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朗肖：“我”从不会死，是“某人在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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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死与死亡
乌尔里希·哈泽 & 威廉·拉奇 / 文
潘梦阳 / 译
不过，布朗肖的“另一种”死亡并不直接反对哲学家们所思考的本真之死；相反它存在于生与死的极限处，这个极限以他将描绘死亡的海德格尔式短语“不可能性的可能性”颠倒为“可能性的不可能性”为特征。这里，死亡不是迫使我本真地去抓住自己生命的意义，相反它让我感到精疲力竭。在布朗肖的虚构作品中，这另一种死亡经常表现为长长一段关于某种使人感到衰弱的疾病的内容，没有任何解救的希望，因为人永远是垂死的，但又还没有死掉。下面是《死刑判决》中的叙述者在描述J.的垂死：
把事情跟护士安排好后我能回一趟酒店，在那儿我待了差不多有一个小时。等我再回来的时候，露易丝告诉我说她还是老样子。但我立刻就看出她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她开始发出人临死前的那种喉鸣声，她的脸是一张濒死之人的脸。除此之外，她的嘴几乎是张开的，而此前这种情况从未在她身上发生过。她在熟睡，而那张嘴向某种痛苦的噪音张开着，它好像已经不属于她，它好像是某个我不认识的人的嘴，某个无可救药的被定罪之人，甚至某个死人……那种喉鸣声变得越来越响越来越激烈，以至于所有门都关上了也还能从房间外头听到。
（DS 28-29）
这是对世界缺场（the absence of the world）之恐怖的体验，是对意义缺场的体验，此时我失去了所有的能力，一直到“我”自己消失在垂死的被动性里。在垂死之时一个人暴露在被夺去了行动世界的存在中。在这种存在中，作为知识起源的本真性死亡，被转化成了垂死的无限被动性，正在死去的人遭遇了垂死的不可能性，也即不再可能将世界转化成什么有意义的东西（WF 334）。布朗肖将这种不可能性称为非起源性（non-origin）的空间，在这里我们失去了对自己的死的权利。与在死亡中发现自我的个体性的根基相反（死亡是真正只属于我自己的，在死亡这一情况里我是无可取代的），“我的”死亡反而将我推向了自我的消散，推向对一种无可忍受的无名性的体验。实际上，布朗肖反驳海德格尔说：“我”从不会死，是“某人在死”（SL 241）。垂死的不可能性并不会因为我们的无知而违背我们的知性（understanding），而是指向另一种思考，这另一种思考不以“力量”为特征，不把自身当作否定的活动。这并不是说布朗肖反对海德格尔的以下分析：当我们把“每个人都会死”当成陈词滥调时，我们是通过将死亡抽象化来对其进行压制。他并不反对这一点。只不过垂死是这样一个时刻：此时我无法再将死亡推离自己，把它归给“每个人”再也不管用。相反，在这里我变成了“每个人”，也即，我失去了自我，体验到了“某人在死”是怎样的情况。
垂死向我揭示了一种无名的、非个人的力量，这种力量将我与我自己分离开来。换句话说，遭遇垂死的不可能性，意味着垂死剥夺了我“说‘我’”的能力。当死亡的头一方面表现为知识的力量时（这种力量甚至能够把捉它自身的极限），它的另一方面则在征服的表象下，揭示出一种被褫夺了世界之后的存在的恐怖之状。对垂死的不可能性的体验，表明了不可能再通过我的本己死亡的行动来把世界理解为我的世界。只要还存活着，我就梦想着一种便捷的死亡，它能为我的人生画上一个完满的句号，但垂死彻底摧毁了这种被认定为活动（activity）的死亡观念（SL 103-104）。在满怀希望地想象“‘我’将死去、我的死亡将使我的生命达至完满”的后边，隐藏着“某人在死”的痛苦，隐藏着难以名状的无意义之恐怖的痛苦（SL 128）。当我在寻找终将结束我的生命的那个时刻时，降临到我头上的这一无名的死亡并不终结任何东西，而只不过是让我的生命消散在无意义（insignificance）之中（WF 340）。因此，垂死的时间就不再是一种被我本真的自我实现的观念所占据的未来，而是通过不断地受苦（suffering），被界定为一种无休无止的现在——这时体验到的就是一种任意的流逝，流动的时间在这里既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考虑到这种被动性甚至不是我的一种自愿选择，布朗肖沿用了伊曼努尔·列维纳斯对它的称呼：一种比所有被动性更被动的被动性。
对于垂死的这番描述似乎和上一章我们讨论过的哲学上的死亡概念没有任何共同点。尽管垂死之无休止性同时决定了海德格尔与布朗肖的论述，但他们谈论的是不同的经验：对于海德格尔，这是生命向着我的死亡在伸展；对于布朗肖，这是关于渗透在生命中的垂死的体验。的确，哲学对死亡的解释似乎没有给垂死体验留下任何空间：在这个生命里，我同我自己的死亡有一种联系，这种死亡决定了我的未来，它随时可能降临。当这种领悟影响到我对生活方式的选择时，它也拒绝了垂死那完完全全的无意义性。
如果说哲学试图战胜死亡，那么这只有在将死亡的本体论价值同垂死本身的（非）现实性分开后才能实现。来自永恒之境的诱惑表露在对死亡的这一拒绝中，这种诱惑将我们带向知性世界的教化与启迪，而此世界背后那“普遍堕落”（universal corruption）的“真相”则被遗忘了（IC 33）。换句话说，我们倾向于否认死亡，不仅是因为我们渴望着自身的不朽，也因为这一不朽让我们相信世界本身会永远保持不变。这也是为什么黑格尔会需要一个比垂死更强大的死亡概念，以便让他能够通过把死亡同垂死分离开，来把世界同它的另一个（its other）分离开。可以说对死亡的拒绝自一种哲学开始之际就埋下了种子，结果这种哲学把世界和我们的生存全部还原成了知识。因此哲学上的死亡概念导致的是对我们的生命的还原和异化。
通过对垂死之无休止性的思考，布朗肖想要纠正某种现代性的理智主义（intellectualism），这种理智主义将否定理解为纯粹逻辑性的，把世界本身构想成某种我可以全部理解的东西。将否定理解为纯粹逻辑性的，意味着世界本身被看成只不过是“在那儿”，而所有的变化和发展都是来自于人的思想活动或是劳动。在这个方面布朗肖的思考首先表现为同哲学公认的主要目标——促进人的活动——唱反调。对人类活动的这种促进要求任何发生的事情都能被看成是源自于人的行动，因此所有存在的事物都显现为“我的功劳”（deed）。在这里世界完全是被动性的，而人类是纯粹的否定力量，是世界之中的行动力；与此相反，布朗肖在我们体内寻找着一种被动性，这种被动性能够让我们对某种知识之外的东西有所回应。而一旦我们试图在死亡中寻求自身最高的可能性，那么这种回应能力就总已经被封闭起来。
死亡是生命的界限。文学，或者如布朗肖所称呼的“写作”，包含了一种对于走在生命之前的东西的体验。这是因为，当我能够把被说话者讲出的话语理解成表达了他/她此时所拥有的观念时，写作却让语言的历史性本质显露出来。有人可能会说，写作是为了给未来保存这些观念，所以我们今天仍然能够读到莎士比亚，尽管此时他心中肯定不可能再存有任何观念了。但写作同样让我们意识到语言的历史深度，也就是说，当我在读或写时，与我相遇的这种语言表达着一个在我出生之前就已存在的世界，实际上这个世界甚至是独立于作者而存在的。因而我们在文学中遇到的是一种不依赖任何人、其意义不维系于任何心灵之上的语言。但这意思是文学不能被还原成是作者的功劳，它不接受我们在上一段所提到的理智主义。因此我们就在文学中寻找着一种原初的体验，它与死亡相通。如布朗肖所说，文学已和死亡签下一纸契约，它本身就是一种死亡的体验，是对一种极致的被动性的体验。这样一种体验是难以描述的，我们来了解“可能性的不可能性”这个表述如何能够带给我们一点启发。这首先看起来只是一个文字游戏，把海德格尔关于“死亡作为不可能性的可能性”的说法倒了一个个儿，但放到现代哲学的背景下来看它就说得通了，考虑到我们是在与自己活动的关联上来界定“可能性”，而这种活动自身从本质上被理解为否定，因而又被理解成是改变世界的劳动。这一点正是“现代哲学将否定理解为纯粹逻辑性的”所表达的意思：世界仅仅如其所是，而所有仍处在可能性之中的“尚未”之物都必须经由人的行动才能变成现实。在这里我们可以追溯一条语言的线索：“可能性”一词源自拉丁语动词“posse”，这个动词翻译过来就是“能够”（to be able to）。但任何一种能力都必须以某种知晓（knowing）为前提，而反过来这种知晓又是对被知晓之物（the known）的一种挪用（appropriation），作为某种形式的暴力，这种挪用把如其所是之物转变成了被知晓之物。换句话说，当哲学忍受着对垂死的无知时，一旦我尝试着把垂死概念化，我立刻就重新落入了作为对世界的挪用的死亡概念中来，把垂死理解成某种我自己已经完成了的东西。
如果我们屈服于（假设我们体内有足够的被动性使得这样一种让步得以实现）垂死——实际上，是思想——的吸引，我们能否接近那无名之境（the anonymous）？而如果说思考就意味着去沉入到虚无之中，正如我们将带着欢乐去思考，带着惊恐去思考。但，通过思想来下沉，我们立刻又被带回到我们最高的可能之中。
（SNB 38）
【文章选自→
《导读布朗肖》
【相关推荐→
《不可言明的共通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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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死与死亡
乌尔里希·哈泽 & 威廉·拉奇 / 文
潘梦阳 / 译
不过，布朗肖的“另一种”死亡并不直接反对哲学家们所思考的本真之死；相反它存在于生与死的极限处，这个极限以他将描绘死亡的海德格尔式短语“不可能性的可能性”颠倒为“可能性的不可能性”为特征。这里，死亡不是迫使我本真地去抓住自己生命的意义，相反它让我感到精疲力竭。在布朗肖的虚构作品中，这另一种死亡经常表现为长长一段关于某种使人感到衰弱的疾病的内容，没有任何解救的希望，因为人永远是垂死的，但又还没有死掉。下面是《死刑判决》中的叙述者在描述J.的垂死：
把事情跟护士安排好后我能回一趟酒店，在那儿我待了差不多有一个小时。等我再回来的时候，露易丝告诉我说她还是老样子。但我立刻就看出她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她开始发出人临死前的那种喉鸣声，她的脸是一张濒死之人的脸。除此之外，她的嘴几乎是张开的，而此前这种情况从未在她身上发生过。她在熟睡，而那张嘴向某种痛苦的噪音张开着，它好像已经不属于她，它好像是某个我不认识的人的嘴，某个无可救药的被定罪之人，甚至某个死人……那种喉鸣声变得越来越响越来越激烈，以至于所有门都关上了也还能从房间外头听到。
（DS 28-29）
这是对世界缺场（the absence of the world）之恐怖的体验，是对意义缺场的体验，此时我失去了所有的能力，一直到“我”自己消失在垂死的被动性里。在垂死之时一个人暴露在被夺去了行动世界的存在中。在这种存在中，作为知识起源的本真性死亡，被转化成了垂死的无限被动性，正在死去的人遭遇了垂死的不可能性，也即不再可能将世界转化成什么有意义的东西（WF 334）。布朗肖将这种不可能性称为非起源性（non-origin）的空间，在这里我们失去了对自己的死的权利。与在死亡中发现自我的个体性的根基相反（死亡是真正只属于我自己的，在死亡这一情况里我是无可取代的），“我的”死亡反而将我推向了自我的消散，推向对一种无可忍受的无名性的体验。实际上，布朗肖反驳海德格尔说：“我”从不会死，是“某人在死”（SL 241）。垂死的不可能性并不会因为我们的无知而违背我们的知性（understanding），而是指向另一种思考，这另一种思考不以“力量”为特征，不把自身当作否定的活动。这并不是说布朗肖反对海德格尔的以下分析：当我们把“每个人都会死”当成陈词滥调时，我们是通过将死亡抽象化来对其进行压制。他并不反对这一点。只不过垂死是这样一个时刻：此时我无法再将死亡推离自己，把它归给“每个人”再也不管用。相反，在这里我变成了“每个人”，也即，我失去了自我，体验到了“某人在死”是怎样的情况。
垂死向我揭示了一种无名的、非个人的力量，这种力量将我与我自己分离开来。换句话说，遭遇垂死的不可能性，意味着垂死剥夺了我“说‘我’”的能力。当死亡的头一方面表现为知识的力量时（这种力量甚至能够把捉它自身的极限），它的另一方面则在征服的表象下，揭示出一种被褫夺了世界之后的存在的恐怖之状。对垂死的不可能性的体验，表明了不可能再通过我的本己死亡的行动来把世界理解为我的世界。只要还存活着，我就梦想着一种便捷的死亡，它能为我的人生画上一个完满的句号，但垂死彻底摧毁了这种被认定为活动（activity）的死亡观念（SL 103-104）。在满怀希望地想象“‘我’将死去、我的死亡将使我的生命达至完满”的后边，隐藏着“某人在死”的痛苦，隐藏着难以名状的无意义之恐怖的痛苦（SL 128）。当我在寻找终将结束我的生命的那个时刻时，降临到我头上的这一无名的死亡并不终结任何东西，而只不过是让我的生命消散在无意义（insignificance）之中（WF 340）。因此，垂死的时间就不再是一种被我本真的自我实现的观念所占据的未来，而是通过不断地受苦（suffering），被界定为一种无休无止的现在——这时体验到的就是一种任意的流逝，流动的时间在这里既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考虑到这种被动性甚至不是我的一种自愿选择，布朗肖沿用了伊曼努尔·列维纳斯对它的称呼：一种比所有被动性更被动的被动性。
对于垂死的这番描述似乎和上一章我们讨论过的哲学上的死亡概念没有任何共同点。尽管垂死之无休止性同时决定了海德格尔与布朗肖的论述，但他们谈论的是不同的经验：对于海德格尔，这是生命向着我的死亡在伸展；对于布朗肖，这是关于渗透在生命中的垂死的体验。的确，哲学对死亡的解释似乎没有给垂死体验留下任何空间：在这个生命里，我同我自己的死亡有一种联系，这种死亡决定了我的未来，它随时可能降临。当这种领悟影响到我对生活方式的选择时，它也拒绝了垂死那完完全全的无意义性。
如果说哲学试图战胜死亡，那么这只有在将死亡的本体论价值同垂死本身的（非）现实性分开后才能实现。来自永恒之境的诱惑表露在对死亡的这一拒绝中，这种诱惑将我们带向知性世界的教化与启迪，而此世界背后那“普遍堕落”（universal corruption）的“真相”则被遗忘了（IC 33）。换句话说，我们倾向于否认死亡，不仅是因为我们渴望着自身的不朽，也因为这一不朽让我们相信世界本身会永远保持不变。这也是为什么黑格尔会需要一个比垂死更强大的死亡概念，以便让他能够通过把死亡同垂死分离开，来把世界同它的另一个（its other）分离开。可以说对死亡的拒绝自一种哲学开始之际就埋下了种子，结果这种哲学把世界和我们的生存全部还原成了知识。因此哲学上的死亡概念导致的是对我们的生命的还原和异化。
通过对垂死之无休止性的思考，布朗肖想要纠正某种现代性的理智主义（intellectualism），这种理智主义将否定理解为纯粹逻辑性的，把世界本身构想成某种我可以全部理解的东西。将否定理解为纯粹逻辑性的，意味着世界本身被看成只不过是“在那儿”，而所有的变化和发展都是来自于人的思想活动或是劳动。在这个方面布朗肖的思考首先表现为同哲学公认的主要目标——促进人的活动——唱反调。对人类活动的这种促进要求任何发生的事情都能被看成是源自于人的行动，因此所有存在的事物都显现为“我的功劳”（deed）。在这里世界完全是被动性的，而人类是纯粹的否定力量，是世界之中的行动力；与此相反，布朗肖在我们体内寻找着一种被动性，这种被动性能够让我们对某种知识之外的东西有所回应。而一旦我们试图在死亡中寻求自身最高的可能性，那么这种回应能力就总已经被封闭起来。
死亡是生命的界限。文学，或者如布朗肖所称呼的“写作”，包含了一种对于走在生命之前的东西的体验。这是因为，当我能够把被说话者讲出的话语理解成表达了他/她此时所拥有的观念时，写作却让语言的历史性本质显露出来。有人可能会说，写作是为了给未来保存这些观念，所以我们今天仍然能够读到莎士比亚，尽管此时他心中肯定不可能再存有任何观念了。但写作同样让我们意识到语言的历史深度，也就是说，当我在读或写时，与我相遇的这种语言表达着一个在我出生之前就已存在的世界，实际上这个世界甚至是独立于作者而存在的。因而我们在文学中遇到的是一种不依赖任何人、其意义不维系于任何心灵之上的语言。但这意思是文学不能被还原成是作者的功劳，它不接受我们在上一段所提到的理智主义。因此我们就在文学中寻找着一种原初的体验，它与死亡相通。如布朗肖所说，文学已和死亡签下一纸契约，它本身就是一种死亡的体验，是对一种极致的被动性的体验。这样一种体验是难以描述的，我们来了解“可能性的不可能性”这个表述如何能够带给我们一点启发。这首先看起来只是一个文字游戏，把海德格尔关于“死亡作为不可能性的可能性”的说法倒了一个个儿，但放到现代哲学的背景下来看它就说得通了，考虑到我们是在与自己活动的关联上来界定“可能性”，而这种活动自身从本质上被理解为否定，因而又被理解成是改变世界的劳动。这一点正是“现代哲学将否定理解为纯粹逻辑性的”所表达的意思：世界仅仅如其所是，而所有仍处在可能性之中的“尚未”之物都必须经由人的行动才能变成现实。在这里我们可以追溯一条语言的线索：“可能性”一词源自拉丁语动词“posse”，这个动词翻译过来就是“能够”（to be able to）。但任何一种能力都必须以某种知晓（knowing）为前提，而反过来这种知晓又是对被知晓之物（the known）的一种挪用（appropriation），作为某种形式的暴力，这种挪用把如其所是之物转变成了被知晓之物。换句话说，当哲学忍受着对垂死的无知时，一旦我尝试着把垂死概念化，我立刻就重新落入了作为对世界的挪用的死亡概念中来，把垂死理解成某种我自己已经完成了的东西。
如果我们屈服于（假设我们体内有足够的被动性使得这样一种让步得以实现）垂死——实际上，是思想——的吸引，我们能否接近那无名之境（the anonymous）？而如果说思考就意味着去沉入到虚无之中，正如我们将带着欢乐去思考，带着惊恐去思考。但，通过思想来下沉，我们立刻又被带回到我们最高的可能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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