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aight Face> Chap 2 - Spes Bona
美好的希冀 (Spes Bona)
Nigel Hawthorne
很久以前在人们还有着下午运动的习惯的时候，一个明媚的夏日午后，在一场网球比赛上，那个矮矮的，将来会成为我父亲的男人，在场边看到了一个有着温柔的，深色眼眸的女孩。女孩好像很娴熟似的挥动着球拍。他觉得她是他的。茶歇时候他了解到她的名字叫罗斯玛丽·莱斯(Rocemary Rice), 父亲是考文垂的一个医生，母亲是个艺术家。她比他小十七岁。怀着同样的好奇心，Rosemary发现她的对手，那个脸色通红的四十岁上下的男人似乎对没怎么将注意力放在网球上。这个叫查尔斯·伯纳德·霍桑(Charles Barnard Hawthorne)的男人，像她自己的父亲一样，是个全科医生。他从考文垂郊区的Walsgrave来，是一家四子里唯一的男孩——在位于爱普索姆镇(Epsom)的公立学校和剑桥的克莱尔学院(Clare College, Cambridge)上过学，还在一战时作为皇家陆军医疗队(Royal Army Medical Corps)的队长在法国服役过。
他父亲在他很小时就去世了，母亲和三个宠溺他的姐姐——梅布尔(Mabel)，奥利芙(Olive) 和乔吉(Georgie)将他带大。他成长成了一个被家人宠爱的健壮的小伙子。很多年后，我母亲承认到她并没有很爱他，但是却被他无微不至的关照打动了。她也曾经，她这么跟我说，不乏追求者的——有个叫杰弗瑞的，还有个爱抽烟斗的莱斯利——不过，让这个成熟稳重的男人将来做她孩子的父亲的想法却就这样占据在她脑海里了。她终于做出了决定。在她二十三岁生日那天她挽着他的手，沿着考文垂教堂的走廊走向尽头，穿着不太合适的婚纱——像个系在中间的袋子，那面纱好像网球的网一样罩在她深棕色的眼外。
他们的婚姻确实并不愉快。我父亲总是按自己的想法行事，而我母亲由于听了她父母的意愿，离开学校太早，对她周围这个广阔的世界知晓的很少。唯恐让我父亲对她不满，她一直小心翼翼却又急迫地想事事做好，这让她直到很多年以后我父亲去世后才开始真正独立拿起决断来。刚结婚时，他们去了威尔士山骑摩托车度蜜月。一天在浓雾中有辆小轿车从对面朝他们开过来，急转掉头。小轿车的驾驶员在事故中去世，我母亲从摩托车座上摔到一片草坪上，因此没受伤，我父亲在事故中丢失了手指上一段指节，还有他的一些骄傲自大。这件事几年之后，他都需要在她帮助下穿衣，钢琴弹奏也中止了，直到他感觉完全恢复了才继续。
这对年轻的夫妇搬到了位于宾利街(Binley Road) 的莱姆寓所(The Limes)，一幢爱德华七世风格的屋子。我父亲开始了离家不远的位于Gosford Green的医疗业务，等待着子女的到来。希拉最先出生，接着是我，最后是双胞胎兄妹简妮特和约翰。全部在四年之内。我母亲都快忙不过来了。
我没见过我父亲的父母，因为他们都在我出生前去世了。但家中他们褪色的肖像画却挂在墙上，下楼梯时在反射的灯光中我时常看见，在我头顶，父亲的母亲莎拉(Sarah)，头戴着华丽的帽子，有着丰满的胸部和结实的腰，好像"快乐女孩"(Gaiety Girl，音乐剧) 里的角色那样。在她右边，是我祖父——姿态更加保守——穿戴正式地正襟危坐在桌前。还有祖父母的父母亲的画像，曾祖母戴着一顶多褶的礼帽，曾祖父身着坚挺的胸衣，神情严肃，好像从“克兰弗德”(Cranford, BBC古装剧)里走出来的人物。 曾祖父过去是个巡回布道师，从英国的西南部各郡兜售教义和万能药给别人，最后到了中部地区，在那里安了家。我真希望我能更加详细地讲讲我父亲那边的故事，但是想要从父亲口中得到线索是不可能的事，哪怕是用希波拉底式的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方式，不是傻子都明白这是没有用的；就算你用沙把他活埋到下巴，他也不会泄露他的秘密的。我母亲那边倒是完全两码事。
母亲那边的家族是个有着很强烈的社会良知的家庭。伊丽莎白·嘉瑞·安德森(Elizabeth Garrett Anderson)是国内最初的几位女医生中的一位，也是米勒森·嘉瑞·福西特(Millicent Garrett Fawcett)，妇女选举协会(Women's Suffrage Society)的主席的二表妹。母亲的婶婶艾米和杰克·白得利(Jack Badley)结婚了，并一起组建了一所在当时极具创新和前卫意识的学校——贝代尔综合学校(Bedales co-educational school)，这所学校现已经是国内最现代的教育机构之一。她母亲艾尔西(Elsie), 我祖母，从皇家女子艺术学校毕业，被她妹妹聘用为艺术教师。查尔斯·莱斯(Charles Rice)，一个数学教师，对我祖母一见倾心，最终他们结婚了。他们生了两个小孩：一个在一战中战死，另一个就是我母亲，Rosemary.他们的婚姻在多年生活的起起伏伏中历经了许多变迁，包括查尔斯最终成了名医生等等，但可惜的是他们间情感渐渐变淡，终于在1931年，我出生后的第三年，查尔斯和艾尔西离婚了。
我母亲的叔叔，埃德蒙·嘉瑞特 (Edmund Garret)，是个令其他有趣的亲戚都黯然失色的人。他患有肺病，但却帅气浪漫。在贝尔梅尔报 (Pall Mall Gazette)当记者期间，考虑到他的健康状况，报社派他去南非，在那他成了开普敦时报 (Cape Times)的编辑，聘用了很多新人，包括他的挚友和对手，塞西尔·罗兹 (Cecil Rhodes)。在一片侵略主义的氛围中，他是一个真正的开明、自由的，令人耳目一新的存在。他雄心勃勃，很有魄力又有人情味。最后他被推举进了开普敦议会，在任期内他很有智慧地动用自己的影响力，直到肺病将他击垮，他回到英国，不久就去世了。
在赫特福德郡 (Hertfordshire)的家中，那个被我们称为“会客厅”的房间里立着一个抛光的写字台。第一眼看上去它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抽屉口上两条显眼的裂缝看起来并没有随着时间流逝变大，在我看来反倒平添了几分意蕴。还有那精雕细琢的黄铜把手，左边的那一只看起来是后来安上去的，因此和其他部分不怎么搭。桌底周围的装饰用的是和桌面不同的一种木材，最近从铆接处滑落了。我一直说要把它重新安上去，这样缺一块看起来可不太英式，反倒有种荷兰式的感觉了。这张写字台的前主人据说是Cecil John Rhodes和Rudyard Kipling，虽然后者只是个去南非的旅游者，不太可能想要带着这个笨重的家具。之后这张桌子到了埃德蒙手中，然后是我祖母，最后到了我这里。桌子四四方方地摆在那儿，看起来既像个美好的遗产，又像是责难，一个我不可能有的宏大的野心的宣言。
在宾利街的房子屋后有个花园，我们小时候都在那玩耍，但是父亲越来越担心我们的安全，因为屋子离街道很近。一个他上学时的伙伴，吉尔伯特·哈奇森(Gilbert Hutchinson)，收到了来自一所大学的聘书——是来自开普敦的——用他想要移居到有灿烂阳光和新鲜空气的“应许之地”的热情灌感染了我父亲，历史便这么展开了。在那个年代，人们需要坐邮轮去，在了不起的埃德蒙叔叔那会，船费是56磅——现在贵了一点点——路上要花费两周时间抵达。父亲说服哈奇森先生带上他去，就当是看看那边到底怎么样。
我父亲被那里的景象俘虏了。他从一位莱斯特医生那里那买了间房子和诊所，回来带我们过去。让我那伤心的祖母一路去到利物浦和她挚爱的女儿Rosemary告别一定是很令她难堪的，尤其是当她的新帽子被风吹跑，掉进电车底下时。我们移居去了正是她哥哥埃德蒙心之所系的地方。这纯粹是个巧合，我估计父亲在做出决定之前并没有特别考虑过什么，他也没给莱斯夫人很多时间考虑，只是不停地打电话给她告诉她我们要搬家了。不管怎么说，他是霍桑家族的，他妻子现在已经成了霍桑夫人，孩子也是霍桑家族的人了，嘉瑞特不过是家族的旁系。
不过，这样的分离也没持续多久。因为一年以后，我祖母便来到南非和我们住在一起了。
1932年的八月，我们乘坐Ceramic号邮轮出发了，带着全部的家具：一架大钢琴；衣柜，床头柜，老时钟，一个笨重的核桃木餐具柜，一个可调节的餐桌；我父亲家族的画像，母亲的皇冠德比和韦奇伍德的陶瓷器(Crown Derby and Wedgwood)，餐具，甚至有她和我父亲睡的床的床架。刚刚抵达时，我们还不太习惯这个新环境，便在纽兰兹(Newlands,开普敦地名) 的塞西尔酒店暂住下，距市中心几公里远。家具摆放好，肖像也在楼梯间挂起来，这间屋子便是我们的家了。屋子很大但乱糟糟的，房间里暗得让人心慌，带有殖民地特色的阳台摇摇欲坠，陡峭的楼梯从两边的走廊直通到前门，门上镶嵌着彩色玻璃面板，透进来仅有的一点点光线。环绕在前院的好似一条脏兮兮的大蟒蛇的，是疯狂生长的满是刺的九重葛(Bougainvillaea)，落满了灰尘，急切地向着阳光生长。九重葛从未开过花，因为它就没见到过阳光——屋子的朝向不对。屋子背面倒是能照到很强烈的阳光，在那有个废弃的温室，里面有些空空的吊篮，和几盆装着干枯的蕨草的陶罐。从屋子里到外墙并没有装上玻璃，取而代之的是一些粉刷过的木板，对于孩童来说，只要他们的父母亲没在意，他们便能在木板上爬上爬下，真是嬉戏的好地方。
马路对面是个公园，当1652年荷兰人进驻开普敦时，人们种植了一大块菜园以补从东部香料交易中心往来的船只。开普敦也因此得名“海中客栈”。现在这花园已完全成了植物园，池塘里游着慵懒的几条金鱼，睡莲漂浮在水面上，一座飞驰的马的雕塑刻画着在德拉维尔伍德被杀害的英雄，几处设有喷泉的高温温室，在里面你能看到热带植物；还有一个鸟舍，一处博物馆和一间没有伦勃朗也没有高更作品的艺术画廊。再往后是家公共图书馆，一间天主教堂和了不起的埃德蒙叔叔呆了三十的，进行过无数次讨论工作的议院。在这个别致的景色汇集的地方，你永远不会感觉无聊。无边的花园里宽阔的的碎石子路向罗德维尔护士表明这是个带着她的小看护——坐在双人婴儿车里的希拉和我——出游的好去处，不过得留意我们别离池塘太近。
我们抵达时是春季。政府街两旁的橡树正在长出叶子，小松鼠在树上追逐嬉闹，鸽子咕咕地叫着，野花漫山遍野地绽开，绚烂夺目。每当猛烈的东南部冷风刮到镇上，吹得门窗和屋顶砰砰作响时，那是他在向人们宣告他的到来，仿佛是一块被风鼓起的“桌布”覆盖到桌山上来，从我们的卧室往外看，这景象多么壮观啊！希拉比较幸运，她当时已经能记事了，记得许多细节。我当时只有三岁半，对此情景已没什么印象。而双胞胎兄妹俩则躲在另一个房间里，在婴儿床上咯咯地笑。时光流逝，当我慢慢成长起来，我逐渐能够欣赏周围这些美妙的景色，探索这个将在我生命中打下烙印的地方。
我们家到过非洲腹地，但却发现这里的人，其实是来自和我们同样的地方——最黑暗的英国。我们很快就发现，这里的空气是如此清新，令人神清气爽，阳光从湛蓝的天空照下来，而不是像玩捉迷藏似的躲在黑压压的乌云背后。沉睡的山谷虽然被殖民地开发了，但是山谷里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凉亭和悠闲地漫步的观光马车，这位于非洲大陆最南端的宗主城看上去仿佛天堂般美丽。“这地球上最美的岬角” 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是这样描述这个城市的。以他的旅行经历，他应该知道他在说什么。
Nigel Hawthorne
很久以前在人们还有着下午运动的习惯的时候，一个明媚的夏日午后，在一场网球比赛上，那个矮矮的，将来会成为我父亲的男人，在场边看到了一个有着温柔的，深色眼眸的女孩。女孩好像很娴熟似的挥动着球拍。他觉得她是他的。茶歇时候他了解到她的名字叫罗斯玛丽·莱斯(Rocemary Rice), 父亲是考文垂的一个医生，母亲是个艺术家。她比他小十七岁。怀着同样的好奇心，Rosemary发现她的对手，那个脸色通红的四十岁上下的男人似乎对没怎么将注意力放在网球上。这个叫查尔斯·伯纳德·霍桑(Charles Barnard Hawthorne)的男人，像她自己的父亲一样，是个全科医生。他从考文垂郊区的Walsgrave来，是一家四子里唯一的男孩——在位于爱普索姆镇(Epsom)的公立学校和剑桥的克莱尔学院(Clare College, Cambridge)上过学，还在一战时作为皇家陆军医疗队(Royal Army Medical Corps)的队长在法国服役过。
他父亲在他很小时就去世了，母亲和三个宠溺他的姐姐——梅布尔(Mabel)，奥利芙(Olive) 和乔吉(Georgie)将他带大。他成长成了一个被家人宠爱的健壮的小伙子。很多年后，我母亲承认到她并没有很爱他，但是却被他无微不至的关照打动了。她也曾经，她这么跟我说，不乏追求者的——有个叫杰弗瑞的，还有个爱抽烟斗的莱斯利——不过，让这个成熟稳重的男人将来做她孩子的父亲的想法却就这样占据在她脑海里了。她终于做出了决定。在她二十三岁生日那天她挽着他的手，沿着考文垂教堂的走廊走向尽头，穿着不太合适的婚纱——像个系在中间的袋子，那面纱好像网球的网一样罩在她深棕色的眼外。
他们的婚姻确实并不愉快。我父亲总是按自己的想法行事，而我母亲由于听了她父母的意愿，离开学校太早，对她周围这个广阔的世界知晓的很少。唯恐让我父亲对她不满，她一直小心翼翼却又急迫地想事事做好，这让她直到很多年以后我父亲去世后才开始真正独立拿起决断来。刚结婚时，他们去了威尔士山骑摩托车度蜜月。一天在浓雾中有辆小轿车从对面朝他们开过来，急转掉头。小轿车的驾驶员在事故中去世，我母亲从摩托车座上摔到一片草坪上，因此没受伤，我父亲在事故中丢失了手指上一段指节，还有他的一些骄傲自大。这件事几年之后，他都需要在她帮助下穿衣，钢琴弹奏也中止了，直到他感觉完全恢复了才继续。
这对年轻的夫妇搬到了位于宾利街(Binley Road) 的莱姆寓所(The Limes)，一幢爱德华七世风格的屋子。我父亲开始了离家不远的位于Gosford Green的医疗业务，等待着子女的到来。希拉最先出生，接着是我，最后是双胞胎兄妹简妮特和约翰。全部在四年之内。我母亲都快忙不过来了。
我没见过我父亲的父母，因为他们都在我出生前去世了。但家中他们褪色的肖像画却挂在墙上，下楼梯时在反射的灯光中我时常看见，在我头顶，父亲的母亲莎拉(Sarah)，头戴着华丽的帽子，有着丰满的胸部和结实的腰，好像"快乐女孩"(Gaiety Girl，音乐剧) 里的角色那样。在她右边，是我祖父——姿态更加保守——穿戴正式地正襟危坐在桌前。还有祖父母的父母亲的画像，曾祖母戴着一顶多褶的礼帽，曾祖父身着坚挺的胸衣，神情严肃，好像从“克兰弗德”(Cranford, BBC古装剧)里走出来的人物。 曾祖父过去是个巡回布道师，从英国的西南部各郡兜售教义和万能药给别人，最后到了中部地区，在那里安了家。我真希望我能更加详细地讲讲我父亲那边的故事，但是想要从父亲口中得到线索是不可能的事，哪怕是用希波拉底式的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方式，不是傻子都明白这是没有用的；就算你用沙把他活埋到下巴，他也不会泄露他的秘密的。我母亲那边倒是完全两码事。
母亲那边的家族是个有着很强烈的社会良知的家庭。伊丽莎白·嘉瑞·安德森(Elizabeth Garrett Anderson)是国内最初的几位女医生中的一位，也是米勒森·嘉瑞·福西特(Millicent Garrett Fawcett)，妇女选举协会(Women's Suffrage Society)的主席的二表妹。母亲的婶婶艾米和杰克·白得利(Jack Badley)结婚了，并一起组建了一所在当时极具创新和前卫意识的学校——贝代尔综合学校(Bedales co-educational school)，这所学校现已经是国内最现代的教育机构之一。她母亲艾尔西(Elsie), 我祖母，从皇家女子艺术学校毕业，被她妹妹聘用为艺术教师。查尔斯·莱斯(Charles Rice)，一个数学教师，对我祖母一见倾心，最终他们结婚了。他们生了两个小孩：一个在一战中战死，另一个就是我母亲，Rosemary.他们的婚姻在多年生活的起起伏伏中历经了许多变迁，包括查尔斯最终成了名医生等等，但可惜的是他们间情感渐渐变淡，终于在1931年，我出生后的第三年，查尔斯和艾尔西离婚了。
我母亲的叔叔，埃德蒙·嘉瑞特 (Edmund Garret)，是个令其他有趣的亲戚都黯然失色的人。他患有肺病，但却帅气浪漫。在贝尔梅尔报 (Pall Mall Gazette)当记者期间，考虑到他的健康状况，报社派他去南非，在那他成了开普敦时报 (Cape Times)的编辑，聘用了很多新人，包括他的挚友和对手，塞西尔·罗兹 (Cecil Rhodes)。在一片侵略主义的氛围中，他是一个真正的开明、自由的，令人耳目一新的存在。他雄心勃勃，很有魄力又有人情味。最后他被推举进了开普敦议会，在任期内他很有智慧地动用自己的影响力，直到肺病将他击垮，他回到英国，不久就去世了。
在赫特福德郡 (Hertfordshire)的家中，那个被我们称为“会客厅”的房间里立着一个抛光的写字台。第一眼看上去它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抽屉口上两条显眼的裂缝看起来并没有随着时间流逝变大，在我看来反倒平添了几分意蕴。还有那精雕细琢的黄铜把手，左边的那一只看起来是后来安上去的，因此和其他部分不怎么搭。桌底周围的装饰用的是和桌面不同的一种木材，最近从铆接处滑落了。我一直说要把它重新安上去，这样缺一块看起来可不太英式，反倒有种荷兰式的感觉了。这张写字台的前主人据说是Cecil John Rhodes和Rudyard Kipling，虽然后者只是个去南非的旅游者，不太可能想要带着这个笨重的家具。之后这张桌子到了埃德蒙手中，然后是我祖母，最后到了我这里。桌子四四方方地摆在那儿，看起来既像个美好的遗产，又像是责难，一个我不可能有的宏大的野心的宣言。
在宾利街的房子屋后有个花园，我们小时候都在那玩耍，但是父亲越来越担心我们的安全，因为屋子离街道很近。一个他上学时的伙伴，吉尔伯特·哈奇森(Gilbert Hutchinson)，收到了来自一所大学的聘书——是来自开普敦的——用他想要移居到有灿烂阳光和新鲜空气的“应许之地”的热情灌感染了我父亲，历史便这么展开了。在那个年代，人们需要坐邮轮去，在了不起的埃德蒙叔叔那会，船费是56磅——现在贵了一点点——路上要花费两周时间抵达。父亲说服哈奇森先生带上他去，就当是看看那边到底怎么样。
我父亲被那里的景象俘虏了。他从一位莱斯特医生那里那买了间房子和诊所，回来带我们过去。让我那伤心的祖母一路去到利物浦和她挚爱的女儿Rosemary告别一定是很令她难堪的，尤其是当她的新帽子被风吹跑，掉进电车底下时。我们移居去了正是她哥哥埃德蒙心之所系的地方。这纯粹是个巧合，我估计父亲在做出决定之前并没有特别考虑过什么，他也没给莱斯夫人很多时间考虑，只是不停地打电话给她告诉她我们要搬家了。不管怎么说，他是霍桑家族的，他妻子现在已经成了霍桑夫人，孩子也是霍桑家族的人了，嘉瑞特不过是家族的旁系。
不过，这样的分离也没持续多久。因为一年以后，我祖母便来到南非和我们住在一起了。
1932年的八月，我们乘坐Ceramic号邮轮出发了，带着全部的家具：一架大钢琴；衣柜，床头柜，老时钟，一个笨重的核桃木餐具柜，一个可调节的餐桌；我父亲家族的画像，母亲的皇冠德比和韦奇伍德的陶瓷器(Crown Derby and Wedgwood)，餐具，甚至有她和我父亲睡的床的床架。刚刚抵达时，我们还不太习惯这个新环境，便在纽兰兹(Newlands,开普敦地名) 的塞西尔酒店暂住下，距市中心几公里远。家具摆放好，肖像也在楼梯间挂起来，这间屋子便是我们的家了。屋子很大但乱糟糟的，房间里暗得让人心慌，带有殖民地特色的阳台摇摇欲坠，陡峭的楼梯从两边的走廊直通到前门，门上镶嵌着彩色玻璃面板，透进来仅有的一点点光线。环绕在前院的好似一条脏兮兮的大蟒蛇的，是疯狂生长的满是刺的九重葛(Bougainvillaea)，落满了灰尘，急切地向着阳光生长。九重葛从未开过花，因为它就没见到过阳光——屋子的朝向不对。屋子背面倒是能照到很强烈的阳光，在那有个废弃的温室，里面有些空空的吊篮，和几盆装着干枯的蕨草的陶罐。从屋子里到外墙并没有装上玻璃，取而代之的是一些粉刷过的木板，对于孩童来说，只要他们的父母亲没在意，他们便能在木板上爬上爬下，真是嬉戏的好地方。
马路对面是个公园，当1652年荷兰人进驻开普敦时，人们种植了一大块菜园以补从东部香料交易中心往来的船只。开普敦也因此得名“海中客栈”。现在这花园已完全成了植物园，池塘里游着慵懒的几条金鱼，睡莲漂浮在水面上，一座飞驰的马的雕塑刻画着在德拉维尔伍德被杀害的英雄，几处设有喷泉的高温温室，在里面你能看到热带植物；还有一个鸟舍，一处博物馆和一间没有伦勃朗也没有高更作品的艺术画廊。再往后是家公共图书馆，一间天主教堂和了不起的埃德蒙叔叔呆了三十的，进行过无数次讨论工作的议院。在这个别致的景色汇集的地方，你永远不会感觉无聊。无边的花园里宽阔的的碎石子路向罗德维尔护士表明这是个带着她的小看护——坐在双人婴儿车里的希拉和我——出游的好去处，不过得留意我们别离池塘太近。
我们抵达时是春季。政府街两旁的橡树正在长出叶子，小松鼠在树上追逐嬉闹，鸽子咕咕地叫着，野花漫山遍野地绽开，绚烂夺目。每当猛烈的东南部冷风刮到镇上，吹得门窗和屋顶砰砰作响时，那是他在向人们宣告他的到来，仿佛是一块被风鼓起的“桌布”覆盖到桌山上来，从我们的卧室往外看，这景象多么壮观啊！希拉比较幸运，她当时已经能记事了，记得许多细节。我当时只有三岁半，对此情景已没什么印象。而双胞胎兄妹俩则躲在另一个房间里，在婴儿床上咯咯地笑。时光流逝，当我慢慢成长起来，我逐渐能够欣赏周围这些美妙的景色，探索这个将在我生命中打下烙印的地方。
我们家到过非洲腹地，但却发现这里的人，其实是来自和我们同样的地方——最黑暗的英国。我们很快就发现，这里的空气是如此清新，令人神清气爽，阳光从湛蓝的天空照下来，而不是像玩捉迷藏似的躲在黑压压的乌云背后。沉睡的山谷虽然被殖民地开发了，但是山谷里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凉亭和悠闲地漫步的观光马车，这位于非洲大陆最南端的宗主城看上去仿佛天堂般美丽。“这地球上最美的岬角” 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是这样描述这个城市的。以他的旅行经历，他应该知道他在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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