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后的江城
涪陵的高铁站离市区很远，站前广场挖得一塌糊涂，砍掉了几座山头仿佛决心要造出点什么来。但在这些东西造出来之前，漫天要价的黑车司机占据了工地外缘安全通道的每个角落。我来这里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何伟（Peter Hessler）——这里就是他笔下的“江城”。
何伟1997年被“和平军”（Peace Corp）派到涪陵的时候，这个封闭的小城既没有高速公路，也没有高速铁路，只能先到重庆，再从长江沿路而下。彼时长江和乌江沿岸以人力搬运货物为生的”棒棒军“还是一个兴盛的产业，如今两江之上的水运一派萧条，而棒棒军们大概都转行做了靠陆路谋生的行当——比如黑（专）车司机。
当时何伟任教的涪陵师专虽说只是中国高等教育体系里一个末流的学校，但是在西南这种教育资源严重匮乏的区域，能够进入这样的学校也并非易事。何伟作品的大陆中文译者李雪顺，当时也是涪陵师专外语系的一名老师。在一次南周的采访里，李雪顺说自己当时都没能够考上师专。何伟却是普林斯顿英语文学和创意写作的毕业生，拿了罗德奖学金，又前往牛津大学读了个英语文学硕士。这种令人膛目结舌的教育背景上的差距，在这个小城里居然显得无关紧要。何伟说他在这里有两个身份，一个是美国人Peter Hessler，每天用英语写作；另外一个是何伟，涪陵人的口音读起来像是Hō Wei。他呆的时间越长，越觉得当何伟更自在。
其实在何伟在师专期间，他和李雪顺只有几次很短的对话，并非有很深的交情。当时在这个封闭的地方，跟一个美国人关系太近还是存在一些政治上的风险。在上海译文决定为何伟的《寻路中国》在大陆找一个译者的时候，何伟表示希望能够找一个了解他笔下世界的人远重要于找一个知名的译者。于是译文找到李雪顺时，涪陵师专已经改名长江师范学院，而这个小城早已没有了那些政治肃杀的任何余息，而李也已经当上了系主任。在政治意识形态层面上疏离，在个人交互层面上又充满好奇。正是这二者之间的张力，让何伟笔下的每一个小人物都栩栩如生。
但是与当地人交流的一大障碍就是当地人难懂的方言。这个小城之中，即使是普通话也有浓重的口音。很多情况下，我都没办法听懂当地人的话，由此也可知何伟在当时遇到的种种交流和理解上的困难。对于他来说，这些困惑不仅是语言上的，更是文化上的，但在最初的几轮互动来回之后，何伟渐渐知道了一些实践的法则。比如，事后取得原谅总比事前取得许可容易太多。又比如，让学生讨论政治话题，得出的只会是政治课本上的教条，但是把这些东西放到一个架空的外国文学作品里，就能够把学生真正的想法“引”出来。
即便如此，在这里的教学绝不是毫无风险的，何伟在教学中用的一些材料隐约触及到了“政治”，于是被学生中的“间谍”举报给学院。学院领导找到何伟，告诉他，把文学课当成语法课来教就可以了。但何伟认为，他对于英语文学的理解和热爱，已经让他不可能去把这些伟大的作品拆解成语法段落来讲了。
我印象最深的是何伟让他的学生自行排演莎士比亚的戏剧。何伟在书里经常提到他时常反思，这些四川山区农民的子女，从这个学校毕业之后，最终大多数都是会到农村的中学教书，或者干脆回去种田，对于他们而言，学习莎士比亚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呢？但在这次排演之中，何伟和他的学生们忽然都找到了意义。在这些学生自行改编再创作的剧本里，各种当地元素乱入，有时候让何伟啼笑皆非，但他却反而感受到这种本属于伟大的文学作品最原初的力量，生动而真实，跨越时空、文化、政治。这种力量在他在普林斯顿和牛津的学习之中，被千千万万的文学评论和批注所掩盖。而他的学生在日后回忆到在涪陵师专学习的日子，都说何伟太不一样了。何伟让他们知道在课本和语法的无聊之外，还有如此绚丽多彩的文学，使得英语之所以为英语。其他的老师其实自己的水平也不高，所以自然也教不好。何伟曾经告诉他们，英语是看往世界的窗户，此之为然，如今犹是——好比你现在还每天只能用百度搜索，看到的只不过是一面放大扭曲的镜子。（黑百度谁不会？）
涪陵师专在改名长江师范之后，又在前几年陆陆续续搬往了靠近高铁站的新城区，而乌江以东的老校区只有一幢教学楼改成了一所小学，其他的楼则荒废了，成了附近居民一处僻静的避暑角落。这种时间的突然停滞，反而让我找到了一些仍然残留的“江城”痕迹。
何伟在《江城》中文版出版之前——大概在2011年前后，回过一次涪陵，“江城”的变化实在太大了，他竟然都无法从中认出那个他曾经熟悉的地方。他感到自己很幸运，能够在90年代末来到这样一个地方。那个时候，沿海的大城市已经是另一幅景象，而在这个封闭的小县城里，很多重要的事情正在发生，而还没有显出最终的样貌。
那些属于涪陵师专和江城的故事永远尘封在了书中，生动得让人伤感。而消失后的江城仍然不知疲倦地向不知何处奔流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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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伟1997年被“和平军”（Peace Corp）派到涪陵的时候，这个封闭的小城既没有高速公路，也没有高速铁路，只能先到重庆，再从长江沿路而下。彼时长江和乌江沿岸以人力搬运货物为生的”棒棒军“还是一个兴盛的产业，如今两江之上的水运一派萧条，而棒棒军们大概都转行做了靠陆路谋生的行当——比如黑（专）车司机。
当时何伟任教的涪陵师专虽说只是中国高等教育体系里一个末流的学校，但是在西南这种教育资源严重匮乏的区域，能够进入这样的学校也并非易事。何伟作品的大陆中文译者李雪顺，当时也是涪陵师专外语系的一名老师。在一次南周的采访里，李雪顺说自己当时都没能够考上师专。何伟却是普林斯顿英语文学和创意写作的毕业生，拿了罗德奖学金，又前往牛津大学读了个英语文学硕士。这种令人膛目结舌的教育背景上的差距，在这个小城里居然显得无关紧要。何伟说他在这里有两个身份，一个是美国人Peter Hessler，每天用英语写作；另外一个是何伟，涪陵人的口音读起来像是Hō Wei。他呆的时间越长，越觉得当何伟更自在。
其实在何伟在师专期间，他和李雪顺只有几次很短的对话，并非有很深的交情。当时在这个封闭的地方，跟一个美国人关系太近还是存在一些政治上的风险。在上海译文决定为何伟的《寻路中国》在大陆找一个译者的时候，何伟表示希望能够找一个了解他笔下世界的人远重要于找一个知名的译者。于是译文找到李雪顺时，涪陵师专已经改名长江师范学院，而这个小城早已没有了那些政治肃杀的任何余息，而李也已经当上了系主任。在政治意识形态层面上疏离，在个人交互层面上又充满好奇。正是这二者之间的张力，让何伟笔下的每一个小人物都栩栩如生。
但是与当地人交流的一大障碍就是当地人难懂的方言。这个小城之中，即使是普通话也有浓重的口音。很多情况下，我都没办法听懂当地人的话，由此也可知何伟在当时遇到的种种交流和理解上的困难。对于他来说，这些困惑不仅是语言上的，更是文化上的，但在最初的几轮互动来回之后，何伟渐渐知道了一些实践的法则。比如，事后取得原谅总比事前取得许可容易太多。又比如，让学生讨论政治话题，得出的只会是政治课本上的教条，但是把这些东西放到一个架空的外国文学作品里，就能够把学生真正的想法“引”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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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话会话角，何伟曾在此练习（我猜就是这一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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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中四处可见的中外名人名言，也尝在何伟笔下出现 |
即便如此，在这里的教学绝不是毫无风险的，何伟在教学中用的一些材料隐约触及到了“政治”，于是被学生中的“间谍”举报给学院。学院领导找到何伟，告诉他，把文学课当成语法课来教就可以了。但何伟认为，他对于英语文学的理解和热爱，已经让他不可能去把这些伟大的作品拆解成语法段落来讲了。
我印象最深的是何伟让他的学生自行排演莎士比亚的戏剧。何伟在书里经常提到他时常反思，这些四川山区农民的子女，从这个学校毕业之后，最终大多数都是会到农村的中学教书，或者干脆回去种田，对于他们而言，学习莎士比亚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呢？但在这次排演之中，何伟和他的学生们忽然都找到了意义。在这些学生自行改编再创作的剧本里，各种当地元素乱入，有时候让何伟啼笑皆非，但他却反而感受到这种本属于伟大的文学作品最原初的力量，生动而真实，跨越时空、文化、政治。这种力量在他在普林斯顿和牛津的学习之中，被千千万万的文学评论和批注所掩盖。而他的学生在日后回忆到在涪陵师专学习的日子，都说何伟太不一样了。何伟让他们知道在课本和语法的无聊之外，还有如此绚丽多彩的文学，使得英语之所以为英语。其他的老师其实自己的水平也不高，所以自然也教不好。何伟曾经告诉他们，英语是看往世界的窗户，此之为然，如今犹是——好比你现在还每天只能用百度搜索，看到的只不过是一面放大扭曲的镜子。（黑百度谁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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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的教学楼，人去楼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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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前一句，千圣莫传。未曾亲觐，如隔大千。 |
涪陵师专在改名长江师范之后，又在前几年陆陆续续搬往了靠近高铁站的新城区，而乌江以东的老校区只有一幢教学楼改成了一所小学，其他的楼则荒废了，成了附近居民一处僻静的避暑角落。这种时间的突然停滞，反而让我找到了一些仍然残留的“江城”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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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静的校园空无一人，我记得我自己毕业的时候都没拍这么多照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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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毕业了还会有新的人填补进来，而这里只会在沉寂的荒废中埋葬 |
何伟在《江城》中文版出版之前——大概在2011年前后，回过一次涪陵，“江城”的变化实在太大了，他竟然都无法从中认出那个他曾经熟悉的地方。他感到自己很幸运，能够在90年代末来到这样一个地方。那个时候，沿海的大城市已经是另一幅景象，而在这个封闭的小县城里，很多重要的事情正在发生，而还没有显出最终的样貌。
那些属于涪陵师专和江城的故事永远尘封在了书中，生动得让人伤感。而消失后的江城仍然不知疲倦地向不知何处奔流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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涪陵市中心的摩天大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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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城”如今也逃不千城一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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