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的教诲
“那个有德性且坚定的人敢于用这种方式教导人类。”
——《山中书简》
卢梭为什么既承认自己在天性上是个对公民社会的无用之人，又宣称自己富有“公共精神”和“责任感”。施特劳斯引用了《山中书简》中的这句话来概括卢梭的信念，但却与《爱弥儿》中的“萨瓦神父的信仰自白”联系起来，揭示了《爱弥儿》的写作意图是如何把前社会的自然人培育成民主社会的公民。《山中书简》中的那句话说：“这个有德性且坚定的人敢于用这种方式教导人类。”
卢梭为自己的辩护似乎是受到了外在社会的迫使，但作为内在的公民的自己，显然也是卢梭自己主动迫使自己的结果。不妨回溯一下，苏格拉底又这样的信念吗？答案或许在《理想国》的第七卷，当时苏格拉底和格劳孔讨论的问题是，应该由什么样的人来治理城邦最好。唯有逼迫那些走出洞穴之后看到美好真实本相的人返回洞穴。是城邦所要求的正义逼迫优秀的人回到城邦。
哲人治理城邦的确需要用强制，但如此强制并非是要实现哲人自己所理解的正义，而是要实现城邦的根本福祉。首先，各类人得到各自的幸福，第二，城邦中的各类人凝聚到一起。“法在城邦中造就这种人，为的不是让每个人自己想去哪里就去哪里，而是用她们将城邦凝聚起来。“苏格拉底在《理想国》中说道：”受过天学教育的人回到城邦充当卫士之所以是正义的，理由就在于，他们的责任和义务：既看顾好其余各类人，又守护城邦。“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的序言中充分自信地写道过：“只有那些幸运地生来就是为了洞悉一国政治的天才，才配建议改制。”
卢梭通过反思的得出的一条结论就是，“社会本质上是一种束缚”。但这个著名观点其实可能并不是古典哲人对科学与社会的关系的看法，从城邦的正义来看或为了城邦的利益着想，社会具有认为束缚的性质不仅必要，而且应当。我们需要更好理解西方思想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首先，自由主义有古典与现代两种含义，要求限制极少数热爱智识人的自由，还是一种自由主义吗？在考虑公民社会的政治问题时，卢梭相信自己应该从纯粹社会的饿角度来考虑“政治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可是，深谙古典政治哲学智慧的卢梭又懂得，常人的自然欲望是人性中的最低可能性，以此为基础来建立的公民社会，不可能实现人的最高可能性。
卢梭其实很清楚古典哲学不信任民主政制的理由，人民很难以共同的好为目的，与其说是因为缺乏意愿，不如说是因为缺乏理智的辨识能力。必须得有某个天性优秀的人出来事先制定普适性法律。古典哲人有“神秘且令人敬畏的行动”，那就是阐述古老法律的神圣起源。然而，民主共和的设计师已经不可能再像古典哲人那样捏造公民社会法律的神圣起源。卢梭的方案是：“捏造”情感和传统。
民主制是明显的政治平等，却取消了德性上的不平等，实际上同时也制造了另一种政治上的不平等。“平等产生友谊”这句话出自毕达哥拉斯，但哲人属意的平等，意味着理智德性上相同的出类拔萃。哲人如果被逼回洞穴，就应该承继和维护洞穴中既有的法律，尤其是有关维护法律的神圣来源的法规，而非跟从来自民众的说法。第二，如果被逼回城邦的哲人有机会创建一个城邦，那么，他应该追求实现城邦的正义或者说“最真实且最好的平等”。
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说道：“如果变法使得人丧失服从统治者的习惯，人们得到到还不如失去的多。”订立法律后贸然变旧法为新法，会削弱法律的力量。强制值得就是法律，启蒙智识人看到强制就会反感，从而很难注意到，亚里士多德的意思是，让人养成爱憎分明的习性，往往离不开强制。法律强制具有道德目的：强制人们热望美好的东西，厌恶丑恶的东西。亚里士多德看来，认识宇宙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自然哲人的天体学的方式，一种是神话式的方式。亚里士多德也教诲学习哲学的学生要正确看待神话的政治作用：“说服大众并用于法律和达成一致。”
卢梭在《论科学和文艺》中提到了“世世代代的经验”，现代的大立法者恰恰罔顾的就是这样一些经验。卢梭有善于谋划的头脑，对于这颗头脑来说，怀疑是个好靠垫。在蒙田的《论经验》里，赞美无知的一句话正是“啊！无知和不好奇是供一个善于谋划的头脑休息的何等柔软舒适的枕头。”卢梭并非不懂得古典智慧，他所经常援引的蒙田就说过：“亚里士多德之所以写作，为的是让人领会，倘若他本人都到不到这一目的，比他更为逊色的作家和评论亚里士多德思想的第三者就更打不到了。因此，当卢梭参与篡改自然法则的伟大历史实验时，他会感到不舒服，卢梭的解决方案理智上说得通，而且是一个极富智性的方案，其中的理智成分可以满足他自己善于谋划的头脑。
似乎解决卢梭的问题，最简便的方案是浪漫主义的方案。但卢梭解决方案本身并非是浪漫主义的，因为他以相当理智主义的哲学为前提。很难设想卢梭会说，好的社会制度就在于，能改变想他自己那样的自然的好人的天性，“浪漫主义”公民社会哲学的首要问题在于，在于这种社会哲学已经彻底丧失哲学本有的自由品质，哲学被整合到文化中去了。
“人民的革命几乎总是把人民出卖给蛊惑者，这些蛊惑者只会使他们的枷锁更加沉重。”基于这样的洞见，卢梭想到一个解决方案，如果自由民主共和想要长治久安，就不应该以公民权利为最后的基础，而应该以公民宗教垫底。卢梭为什么对基于消除差距的教育制度心存疑虑呢？施特劳斯引了两处文献来解惑：一段出自《政治学》，“无论寡头政体还是民主政体”，以不平等的措施让经济上不平等的人获得政治平等，为什么亚里士多德会说是欺骗？因为这样抹去了应该由德性优异的人来管理公共事务的问题。第二段来自色诺芬的《居鲁士教育》，波斯政制是如何把一个波斯人培育成可以享有公共权力和政治荣誉的人。
正因为卢梭看到，民主共和政治德性有严重欠缺，他才诉诸公民宗教，需要在连个方面求助于宗教：首先，立法者需要给自己设计的法典注入神圣的起源，第二，需要一种公民宗教来型塑公民精神。《爱弥儿》卷四是卢梭谈及宗教的重要文本，通过一位虚构的神父对爱弥儿的长篇教诲，卢梭表达了他关于宗教教育的看法，然而卢梭让我们看到的与其说是神父的表白信仰，不如说是表白形而上学的思辨。在信仰自白中，神父说道：“良心终于反叛，对上帝发出怨言，沉痛喊道：‘你欺骗了我’！”匪夷所思之处在于，卢梭先让我们看到了这位神父在内心中已经反叛上帝，再让我们看到他给爱弥儿传授宗教信仰。卢梭在《爱弥儿》中写道：“在我看来，问题非常简单，我们既不要他加入这一派，也不要他加入那一派，而是让他们去选择只要出色运用自己的理性，理性当会引导他选择。”
卢梭的公民宗教设想也面临着一个无法克服的苦难，为了培育公民的宗教信仰，必须先教会人民学会哲学思辨，而哲学思辨必然会吧任何宗教视为审视对象。至于如何保证人民能够更好表达公意，卢梭已经设想过：“最重要的是国家之内不能有小团伙，并且每个公民只能表示自己的意见。”参看莱布尼茨在《神义论》导论中以谴责口吻罗列的对于宗教的哲学争议，圣经信仰即使千方百计顺从哲学，也不可能填满哲学的怀疑精神这个无底洞。
卢梭为何让哲学的怀疑品质成为公民教育的基础呢？我们从理论上可以想到的原因是：唯有如此，卢梭才能与民主理论的平等主义原则相一致，然而，或许也不可避免的也夹杂有卢梭个人天性上某些偶然的道德性情，对“不宽容的切身恐惧以及焦虑。”
可以说，卢梭与启蒙运动的关系正是“古典政治哲学和现代政治哲学”关系的体现。不可避免的事实是，哲学的社会地位在古典时代与卢梭时代有所不同。在古希腊时候，人们对哲学带有普遍成见，在现代启蒙之后的社会，“哲学不仅受到普遍尊崇，而且成了一种时尚，这种成见看起来对哲学有利，世界上对哲学本身来说更为危险。或许答案终究还是如此的晦暗不明，正如卢梭在《爱弥儿》开头所说：”在自然秩序中，所有人本来都是平等的，他们共同的天职就是人品，无论谁，只要在这方面受到很好的栽培，就不至于欠缺与他相称的人品。
方亦元
2016.6.22日完稿于华师大图书馆
——《山中书简》
卢梭为什么既承认自己在天性上是个对公民社会的无用之人，又宣称自己富有“公共精神”和“责任感”。施特劳斯引用了《山中书简》中的这句话来概括卢梭的信念，但却与《爱弥儿》中的“萨瓦神父的信仰自白”联系起来，揭示了《爱弥儿》的写作意图是如何把前社会的自然人培育成民主社会的公民。《山中书简》中的那句话说：“这个有德性且坚定的人敢于用这种方式教导人类。”
卢梭为自己的辩护似乎是受到了外在社会的迫使，但作为内在的公民的自己，显然也是卢梭自己主动迫使自己的结果。不妨回溯一下，苏格拉底又这样的信念吗？答案或许在《理想国》的第七卷，当时苏格拉底和格劳孔讨论的问题是，应该由什么样的人来治理城邦最好。唯有逼迫那些走出洞穴之后看到美好真实本相的人返回洞穴。是城邦所要求的正义逼迫优秀的人回到城邦。
哲人治理城邦的确需要用强制，但如此强制并非是要实现哲人自己所理解的正义，而是要实现城邦的根本福祉。首先，各类人得到各自的幸福，第二，城邦中的各类人凝聚到一起。“法在城邦中造就这种人，为的不是让每个人自己想去哪里就去哪里，而是用她们将城邦凝聚起来。“苏格拉底在《理想国》中说道：”受过天学教育的人回到城邦充当卫士之所以是正义的，理由就在于，他们的责任和义务：既看顾好其余各类人，又守护城邦。“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的序言中充分自信地写道过：“只有那些幸运地生来就是为了洞悉一国政治的天才，才配建议改制。”
卢梭通过反思的得出的一条结论就是，“社会本质上是一种束缚”。但这个著名观点其实可能并不是古典哲人对科学与社会的关系的看法，从城邦的正义来看或为了城邦的利益着想，社会具有认为束缚的性质不仅必要，而且应当。我们需要更好理解西方思想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首先，自由主义有古典与现代两种含义，要求限制极少数热爱智识人的自由，还是一种自由主义吗？在考虑公民社会的政治问题时，卢梭相信自己应该从纯粹社会的饿角度来考虑“政治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可是，深谙古典政治哲学智慧的卢梭又懂得，常人的自然欲望是人性中的最低可能性，以此为基础来建立的公民社会，不可能实现人的最高可能性。
卢梭其实很清楚古典哲学不信任民主政制的理由，人民很难以共同的好为目的，与其说是因为缺乏意愿，不如说是因为缺乏理智的辨识能力。必须得有某个天性优秀的人出来事先制定普适性法律。古典哲人有“神秘且令人敬畏的行动”，那就是阐述古老法律的神圣起源。然而，民主共和的设计师已经不可能再像古典哲人那样捏造公民社会法律的神圣起源。卢梭的方案是：“捏造”情感和传统。
民主制是明显的政治平等，却取消了德性上的不平等，实际上同时也制造了另一种政治上的不平等。“平等产生友谊”这句话出自毕达哥拉斯，但哲人属意的平等，意味着理智德性上相同的出类拔萃。哲人如果被逼回洞穴，就应该承继和维护洞穴中既有的法律，尤其是有关维护法律的神圣来源的法规，而非跟从来自民众的说法。第二，如果被逼回城邦的哲人有机会创建一个城邦，那么，他应该追求实现城邦的正义或者说“最真实且最好的平等”。
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说道：“如果变法使得人丧失服从统治者的习惯，人们得到到还不如失去的多。”订立法律后贸然变旧法为新法，会削弱法律的力量。强制值得就是法律，启蒙智识人看到强制就会反感，从而很难注意到，亚里士多德的意思是，让人养成爱憎分明的习性，往往离不开强制。法律强制具有道德目的：强制人们热望美好的东西，厌恶丑恶的东西。亚里士多德看来，认识宇宙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自然哲人的天体学的方式，一种是神话式的方式。亚里士多德也教诲学习哲学的学生要正确看待神话的政治作用：“说服大众并用于法律和达成一致。”
卢梭在《论科学和文艺》中提到了“世世代代的经验”，现代的大立法者恰恰罔顾的就是这样一些经验。卢梭有善于谋划的头脑，对于这颗头脑来说，怀疑是个好靠垫。在蒙田的《论经验》里，赞美无知的一句话正是“啊！无知和不好奇是供一个善于谋划的头脑休息的何等柔软舒适的枕头。”卢梭并非不懂得古典智慧，他所经常援引的蒙田就说过：“亚里士多德之所以写作，为的是让人领会，倘若他本人都到不到这一目的，比他更为逊色的作家和评论亚里士多德思想的第三者就更打不到了。因此，当卢梭参与篡改自然法则的伟大历史实验时，他会感到不舒服，卢梭的解决方案理智上说得通，而且是一个极富智性的方案，其中的理智成分可以满足他自己善于谋划的头脑。
似乎解决卢梭的问题，最简便的方案是浪漫主义的方案。但卢梭解决方案本身并非是浪漫主义的，因为他以相当理智主义的哲学为前提。很难设想卢梭会说，好的社会制度就在于，能改变想他自己那样的自然的好人的天性，“浪漫主义”公民社会哲学的首要问题在于，在于这种社会哲学已经彻底丧失哲学本有的自由品质，哲学被整合到文化中去了。
“人民的革命几乎总是把人民出卖给蛊惑者，这些蛊惑者只会使他们的枷锁更加沉重。”基于这样的洞见，卢梭想到一个解决方案，如果自由民主共和想要长治久安，就不应该以公民权利为最后的基础，而应该以公民宗教垫底。卢梭为什么对基于消除差距的教育制度心存疑虑呢？施特劳斯引了两处文献来解惑：一段出自《政治学》，“无论寡头政体还是民主政体”，以不平等的措施让经济上不平等的人获得政治平等，为什么亚里士多德会说是欺骗？因为这样抹去了应该由德性优异的人来管理公共事务的问题。第二段来自色诺芬的《居鲁士教育》，波斯政制是如何把一个波斯人培育成可以享有公共权力和政治荣誉的人。
正因为卢梭看到，民主共和政治德性有严重欠缺，他才诉诸公民宗教，需要在连个方面求助于宗教：首先，立法者需要给自己设计的法典注入神圣的起源，第二，需要一种公民宗教来型塑公民精神。《爱弥儿》卷四是卢梭谈及宗教的重要文本，通过一位虚构的神父对爱弥儿的长篇教诲，卢梭表达了他关于宗教教育的看法，然而卢梭让我们看到的与其说是神父的表白信仰，不如说是表白形而上学的思辨。在信仰自白中，神父说道：“良心终于反叛，对上帝发出怨言，沉痛喊道：‘你欺骗了我’！”匪夷所思之处在于，卢梭先让我们看到了这位神父在内心中已经反叛上帝，再让我们看到他给爱弥儿传授宗教信仰。卢梭在《爱弥儿》中写道：“在我看来，问题非常简单，我们既不要他加入这一派，也不要他加入那一派，而是让他们去选择只要出色运用自己的理性，理性当会引导他选择。”
卢梭的公民宗教设想也面临着一个无法克服的苦难，为了培育公民的宗教信仰，必须先教会人民学会哲学思辨，而哲学思辨必然会吧任何宗教视为审视对象。至于如何保证人民能够更好表达公意，卢梭已经设想过：“最重要的是国家之内不能有小团伙，并且每个公民只能表示自己的意见。”参看莱布尼茨在《神义论》导论中以谴责口吻罗列的对于宗教的哲学争议，圣经信仰即使千方百计顺从哲学，也不可能填满哲学的怀疑精神这个无底洞。
卢梭为何让哲学的怀疑品质成为公民教育的基础呢？我们从理论上可以想到的原因是：唯有如此，卢梭才能与民主理论的平等主义原则相一致，然而，或许也不可避免的也夹杂有卢梭个人天性上某些偶然的道德性情，对“不宽容的切身恐惧以及焦虑。”
可以说，卢梭与启蒙运动的关系正是“古典政治哲学和现代政治哲学”关系的体现。不可避免的事实是，哲学的社会地位在古典时代与卢梭时代有所不同。在古希腊时候，人们对哲学带有普遍成见，在现代启蒙之后的社会，“哲学不仅受到普遍尊崇，而且成了一种时尚，这种成见看起来对哲学有利，世界上对哲学本身来说更为危险。或许答案终究还是如此的晦暗不明，正如卢梭在《爱弥儿》开头所说：”在自然秩序中，所有人本来都是平等的，他们共同的天职就是人品，无论谁，只要在这方面受到很好的栽培，就不至于欠缺与他相称的人品。
方亦元
2016.6.22日完稿于华师大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