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离骚序》与《艺文志》中对屈原的评价
一
汉人对于评价屈原是十分热衷的。
西汉前期，贾谊、刘安、司马迁都给屈原辞赋很高的评价。
在《吊屈原赋》中，贾谊对于当时造成屈原悲剧命运的黑暗社会现实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被贬长沙数年，于屈原的遭遇，贾谊自是心有戚戚焉，不过他也对屈原选择自沉汨罗江进行了沉痛的惋惜和感慨，认为屈原还没有做到“远浊世而自藏”。
刘安对屈原的评价是很高的，“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皎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国风小雅皆是汉人极其尊崇的儒家经典圣人之书，刘安此番评价，在艺术方面高度肯定了离骚；其后的评价又赞扬了屈子卓然不群的高洁品格。
司马迁作《屈原列传》时，对刘安的观点全面吸收，在此基础上，更把对屈原作品的评价从道德领域往诗学领域上进一步拓展：“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道德评判与艺术评判有机结合了起来。对离骚中的象征寄托手法也多有肯定。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司马迁由此提出了发愤著书说，不过这点与本文无关，暂搁。
二
西汉末的扬雄和东汉班固的观点，和以上诸位就不太一样了。
评价屈原辞赋，一来是离骚等屈赋作品的内容风格，二来是评价屈原本人的人生准则和生命态度。
扬雄从文学上对屈原评价还是很高的，他很喜欢司马相如，经常效仿，但对屈原文学才华的评价高过了司马相如。扬雄儒家思想十分浓厚，明道、征圣、宗经，提倡创作合乎儒家之道，以六经为楷模。（司马迁的《史记》，因为实录精神被他肯定，又因为太史公“爱奇”被他批评，总之标准一定要以儒家经典为准）
孔子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扬雄对于文辞修饰也很重视，认为经书的文辞就是这种言而有文的典范。早年扬雄是好赋的，喜欢司马相如的“弘丽温雅”，因为儒家思想太重，于是他就格外注重赋的讽谏作用，后来发现他爱的司马相如美丽的作品空有皮相，根本没法起到讽谏作用，“劝百而讽一”，于是先前被他视为香饽饽的司马相如也成了“文丽用寡”。他提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诗人指高贵的诗经，以及合乎诗三百精神的作品，包括屈原。自宋玉以降，就不怎么上得了台面了，所以扬雄对汉大赋还是不太满意的。
再者，至于扬雄对屈原这个人的评价，基本上也是赞扬的，认为屈原很高贵。不过他也是不能理解屈原，干嘛想不开自杀呢？他很惋惜，他觉得屈原这么个才子，写东西写的这么好，比我们家相如还好，品格也好，男神一枚，怎么就吊死在楚怀王这一棵树上了呢？他不要你，你就也不要自己了？你不知道自己多好吗？他认为屈原没有审时度势，没有明哲保身，不应该执着于楚，应效法他爱的圣人孔子一样周游列国，避世全身，等待时机，屈原少了道家的远身避害，也少了儒家的进可治国平天下，退可独善其身的精神。此外，关于命与时、出行入藏等问题，是汉代士人反复思考的问题，大概与早年窦太后深爱的黄老之学有那么点关系？这个问题我还没有求证，暂不提。其实此前的贾谊和司马迁也有点可惜屈原没有好好保护自己，但是扬雄表现得就比较明显了。
贾谊和司马迁算是可惜，扬雄算是不肯定，到班固那里就成了指责了。
（话说明代李卓吾就很理解屈原，这是后话，不提。）
三
班固。
班固其实才是这篇文章想讲的，因为作者太跑题，先啰嗦了一堆有的没的。
现在开始进入正题。
先插一句，班固也认为屈原的离骚等作品，是为了积郁心情，同时也为了讽谏，“屈原以忠信见疑，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犹遭也；骚，忧也。”这话听着耳熟，是不是好像和上面某位同样写史书的复姓仁兄有点像？
顺便再插一句，王逸也觉得离骚是“上以讽谏，下以自慰”的，这点他俩难得共识，因为这好像是个不怎么值得探究的问题，太明白了，换我我也这么想。所以虽然王逸系统地反驳了班固，这点上还是没反对。他怎么反对班固的，暂且不提。
扯回来，回到正题。(⊙﹏⊙)b
刘安觉得屈原是出淤泥而不染高贵小白莲，班固不这么认为，他觉得什么高贵呢？他觉得抽身远引，远离污浊为高贵，他对于那些污浊的东西，觉得靠近一点都是脏了自己，大概他有洁癖吧。
他批评屈原“露才扬己”，觉得他“狂狷”，“贬絜狂狷景行之士”，贬絜，絜（jie，阳平），很多古文里都有，一般是和“潔”通假，这个字好像又和“洁”是一样的，说屈原贬絜，意思是屈原不能高蹈（复旦版批评史新编用词，好有文化，“高蹈风尘外 长揖谢夷齐”，就是隐居的意思）。狂狷，太暴躁了，不符合儒家中庸之道。景行，他还是正大光明的，是个坚持原则的好孩子。
由此就能看出来，班固也是个古板的儒家老先生。
他说屈原露才扬己，是觉得不符合儒家“发乎情止乎礼义”。
他看离骚里面用了那么多神话传说和大胆想象，他也觉得胡闹，他说“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这也是醉了，人家做个梦写下来都不行了？不能想象了？总之他是以一种“征实”的眼光去看待文学作品的。处处求真还是文学吗？那不都成记录文了？班固太较真，这就不怎么可爱了。他是不是晚上自己做个梦都得自责得要死要活→_→ 还有他觉得屈原写这些东西不能经世致用，是说劝百讽一？还是说不能像诗经那样被用来断章取义用作外交辞令？不能用来教化民众？
插播：班固对司马迁的评价也怪偏激。对史记的实录和文辞文质相济的特点还是肯定的，他比较懒，直接引用了刘向和扬雄赞美史记的话。他自己连新词都懒得想，可见对史记不是真爱。史记里的游侠列传，称赞游侠言必信行必果能救人于危难，对于当世人的好处超过那些隐居的人；班固却觉得游侠“犯义侵礼”，“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已不容于诛矣。”大概是觉得你们这些人算个什么东西，也敢去杀人？谁给你的权力？老天爷neng死你们。╭(╯^╰)╮好你个司马迁，“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贬低隐居的圣人却表扬这些不要脸的东西！司马迁还写了货殖列传，肯定了工商业活动，称赞了民间工商业者的才识。班固又不高兴了，他觉得这些人，又不下地干活，又没有高贵血统，凭什么就能过得那么好，不就是有几个臭钱吗？所以说他这就不可爱了，人家有钱人家是自己挣的啊。他觉得这些工商业者在社会上都有势力了，这些贱民啊，真是礼仪崩坏，“败俗伤化”！班固批评史记的思想和他老爹班彪一样，这俩人都是从儒家维护礼法的正统观念出发的，体现了儒家的落后保守。所以司马迁就比较可贵，他生活在董仲舒独尊儒术之后的武帝时代，却能够跳脱儒家思想的桎梏，肯定侠士和商业经济，真是怪伟大的。
插播一下班固对于汉赋的观点吧，他是肯定赋的，他自己也是写赋大家。司马迁肯定了司马相如的赋，班固引用了他的话，表示赞同，觉得司马相如不错，顺便反对了后期扬雄否定汉赋的观点。不过他也认为司马相如赋内容虚诞，文辞过分美丽（司马相如：怪我咯？）说实话，班固能肯定赋，我还蛮意外的，这么个较真无趣的人，儒家思想深厚，应该和扬雄想的一样啊，可能作赋是他的爱好吧。 回到上一句，他觉得司马相如虚诞，大概是觉得子虚赋上林赋什么都是编的，不符合他征实的观念吧。 接着他肯定了司马相如有讽谏的作用，可能这样说比较符合儒家价值观，这样他就可以愉快地作赋了。我觉得还是因为他自己喜欢赋吧，所以他说赋又能讽谏，又能歌功颂德，诗经不也是这样嘛？所以诗赋这个东西是个好的。
去除两个插播，班固的屈原的评价多摘录于他的《离骚序》
接下来就是本文两个重点中的另一个了，那就是《艺文志》
这个《艺文志》不得了，是后世正史中“艺文志”之始祖。
复旦版的批评史新编提到，根据《艺文志序》，这东西是删定刘歆的《七略》而成的。
哦~~所以这根本就是刘歆的观点嘛，难怪和班固自己的那么不一样。
《艺文志》论赋的观点和扬雄比较接近（宋玉以下辞人之赋崇尚“侈丽”），和班固就不太一样，里有一句话，说赋啊，“咸有恻隐古诗之义”，把荀子，屈原的赋和诗经相比，这个评价就很高了
喏，那么问题就来了。
《艺文志》是《汉书》里的吧？《汉书》是班固编的吧？怎么说法就和他自己批评屈原辞赋，里里外外批评屈原辞赋的观点不一样了呢？
于是高教版的古代文论教程这么说，说“咸有恻隐古诗之义”这话是班固对屈原的评价，和之前的评价不一样，说明了他的思想上具有矛盾性。
但是从复旦版来看，显然是觉得这句话是刘歆的看法，和班固没有关系。
于是只好求助传道授业解惑者。
老师说班固既是批评家又是文学家，从思想说他是否定屈原的，但是在艺术上他也觉得离骚不错。
（他自己还作赋呢。）
不过这也不对啊，他批评屈原，离骚里的想象他都不喜欢。而且更关键的，和老师一起细看了高教版，“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古诗诶！！！诗经诶，他们这些儒生的命根子，他怎么可能把他批评的屈赋和他奉为圣明的儒家经典诗经相提并论呢？
所以最后认为，复旦版的解释比较合理一点。
本宝宝还是不明白，班固编书，既然把《艺文志》编到自己的作品里来，他怎么能容许这么一个和他三观不合的东西存在呢？
老师说，司马迁写史记还经常原文引用战国策呢，那时候大概编书不那么全都从头到脚亲力亲为吧(⊙﹏⊙)b可能还没有普及纸都竹简子搬来搬去直接一捆就算了？(⊙﹏⊙)b
想起上午看的袁行霈版文学史里面说到《聊斋志异》，说这部书是蒲松龄搞了大半辈子才搞出来的，人的思想总是在变的嘛，有时候甚至前后思想完全相反，聊斋都是一个个的小故事，所以篇章之间有的思想内容是相互矛盾的。
于是我又想，会不会《离骚序》和《艺文志》也是这样呢？
《汉书》无疑是部伟大的作品，创作时间我没有查，想想也应该不短吧，会不会班固在把《艺文志》放进《汉书》的时候，和他作《离骚序》并不是同一个时期，所以某些观点有变化？
大概这篇东西要讲的就是这样了。
（后来和老师聊到我要考研，然后老师说你不用把考研看那么神圣，看看真题它怎么出你怎么答，现在不用做研究，等读研以后再做研究。说得好像我肯定会被录取，虽然我也这么想不过哇哈哈哈哈哈）
四
再补上王逸对屈原的评价，汉人对屈原的评价，这就比较完整了。
王逸对班固是系统反驳的。
班固不是说“露才扬己”吗？
露才？王逸觉得这是才华横溢的自然表现，不是他有意要炫耀的，天生丽质难自弃，太耀眼了遮不住啊。
扬己？王逸觉得屈原品德高尚，就算是扬了“己”，那也是符合儒家道义的“己”。
他觉得离骚“托五经以立义”，“以《诗》取兴，引类譬谕”（“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这些人只要一提到诗经，那么评价就高得不得了。
王逸评价屈原还是从经学出发的，表面上看好像和扬雄班固不一样，其实出发点都是差不多的。
王逸以《诗经》为范本来评价楚辞，表现的是汉代经学对于文论的明显影响。
毕竟独尊儒术那么一搞，皇帝那么大兴儒学，不可能影响不巨大的。
五
从刘安司马迁到班固王逸，汉代围绕屈原的论争挺持久。在这期间，对于屈原的臧否与经学的地位很有关系。
西汉初和东汉末年，经学的势力较弱，当时社会上还有道家学说，对屈原的评价就要高一些。
西汉中后期和东汉中前期，经学势力极度高涨，对屈原的贬斥之声就多些。
西汉初还没开始独尊儒术，窦太后神将将活着的时候，老庄还是很流行的。
东汉末政治动荡加经济危机，经学系统开始崩塌了，后来的曹氏父子“魏武好法术而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再后来儒家权威就被打倒了，再后来玄学盛行。虽然这期间司马氏曾经打着名教的旗帜来镇压政治反对派，但儒学的颓势已经无可挽回了。折中儒道的玄学于是掌握着晋代整个思想界，一直到南朝都余波流传。
这是后话，不提。（明明提了几百字了好嘛！）
这种现象说明，屈原及其作品存在着与传统经学相悖的成分。这种成分就表现在司马迁等人总结出的“发愤著书”原则，以及从此而衍生出来的对创作主体个性情感的张扬，这显然与经学家所提倡的“温柔敦厚”的诗教精神不一样。
创作上远离现实的想象，也违反了经学所提倡的依附经典和“经世致用”原则。
两汉这么多人，包括经学之士和文章之士，对于屈原作品的关注也说明了在汉代阶层存在着一个普遍的问题，即同屈原一样报国无门怀才不遇。所以汉代那些对屈原作品进行关注并对其持肯定态度的士人实际上是借屈原来表达自己生不逢时和不被重用的悲苦。这种遭遇每个时代都存在。所以汉人围绕屈原作品的论争就不仅仅只是汉代的文学理论问题，而是上升到中国古代社会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
东汉桓谭“贾谊不左迁失志，则文采不发”，韩愈“不平则鸣”，欧阳修“诗穷而后工”，都继承了司马迁总结出来的“发愤著书”说。这算是汉代围绕屈原及其作品的一个延伸。
（本来只是想把这个问题简单几百字记录一下，没想到一坐下敲了两个小时，浑然不觉被蚊子咬了两个大包，啊啊啊晚上没法出去自习了都这个点了，两个多小时五千字，我一小时敲了2000多啊？哇我这么厉害，之前敲小说时速3000=封顶，原来我写和学术有点关系的东西也能这么快！大概是掌握得比较好吧= = 不过，回头考批评史，我什么都想写，这哪写的完啊！）
汉人对于评价屈原是十分热衷的。
西汉前期，贾谊、刘安、司马迁都给屈原辞赋很高的评价。
在《吊屈原赋》中，贾谊对于当时造成屈原悲剧命运的黑暗社会现实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被贬长沙数年，于屈原的遭遇，贾谊自是心有戚戚焉，不过他也对屈原选择自沉汨罗江进行了沉痛的惋惜和感慨，认为屈原还没有做到“远浊世而自藏”。
刘安对屈原的评价是很高的，“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皎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国风小雅皆是汉人极其尊崇的儒家经典圣人之书，刘安此番评价，在艺术方面高度肯定了离骚；其后的评价又赞扬了屈子卓然不群的高洁品格。
司马迁作《屈原列传》时，对刘安的观点全面吸收，在此基础上，更把对屈原作品的评价从道德领域往诗学领域上进一步拓展：“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道德评判与艺术评判有机结合了起来。对离骚中的象征寄托手法也多有肯定。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司马迁由此提出了发愤著书说，不过这点与本文无关，暂搁。
二
西汉末的扬雄和东汉班固的观点，和以上诸位就不太一样了。
评价屈原辞赋，一来是离骚等屈赋作品的内容风格，二来是评价屈原本人的人生准则和生命态度。
扬雄从文学上对屈原评价还是很高的，他很喜欢司马相如，经常效仿，但对屈原文学才华的评价高过了司马相如。扬雄儒家思想十分浓厚，明道、征圣、宗经，提倡创作合乎儒家之道，以六经为楷模。（司马迁的《史记》，因为实录精神被他肯定，又因为太史公“爱奇”被他批评，总之标准一定要以儒家经典为准）
孔子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扬雄对于文辞修饰也很重视，认为经书的文辞就是这种言而有文的典范。早年扬雄是好赋的，喜欢司马相如的“弘丽温雅”，因为儒家思想太重，于是他就格外注重赋的讽谏作用，后来发现他爱的司马相如美丽的作品空有皮相，根本没法起到讽谏作用，“劝百而讽一”，于是先前被他视为香饽饽的司马相如也成了“文丽用寡”。他提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诗人指高贵的诗经，以及合乎诗三百精神的作品，包括屈原。自宋玉以降，就不怎么上得了台面了，所以扬雄对汉大赋还是不太满意的。
再者，至于扬雄对屈原这个人的评价，基本上也是赞扬的，认为屈原很高贵。不过他也是不能理解屈原，干嘛想不开自杀呢？他很惋惜，他觉得屈原这么个才子，写东西写的这么好，比我们家相如还好，品格也好，男神一枚，怎么就吊死在楚怀王这一棵树上了呢？他不要你，你就也不要自己了？你不知道自己多好吗？他认为屈原没有审时度势，没有明哲保身，不应该执着于楚，应效法他爱的圣人孔子一样周游列国，避世全身，等待时机，屈原少了道家的远身避害，也少了儒家的进可治国平天下，退可独善其身的精神。此外，关于命与时、出行入藏等问题，是汉代士人反复思考的问题，大概与早年窦太后深爱的黄老之学有那么点关系？这个问题我还没有求证，暂不提。其实此前的贾谊和司马迁也有点可惜屈原没有好好保护自己，但是扬雄表现得就比较明显了。
贾谊和司马迁算是可惜，扬雄算是不肯定，到班固那里就成了指责了。
（话说明代李卓吾就很理解屈原，这是后话，不提。）
三
班固。
班固其实才是这篇文章想讲的，因为作者太跑题，先啰嗦了一堆有的没的。
现在开始进入正题。
先插一句，班固也认为屈原的离骚等作品，是为了积郁心情，同时也为了讽谏，“屈原以忠信见疑，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犹遭也；骚，忧也。”这话听着耳熟，是不是好像和上面某位同样写史书的复姓仁兄有点像？
顺便再插一句，王逸也觉得离骚是“上以讽谏，下以自慰”的，这点他俩难得共识，因为这好像是个不怎么值得探究的问题，太明白了，换我我也这么想。所以虽然王逸系统地反驳了班固，这点上还是没反对。他怎么反对班固的，暂且不提。
扯回来，回到正题。(⊙﹏⊙)b
刘安觉得屈原是出淤泥而不染高贵小白莲，班固不这么认为，他觉得什么高贵呢？他觉得抽身远引，远离污浊为高贵，他对于那些污浊的东西，觉得靠近一点都是脏了自己，大概他有洁癖吧。
他批评屈原“露才扬己”，觉得他“狂狷”，“贬絜狂狷景行之士”，贬絜，絜（jie，阳平），很多古文里都有，一般是和“潔”通假，这个字好像又和“洁”是一样的，说屈原贬絜，意思是屈原不能高蹈（复旦版批评史新编用词，好有文化，“高蹈风尘外 长揖谢夷齐”，就是隐居的意思）。狂狷，太暴躁了，不符合儒家中庸之道。景行，他还是正大光明的，是个坚持原则的好孩子。
由此就能看出来，班固也是个古板的儒家老先生。
他说屈原露才扬己，是觉得不符合儒家“发乎情止乎礼义”。
他看离骚里面用了那么多神话传说和大胆想象，他也觉得胡闹，他说“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这也是醉了，人家做个梦写下来都不行了？不能想象了？总之他是以一种“征实”的眼光去看待文学作品的。处处求真还是文学吗？那不都成记录文了？班固太较真，这就不怎么可爱了。他是不是晚上自己做个梦都得自责得要死要活→_→ 还有他觉得屈原写这些东西不能经世致用，是说劝百讽一？还是说不能像诗经那样被用来断章取义用作外交辞令？不能用来教化民众？
插播：班固对司马迁的评价也怪偏激。对史记的实录和文辞文质相济的特点还是肯定的，他比较懒，直接引用了刘向和扬雄赞美史记的话。他自己连新词都懒得想，可见对史记不是真爱。史记里的游侠列传，称赞游侠言必信行必果能救人于危难，对于当世人的好处超过那些隐居的人；班固却觉得游侠“犯义侵礼”，“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已不容于诛矣。”大概是觉得你们这些人算个什么东西，也敢去杀人？谁给你的权力？老天爷neng死你们。╭(╯^╰)╮好你个司马迁，“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贬低隐居的圣人却表扬这些不要脸的东西！司马迁还写了货殖列传，肯定了工商业活动，称赞了民间工商业者的才识。班固又不高兴了，他觉得这些人，又不下地干活，又没有高贵血统，凭什么就能过得那么好，不就是有几个臭钱吗？所以说他这就不可爱了，人家有钱人家是自己挣的啊。他觉得这些工商业者在社会上都有势力了，这些贱民啊，真是礼仪崩坏，“败俗伤化”！班固批评史记的思想和他老爹班彪一样，这俩人都是从儒家维护礼法的正统观念出发的，体现了儒家的落后保守。所以司马迁就比较可贵，他生活在董仲舒独尊儒术之后的武帝时代，却能够跳脱儒家思想的桎梏，肯定侠士和商业经济，真是怪伟大的。
插播一下班固对于汉赋的观点吧，他是肯定赋的，他自己也是写赋大家。司马迁肯定了司马相如的赋，班固引用了他的话，表示赞同，觉得司马相如不错，顺便反对了后期扬雄否定汉赋的观点。不过他也认为司马相如赋内容虚诞，文辞过分美丽（司马相如：怪我咯？）说实话，班固能肯定赋，我还蛮意外的，这么个较真无趣的人，儒家思想深厚，应该和扬雄想的一样啊，可能作赋是他的爱好吧。 回到上一句，他觉得司马相如虚诞，大概是觉得子虚赋上林赋什么都是编的，不符合他征实的观念吧。 接着他肯定了司马相如有讽谏的作用，可能这样说比较符合儒家价值观，这样他就可以愉快地作赋了。我觉得还是因为他自己喜欢赋吧，所以他说赋又能讽谏，又能歌功颂德，诗经不也是这样嘛？所以诗赋这个东西是个好的。
去除两个插播，班固的屈原的评价多摘录于他的《离骚序》
接下来就是本文两个重点中的另一个了，那就是《艺文志》
这个《艺文志》不得了，是后世正史中“艺文志”之始祖。
复旦版的批评史新编提到，根据《艺文志序》，这东西是删定刘歆的《七略》而成的。
哦~~所以这根本就是刘歆的观点嘛，难怪和班固自己的那么不一样。
《艺文志》论赋的观点和扬雄比较接近（宋玉以下辞人之赋崇尚“侈丽”），和班固就不太一样，里有一句话，说赋啊，“咸有恻隐古诗之义”，把荀子，屈原的赋和诗经相比，这个评价就很高了
喏，那么问题就来了。
《艺文志》是《汉书》里的吧？《汉书》是班固编的吧？怎么说法就和他自己批评屈原辞赋，里里外外批评屈原辞赋的观点不一样了呢？
于是高教版的古代文论教程这么说，说“咸有恻隐古诗之义”这话是班固对屈原的评价，和之前的评价不一样，说明了他的思想上具有矛盾性。
但是从复旦版来看，显然是觉得这句话是刘歆的看法，和班固没有关系。
于是只好求助传道授业解惑者。
老师说班固既是批评家又是文学家，从思想说他是否定屈原的，但是在艺术上他也觉得离骚不错。
（他自己还作赋呢。）
不过这也不对啊，他批评屈原，离骚里的想象他都不喜欢。而且更关键的，和老师一起细看了高教版，“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古诗诶！！！诗经诶，他们这些儒生的命根子，他怎么可能把他批评的屈赋和他奉为圣明的儒家经典诗经相提并论呢？
所以最后认为，复旦版的解释比较合理一点。
本宝宝还是不明白，班固编书，既然把《艺文志》编到自己的作品里来，他怎么能容许这么一个和他三观不合的东西存在呢？
老师说，司马迁写史记还经常原文引用战国策呢，那时候大概编书不那么全都从头到脚亲力亲为吧(⊙﹏⊙)b可能还没有普及纸都竹简子搬来搬去直接一捆就算了？(⊙﹏⊙)b
想起上午看的袁行霈版文学史里面说到《聊斋志异》，说这部书是蒲松龄搞了大半辈子才搞出来的，人的思想总是在变的嘛，有时候甚至前后思想完全相反，聊斋都是一个个的小故事，所以篇章之间有的思想内容是相互矛盾的。
于是我又想，会不会《离骚序》和《艺文志》也是这样呢？
《汉书》无疑是部伟大的作品，创作时间我没有查，想想也应该不短吧，会不会班固在把《艺文志》放进《汉书》的时候，和他作《离骚序》并不是同一个时期，所以某些观点有变化？
大概这篇东西要讲的就是这样了。
（后来和老师聊到我要考研，然后老师说你不用把考研看那么神圣，看看真题它怎么出你怎么答，现在不用做研究，等读研以后再做研究。说得好像我肯定会被录取，虽然我也这么想不过哇哈哈哈哈哈）
四
再补上王逸对屈原的评价，汉人对屈原的评价，这就比较完整了。
王逸对班固是系统反驳的。
班固不是说“露才扬己”吗？
露才？王逸觉得这是才华横溢的自然表现，不是他有意要炫耀的，天生丽质难自弃，太耀眼了遮不住啊。
扬己？王逸觉得屈原品德高尚，就算是扬了“己”，那也是符合儒家道义的“己”。
他觉得离骚“托五经以立义”，“以《诗》取兴，引类譬谕”（“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这些人只要一提到诗经，那么评价就高得不得了。
王逸评价屈原还是从经学出发的，表面上看好像和扬雄班固不一样，其实出发点都是差不多的。
王逸以《诗经》为范本来评价楚辞，表现的是汉代经学对于文论的明显影响。
毕竟独尊儒术那么一搞，皇帝那么大兴儒学，不可能影响不巨大的。
五
从刘安司马迁到班固王逸，汉代围绕屈原的论争挺持久。在这期间，对于屈原的臧否与经学的地位很有关系。
西汉初和东汉末年，经学的势力较弱，当时社会上还有道家学说，对屈原的评价就要高一些。
西汉中后期和东汉中前期，经学势力极度高涨，对屈原的贬斥之声就多些。
西汉初还没开始独尊儒术，窦太后神将将活着的时候，老庄还是很流行的。
东汉末政治动荡加经济危机，经学系统开始崩塌了，后来的曹氏父子“魏武好法术而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再后来儒家权威就被打倒了，再后来玄学盛行。虽然这期间司马氏曾经打着名教的旗帜来镇压政治反对派，但儒学的颓势已经无可挽回了。折中儒道的玄学于是掌握着晋代整个思想界，一直到南朝都余波流传。
这是后话，不提。（明明提了几百字了好嘛！）
这种现象说明，屈原及其作品存在着与传统经学相悖的成分。这种成分就表现在司马迁等人总结出的“发愤著书”原则，以及从此而衍生出来的对创作主体个性情感的张扬，这显然与经学家所提倡的“温柔敦厚”的诗教精神不一样。
创作上远离现实的想象，也违反了经学所提倡的依附经典和“经世致用”原则。
两汉这么多人，包括经学之士和文章之士，对于屈原作品的关注也说明了在汉代阶层存在着一个普遍的问题，即同屈原一样报国无门怀才不遇。所以汉代那些对屈原作品进行关注并对其持肯定态度的士人实际上是借屈原来表达自己生不逢时和不被重用的悲苦。这种遭遇每个时代都存在。所以汉人围绕屈原作品的论争就不仅仅只是汉代的文学理论问题，而是上升到中国古代社会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
东汉桓谭“贾谊不左迁失志，则文采不发”，韩愈“不平则鸣”，欧阳修“诗穷而后工”，都继承了司马迁总结出来的“发愤著书”说。这算是汉代围绕屈原及其作品的一个延伸。
（本来只是想把这个问题简单几百字记录一下，没想到一坐下敲了两个小时，浑然不觉被蚊子咬了两个大包，啊啊啊晚上没法出去自习了都这个点了，两个多小时五千字，我一小时敲了2000多啊？哇我这么厉害，之前敲小说时速3000=封顶，原来我写和学术有点关系的东西也能这么快！大概是掌握得比较好吧= = 不过，回头考批评史，我什么都想写，这哪写的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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