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围城》：民主的反讽，革命的真相
香港导演玩潜伏
香港的导演，因为生存在一个既特殊又正常的政治环境和文化氛围里，对大陆占据主流的既普通又扭曲的革命观、文化观向来有所保留，甚至有所不屑，印象中比较深刻的，就有成龙在《A计划续集》里的台词：“无论我的目标多正确、多动听，也不会但求目的不择手段……不知道这么多人打生打死之后，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就算一个四万万人的国家，都是由一个个人组成，如果不喜欢自己的生活，哪里还有心思爱自己的国家呢？”。此番言辞在崇尚抛头颅洒热血的我们听来，很是刺耳。
但陈可辛的这部片，《七武士》的架构、全明星的阵容之后，却俨然有了主旋律的味道。就算陈导向往大陆市场，也没有必要给“交了党费再咽气”的桥段拍个全明星版。
个人认为，《十月围城》其实是香港导演一次狡黠的潜伏，如果只被全城追杀一小时的以命相搏引去了眼球，那这80大洋的电影票可谓白交了一大半。片中的多个处理手法，暗含机锋，对民主、革命这些高尚大义的讽刺可谓恰到好处。
洪门红棍孙中山
先从剧情说起。个人觉得，片中对孙文赴港的危险性，艺术处理得有些夸张。现在很多人都知道，孙文当时的江湖地位是洪门的四二六红棍（好像和今年壮烈牺牲的香港大哥李泰龙一样，属于省部级干部），行走华人社会既有组织上的照顾，也有高手常侍左右。像片中那样上个街就有几十架弩机狙枪招呼，那……那不是孙中山，是廖仲恺。
而陈可辛，自称也很想在片中表露孙文这一身份，甚至真的拍了这个情节，但是慑于京城广电衙门里那一众阴森森的剪刀手，只好作罢。
说者无意，听者留心。陈导的这一爆料阴暗地揣测了一下：也许这才是你想表达的真实内涵吧——革命，其实是江湖的胜利。
革命空余狗屎运
我知道，现在已经有人开始嘲笑神经过敏牵强附会神五神六了。但是请君细看情节，那高喊理想大义的，有多少可取之处？
梁家辉饰的陈少白，作为革命党的香港话事人，在片中基本上一无是处：一没功夫，这很明显；二没钱，这更明显……；三没经验，严重缺乏对敌斗争经验，直接害死了春哥她爹的整个戏班；四没胆色，见血就晕，刀都拿不稳，直接被自己的大反派学生狠狠地鄙视；第五，他甚至没人脉，保护孙文这种大事，自己手上能打出的牌竟然只有商人李玉堂和春哥她爹；第六，他连正确的信仰也没有，他的信仰就是纠结于民主这个洋单词的中文译法，就是孙先生的《伦敦蒙难记》，但在革命鸿图的描绘上，只能用“开天辟地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和“中华的希望，在于孙先生”这样空洞的、甚至违反民主本意的说教来鼓吹。
他有的只有两次狗屎运：第一次是恰好被抓，留了个钢笔把李玉堂感动得涕泗横飞拖下水，让李施展自己的人脉聚拢一帮义士；第二次是一跟头摔掉了眼镜，睁眼瞎乱枪打死了阎孝国。估计阎兄死前还在纳闷：不可能！这书呆子怎么可能打中我？再一细看原来书呆子没戴眼镜，哦，怪不得，阎兄蔑笑而死……
这革命小领袖的形象，是在让人大跌眼镜。革命党，光听发音就让人觉得英明神武威风八面，革命党头领，那更是应该在举棋若定间摧枯拉朽地灭掉清王朝的爪牙！咋给人的感觉这么蔫呢？
是的，革命的真相并不是书生们的振臂高呼，而是草莽英雄的江湖聚会。
这个映射，在史料中也很容易找到大量的对应。先不说辛亥革命前的种种，就是在1911年11月的广东，总督张鸣岐被革命声势吓得逃窜到香港后，孙先生最信赖的胡汉民被推举为都督。这对革命党而言无疑是狗屎运爆棚天上下了馅饼雨，此时的广东是大展宏图的沙盘。可是，可是胡汉民是个书生。
乱世之秋要主政，先要能维持秩序吧，胡书生手无寸铁，喝过酒的兄弟也不多，焦头烂额之时想到了让“民军”进城，他甚至出钱给民军买粮买枪。可“民军”实际上就是三山五岳的好汉，各有各的大哥，省城花花世界，火并在所难免。开进广州的二十多路民军经常干仗，胡汉民只有目瞪口呆，最后只好以迎接孙先生为名，只身离开革命热土，把乱局交给副都督陈炯明（是的，就是中学课本上那个反动军阀陈炯明）。陈炯明刀口舔血的事情做了太多，对付胡书生的烂摊子就几招杯酒释兵权杀鸡给猴，半月之内坐稳了广州。这……
堪当大用下九流
说起死士，曾经年幼我的心中只有两人，荆轲和林觉民。荆轲不消多说。这林觉民虽然文弱，但是《与妻书》却让当年尚且青春年少憧憬着莺莺燕燕的我感动得无以复加。鱼翅当时就觉得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全部都是这样的，孙先生手下的志士都是这样的，既有一手飞扬文章，又能慨然赴死，清朝就是他们一手推翻的。
后来发现自己错了，而且显然陈可辛也这么认为。
少白先生和他的学生们同志们，在刺客的弩机前只有当靶子的份，不要说反击，连肉盾都当得不是很专业。真正堪当大用，保全了革命大火种孙先生并且痛灭刺客的，是乞丐赌徒小贩戏子这些下九流，就连瘦骨伶仃的车夫，都可以抱紧阎孝国的大腿。
所以我虽然对孙先生和林觉民仍抱有崇高的敬意，但对于当年林觉民的土制炸弹究竟消灭了几个清朝兵勇，并不敢抱有太乐观的估计。事实是，“吾党菁华付之一炬”，七十二名同盟会精英中的精英，没有做掉一个有名有姓的清朝官员。而那次广州起义，也只是对清王朝造成了挠痒式的打击。
有钱有粮有死士
下九流的死士们救了大革命，他们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慢着，讽刺的是，下九流没想到要活在人民的心中，陈少白那一套光荣与梦想的说教对那些文化程度无法与国际接轨的下九流无异于对牛弹琴；下九流也不屑于活在人民心中，他们各有各的精神狗窝。除此外，有钱有粮，就够了。
他们甚至本来没想到有这么严重，真的需要死。臭豆腐巴特尔和春哥念叨着明天过了回老家（基本上港片里的“等明天过了”这句话就是死神的召唤），甄子丹藏着个布娃娃准备去逗逗女儿，谢霆锋咧着斜角眼心里盘算着洞房的时候和掌握了摄影技术的老婆拍拍艳照……只有痴情恋母扇子侠有了死的觉悟，直接一句“最危险的地方交给我”，因为他知道商人出手阔绰肯定没好事。
但他们知道要死的时候都没犹豫，死时，脑海中还是和革命绝缘。
召集死士，本不需要什么大义。荆轲是这样，片中各人也是这样。乞丐为了重金赎回的扇子，赌徒为了突然冒出来的女儿，小贩为了六袋米而引发的好感，春哥则直接是为了卖身葬父。
除此以外，都是废话。
各人的朴素目的，是陈导的艺术化处理。也就是说，很多革命者的真实目的，恐怕要更朴素，有钱有粮而已。
这些想法虽够不上崇高，却一点也不卑鄙。如果不能正视这些目的，只能说明我们的常识遭到了扭曲。百年后的成者王侯在总结经验的时候喜欢提N大法宝，但其实真实法宝只有四个字，土地革命。
邪自飘零恶自流
邪自飘零恶自流，黑自飘零暗自流。有时候真的是这样，至少阎孝国就是这样。
终极BOSS阎孝国威风八面，有着宗教式的虔诚和丐帮帮主那样高强的武功，沈重阳和刘郁白还没过招就只剩下了半条命，谁还能挡住他？是没了眼镜的近视眼书生颤抖的手中胡乱发射出的一颗洋枪子弹。杯洗具啊！
这颗子弹也够坎坷，跟着枪一起，史密夫给了李玉堂，李玉堂给了儿子，儿子给丢了，书生捡起来了，眼镜又掉了，当然好在眼镜掉了，要不然肯定打不中。
这种荒诞的因果，已经成了大片中常见的桥段。而艺术是来源于现实的，反动势力的覆灭，其实往往是因缘巧合下的自身衰亡。身披老虎皮炫耀的人，往往并不是打老虎的真英雄。
影片在最后的字母中，罗列了孙先生在香港密谈后的一系列起义，然后大字幕显示武昌革命的成功。这从视觉上造成了一种逻辑：义士们保卫了孙先生，孙先生完成了密谈，计划得很周全，起义连续重创了清王朝，最终在革命党的武昌起义中取得了光荣的胜利。
而历史上的孙先生，也在《黄花岗72烈士事略序》中，从“吾党菁华付之一炬”的描述，经过“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的务虚描写，直接过渡到“不半载而武昌之革命以成”。
逻辑很牵强，描述很失实。
作为怀疑论者，我更倾向地认为：清朝覆亡更多的原因是重重前奏后的自我解体，这前奏有太平天国，义和团，八国联军，新军，贪腐，割据，天灾，等等等等。
革命党舍生忘死的冲击，真正对王朝体系只有挠痒式的影响。当然，革命鼓吹手可以说这是四两拨千斤，革命党一拨而再拨，始终未得要领，好在王朝坍塌前的一刻，他们又拨了一下。孙先生甚至还没有拨到——武昌首义成功的时候，孙中山正因此前革命连接失败，在美国丹佛友人卢瑞连开的餐馆中当“企台”，也就是端盘子。
至于“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当时草根百姓，尚为三餐而愁，能有心情关注革命形势并且很“兴奋”的，恐怕只有未婚男女学生和冒险家们。民智未启，直到50年后才稍有改观。而通过当时传媒不发达的主流舆论渠道，老百姓们听到革命党想到的更多的应该是担心被杀被烧被抢（鲁迅小说多有描述），何来兴奋一说？
所以，虽然我对革命者的信仰和牺牲抱有敬仰和感恩，但还是阴暗地说一句：某种意义上，革命者是七个半烧饼的最后半个，是给重伤老虎送终然后剥下虎皮的人。
领导泪对英雄血
孙先生在一汪泪水中目送香港在自己视线中消失，留下“欲得文明之幸福，必经文明之痛苦”这句对仗工整的话。
血泊中的下九流，却没办法给自己的生命意义来个经典表达，直接成了革命公式中籍籍无名的分母。
少白兄面对悲恸的李老板大受刺激，估计在琢磨着要专为李家公子写个名垂千古的碑文。
这也许是青少年如我者只知道革命中的书生、却不知道革命中的下九流的原因：书生有笔能留名正史，下九流们在为了有钱有粮而捐躯之后顶多只能流入口口相传的野史。
但民主和革命的故事还是要说下去，要用最好的表达、最易于围观群众们接受的逻辑来说，要请最会说的人来说——片头陈导让歌神张学友来大讲“民主”，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
香港的导演，因为生存在一个既特殊又正常的政治环境和文化氛围里，对大陆占据主流的既普通又扭曲的革命观、文化观向来有所保留，甚至有所不屑，印象中比较深刻的，就有成龙在《A计划续集》里的台词：“无论我的目标多正确、多动听，也不会但求目的不择手段……不知道这么多人打生打死之后，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就算一个四万万人的国家，都是由一个个人组成，如果不喜欢自己的生活，哪里还有心思爱自己的国家呢？”。此番言辞在崇尚抛头颅洒热血的我们听来，很是刺耳。
但陈可辛的这部片，《七武士》的架构、全明星的阵容之后，却俨然有了主旋律的味道。就算陈导向往大陆市场，也没有必要给“交了党费再咽气”的桥段拍个全明星版。
个人认为，《十月围城》其实是香港导演一次狡黠的潜伏，如果只被全城追杀一小时的以命相搏引去了眼球，那这80大洋的电影票可谓白交了一大半。片中的多个处理手法，暗含机锋，对民主、革命这些高尚大义的讽刺可谓恰到好处。
洪门红棍孙中山
先从剧情说起。个人觉得，片中对孙文赴港的危险性，艺术处理得有些夸张。现在很多人都知道，孙文当时的江湖地位是洪门的四二六红棍（好像和今年壮烈牺牲的香港大哥李泰龙一样，属于省部级干部），行走华人社会既有组织上的照顾，也有高手常侍左右。像片中那样上个街就有几十架弩机狙枪招呼，那……那不是孙中山，是廖仲恺。
而陈可辛，自称也很想在片中表露孙文这一身份，甚至真的拍了这个情节，但是慑于京城广电衙门里那一众阴森森的剪刀手，只好作罢。
说者无意，听者留心。陈导的这一爆料阴暗地揣测了一下：也许这才是你想表达的真实内涵吧——革命，其实是江湖的胜利。
革命空余狗屎运
我知道，现在已经有人开始嘲笑神经过敏牵强附会神五神六了。但是请君细看情节，那高喊理想大义的，有多少可取之处？
梁家辉饰的陈少白，作为革命党的香港话事人，在片中基本上一无是处：一没功夫，这很明显；二没钱，这更明显……；三没经验，严重缺乏对敌斗争经验，直接害死了春哥她爹的整个戏班；四没胆色，见血就晕，刀都拿不稳，直接被自己的大反派学生狠狠地鄙视；第五，他甚至没人脉，保护孙文这种大事，自己手上能打出的牌竟然只有商人李玉堂和春哥她爹；第六，他连正确的信仰也没有，他的信仰就是纠结于民主这个洋单词的中文译法，就是孙先生的《伦敦蒙难记》，但在革命鸿图的描绘上，只能用“开天辟地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和“中华的希望，在于孙先生”这样空洞的、甚至违反民主本意的说教来鼓吹。
他有的只有两次狗屎运：第一次是恰好被抓，留了个钢笔把李玉堂感动得涕泗横飞拖下水，让李施展自己的人脉聚拢一帮义士；第二次是一跟头摔掉了眼镜，睁眼瞎乱枪打死了阎孝国。估计阎兄死前还在纳闷：不可能！这书呆子怎么可能打中我？再一细看原来书呆子没戴眼镜，哦，怪不得，阎兄蔑笑而死……
这革命小领袖的形象，是在让人大跌眼镜。革命党，光听发音就让人觉得英明神武威风八面，革命党头领，那更是应该在举棋若定间摧枯拉朽地灭掉清王朝的爪牙！咋给人的感觉这么蔫呢？
是的，革命的真相并不是书生们的振臂高呼，而是草莽英雄的江湖聚会。
这个映射，在史料中也很容易找到大量的对应。先不说辛亥革命前的种种，就是在1911年11月的广东，总督张鸣岐被革命声势吓得逃窜到香港后，孙先生最信赖的胡汉民被推举为都督。这对革命党而言无疑是狗屎运爆棚天上下了馅饼雨，此时的广东是大展宏图的沙盘。可是，可是胡汉民是个书生。
乱世之秋要主政，先要能维持秩序吧，胡书生手无寸铁，喝过酒的兄弟也不多，焦头烂额之时想到了让“民军”进城，他甚至出钱给民军买粮买枪。可“民军”实际上就是三山五岳的好汉，各有各的大哥，省城花花世界，火并在所难免。开进广州的二十多路民军经常干仗，胡汉民只有目瞪口呆，最后只好以迎接孙先生为名，只身离开革命热土，把乱局交给副都督陈炯明（是的，就是中学课本上那个反动军阀陈炯明）。陈炯明刀口舔血的事情做了太多，对付胡书生的烂摊子就几招杯酒释兵权杀鸡给猴，半月之内坐稳了广州。这……
堪当大用下九流
说起死士，曾经年幼我的心中只有两人，荆轲和林觉民。荆轲不消多说。这林觉民虽然文弱，但是《与妻书》却让当年尚且青春年少憧憬着莺莺燕燕的我感动得无以复加。鱼翅当时就觉得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全部都是这样的，孙先生手下的志士都是这样的，既有一手飞扬文章，又能慨然赴死，清朝就是他们一手推翻的。
后来发现自己错了，而且显然陈可辛也这么认为。
少白先生和他的学生们同志们，在刺客的弩机前只有当靶子的份，不要说反击，连肉盾都当得不是很专业。真正堪当大用，保全了革命大火种孙先生并且痛灭刺客的，是乞丐赌徒小贩戏子这些下九流，就连瘦骨伶仃的车夫，都可以抱紧阎孝国的大腿。
所以我虽然对孙先生和林觉民仍抱有崇高的敬意，但对于当年林觉民的土制炸弹究竟消灭了几个清朝兵勇，并不敢抱有太乐观的估计。事实是，“吾党菁华付之一炬”，七十二名同盟会精英中的精英，没有做掉一个有名有姓的清朝官员。而那次广州起义，也只是对清王朝造成了挠痒式的打击。
有钱有粮有死士
下九流的死士们救了大革命，他们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慢着，讽刺的是，下九流没想到要活在人民的心中，陈少白那一套光荣与梦想的说教对那些文化程度无法与国际接轨的下九流无异于对牛弹琴；下九流也不屑于活在人民心中，他们各有各的精神狗窝。除此外，有钱有粮，就够了。
他们甚至本来没想到有这么严重，真的需要死。臭豆腐巴特尔和春哥念叨着明天过了回老家（基本上港片里的“等明天过了”这句话就是死神的召唤），甄子丹藏着个布娃娃准备去逗逗女儿，谢霆锋咧着斜角眼心里盘算着洞房的时候和掌握了摄影技术的老婆拍拍艳照……只有痴情恋母扇子侠有了死的觉悟，直接一句“最危险的地方交给我”，因为他知道商人出手阔绰肯定没好事。
但他们知道要死的时候都没犹豫，死时，脑海中还是和革命绝缘。
召集死士，本不需要什么大义。荆轲是这样，片中各人也是这样。乞丐为了重金赎回的扇子，赌徒为了突然冒出来的女儿，小贩为了六袋米而引发的好感，春哥则直接是为了卖身葬父。
除此以外，都是废话。
各人的朴素目的，是陈导的艺术化处理。也就是说，很多革命者的真实目的，恐怕要更朴素，有钱有粮而已。
这些想法虽够不上崇高，却一点也不卑鄙。如果不能正视这些目的，只能说明我们的常识遭到了扭曲。百年后的成者王侯在总结经验的时候喜欢提N大法宝，但其实真实法宝只有四个字，土地革命。
邪自飘零恶自流
邪自飘零恶自流，黑自飘零暗自流。有时候真的是这样，至少阎孝国就是这样。
终极BOSS阎孝国威风八面，有着宗教式的虔诚和丐帮帮主那样高强的武功，沈重阳和刘郁白还没过招就只剩下了半条命，谁还能挡住他？是没了眼镜的近视眼书生颤抖的手中胡乱发射出的一颗洋枪子弹。杯洗具啊！
这颗子弹也够坎坷，跟着枪一起，史密夫给了李玉堂，李玉堂给了儿子，儿子给丢了，书生捡起来了，眼镜又掉了，当然好在眼镜掉了，要不然肯定打不中。
这种荒诞的因果，已经成了大片中常见的桥段。而艺术是来源于现实的，反动势力的覆灭，其实往往是因缘巧合下的自身衰亡。身披老虎皮炫耀的人，往往并不是打老虎的真英雄。
影片在最后的字母中，罗列了孙先生在香港密谈后的一系列起义，然后大字幕显示武昌革命的成功。这从视觉上造成了一种逻辑：义士们保卫了孙先生，孙先生完成了密谈，计划得很周全，起义连续重创了清王朝，最终在革命党的武昌起义中取得了光荣的胜利。
而历史上的孙先生，也在《黄花岗72烈士事略序》中，从“吾党菁华付之一炬”的描述，经过“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的务虚描写，直接过渡到“不半载而武昌之革命以成”。
逻辑很牵强，描述很失实。
作为怀疑论者，我更倾向地认为：清朝覆亡更多的原因是重重前奏后的自我解体，这前奏有太平天国，义和团，八国联军，新军，贪腐，割据，天灾，等等等等。
革命党舍生忘死的冲击，真正对王朝体系只有挠痒式的影响。当然，革命鼓吹手可以说这是四两拨千斤，革命党一拨而再拨，始终未得要领，好在王朝坍塌前的一刻，他们又拨了一下。孙先生甚至还没有拨到——武昌首义成功的时候，孙中山正因此前革命连接失败，在美国丹佛友人卢瑞连开的餐馆中当“企台”，也就是端盘子。
至于“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当时草根百姓，尚为三餐而愁，能有心情关注革命形势并且很“兴奋”的，恐怕只有未婚男女学生和冒险家们。民智未启，直到50年后才稍有改观。而通过当时传媒不发达的主流舆论渠道，老百姓们听到革命党想到的更多的应该是担心被杀被烧被抢（鲁迅小说多有描述），何来兴奋一说？
所以，虽然我对革命者的信仰和牺牲抱有敬仰和感恩，但还是阴暗地说一句：某种意义上，革命者是七个半烧饼的最后半个，是给重伤老虎送终然后剥下虎皮的人。
领导泪对英雄血
孙先生在一汪泪水中目送香港在自己视线中消失，留下“欲得文明之幸福，必经文明之痛苦”这句对仗工整的话。
血泊中的下九流，却没办法给自己的生命意义来个经典表达，直接成了革命公式中籍籍无名的分母。
少白兄面对悲恸的李老板大受刺激，估计在琢磨着要专为李家公子写个名垂千古的碑文。
这也许是青少年如我者只知道革命中的书生、却不知道革命中的下九流的原因：书生有笔能留名正史，下九流们在为了有钱有粮而捐躯之后顶多只能流入口口相传的野史。
但民主和革命的故事还是要说下去，要用最好的表达、最易于围观群众们接受的逻辑来说，要请最会说的人来说——片头陈导让歌神张学友来大讲“民主”，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