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租房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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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次的休息日就睡一整天吧，这样想着，打发走了，三年来的时光 |
在政大念研究所到第三年，就不得不面临租房的问题。学校地小人稠，无法保证所有人的住宿，所以每一学年都是抽签决定有没有宿舍住、以及住哪里。相对来说，一定能保证陆生两年的住宿，尽管有一年我第一轮抽签没抽到，但开学前也候补到了。硕三当然也可以等候补，但没有候补的优先权了，所以基本上大家都会选择租房子。或者是第二年的时候早早谋划，参加志工服务达到一定的小时数就可以保证第三年的住宿。
我硕二的时候毫无准备，加上也想体验在他乡的租房生活，所以去年五六月的时候就根据学校住宿组或者租房网上的信息开始找了起来。
找的过程还算顺利，现在住的地方是个老小区，房子比较旧但很干净，主要是离学校挺近，只需要过一座桥，房间面积也大，有两扇大窗户，公共区域每周会有阿姨过来打扫。此外，楼下就有711，能够解决夜间饥饿或者台风天断水少食的困扰；便利店门口有公车站，去台北车站或是学校都很方便。经过近一年的探索，周边的美食也被逐一发掘，尤爱池上便当的𩵚魠魚饭、60台币的素食便当、木栅市场的玉米鲜肉水煎包以及佐着啤酒吃烤串的小鸡碳烤。
但今天要讲的不仅是这些，还想聊聊我的房东、楼上的老兵和楼下的牛大哥。
房东让我称呼她为刘小姐或刘太太，年逾60，长得很素净，头发中分后梳在脑后，怎么说呢，看上去像是一直吃素的佛家子弟。挺有“佛心”的感觉。刘小姐挺好相处的，对租客没有过分的要求，平常也不来监督租户，有时候我中途回大陆了无法按时交房租也只要说一声就好。我和她交流不多，倒是还记得一两件小事。
房子被隔成了A-E五个房间，但长期住着的只有B室的室友和E室的我，房东似乎也没有很着急填满所有的空房，所以平常住着也不拥挤。有次聊起来，房东说A室的姑娘本来住了有六七年，最近结婚了才搬出去；而我的房间原来住着附近学校的中学教师，退休了才退房搬回南部。隔壁的D室在去年暑假的时候住着一个学妹，为了准备公务员考试才过来短租，那时候我也在，对学妹本人没有印象，倒是记得她妈妈非常热情和健谈。C室是隔间，没有对外窗户，刘小姐说这是偶尔留给自己住的，等到啥时候和儿子吵架了，就搬过来住一住。倒是也没见她回来住过。都是些琐碎的闲谈，但听听、聊聊，觉得也挺妙的。在人生的某些时刻，你突然和有些陌生人有了交集，但这交集就像平静水面上泛起的涟漪，轻飘飘的，一眨眼也就不见了。
楼上住着老兵其实只是我的推测，我从未上楼敲门证实，也没有在楼道里偶遇过一个拄着拐杖的老人。倒是印象中隐隐约约听房东提起过有这么一个身份的人。对楼上的印象只是某些夜晚响起的咿咿呀呀的曲调，该是用录音机播放的。房梁隔着、围墙隔着、窗户隔着，听得并不真切，但总让人联想起七八十年代、或五六十年代的故事。是怀旧的歌，也是在怀旧的人吧。歌声有时突然就响起来，有时好几天没有音调，总是不知起于何时，也不知终于何时。“老兵”的怀旧似乎总在深夜，除了熬夜赶论文的学生，大多数生活规律的居民却也不堪其扰，终于在某个深夜，录音机再次响起的时候报了警。有人唏嘘地指指脑门，告诉我楼上的人“这里”有点问题。我想，或许他只是在思念着什么。可能是对岸。可能只是还可以唱歌的年轻的自己。
牛大哥是一家牛肉面店，但经营范围范围涵括咖喱、牛肉、猪肉、蛋、米饭、面的所有排列组合，单牛肉就有牛肉炒饭、牛肉炒面、牛肉汤面、牛肉汤、牛肉汤饺等多种餐点。不过我觉得，牛大哥的最大特点在于中间的那个“大”字。台湾人吃饭喜欢外带，用圆形的纸碗装着，上配以透明塑料盖，加双一次性筷子，装入塑料袋里就可以随时拎走。外带的纸碗都是统一的式样，一般餐馆通常只会装够纸碗的三分之二，只有牛大哥，每次不论炒饭炒面，都会结结实实地装满。我每次吃撑了也只能解决二分之一，所以也就不常光顾牛大哥。
牛大哥的营业时间也很有趣，约是下午四五点开门，卖晚饭和宵夜，等到洗锅的声音从一楼飘进三楼的窗户，大概已到了夜间一两点。于是，永远在写论文的我，在饥肠辘辘的晚间，总能闻到隐约的饭菜香，伴随着服务生拖长了语调的清脆嗓音，“咖喱炒饭，一份！”。但也唯有咖喱炒饭的声音次次入耳，不知是店员独爱咖喱，所以每次卯足了劲喊话，还是咖喱炒饭确有其妙处。
很多次经过牛大哥，还能看到一只栓在门外的沙皮狗，脸皱成一团，饶有兴趣地啃着新玩具，新玩具在沙皮狗的啃咬、推挤下发出“吱——吱——”的声响。有时候天气热、又玩累了，沙皮狗就把小短腿蹬直，整个趴在地上，露出一番生无可恋的愁苦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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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大哥前的沙皮狗 |
我常感慨，租房的日子里有些东西是永恒的。比如楼上老兵录音机里的怀旧曲调、楼下牛大哥乒乒乓乓的洗锅声，以及楼上楼下之间，一个忙于论文的异乡人的愁绪。
更多的时候，生活却像《石川啄木诗歌集》里的一则短歌：
“下一次的休息日就睡一整天吧，
这样想着，打发走了
三年来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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