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弟宋子安

写一写宋家最小，在家里人际关系最好，最受哥哥姐姐疼爱的小弟弟。
宋子安是宋家六个孩子里最小的，他生于1907年，比美龄小9岁，比子文小12岁，比庆龄小14岁。在那张著名的全家合影中，哥哥姐姐看着都是大人了，只有坐在最前面的他还完完全全是一个小孩子。那张合影应该也是宋家唯一一张全家合影，摄于1917年八月前后。蔼龄1904年离家去美国读书时，子安还没有出生。后来庆龄、美龄、子文相继出国读书，一家人其实从来没有聚齐过，直到1917年7月美龄和子文学成归国，宋家才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团聚。6个孩子围绕在父母在身边，在家中拍下这张照片，已婚的姐姐没有叫来丈夫一起（不过孙那时已经不在上海了），蔼龄也没带上当时已经出生的两个孩子。拍下这张合影后不久，庆龄就南下广州协助孙的工作去了。第二年5月，他们的父亲去世。拍下这张照片前后的一个月里，是宋家难得的每个人都在场的团圆时光。
                
                
                
                
父亲1918年去世时，子安只有11岁，那么小就没有爸爸，是一件很可怜的事。不过有那么多能干的哥哥姐姐在，他还是可以一直被照顾着。其实从平常幸福的角度出发，宋家6个孩子里面最让人羡慕的就是子安了，他没有很强烈的政治立场，也没怎么深入地涉足政治，因此得以在这个后来发生两次分裂的家庭中保持着一种相对超然的地位，和每一个哥哥姐姐的关系都很好。人生与事业上有哥哥姐姐提携，应该不会有太深的焦躁与操心，还有美丽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感觉他的人生总体蛮舒服的。不过，虽然看上去是能干的哥哥姐姐在照料这个小弟弟，其实，各自独立又拥有不同性格、立场与命运的他们，也是需要这样一个温暖、贴心的小弟弟呢。
子安的儿子说过他父亲名字的含义：父亲被命名为“子安”，意思是“安宁的儿子”，“他很重视自己的名字，在家庭出现矛盾时总是尽力调停。”子安的儿媳也说起过他作为整个家族联络人的角色：“哥哥姐姐们之间发生争吵，意见不和，公公就在中间穿梭调解。”子安1926年去往哈佛大学读书，庆龄曾在给朋友的信中提到：“我们最小的弟弟将于今秋入哈佛大学学习。他将于8月启程赴美，原先我计划与他同往，后因国内事务太多，最后还是决定留下来了。”在子安离开中国时，宋家内部还未出现分裂的痕迹，但就在他离开后一两年里，中国政局发生巨大变化，波及到宋家的每一个人，二姐庆龄流亡海外。
1928年子安曾在回国途中绕道去柏林看望二姐，并陪伴她在中欧多个国家旅行了一个多月。庆龄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我们刚从布拉格回来。我与子安旅行了一个多月，先到巴黎去美国医院作X 光治疗，再去往瑞士可爱的阿尔卑斯山区，还去了奥地利和捷克。在旅途中我曾寄上几张明信片，你可以了解我们访问的国家。”——字里行间可以看到她愉悦的心情。子安的到了对庆龄的安慰是巨大的，而这样长时间的放松旅行，在庆龄嫁给孙以后的岁月里，在她接下来的生命中，都是唯一的一次。
据子安的儿子回忆：“年轻时，他在柏林的军事学院学习，因此得以陪伴在20世纪20年代晚期离开中国前往莫斯科和柏林的姐姐宋庆龄”。这样看来，子安和庆龄不但有过一起旅行，还在相对长的时间里在异国他乡相互陪伴，对于当时与国内很多亲人都关系紧张的庆龄来说，这样的陪伴无疑是珍贵的。庆龄和子安有一张在父母墓前的合影，她在照片背后写下了“树长万代，落叶归根”几个字，隐约流露出她对亲人的依恋，以及打算归葬家族墓地的心愿。
晚年的庆龄非常思念子安，她多次向海外与子安有联系的人打听他的消息，还请人带口信想子安回趟大陆见上一面。子安还是庆龄晚年在给朋友的信中唯一提到的亲人，也是唯一去世后庆龄发去唁电的亲人。她称他为“我最亲爱的小弟弟”，还有“他是我多好的弟弟，他从不伤害任何人”，并说“他最理解我”。我一直在想庆龄为什么对小弟弟如此深情呢，感觉在那些年里，生活等各个方面明显是子文对她照料最多。也许一是因为子安介入政治不深，几乎是她唯一能公开表达感情的亲人，所以现在给人感觉是她提小弟弟提得最多。第二是在1927年时，其他家人都选择了蒋，让她内心有一种不被理解的深深伤害。她当时曾向朋友抱怨自己的家人：“他们需要的是安全感，蒋能比我给他们更多的安全感。”这句话里有着深切的无助。而当时子安在美国，没有和其他家人一起给她那种背叛一般的伤害。后来子安跟政治的联系也不多，无形中也能给她子安在立场上是最靠近她的感觉。1969年子安去世时，正是文革，为了向“美帝国主义”那边的人发唁电，庆龄不得不请求周恩来的帮助。而除了她以外，其他的兄弟姐妹都去旧金山参加了小弟弟的葬礼。接下来子文和蔼龄在1971年、1973年分别去世，庆龄没有再发唁电了。也许是子文跟蔼龄都介入政治太深（子文和孔都在1940年代后期上了战犯名单），她只能把伤心深埋心底了。
子安在美龄大学毕业回国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是由美龄负责管教，并给他辅导功课，美龄几乎扮演了妈妈一样的角色，她真正参与了子安成长的点点滴滴，在子安成年后两人的关系一直非常亲密。据子安二战后在美国出生的儿子回忆，他们小时候的假期常常跟父母一起去台湾玩。“我从九岁一直到上大学期间的许多个暑假，包括此后的一些时光，都是和蒋夫人他们一起度过的。” 不知道庆龄是否知道她晚年惦记的小弟弟其实常常带着孩子去台湾T。T
子安的儿子还回忆了很多和美龄夫妇在一起的好玩的事。比如，“有一天他（蒋）非常严肃地问我：‘弟弟，什么让你不高兴了？’我回答：‘没什么呀，我在这儿很高兴。’然后他问：‘为什么我总听见你和你哥哥讲，你有啥么勿开心（上海话里的有什么不高兴）？’‘不是的，姑父，’我回答，‘我说的是summer vacation,就是暑假。’他开怀大笑起来，那一整个夏天他常常故意问我们‘啥么勿开心’。”晚上他们会一起在花园散步，或者在台北市里兜风，这时美龄就会给大家讲笑话。
子安一直跟着大哥子文在金融和实业领域做事，他跟这个哥哥的关系也非常好。1940年代初，子文在美国时，常常让这个小弟弟帮他打听国内官场的消息。有些问题，他和他在重庆的下属朋友都不方便亲自去问蒋，他会让子安去问。子安是个性温和，当子文和美龄夫妇的关系出现问题时，他常常充当调节者的角色。吴景平曾在关于子文的传记中写到：“在宋子文与蒋介石之间的沟通上，宋子安曾起过很重要的作用。即便到了1950年代，他还在纽约与台北之间扮演过信使角色，使得宋蒋互相都感到对方比较可以接受一些。”1943年史迪威事件时，蒋与子文起了冲突，有一段时间蒋一直拒绝见子文。子安曾去见蒋，想缓和蒋与子文的关系，不过政治上的事情并不是他想的那么简单，蒋在当天日记里称子安是“天真幼稚之人”。
在晚年，子安的努力让哥哥和姐夫实现了某种和解。他促成了子文唯一的一次返台。因为早先各种分歧，晚年子文和蒋的关系也不算好，子安和蔼龄都曾多次去台湾玩，但子文一直没去过。直到1963年，子文去看嫁到菲律宾的三女儿，在那里他曾写信给妻子，说他很快就将回到美国。但两天后子安来到马尼拉，替美龄夫妇邀请子文一起去台湾。子安说服了子文，于是子文再次写信给妻子，说他将改变行程，先去一趟台湾。在台湾的十来天子文感觉不错，与蒋也是相逢一笑泯恩仇了。他写信给妻子说，“我在台湾南部呆了几天，看望蒋及三妹美龄，我们的重聚很愉快。”
                
                
                
                
                
                
所有哥哥姐姐都没有想到的是，小弟弟子安是六个兄弟姐妹中走得最早的一个。1969年62岁时就突然脑溢血去世。在他去世10年后，庆龄还在给朋友的信中说起他：“只要一想到小弟弟的突然去世，我就忍不住掉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