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之后，再无长衫，民国之后，再无大师
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段特殊时期，这段时期的历史很短，短的只有仅仅37年，也就比中国历史上几次大分裂时期的三国两晋南北朝及五代十国那些后汉后周后唐或东魏等长那么几年，属于典型意义上的乱世或衰世。
那个时期，正值新旧政权交替，清政府刚刚垮台，新兴政府及各路军阀混战不止。内部，中央政府的权力机构尚未完善成熟，权威不大，外部，一大匹学子得以通过庚子赔款或自费留学走向世界，并将世界最先进的思想及技术带回国内。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的先进文化有了第一次的正面交锋和碰撞，于是，涌现出了数不清的大师及顶级学者。
梁启超、陈寅恪、鲁迅、丰子恺、胡适、严复、黄侃、刘文典、金岳霖、徐悲鸿、张爱玲、季羡林、钱穆、钱学森、钱钟书、钱玄同、熊十力、傅斯年、梅贻琦、殷海光......随便拎出一个名字，都能令今天卑微的我们肃然起敬，浑身热血沸腾。
时势造英雄。那是一个空前绝后的时代，也造就了空前绝后的他们。
那个时期的他们，不媚上，不欺下，有担当，有操守，站如松，坐如钟，追求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特立独行，胸怀天下，是国家真正的脊梁。
那个时期的他们，见识过世界，见识过西装，但更喜欢中国的长衫，宽体直身，天人合一
，穿上后，儒雅飘逸，深沉内敛。
民国之后，再无长衫。民国之后，也再无大师。
今天，让我们再一次通过几个代表人物，怀念这些在历史舞台上曾长袖善舞的他们，看一下他们这无比自信无比独立的底气如何从那个时期一直延续到今天：
一、陈寅恪
这姿势，这气势，这魄力，看到照片的第一眼，我脑子里就直接蹦出另一个人——尼采。他这气势简直比尼采还尼采，就那个说自己是太阳、上帝已死的尼采。
陈寅恪能站成这样拍照，是有底气的。
他出身名门，祖父陈宝箴曾官任湖南巡抚，父亲是清末四公子之一的陈三立，从小接受传统的四书五经式私塾教育。
他先后到过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美国等国家的名校留学，掌握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等二十二种语言。
民国十五年（1926年），他只有36岁，就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被邀请为清华大学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
他曾言：“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因而，陈寅恪上课的教室，总是坐得满满的，一半是学生，一半是慕名而来的老师，就连朱自清、冯友兰、吴宓那样的名教授也一堂不漏地听他上课，被人称为是“教授中的教授”。
王国维死后，陈寅恪为其撰写碑文，第一次提出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自此后，这“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就成为中国所有知识分子共同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
陈寅恪博闻强记，博学多才，记忆力惊人，我曾读过一段关于他的文字，说一次他的学生向他请教一个问题，他直接告诉学生到哪本书的第几页去找，学生按图索骥，果然找到了答案，事后直呼陈为活动的图书馆。
万里独步成绝学，世间再无陈寅恪。他是中国文化史上一座耸入云端的高峰，是同时代国内外学者所公认的近现代最博学的人。
二、钱钟书
因为一本书喜欢上一个人，我就是通过《围城》喜欢上的钱钟书。
围城封面的钱钟书，只有一个脑袋，穿着那个时代的旧装，下巴微收，嘴巴紧抿，嘴角微微上扬，带着厚厚的眼镜，眼镜后面是一双狡黠的眼睛。那神态就像站于云端观看世间众生万象的上帝，又像释迦牟尼在灵山说法时独自心领神会的摩柯迦叶，揣着无数别人不知道的秘密，带着善意的微笑，看我们这群尘世的凡夫俗子读他的书，并通过他的书了解他的思想。
他是一个有趣的人，也是一个幽默的人。他的幽默风趣表现在作品中，也表现在日常生活中。
每次读《围城》，我都大笑的合不拢嘴，那些信手拈来的人物描写及比喻，轻松恰当的就如他随口吐出的一口唾沫毫不费劲。
一位读者想要拜访他，他在电话中对她说：假如你吃个鸡蛋觉得味道不错，又何必认识那个下蛋的母鸡呢？
这真是我见过最有水平的拒绝。
和陈寅恪一样，钱钟书也以知识渊博著称，有人曾给他的《管维篇》作过统计，说这部稀世巨著中所征引的西方学者和作家近千人，被征引的著作达一千七八种。
他曾说过：“西方的大经大典，我算是读过了”。他所谓的读，和我们理解的简单浏览阅读不一样，他的读，是指他掌握了这些内容，他能随口用英文、拉丁文、德文背诵出他读过的书或诗篇，对于也称读过的书的我们，能做到吗？
三、鲁迅
据说鲁迅先生读书无数，一生差不多读书近万册。什么概念？鲁迅先生活了45岁，去掉儿时、生病、讲课等时间，按照他有效的生命时间为30年来算，相当于一年读333本，几乎是一天一本书，这还没有计算他写作的时间。
他的著作有多少呢？我买过最全的一套《鲁迅全集》，一共二十部，约700万字。那个时候没有电脑，全部用手来写，而且他的文章大多是杂文，有一定的思想和目的，完全不同于如今网络时代铺天盖地堆砌文字的网文，称得上篇篇经典，字字珠玑。如此的著作等身，又这般的读书破万卷，简直是逆天的节奏啊。
怪不得他说，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意挤，总还是有的。因为按照一天读一本书，又能写这么多文章来算，休息睡觉的时间肯定少之又少，也怪不得先生过早的离开我们。这种拼命三郎不要命的精神，一般人真做不到。
四、胡适
民国时期那么多大家，我认为胡适算是最得老天眷顾最幸运的人。
1917年，胡适刚满26岁，刚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因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文学改良刍议》的文章，就在国内引起巨大的反响，迅速为他暴得大名。
就在那一年，他受支持新文化运动的北大校长蔡元培邀请，前往北大任教。
而同时期，大他十岁的鲁迅，还未在中国文坛暂露头角，还叫周树人，还需要再等一年，才出现“鲁迅”这个笔名，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
那一年，比他大一岁的陈寅恪，从国外留学归来已三年，还没有找到未来的出路，正为明年继续留学美国做准备。
那一年，比他小两岁的毛泽东还在湖南读书，过了一年即1918年，毛泽东才有机会进入北大图书馆做助理。他对在北大任教的胡适、陈独秀等人很崇拜，也一直想通过各种机会结识和拜访胡适，包括写信或坐在后排听其讲课等，但都未引起胡适的注意。多年后，毛泽东回忆自己曾在北大的这段经历，曾自嘲的说，那个时候那些大人物都太忙了，根本没有人注意到地位卑微名不见经传的他。这些大人物里面，不言而喻，肯定包含胡适。
出名要趁早，胡适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1946年，他出任北大校长一职，国共两党也进入到最后的攻坚阶段。两党高层都想拉拢他，而他则非常坚定的选择去了台湾，与他相反的是陈寅恪，一直坚持留在国内。不同的选择，造成了两人截然不同的命运和结局，不能不让人佩服胡适的政治敏感性。
五、徐志摩
徐志摩的一生很短暂，他英年早逝，但这丝毫不影响他用他短暂的一生为自己谱写出一篇最华丽的乐章。
很多人津津乐道的是他与张幼仪、陆小曼、林微因这三个女人的爱情故事。他因为林徽因抛弃了张幼仪，后又结识朋友的妻子陆小曼，转而与陆打得火热。与陆小曼结婚后，又不能完全忘情林徽因，继续寻找机会与林徽因纠缠不清。很多人因此说他是个渣男，是情场高手，对爱情不够专一，只考虑自己，丝毫不顾及张幼仪等人的感受。
但是，我们能要求他什么呢？他自己就是一团鲜红的火焰。他满脑子的新思想和新思潮，不愿意接受父母包办没有爱情的婚姻，努力去追求自己的幸福，又有什么错？他反对传统，反对包办，拒绝平庸，他连自己的后路都不给自己留下，他将自己不停的燃烧，燃烧，直至生命的尽头，在这个追求的过程中，如果伤害了某些人，只能说是旧的封建社会伤害了他们，而不是他徐志摩。
这世界上有一种鸟叫荆棘鸟，它没有脚，只能一直飞，飞累了就睡在风里。这种鸟一辈子只能下地一次，那一次就是它死亡的时候。
而徐志摩就是那只荆棘鸟，他一辈子都在追求自由，追求理想的爱情，追求美，他永远不会停歇，除非死亡阻止了他。
六、丰子恺
高中时，阅读一些书籍或杂志时，总在书中看到一些小插画，画的上面有“子恺”的落款，画的下面被引用者注上“丰子恺做”的字样。
那些图画，都很简单，或者可以称为小儿科，一般都是人物，如几个小孩子在树下斗蛐蛐，一个人给另一个人挖耳朵，几个抱着孩子的人在聊天等等，全是身边的事，身边的人，表现的也是身边的生活。那个时候倒没有太多的惊艳，只是觉得他的画和别人的明显不同，而想着这个画画的人心里肯定住着一个小孩子。
丰子恺考上师范学校后，认识了他的老师李叔同，即后来出家的弘一法师，从老师那里接受了美术和音乐的启蒙，并将美术作为他一生的事业。
他受老师的影响很深，后来也皈依了佛门，成为弘一法师的弟子。在另一个佛法世界中，继续做他的学生。
我不懂画，但看到他的画，总是感觉到满眼的真、纯、自然以及爱。
随便搜几张他的个人图片，常见的就是他面带笑容或者猫咪坐到他身上而他在读书的照片，这样的一个人，应该是慈悲、仁爱的一个人吧。我相信画如其人，这句话说的是不错的。
七、林语堂
读书人应该什么样子？如果让我在现实世界中找出一个读书人代表，我认为就是林语堂那样子。带着眼镜，身穿长衫，神态优雅，怡然自得，温和谦恭。
他出生在教会家庭，父亲是一名传教士，所以，他自小接受的是双重教育。英语说得很流利，国学基础也不错。
他的很多文学作品都是用英文写成的，比如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京华烟云》，在美国畅销不衰的《吾国与吾民》及《生活的艺术》，还有《风声鹤唳》及以及主人公不像中国传统女性的小说《红牡丹》等。
他最大的特色也许就在这里。在国外，他用英语写中国或中国人的故事，并将它们介绍给外国人。在中国，他将国外的“honor”一词创造性的翻译为幽默，并将美国的智慧带到中国。
八、傅斯年
傅斯年1896年生于山东聊城一个儒学世家，他的先祖是清朝入关后汉人中所出的第一位武状元，后来任武英殿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官职为正一品，历史上的纳兰明珠、福康安、曾国藩都曾官拜这一职位。
傅斯年熟读儒家经典，国学功底深厚。考入北大后，与胡适结识，并成为一生的朋友。
据说，他在北大做学生时，很少去上课，成天泡在图书馆里。学校的一些教授也乐于他不来上课，因为他总在课堂上提一些老师答不出来的问题，有时还当面指责教授讲错了，弄得老师张口结舌，下不了台。
胡适刚到北大授课时，因为讲课风气与别的教授不同，引起了部分学生的不满，要求他下课。同学们就找到傅斯年，让他去评判胡适是否应当下课。那个时候，傅斯年只是一个北大的学生，让一个学生去评判一个大名鼎鼎的归国教授是不是适合做老师，可见傅斯年在北大的影响力有多大。
他曾主导了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殷朝废墟的挖掘工作，保护住了现场，使得殷墟的发掘得以顺利进行，是中国近代科学考古史上的第一功臣。
1949年后，他随蒋介石前往台湾，并担任台湾大学校长。他锐意进取，勇于改革，在风雨飘摇的动荡年月里，顺利并卓有成效的在台湾创建了另一个北大。
他强烈反对将大学当做培养工具的摇篮，坚决摈弃大学的工具主义，拒绝让学生学习三民主义，为保持台湾大学的学术独立性和自由精神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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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期，正值新旧政权交替，清政府刚刚垮台，新兴政府及各路军阀混战不止。内部，中央政府的权力机构尚未完善成熟，权威不大，外部，一大匹学子得以通过庚子赔款或自费留学走向世界，并将世界最先进的思想及技术带回国内。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的先进文化有了第一次的正面交锋和碰撞，于是，涌现出了数不清的大师及顶级学者。
梁启超、陈寅恪、鲁迅、丰子恺、胡适、严复、黄侃、刘文典、金岳霖、徐悲鸿、张爱玲、季羡林、钱穆、钱学森、钱钟书、钱玄同、熊十力、傅斯年、梅贻琦、殷海光......随便拎出一个名字，都能令今天卑微的我们肃然起敬，浑身热血沸腾。
时势造英雄。那是一个空前绝后的时代，也造就了空前绝后的他们。
那个时期的他们，不媚上，不欺下，有担当，有操守，站如松，坐如钟，追求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特立独行，胸怀天下，是国家真正的脊梁。
那个时期的他们，见识过世界，见识过西装，但更喜欢中国的长衫，宽体直身，天人合一
，穿上后，儒雅飘逸，深沉内敛。
民国之后，再无长衫。民国之后，也再无大师。
今天，让我们再一次通过几个代表人物，怀念这些在历史舞台上曾长袖善舞的他们，看一下他们这无比自信无比独立的底气如何从那个时期一直延续到今天：
一、陈寅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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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边穿长衫者为陈寅恪 |
这姿势，这气势，这魄力，看到照片的第一眼，我脑子里就直接蹦出另一个人——尼采。他这气势简直比尼采还尼采，就那个说自己是太阳、上帝已死的尼采。
陈寅恪能站成这样拍照，是有底气的。
他出身名门，祖父陈宝箴曾官任湖南巡抚，父亲是清末四公子之一的陈三立，从小接受传统的四书五经式私塾教育。
他先后到过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美国等国家的名校留学，掌握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等二十二种语言。
民国十五年（1926年），他只有36岁，就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被邀请为清华大学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
他曾言：“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因而，陈寅恪上课的教室，总是坐得满满的，一半是学生，一半是慕名而来的老师，就连朱自清、冯友兰、吴宓那样的名教授也一堂不漏地听他上课，被人称为是“教授中的教授”。
王国维死后，陈寅恪为其撰写碑文，第一次提出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自此后，这“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就成为中国所有知识分子共同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
陈寅恪博闻强记，博学多才，记忆力惊人，我曾读过一段关于他的文字，说一次他的学生向他请教一个问题，他直接告诉学生到哪本书的第几页去找，学生按图索骥，果然找到了答案，事后直呼陈为活动的图书馆。
万里独步成绝学，世间再无陈寅恪。他是中国文化史上一座耸入云端的高峰，是同时代国内外学者所公认的近现代最博学的人。
二、钱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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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一本书喜欢上一个人，我就是通过《围城》喜欢上的钱钟书。
围城封面的钱钟书，只有一个脑袋，穿着那个时代的旧装，下巴微收，嘴巴紧抿，嘴角微微上扬，带着厚厚的眼镜，眼镜后面是一双狡黠的眼睛。那神态就像站于云端观看世间众生万象的上帝，又像释迦牟尼在灵山说法时独自心领神会的摩柯迦叶，揣着无数别人不知道的秘密，带着善意的微笑，看我们这群尘世的凡夫俗子读他的书，并通过他的书了解他的思想。
他是一个有趣的人，也是一个幽默的人。他的幽默风趣表现在作品中，也表现在日常生活中。
每次读《围城》，我都大笑的合不拢嘴，那些信手拈来的人物描写及比喻，轻松恰当的就如他随口吐出的一口唾沫毫不费劲。
一位读者想要拜访他，他在电话中对她说：假如你吃个鸡蛋觉得味道不错，又何必认识那个下蛋的母鸡呢？
这真是我见过最有水平的拒绝。
和陈寅恪一样，钱钟书也以知识渊博著称，有人曾给他的《管维篇》作过统计，说这部稀世巨著中所征引的西方学者和作家近千人，被征引的著作达一千七八种。
他曾说过：“西方的大经大典，我算是读过了”。他所谓的读，和我们理解的简单浏览阅读不一样，他的读，是指他掌握了这些内容，他能随口用英文、拉丁文、德文背诵出他读过的书或诗篇，对于也称读过的书的我们，能做到吗？
三、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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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萧伯纳和蔡元培 |
据说鲁迅先生读书无数，一生差不多读书近万册。什么概念？鲁迅先生活了45岁，去掉儿时、生病、讲课等时间，按照他有效的生命时间为30年来算，相当于一年读333本，几乎是一天一本书，这还没有计算他写作的时间。
他的著作有多少呢？我买过最全的一套《鲁迅全集》，一共二十部，约700万字。那个时候没有电脑，全部用手来写，而且他的文章大多是杂文，有一定的思想和目的，完全不同于如今网络时代铺天盖地堆砌文字的网文，称得上篇篇经典，字字珠玑。如此的著作等身，又这般的读书破万卷，简直是逆天的节奏啊。
怪不得他说，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意挤，总还是有的。因为按照一天读一本书，又能写这么多文章来算，休息睡觉的时间肯定少之又少，也怪不得先生过早的离开我们。这种拼命三郎不要命的精神，一般人真做不到。
四、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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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和泰戈尔 |
民国时期那么多大家，我认为胡适算是最得老天眷顾最幸运的人。
1917年，胡适刚满26岁，刚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因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文学改良刍议》的文章，就在国内引起巨大的反响，迅速为他暴得大名。
就在那一年，他受支持新文化运动的北大校长蔡元培邀请，前往北大任教。
而同时期，大他十岁的鲁迅，还未在中国文坛暂露头角，还叫周树人，还需要再等一年，才出现“鲁迅”这个笔名，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
那一年，比他大一岁的陈寅恪，从国外留学归来已三年，还没有找到未来的出路，正为明年继续留学美国做准备。
那一年，比他小两岁的毛泽东还在湖南读书，过了一年即1918年，毛泽东才有机会进入北大图书馆做助理。他对在北大任教的胡适、陈独秀等人很崇拜，也一直想通过各种机会结识和拜访胡适，包括写信或坐在后排听其讲课等，但都未引起胡适的注意。多年后，毛泽东回忆自己曾在北大的这段经历，曾自嘲的说，那个时候那些大人物都太忙了，根本没有人注意到地位卑微名不见经传的他。这些大人物里面，不言而喻，肯定包含胡适。
出名要趁早，胡适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1946年，他出任北大校长一职，国共两党也进入到最后的攻坚阶段。两党高层都想拉拢他，而他则非常坚定的选择去了台湾，与他相反的是陈寅恪，一直坚持留在国内。不同的选择，造成了两人截然不同的命运和结局，不能不让人佩服胡适的政治敏感性。
五、徐志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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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徽因、泰戈尔和徐志摩 |
徐志摩的一生很短暂，他英年早逝，但这丝毫不影响他用他短暂的一生为自己谱写出一篇最华丽的乐章。
很多人津津乐道的是他与张幼仪、陆小曼、林微因这三个女人的爱情故事。他因为林徽因抛弃了张幼仪，后又结识朋友的妻子陆小曼，转而与陆打得火热。与陆小曼结婚后，又不能完全忘情林徽因，继续寻找机会与林徽因纠缠不清。很多人因此说他是个渣男，是情场高手，对爱情不够专一，只考虑自己，丝毫不顾及张幼仪等人的感受。
但是，我们能要求他什么呢？他自己就是一团鲜红的火焰。他满脑子的新思想和新思潮，不愿意接受父母包办没有爱情的婚姻，努力去追求自己的幸福，又有什么错？他反对传统，反对包办，拒绝平庸，他连自己的后路都不给自己留下，他将自己不停的燃烧，燃烧，直至生命的尽头，在这个追求的过程中，如果伤害了某些人，只能说是旧的封建社会伤害了他们，而不是他徐志摩。
这世界上有一种鸟叫荆棘鸟，它没有脚，只能一直飞，飞累了就睡在风里。这种鸟一辈子只能下地一次，那一次就是它死亡的时候。
而徐志摩就是那只荆棘鸟，他一辈子都在追求自由，追求理想的爱情，追求美，他永远不会停歇，除非死亡阻止了他。
六、丰子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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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子恺和他的猫 |
高中时，阅读一些书籍或杂志时，总在书中看到一些小插画，画的上面有“子恺”的落款，画的下面被引用者注上“丰子恺做”的字样。
那些图画，都很简单，或者可以称为小儿科，一般都是人物，如几个小孩子在树下斗蛐蛐，一个人给另一个人挖耳朵，几个抱着孩子的人在聊天等等，全是身边的事，身边的人，表现的也是身边的生活。那个时候倒没有太多的惊艳，只是觉得他的画和别人的明显不同，而想着这个画画的人心里肯定住着一个小孩子。
丰子恺考上师范学校后，认识了他的老师李叔同，即后来出家的弘一法师，从老师那里接受了美术和音乐的启蒙，并将美术作为他一生的事业。
他受老师的影响很深，后来也皈依了佛门，成为弘一法师的弟子。在另一个佛法世界中，继续做他的学生。
我不懂画，但看到他的画，总是感觉到满眼的真、纯、自然以及爱。
随便搜几张他的个人图片，常见的就是他面带笑容或者猫咪坐到他身上而他在读书的照片，这样的一个人，应该是慈悲、仁爱的一个人吧。我相信画如其人，这句话说的是不错的。
七、林语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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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人应该什么样子？如果让我在现实世界中找出一个读书人代表，我认为就是林语堂那样子。带着眼镜，身穿长衫，神态优雅，怡然自得，温和谦恭。
他出生在教会家庭，父亲是一名传教士，所以，他自小接受的是双重教育。英语说得很流利，国学基础也不错。
他的很多文学作品都是用英文写成的，比如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京华烟云》，在美国畅销不衰的《吾国与吾民》及《生活的艺术》，还有《风声鹤唳》及以及主人公不像中国传统女性的小说《红牡丹》等。
他最大的特色也许就在这里。在国外，他用英语写中国或中国人的故事，并将它们介绍给外国人。在中国，他将国外的“honor”一词创造性的翻译为幽默，并将美国的智慧带到中国。
八、傅斯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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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1896年生于山东聊城一个儒学世家，他的先祖是清朝入关后汉人中所出的第一位武状元，后来任武英殿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官职为正一品，历史上的纳兰明珠、福康安、曾国藩都曾官拜这一职位。
傅斯年熟读儒家经典，国学功底深厚。考入北大后，与胡适结识，并成为一生的朋友。
据说，他在北大做学生时，很少去上课，成天泡在图书馆里。学校的一些教授也乐于他不来上课，因为他总在课堂上提一些老师答不出来的问题，有时还当面指责教授讲错了，弄得老师张口结舌，下不了台。
胡适刚到北大授课时，因为讲课风气与别的教授不同，引起了部分学生的不满，要求他下课。同学们就找到傅斯年，让他去评判胡适是否应当下课。那个时候，傅斯年只是一个北大的学生，让一个学生去评判一个大名鼎鼎的归国教授是不是适合做老师，可见傅斯年在北大的影响力有多大。
他曾主导了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殷朝废墟的挖掘工作，保护住了现场，使得殷墟的发掘得以顺利进行，是中国近代科学考古史上的第一功臣。
1949年后，他随蒋介石前往台湾，并担任台湾大学校长。他锐意进取，勇于改革，在风雨飘摇的动荡年月里，顺利并卓有成效的在台湾创建了另一个北大。
他强烈反对将大学当做培养工具的摇篮，坚决摈弃大学的工具主义，拒绝让学生学习三民主义，为保持台湾大学的学术独立性和自由精神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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