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的好
在广播里讲过钱钟书与杨绛吵架的事：两人新婚燕尔远渡重洋，曾为一个法语读音吵得不可开交，这种争执，胜者不喜，败者不服，徒伤感情。双方约定以后遇见分歧，各持己见，对方不干预，允许有第二种答案。
这就是杨绛的好，懂自处，不强求，这是一种阅尽千帆后的云淡风轻，智慧老道。陈继儒在《小窗幽记》中说：使人有乍交之欢，不若使人无久处之厌。乍交之欢如烈酒，如花似锦，辛辣浓烈，荡人心魄，不过这不是长久，等到清晨欲起，必是头痛欲裂；白开水，温吞性，保持人格独立，各抒己见，看似平平淡淡，你却离不开这杯白水。
梁朝伟必得配上刘嘉玲，梁朝伟的内向，敏感，羞怯，高在云端，没有刘嘉玲身上的大大方方的烟火气，便易碎难存，这是种保全。熟悉钱钟书的人知道，这个人不通世故，不仅对恩师同事嘴不留情，曾有言曰：“西南联大的外文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对林徽因他们更是狂吐槽，生活上左右不分，不会照顾自己，没有杨绛的熨帖周到的照顾，游刃有余的处理，钱钟书的痴傻呆气很可能不是名士风度而是不识时务。
日寇侵华时，钱家挤居上海，钱钟书父亲钱基博问老婆：自己身后，你愿意跟谁住？她回答：季康。杨绛本名叫杨季康，不要提那个年代，就是现在，婆媳相处也是老大难题，杨绛在那炮火连天的动乱岁月，上敬公婆，下抚子女，在一群乱麻中挥洒自如，这份能力可不是每个才女都有。
杨绛当年的文名远甚钱钟书，《称心如意》，初出茅庐之作，出手伶俐，之后的几部趁热打铁，文名日甚。钱钟书写《围城》暗心猜想多少有点比试的意味，他在看完杨绛的话剧，回家便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战时上海，时事维艰，安静地在书桌上写长篇真是奢侈，为此杨绛将鸡毛蒜皮，家事琐屑一肩挑起。创作中钱钟书多有泄劲松气时，是杨绛一点点的鼓励慰藉促成这部新儒林外史的诞生，我们在佩服钱先生的老辣毒舌，写出我们细微熟悉的可笑时，这些嬉笑怒骂的文字背后离不开杨绛的支持。钱钟书在《围城》序里坦坦诚诚：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
对丈夫，对公婆，对子女，春风化雨，周周到到，如一碗素面，一砖豆腐清净素雅。如果只是这样，她只是“最贤的妻”，远远够不上杨绛先生的称谓。
杨绛早年的剧本声名远播暂且不提，为了准确翻译《堂吉诃德》，四十八岁开始学西班牙语，日日坚持。七年后，终有小成：译完该书的第一部和第二部的三分之二。撞上运动，书稿全部交出，后竟在废纸篓遇见自己的心血译稿。十三年后杨绛返京，想接着翻译，可是搁笔多年，文气不畅，全部推倒重译。1976年，终于交出全部译稿，这时距她初始学西班牙文已经十七年了。十七年的断断续续，十七年的始终如一，这股韧劲令人动容。
杨绛文学最动人心魄处在其散文。杨绛的散文平稳淡泊，含蓄隽永，越读越有滋味。初次碰到杨绛文字是高中，在一片张牙舞爪的课文里，杨绛的《老王》不显山不露水，悄然寂静,心里却“咯噔”一声，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愁绪萦绕心中。《走到人生边上》，《我们仨》，《将饮茶》，均是以情动人，通透直白。105岁的高龄，没有停止阅读，没有放弃思考，独坐书斋，沉稳安静地看书写字，这才是一个真正读书人该有的样子。
陈道明演《围城》时，已经凭《末代皇帝》名满天下，自陈自己当时虚华浮躁。《围城》是他的转折，他去钱钟书夫妻家里讨教，陈道明说：“突然发现了自己特可怜，在学问面前，你特别可怜，你的自信也突然间特别无助。”多年之后，陈道明仍然记得钱钟书夫妻家里万籁俱寂，只有一个药锅子，到了点，那个药锅子就“噗”响一下。书香夹杂着药味，陈道明开始思索自己的人生，沉稳安静下来。现在我们都知道陈道明演戏，一张床，半边都是书，影响就是从那时候开始。这就是钱钟书与杨绛的风格，无声无息，不言不语，大道至简，宁拙勿巧，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写这篇文章的现在，天阴，窗外滴答细雨，我又捧起了《我们仨》。钱钟书先生走的那天，社科院外文所的薛先生说，“钱钟书走了，我们还是读他的书吧。先生就活在书里。”现在杨绛先生也去了，套用这句话：喜欢她就去读她的书吧，她活在书里。
这就是杨绛的好，懂自处，不强求，这是一种阅尽千帆后的云淡风轻，智慧老道。陈继儒在《小窗幽记》中说：使人有乍交之欢，不若使人无久处之厌。乍交之欢如烈酒，如花似锦，辛辣浓烈，荡人心魄，不过这不是长久，等到清晨欲起，必是头痛欲裂；白开水，温吞性，保持人格独立，各抒己见，看似平平淡淡，你却离不开这杯白水。
梁朝伟必得配上刘嘉玲，梁朝伟的内向，敏感，羞怯，高在云端，没有刘嘉玲身上的大大方方的烟火气，便易碎难存，这是种保全。熟悉钱钟书的人知道，这个人不通世故，不仅对恩师同事嘴不留情，曾有言曰：“西南联大的外文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对林徽因他们更是狂吐槽，生活上左右不分，不会照顾自己，没有杨绛的熨帖周到的照顾，游刃有余的处理，钱钟书的痴傻呆气很可能不是名士风度而是不识时务。
日寇侵华时，钱家挤居上海，钱钟书父亲钱基博问老婆：自己身后，你愿意跟谁住？她回答：季康。杨绛本名叫杨季康，不要提那个年代，就是现在，婆媳相处也是老大难题，杨绛在那炮火连天的动乱岁月，上敬公婆，下抚子女，在一群乱麻中挥洒自如，这份能力可不是每个才女都有。
杨绛当年的文名远甚钱钟书，《称心如意》，初出茅庐之作，出手伶俐，之后的几部趁热打铁，文名日甚。钱钟书写《围城》暗心猜想多少有点比试的意味，他在看完杨绛的话剧，回家便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战时上海，时事维艰，安静地在书桌上写长篇真是奢侈，为此杨绛将鸡毛蒜皮，家事琐屑一肩挑起。创作中钱钟书多有泄劲松气时，是杨绛一点点的鼓励慰藉促成这部新儒林外史的诞生，我们在佩服钱先生的老辣毒舌，写出我们细微熟悉的可笑时，这些嬉笑怒骂的文字背后离不开杨绛的支持。钱钟书在《围城》序里坦坦诚诚：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
对丈夫，对公婆，对子女，春风化雨，周周到到，如一碗素面，一砖豆腐清净素雅。如果只是这样，她只是“最贤的妻”，远远够不上杨绛先生的称谓。
杨绛早年的剧本声名远播暂且不提，为了准确翻译《堂吉诃德》，四十八岁开始学西班牙语，日日坚持。七年后，终有小成：译完该书的第一部和第二部的三分之二。撞上运动，书稿全部交出，后竟在废纸篓遇见自己的心血译稿。十三年后杨绛返京，想接着翻译，可是搁笔多年，文气不畅，全部推倒重译。1976年，终于交出全部译稿，这时距她初始学西班牙文已经十七年了。十七年的断断续续，十七年的始终如一，这股韧劲令人动容。
杨绛文学最动人心魄处在其散文。杨绛的散文平稳淡泊，含蓄隽永，越读越有滋味。初次碰到杨绛文字是高中，在一片张牙舞爪的课文里，杨绛的《老王》不显山不露水，悄然寂静,心里却“咯噔”一声，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愁绪萦绕心中。《走到人生边上》，《我们仨》，《将饮茶》，均是以情动人，通透直白。105岁的高龄，没有停止阅读，没有放弃思考，独坐书斋，沉稳安静地看书写字，这才是一个真正读书人该有的样子。
陈道明演《围城》时，已经凭《末代皇帝》名满天下，自陈自己当时虚华浮躁。《围城》是他的转折，他去钱钟书夫妻家里讨教，陈道明说：“突然发现了自己特可怜，在学问面前，你特别可怜，你的自信也突然间特别无助。”多年之后，陈道明仍然记得钱钟书夫妻家里万籁俱寂，只有一个药锅子，到了点，那个药锅子就“噗”响一下。书香夹杂着药味，陈道明开始思索自己的人生，沉稳安静下来。现在我们都知道陈道明演戏，一张床，半边都是书，影响就是从那时候开始。这就是钱钟书与杨绛的风格，无声无息，不言不语，大道至简，宁拙勿巧，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写这篇文章的现在，天阴，窗外滴答细雨，我又捧起了《我们仨》。钱钟书先生走的那天，社科院外文所的薛先生说，“钱钟书走了，我们还是读他的书吧。先生就活在书里。”现在杨绛先生也去了，套用这句话：喜欢她就去读她的书吧，她活在书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