩部，背部，臀部，被截断的双臂。丈夫过来看了一眼，说：“这肯定不是我。”
平静的、若无其事的、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的残肢断臂，毫无生机的、粉色防腐的、仿佛什么都没遭遇过的橡皮肉体，精确地暗示着你我存在于世的方式。那和唯美可没有半点关系。离奇残酷世界物语不屑于与唯美为伍。
正如Francis Bacon所说：
“我的童年时代是在爱尔兰革命运动、二战、广岛核爆和希特勒上台中度过的，在我的生活中，每天都要遭遇那些看似稀松平常的暴力。而所有这一切之后，他们却想让我画一束粉色的花……那可不是我想要的。”
嗯，如果哪天，在离奇残酷世界物语中苟活的我们不小心唯美了，那可是奇耻大辱。
唯美不是美，唯美是对现实的无能，是不得不产生一种幻觉以便在面对压迫时不那么痛苦。
杜拉斯在钢琴上奏响了几个音符，转过来，说她从不扔掉任何一朵枯萎的花。我不。每半个月我就买一大束花，鸢尾，玫瑰，千日紫，郁金香，银叶菊……然后我扔掉所有枯萎的花。总有那么几朵花，是你没想到的，活到了最后。
花被用来表达爱，花被评头论足，花无动于衷，对眼前发生的一切无动于衷，它继续开着，直到衰败。
但这不是时间问题，花不被时间决定——既不被时间决定，也不被命运决定，更不被死亡决定。
是美。
美占有了花，然后，美毫不怜惜地抛弃了它。
情人节那天丈夫送了一个永生花盒。据说是日本花材，经过极复杂工艺处理。确实啊，像正在怒放似的，却木乃伊似的躺着。直到现在，花还是刚买回来时的那副模样，怒放着，却木乃伊似的躺在盒子里，看着就让我难受。
是花都会死。究竟是谁想出“永生花”这种馊点子？为了展现人类日臻完美的尸体保存技术？
可是，是人都会死——连人都会死。花还是会死的比较好，人也是。因此在某天读到科技新闻，声称人类永生不再是梦时，只觉得狂妄得可怕，虚妄得可怕。人类！
花真的死了。今晚跑步时，我闻到一股强烈的腐烂的气味，我找了半天，发现那是跑道两侧的花散发出来的气味。并不是恶臭，香还是香的，却是那种令人作呕的糜烂的香气。我难受得想吐，赶紧抄了条近路跑回家。
花正在死亡！春天要结束了！我敏感得令自己害怕。为什么我记得这么清楚，我对爷爷卧室的气息记得一清二楚，那里散发着一模一样的正在迅速衰败的气息，一个月后，他在睡梦中死了。
最后一次我去看他时，他闭着眼，侧卧在床上，像婴儿一样。“他没睡，他没睡”，小姑一边笑着说一边摆弄他的脑袋，“看哦，看哦，你的宝贝孙女来看你了。”他并没有反应，任由她摆弄他的脑袋。脑中一个声音猛然响起：再这样下去他的脑袋可能会掉下来的！我连忙赶在失态之前快步走出了房间。
爷爷死后第二天，我骑车去买油画颜料。林荫道上铺满了巨大的树的影子，我感到一种巨大的平静。死亡是好的，因为灵魂终于从恐惧中解脱，免于恐惧的自由。我的名字是爷爷起的。我的英文名字也是爷爷起的。他教我英文，他写花体字，他写过一首诗。他写的诗摆在他的遗像旁边。在那张近乎黑白的遗照中，他没戴眼镜，衬衫的第一颗纽扣没扣，显得领子有点不对称。他的双眼疑惑而不安地望向镜头，好像在问一个谁也无法解答的问题。
父亲对他的父亲不太满意，我和他的父亲太像了，我们只为自己热爱的事情卖命，我们的人际交往能力几乎为零，也固守着这种无能。我和我的父亲也越来越像，我们都爱酒，酒是我们忠诚的朋友，我们也爱开着电视睡觉，躺在沙发上睡觉从不会有失眠烦恼。
突然我哭了，哭得很凶。两个月后的某天下午，我哭了，我的脸在一瞬间爬满了皱纹，我有三叉神经痛，我的牙齿掉得所剩无几，我尿不出来也听不见声音，我变成了一个老态龙钟的人，却成功地克服了一生中两百次划过脑海的自杀的念头。我明白了爷爷想问什么。活着。他想问的，一定也是我想问的。他到死都没能弄明白的，我也不可能在有生之年找到答案。活着。
“我不打算去死了。”我说。
“哦？真的吗？听起来是一个重大事件哦！”丈夫说。
“是吗？”
“为什么突然就这么想了呢？到底发生了什么？不过我真的好高兴啊！”
丈夫一把抱住我，使劲吻了我两下。可是没有，什么都没发生。例如猫死了，爷爷死了，花死了，这些都不算。又例如遭遇绝望的中年算命人，或是粗鲁的美术馆保安，这些也不算。
还有所有那些不理解我的苦涩却与我亲近的人，不算。
没有结果的爱情，不算。
神像倒塌，也不算。
什么都没发生，或者说该发生的都已发生。必然永存，而未然永不到来。
什么都没发生，该发生的都已发生。我只是在无限的芜杂中看到了一条路，看到存在有个坚硬的内核。那并不是英雄主义式的存在，而是日常，日常的存在。饿了就吃，困了就睡，脏了就洗，看到美，知道那是美，看到丑，知道那是丑，看到装腔作势，就会作呕。幸福时勇敢地承认幸福，也并不装作不知道种种被奴役的和被损害的不幸。努力保持自己作为一个人的直感，保持直觉，热忱并不求回报，这就是那个坚硬的内核。
他睡着了，我醒了，起床去冰箱里拿了一瓶巴黎水喝。窗外是满天繁星。在无数的星星下，我终于对自己说：
“总有一天我会死的，但不是现在，现在我打算活着。”
我走回卧室，他醒了。他说：你干嘛去了？我说：我口渴，喝了点水。我说：现在天上好多星星。他于是也起来了，我们走到露台上站着。因为寒冷，我们紧紧地抱在一起，在璀璨的星空下瑟瑟发抖。我是你的，你也是我的，但这已经不重要。
——奥古斯丁《忏悔录》
经过地铁站出口的时候，一个面色枯黄满脸愁苦的大妈走过来，说道：
“小姐，你相不错，温柔型的。”
“小姐……”她碰了碰我的胳膊。我没理会她。温柔型。
前年，还是这个地方，我遇到过她。她走过来，也是面色枯黄，乞求似的笑着说：“小姐，你面相真好，小姐。”
那天天热得出奇，四十度，天上漂浮着七彩祥云，大望路的烂尾楼耸立其间，仿佛名胜古迹一般。我戴着一副能盖住半张脸的墨镜坐在路边发呆，她居然说我面相好。
这一次，她居然说我温柔型。
去年，大概距离这个地方五百米的另一个地方，我遇到过一个男人，他穿着一套不合身的黑西装，走过来说：“小姐，2015年有大事要发生，成败在此一举。”
那时距离2015年结束只有三个月了。
我避开他，往前走，没想到他一直跟在后面，大声说：“小姐，成败在此一举，你听我讲讲啊！”他猛然伸手拉我的袖子，我回过头，看到一张冒着油的绝望的中年人的脸，我摆脱了他。
我去地库取了车，按照导航开到美术馆。美术馆的入口是个自动门。我走进去，一个穿着制服的保安一直盯着我，盯得很奇怪。
突然他冲我喊道：“不要踩线！”
我吓了一跳，低头一看，这才发现脚下有道黄黑相间的警戒线，没注意，一只脚已经迈了过去。
我立刻明白了他为什么一直盯着我：他在等我踩那条线，他埋伏着，屏息静气，等待着时机，像等待猎物落网那样等待我的一只脚迈过警戒线，然后就能冲我大喊一声：“不要踩线！”
这是他的工作中惟一能带给他快感的部分？我很不高兴，一直扭头盯着他。他似乎对自己的表现很满意，得意洋洋的，又懒洋洋地百无聊赖地踱着步子。
忽然间他回过头，发现我在看他，立刻不自在起来了。他装作若无其事地绕到一堵墙的后面，探出半个身子看了看我，狠而恐惧的目光。
离开美术馆时我又看到了他，我想问他：你凶我你很有成就感吗？有话能不能好好说？
他也看到我了，不知怎么的就突然做出了一副极其可怜的悲伤的表情。那表情像是在说：“下一顿饭还没有着落。”
嘴边的话被咽了下去，我什么都没说，默默地走出了美术馆。自动门在面前打开，又在背后合上。宝蓝色的地毯上落满灰尘。
两层展厅，全都是油画，其中有两幅打动了我，只有两幅而已。这有点荒唐。
“唯美。啊，确实是唯美的感觉，真的是一种唯美的感觉。……所以你现在用什么洗发水治脱发啊？”
我循着声音走过去，三个女人正在空荡荡的展厅里对着一幅画高谈阔论，其转换话题的速度之快令人咂舌。
她们都老了，眼皮鼓鼓的，眼角满是皱纹，穿着那种貌似很有艺术感的黑乎乎灰蒙蒙的大袍子……
像三个会动的巨型垃圾袋！
绕过她们的时候，我忍不住看了一眼被她们称赞为“唯美”的画：一个花瓶，被无数粗暴的花瓣所掩盖。
这很有点荒唐。
“所谓音乐、文学，都是时间的艺术，绘画、建筑，则是空间的艺术。”某天在哪儿读到这么一句。
一种超乎理性的、瞬间的直观，无需酝酿，无需琢磨，毫无理由地击中你的心脏。为了实现这种瞬间的近乎于天然的直观，画者在漫长的时间中工作着，似乎遥遥无期。
至于“唯美”，真是奇怪，画画并不过时，可“唯美”……却是腐朽到让人起鸡皮疙瘩的审美观！
清洗不锈钢笔筒时，最底下流动着一层粘稠浑浊的暗红色液体，像果酱，又像血浆。
血，这个恶与死的代表，撕裂了母亲的阴道，又在新生儿的肩头淌下来。
精疲力竭地倒在沙发上闭目养神，像回到三十年前，睡在妈妈的子宫里。因为天气渐渐升温的缘故，房间里有了更浓重的松节油气味。
不经意间睁开眼睛，看到不远处的画布，觉得它比买来的时候变大了一些——因为上面产生了新的空间：新的空间就是新的困境。新的困境产生新的出路。
他看我的水彩画。站着，食指弯着搁在下巴上，像在思考什么。
“我最喜欢这幅。”
“为什么？”
“不知道，不知道怎么说，就是感觉吧。”
我笑了笑。
“还有吗？”
“柜子里还有几幅油画。”
“能给我看看吗？”
我踮着脚取出油画递给他。他看了，没说什么，递还给我。
他走到阳台上，说：“这里还有一幅啊。”
那是一幅油画，名叫《镜子》。
“这幅啊，这幅画坏了。”我说。
他最喜欢的那幅画，画着一对乳房和两条穿高跟鞋的腿。不是人体，而是粉红色的、毫无生机的肉，橡皮似的，浸泡在不具名的浅绿色溶液中，摆出像活人的姿势——只是像而已。
我手头正在画的一幅：一个男人的裸体，头部，肩部，背部，臀部，被截断的双臂。丈夫过来看了一眼，说：“这肯定不是我。”
平静的、若无其事的、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的残肢断臂，毫无生机的、粉色防腐的、仿佛什么都没遭遇过的橡皮肉体，精确地暗示着你我存在于世的方式。那和唯美可没有半点关系。离奇残酷世界物语不屑于与唯美为伍。
正如Francis Bacon所说：
“我的童年时代是在爱尔兰革命运动、二战、广岛核爆和希特勒上台中度过的，在我的生活中，每天都要遭遇那些看似稀松平常的暴力。而所有这一切之后，他们却想让我画一束粉色的花……那可不是我想要的。”
嗯，如果哪天，在离奇残酷世界物语中苟活的我们不小心唯美了，那可是奇耻大辱。
唯美不是美，唯美是对现实的无能，是不得不产生一种幻觉以便在面对压迫时不那么痛苦。
杜拉斯在钢琴上奏响了几个音符，转过来，说她从不扔掉任何一朵枯萎的花。我不。每半个月我就买一大束花，鸢尾，玫瑰，千日紫，郁金香，银叶菊……然后我扔掉所有枯萎的花。总有那么几朵花，是你没想到的，活到了最后。
花被用来表达爱，花被评头论足，花无动于衷，对眼前发生的一切无动于衷，它继续开着，直到衰败。
但这不是时间问题，花不被时间决定——既不被时间决定，也不被命运决定，更不被死亡决定。
是美。
美占有了花，然后，美毫不怜惜地抛弃了它。
情人节那天丈夫送了一个永生花盒。据说是日本花材，经过极复杂工艺处理。确实啊，像正在怒放似的，却木乃伊似的躺着。直到现在，花还是刚买回来时的那副模样，怒放着，却木乃伊似的躺在盒子里，看着就让我难受。
是花都会死。究竟是谁想出“永生花”这种馊点子？为了展现人类日臻完美的尸体保存技术？
可是，是人都会死——连人都会死。花还是会死的比较好，人也是。因此在某天读到科技新闻，声称人类永生不再是梦时，只觉得狂妄得可怕，虚妄得可怕。人类！
花真的死了。今晚跑步时，我闻到一股强烈的腐烂的气味，我找了半天，发现那是跑道两侧的花散发出来的气味。并不是恶臭，香还是香的，却是那种令人作呕的糜烂的香气。我难受得想吐，赶紧抄了条近路跑回家。
花正在死亡！春天要结束了！我敏感得令自己害怕。为什么我记得这么清楚，我对爷爷卧室的气息记得一清二楚，那里散发着一模一样的正在迅速衰败的气息，一个月后，他在睡梦中死了。
最后一次我去看他时，他闭着眼，侧卧在床上，像婴儿一样。“他没睡，他没睡”，小姑一边笑着说一边摆弄他的脑袋，“看哦，看哦，你的宝贝孙女来看你了。”他并没有反应，任由她摆弄他的脑袋。脑中一个声音猛然响起：再这样下去他的脑袋可能会掉下来的！我连忙赶在失态之前快步走出了房间。
爷爷死后第二天，我骑车去买油画颜料。林荫道上铺满了巨大的树的影子，我感到一种巨大的平静。死亡是好的，因为灵魂终于从恐惧中解脱，免于恐惧的自由。我的名字是爷爷起的。我的英文名字也是爷爷起的。他教我英文，他写花体字，他写过一首诗。他写的诗摆在他的遗像旁边。在那张近乎黑白的遗照中，他没戴眼镜，衬衫的第一颗纽扣没扣，显得领子有点不对称。他的双眼疑惑而不安地望向镜头，好像在问一个谁也无法解答的问题。
父亲对他的父亲不太满意，我和他的父亲太像了，我们只为自己热爱的事情卖命，我们的人际交往能力几乎为零，也固守着这种无能。我和我的父亲也越来越像，我们都爱酒，酒是我们忠诚的朋友，我们也爱开着电视睡觉，躺在沙发上睡觉从不会有失眠烦恼。
突然我哭了，哭得很凶。两个月后的某天下午，我哭了，我的脸在一瞬间爬满了皱纹，我有三叉神经痛，我的牙齿掉得所剩无几，我尿不出来也听不见声音，我变成了一个老态龙钟的人，却成功地克服了一生中两百次划过脑海的自杀的念头。我明白了爷爷想问什么。活着。他想问的，一定也是我想问的。他到死都没能弄明白的，我也不可能在有生之年找到答案。活着。
“我不打算去死了。”我说。
“哦？真的吗？听起来是一个重大事件哦！”丈夫说。
“是吗？”
“为什么突然就这么想了呢？到底发生了什么？不过我真的好高兴啊！”
丈夫一把抱住我，使劲吻了我两下。可是没有，什么都没发生。例如猫死了，爷爷死了，花死了，这些都不算。又例如遭遇绝望的中年算命人，或是粗鲁的美术馆保安，这些也不算。
还有所有那些不理解我的苦涩却与我亲近的人，不算。
没有结果的爱情，不算。
神像倒塌，也不算。
什么都没发生，或者说该发生的都已发生。必然永存，而未然永不到来。
什么都没发生，该发生的都已发生。我只是在无限的芜杂中看到了一条路，看到存在有个坚硬的内核。那并不是英雄主义式的存在，而是日常，日常的存在。饿了就吃，困了就睡，脏了就洗，看到美，知道那是美，看到丑，知道那是丑，看到装腔作势，就会作呕。幸福时勇敢地承认幸福，也并不装作不知道种种被奴役的和被损害的不幸。努力保持自己作为一个人的直感，保持直觉，热忱并不求回报，这就是那个坚硬的内核。
他睡着了，我醒了，起床去冰箱里拿了一瓶巴黎水喝。窗外是满天繁星。在无数的星星下，我终于对自己说：
“总有一天我会死的，但不是现在，现在我打算活着。”
我走回卧室，他醒了。他说：你干嘛去了？我说：我口渴，喝了点水。我说：现在天上好多星星。他于是也起来了，我们走到露台上站着。因为寒冷，我们紧紧地抱在一起，在璀璨的星空下瑟瑟发抖。我是你的，你也是我的，但这已经不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