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漂泊，我们曾这样写父亲

“因为我们中国所多的是孩子之父，所以以后是只要‘人’之父！”1918年9月15日，在《新青年》上，鲁迅写下了这段话。
第二年3月，胡适的长子胡祖望出生，胡适以诗贺之：
树本无心结子，
我也无恩于你。
但是你既来了，
我不能不养你教你，
那是我对人道的义务，
并不是我待你的恩谊。
在诗的结尾，胡适写道：“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做我的孝顺儿子。”
两位大师不约而同地将矛头对准父亲，为“新文化运动”投下浓重的弑父阴影。翻开20世纪中国文学史，父亲的形象堪称惨不忍睹，虽然也有《背影》这样的名著，但现实中朱自清与父亲朱鸿钧矛盾极深，朱鸿钧曾禁止朱自清踏入家门，双方至死也未正式缓和关系，对照《背影》中的描写，令人颇觉荒诞。
为什么几代作家要拿父亲开刀？父亲究竟做错了什么？
东西方文化在此碰撞
“打倒父亲”本非土产，而是“法国大革命”的舶来品，在“大革命”爆发前20年，法国逐步形成了否定父权、亵渎父亲的文化氛围。
一方面，在沉重的王权压力下，人民只能靠嘲讽、恶骂来对抗，既然法王动辄自称为民众的父亲，却又刻薄寡恩，大家自然要用否定父亲的方式来指桑骂槐。
在当时，法国的流行书籍多是黄色小说，相比之下，启蒙作家的著作远远算不上畅销，在畅销榜上，看不到孟德斯鸠、伏尔泰等大师的名字，甚至连卢梭的书，也只有一本排在第8名。为了促进销量，启蒙作家们甚至将自己的作品拆散，夹在黄色小说中售卖，这意味着，读者要获得完整的精神营养，就得接受几倍的精神污染。
这些黄色小说大量编造法王及妻子的下流故事，以告诉读者：所谓的“父亲”就是这么肮脏无耻，根本不值得尊重。
另一方面，法王自称民众之父，亦有心理学上的根据。父权是一种自然权力，这是人的生物本能所决定，不论制度如何变迁，父亲在家庭中总是享有最高权威，父亲无需选举产生，权利义务无需对等，任期无限，且无法制衡，所以古往今来，一切专制者莫不将父权神圣化、绝对化。事实证明，一个人能接受无边界的父权，就能接受无边界的王权，在我们面对暴君颤抖之先，必有面对父亲颤抖的基本训练。
欲推翻专制主义，就有革除其文化基础，这样才能将原本嵌入其秩序中的人释放出来，转化为革命的资源，这为“打倒父亲”提供了合法性。
于是，在莫里哀的《悭吝人》中，有了狠毒的阿拉贡，而《欧也妮・葛朗台》中，父亲为满足自己的贪欲，不惜吞噬自己的女儿。这一写作传统的顶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卓夫兄弟》，作家将一个血淋淋的弑父事件呈现在读者面前。
意外的是，这一思潮在中国得到了热烈响应。
一方面，传统中国高度世俗化，名义上尊父，却并未将父权神圣化，历代文学作品中都有对父亲不利的描写。
如元杂剧《破窑记》中的父亲刘仲实，让女儿抛绣球来选择丈夫，结果绣球打中了穷秀才吕蒙正，刘仲实立刻反悔，甚至不惜将女儿赶出家门。再比如在汤显祖名作《牡丹亭》中，杜丽娘与柳梦梅梦中相爱，因求之不得，抑郁而死，后杜丽娘重回阳间，她的父亲杜宝却主张把杜丽娘打死。最典型的例子还是曹雪芹的《红楼梦》，身为父亲的贾政完全是反面形象，而他的儿子贾宝玉却光彩照人。
通过这些作品，国人发泄着对现实中过于强势的父权的不满，这已为“打倒父亲”做好铺垫。
另一方面，清末民初，在西方势力持续冲击下，国人产生了强烈的恐慌感，渴望找到迅速、有效的解决方案，以彻底摆脱困境。
“打倒父亲”有号召力，易在感觉上取得共鸣，且上手快、操作方便，通过实践，能给实施者带来强烈的在场感，由此产生自己正在“把握历史、主动作为”的幻觉，因此迅速流行开来。
转了一圈只好回归父亲
1919年，傅斯年在《万恶之原》一文中说：“可恨中国的家庭，空气恶浊到了一百零一度。从他孩子生下来的那一天，就教训他怎样应时，怎样舍己从人，怎样做你爷娘的儿子。决不肯教他做自己的自己。”
在这种心态影响下，新文学第一个十年中，父亲的形象高度僵化，他们自私、保守、落后，反对一切新事物，全无半点情感，如鲁迅《伤逝》中的“子君的父亲”，以及胡适在《终身大事》中的“田亚梅的父亲”。这些父亲彼此雷同、毫无生气，无理由地坚持错误思想，俨然是“僵尸式的父亲”，只为敌视美好明天而存在。倒是在《药》中，鲁迅刻画的父亲华老栓比较真实，华老栓有一份本能的父爱，却不幸被愚昧、麻木套牢。
新文学第二个、第三个十年，随着作家们写实能力的提升，“僵尸式的父亲”渐渐淡出，性格更丰富、多元的父亲走上前台，但推究起来，仍以三种父亲为主。其一，是专制且残忍的父亲，如曹禺《雷雨》中的周朴园、巴金《家》中的高老太爷等；其二，是尚有人性温暖却没有能力的父亲，如萧红《北中国》中的父亲、茅盾《农村三部曲》中的老通宝等；其三，是落后于时代的丑角，如张天翼《包氏父子》中的老包、老舍《二马》中的老马等。虽然写法更生动灵活，可曾有的偏见并未消除，反而进一步加深。
王同坤先生曾提出，20世纪中国大师级作家中，许多人少年丧父，如鲁迅、胡适、周作人、老舍、巴金、茅盾、郁达夫、丁玲、田汉、夏衍、沙汀等，父亲角色的过早隐退让他们更多看到父权专横、暴虐的一面，却没看到父权担当、扶持的一面。
事实上，父权是有前提的，只有在父亲无条件承担起养育子女的责任时它才成立，否则父权便会消解，父权和专制者的权力并不完全相同。可问题的关键在于，在融入现代化的过程中，维系传统父权的社会条件纷纷崩溃，只能靠文化惯性来支撑，过高的期许，过低的兑现能力，父权遂成众矢之的。
值得注意的是，上世纪40年代，许多作家对父亲的评价忽然有所改变，如巴金的《憩园》、老舍的《四世同堂》，都展现出对家的眷恋与温情。特别是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中的蒋捷三，表面看，他劣迹斑斑，喜欢与歌女为伴，娶过三房姨太太，性格暴躁、专制，是“五四”初期常见的“僵尸式父亲”，可在他暴戾的外壳下，蒋捷三却有对儿女的一份深爱，这推动他暗自反省自己，在女儿蒋淑华的婚礼上，他选择了低头：“过去的错处，你们推给我们是可以的，但是未来……那是你们自己。”
或者，抗战的苦痛让作家们意识到，家不完全是制造奴隶的工厂，也是心灵最后的港湾，无数次历史的疾风苦雨，如无家的抚慰，我们的文明何能挺到今天？经历革命激情洗礼的一代人在坚硬的现实面前，因逃无可逃，被迫与传统妥协。
“打倒父亲”的得与失
但，和解只是暂时的退让，“打倒父亲”仍激励着后来的年轻人。
“打倒父亲”的正面价值在于，它唤醒了无数麻木者，开始从“以家为本”转向“以人为本”，这为中国现代性转型提供了可能。
“家庭本位”的最大弊端在它把社会分割为一个又一个小圈子，个体只对小圈子内的成员负责，致社会的信任度偏低。
正如弗朗西斯•福山指出的那样，华人企业在全球均遭遇了“升级的困境”，同样的条件、同样的机遇，美国人、日本人能迅速把企业做大，而华人却有“富不过三代”之说。因为家庭本位下，人们无法相信外人，交易成本陡增，大量的资源浪费在内耗中。美日公司易做大，因其社会组织特别发达，易结成共同体，在共同体中，人们学会了如何合作，最终形成了现代企业。
父权至上的社会不利于共同体的形成，在一个个小家庭中，人们无法形成普遍的价值观，正如韦政通先生所说：“在一个以家族为中心的社会里，个人的意见是不被重视的，个人的荣辱也是不被重视的，必要时可以为了家族牺牲个人。家族需要荣耀，你就得为他贡献才智；家族需要维持门风，无论如何恶劣的婚姻关系，仍不能拆离；家族为了维护表面和平的家风，每个组成分子必须敛抑自己的个性，培养无限的容忍。”
然而，能否用工程的手段去改变社会，这是前贤们未曾深入探讨过的话题。社会是超复杂系统，贸然干预，很可能打破其平衡，由此引发更多的问题，并一劳永逸地将社会自我修复、自我再生的功能破坏掉。
对过分相信工程奇迹的人们来说，他们没有闲暇去思考：“打倒父亲”之后，人们心灵的真空靠什么来弥补？由此出现的生活意义丧失、道德沦丧等，该怎样应对？
法国大革命时，人们靠提倡“兄弟情”和“祖国爱”来弥补父亲的缺失，这也被引入到中国，在相当时期，战友、同窗、导师、领路人、长兄、领导等被神话，可由此也出现了水土不服。
毕竟古代中国“家在国上”，比如父亲犯罪，孩子是否应告发，孔子明确回答说：不应该告发，因为孝比忠更重要。这一观点融入到官方价值观中，被历代皇帝所认可，则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对父爱总有一种不可遏制的期待。
“打倒父亲”之后，只好再重建父亲，比如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将刚毅、果敢、权威等父亲的品质，融合到地方干部身上，他们完美无缺且充满温情，以此安慰了作家对父爱的渴望。
然而，重建出来的父亲能像血缘的父亲那么鲜活且负责吗？1949年后相当时期，两个父亲的苦斗成为许多小说的母题，作家们一遍遍告诉读者：“血缘父亲”出卖了子女，而“理念的父亲”却拯救了他们的人生，所以后者更靠谱。
可事实是，这个“理念的父亲”根本无法替代“血缘父亲”。
父亲仍是一个尴尬角色
改革开放后，文学得以回归自我，随着时代对文学需要的减弱，小说渐渐被边缘化，作家因而有了更多的自主性。
在《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作品中，父亲获得了较完整的正面形象，但仔细推敲，许茂仍然是“理念的父亲”的变形，他无原则的善良与觉醒，如果去掉与外部世界错谬的对抗，就会让人觉得难以成立。
值得注意的是，“打倒父亲”的声音并未消失，反而更加常见与犀利，如苏童《河岸》中的库文轩、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中的父亲，此外还有王朔的小说，包括崔健的歌曲《一无所有》等，都充满了对父亲的嘲弄与否定。
这几乎已成定式，每当社会需要批判精神，作家们便会不自觉地将眼光投向父亲，反叛父亲给了他们恐惧感，他们深深地沉浸在那份刺激中。可从结果看，只剩下批判的形式不断在更新，批判的内容却渐渐流失。
批判父亲，最终目的是为了建构父亲，可百年“轮黑”，我们依然没搞明白，今天该怎样当父亲。
现实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去做传统型父亲，严肃且强势，要么去做自由的父亲，试图与孩子成为朋友。从逻辑看，后者似乎更符合时代需要，但事实与逻辑推理相去甚远。
鲁迅先生曾说：“做儿子时，以将来的好父亲自命，待到自己有了儿子的时候，先前的宣言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
胡适先生深通教育之道，门生满天下，偏偏他的儿子胡思杜后来却加入批判胡适的阵营中，斥骂胡适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宣布与胡适脱离父子关系：“在他没有回到人民的怀抱来以前，他总是人民的敌人，也是我自己的敌人。在决心背叛自己阶级的今日，我感受到了在父亲问题上有划分敌我的必要。”
胡适中年以后日渐回归传统，终于成了“观其一生所表现的行为，则为一个服膺旧道德、实践旧伦理的纯正儒士。他是一个孝子，一个慈父，一个标准丈夫”。
始于弑父，终于为父，或者在胡适内心中也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他必须找到一份重量，以此证明自己曾经活过，证明这次人生确有价值。
对于弑父后的空空荡荡，或者最有说服力的还是莫言的文本。在《红高粱家族》中，莫言发明出了一个“我爷爷”，那个叫余占鳌的土匪顶天立地、我行我素，有一份混不吝的自由天性；而“我父亲”却患得患失，在各种运动中惊恐地苟活着；而“我”则被贫穷、世故彻底压垮，习惯了麻木与隐忍。
莫言高明之处在于，既然父亲已倒，干脆用“我爷爷”来滥竽充数，在“我爷爷”身上，聚合着作家所能想象出来的、父亲的全部优秀品质，但这个“我爷爷”始终无法和现实捏到一起，他只能属于传说。
伟大的爷爷、渺小的父亲和无奈的我，由此拼成当下国人的精神世界，不论其中有多少不合理的地方，总算给了每个当父亲的人一点解脱——我就这水平，你又不是我孙子，我凭什么给你当偶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