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哈贝马斯：“德国政治家只是在拖延问题”
★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接受德国《时代周报》专访谈英国脱欧和欧盟危机
★ 欧洲一体化不论以前还是现在，从来都直接关系到德国利益。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间，我们德国只能以谨慎行事的“欧洲好好先生”身份，一步步地重新赢得在二战中被彻底摧毁的民族声誉，最终凭借着欧盟的支持推进了两德统一。
★ 英国人背后所经历的历史与欧洲大陆截然不同。英联邦作为政治大国，在20世纪取得了两次大战的胜利，虽然它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一直在走下坡路，却迟迟不愿与改变了的现状妥协。正是这样的民族自我意识让大不列颠帝国陷入了极其尴尬的状态，之后在1973年只是出于经济状况的原因加入了欧洲经济共同体。从撒切尔夫人以及后来的布莱尔，一直到如今的卡梅伦，这一系列英国政治精英们从来都没有考虑过要摆脱与欧洲大陆保持一定距离的态度，这也是当初丘吉尔执政的时候就已经形成的观点。
“德国政治家只是在拖延问题”
东方早报特约撰稿 朱奕 发表于2016-07-11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当时的欧洲人”立即着手规划和实施欧洲政治的统一大业；今天，人们继承了这项未竟的事业，但他们的抱负和期望都大相径庭了。——哈贝马斯《欧洲是否需要一部宪法?》
哈贝马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传人，在世最伟大的哲学家，欧洲一体化和欧盟最坚定的捍卫者，“最后一个欧洲人”……
英国公投脱欧，欧盟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欧盟的分崩离析是哈贝马斯这一辈知识分子最不愿意看到的图景。已经许久没有出现在公众面前的87岁的哈贝马斯日前在一场关于欧盟未来的座谈会上，接受了德国报纸《时代周报》（Die Zeit)的专访谈论欧盟危机，长篇专访刊登在7月7日的报纸上，在访谈中， 哈贝马斯直接批判了德国现任联邦总理默克尔对欧盟政治的立场：“她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欧盟多成员国分会上采取观望态度”。他认为，默克尔在利用她的政治手腕屈服于“历史的铅化过程”（bleiernder Lauf der Geschichte），而欧盟的政治家们只是在“混日子”。
以下内容摘译自7月7日的《时代周报》。
● “对我来说这真是个意想不到的结果”
记者：您曾经料到英国脱欧一事会在你有生之年发生吗？
哈贝马斯：对我来说这真是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民粹主义竟然会在英国这个资本主义发源地对其进行如此成功的打击。要知道英国的银行、贸易领域对于大不列颠帝国生存非常重要，再考虑到伦敦作为英国金融中心，其所具有的媒体权威和强大政治力量，英国的民族意识这次在与这样强大的经济利益斗争中居然取得了胜利，当然是太不可思议了。
记者：如果在德国也举行像英国这样的脱欧公投的话，您觉得结果会和英国不一样吗？
哈贝马斯：欧洲一体化不论以前还是现在，从来都直接关系到德国利益。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间，我们德国只能以谨慎行事的“欧洲好好先生”身份，一步步地重新赢得在二战中被彻底摧毁的民族声誉，最终凭借着欧盟的支持推进了两德统一。回首过往，德国也是欧元共同体的受益方，甚至在欧元危机中，由于德国联邦政府自2010年起已经在欧洲议会上成功执行了针对法国以及其他南欧各国的“协调型设想”紧缩政治手段，德国总理安吉拉 ·默克尔和德国财政部长沃尔夫冈·劭布勒轻而易举地在本土扮演了欧洲理念真正捍卫者的角色。
记者：请问您是否在指责德国新闻媒体对政府的毕恭毕敬？
哈贝马斯：这其实不是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主题。不过我还是想襟怀坦白地说，默克尔的难民政策已经在德国本土造成了德国大众民意和新闻媒体两者之间的分裂。
老实说，德国政治家只是在拖延问题，这一政治行为已经在整个欧洲作为反面教材而引起争议。
我们扪心自问，默克尔政治所造成的“海市蜃楼”是否造成了德国新闻媒体那毫无任何戒备而言的麻痹状态。如果一个人长期处在“别无他选”的思考状态下，他的思考角度会缩小。
● “英国政治精英们从来与欧洲大陆保持一定距离”
记者：英国有离开欧盟的愿望，是出于民族主义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还是因为欧盟危机症候群？
哈贝马斯：两者都有。因为英国人背后所经历的历史与欧洲大陆截然不同。英联邦作为政治大国，在20世纪取得了两次大战的胜利，虽然它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一直在走下坡路，却迟迟不愿与改变了的现状妥协。正是这样的民族自我意识让大不列颠帝国陷入了极其尴尬的状态，之后在1973年只是出于经济状况的原因加入了欧洲经济共同体。从撒切尔夫人以及后来的布莱尔，一直到如今的卡梅伦，这一系列英国政治精英们从来都没有考虑过要摆脱与欧洲大陆保持一定距离的态度，这也是当初丘吉尔执政的时候就已经形成的观点。
记者：您指的是英国以经济为中心的政治态度吗？
哈贝马斯：英国明确地把欧盟作为自由贸易区的自由市场经济理念，它同意欧盟东扩政策，但不表示会与之深入合作。不加入申根区，不使用欧元。这种来自英国政治精英们所独有的对待欧盟的工具化态度，也在英国保守派的竞选活动中体现了出来。英国当初虽还留在欧盟中，但却并非全心全意，只满足于拿经济发展来作为要挟的竞选口号。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几十年如一日地秉持“只要有一个超国家共同体就够了”的态度，那怎么可能让亲欧政策在英国深入人心？
● “民粹主义成功调动边缘人口组成的非选民阶层”
记者：这次选举中不仅有明显的年龄上的“青老年差距”，另外“城乡差距”也很突出。为什么英国的民族意识认同感突然超越了欧洲一体化理念？
哈贝马斯：您说得对。这次英国选民的投票结果也反映了欧盟及其成员国的共同危机状况。这次英国公投相对较高的投票率说明了，民粹主义阵营成功地调动了那些主要由“自认为已落伍”的英国边缘人口所组成的非选民阶层。这也符合另一项调查结果：为什么英国较贫穷阶层，社会弱势群体以及文化教育程度较低阶层相对多地投了脱欧票。
记者：难道真的只是因为社会问题吗？不是还有渐渐形成的民族自救和拒绝合作的历史性潮流吗？
哈贝马斯：一个还没有开始的尝试，是不能说是失败的。当然，“收回控制权” 的口号在英国竞选中确实发挥了作用，这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征兆。对旁观者来说，这种明显的不合理性，并不直接导致这次公投和竞选的结果。同样，在欧洲大陆，仇视情绪也在增长。
在一个经济和数字化技术一起失控发展的世界性社会中，无孔不入的系统性制约将无法驾驭社会一体化形式，然而在一个民族主义国家它会通过民主的方式走上正轨。于是乎便引发了如今的倒退。
这次英国公投为所谓的“后民主主义”（Postdemokratie）提供了充实的依据。很显然，在英国，关系到政治公开性运作的政治基础已土崩瓦解。在公投前的第一次分析调查中, 英国媒体争相辩论，但各党派就连意义重大的问题和基本事实真相——也就是理性判断——的依据都没有告知公众。
记者：听起来好像又是媒体的错。
哈贝马斯：不是，不过这个年龄段的投票行为让我们看清楚了在数字化时代年轻人对媒体的使用，特别是由此引发的对政治态度的转变。依据硅谷思想体系，市场和科技会拯救社会，会把像民主这样过时的东西变得多余。一个必须要重视的因素就是在此背景下产生的政治党派“国有化”的大势所趋。
当然，欧洲政治不根植于民间社会并非偶然，它其实是建立在：剥夺了民主意愿决定，对整个社会关系重大的经济政治决策的基础之上。这个技术上被虚化了的政纲，虽然还包括了公民部分，但已不受命运的安排，而只是白纸黑字签署的人为设计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受政治关系摆布的权力分配也在国家和整个欧洲之间层面发挥作用。欧盟的权限集中于各个成员国利益可能互相抵触之处。对此，跨国界的民主体制可能会是最好的解决办法。换而言之，在一个互相高依存性的世界化社会中确确实实存在着失控，公民们虽然对此深有感触，抱怨不断，但终将无法将功补过。
来源 http://www.dfdaily.com/html/150/2016/7/11/136143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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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事实与规范之间: 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
[德] 哈贝马斯 著，童世骏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9月
页数: 787，定价: 70元
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25939475/
★ 欧洲一体化不论以前还是现在，从来都直接关系到德国利益。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间，我们德国只能以谨慎行事的“欧洲好好先生”身份，一步步地重新赢得在二战中被彻底摧毁的民族声誉，最终凭借着欧盟的支持推进了两德统一。
★ 英国人背后所经历的历史与欧洲大陆截然不同。英联邦作为政治大国，在20世纪取得了两次大战的胜利，虽然它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一直在走下坡路，却迟迟不愿与改变了的现状妥协。正是这样的民族自我意识让大不列颠帝国陷入了极其尴尬的状态，之后在1973年只是出于经济状况的原因加入了欧洲经济共同体。从撒切尔夫人以及后来的布莱尔，一直到如今的卡梅伦，这一系列英国政治精英们从来都没有考虑过要摆脱与欧洲大陆保持一定距离的态度，这也是当初丘吉尔执政的时候就已经形成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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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是欧洲一体化和欧盟最坚定的捍卫者。 |
“德国政治家只是在拖延问题”
东方早报特约撰稿 朱奕 发表于2016-07-11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当时的欧洲人”立即着手规划和实施欧洲政治的统一大业；今天，人们继承了这项未竟的事业，但他们的抱负和期望都大相径庭了。——哈贝马斯《欧洲是否需要一部宪法?》
哈贝马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传人，在世最伟大的哲学家，欧洲一体化和欧盟最坚定的捍卫者，“最后一个欧洲人”……
英国公投脱欧，欧盟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欧盟的分崩离析是哈贝马斯这一辈知识分子最不愿意看到的图景。已经许久没有出现在公众面前的87岁的哈贝马斯日前在一场关于欧盟未来的座谈会上，接受了德国报纸《时代周报》（Die Zeit)的专访谈论欧盟危机，长篇专访刊登在7月7日的报纸上，在访谈中， 哈贝马斯直接批判了德国现任联邦总理默克尔对欧盟政治的立场：“她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欧盟多成员国分会上采取观望态度”。他认为，默克尔在利用她的政治手腕屈服于“历史的铅化过程”（bleiernder Lauf der Geschichte），而欧盟的政治家们只是在“混日子”。
以下内容摘译自7月7日的《时代周报》。
● “对我来说这真是个意想不到的结果”
记者：您曾经料到英国脱欧一事会在你有生之年发生吗？
哈贝马斯：对我来说这真是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民粹主义竟然会在英国这个资本主义发源地对其进行如此成功的打击。要知道英国的银行、贸易领域对于大不列颠帝国生存非常重要，再考虑到伦敦作为英国金融中心，其所具有的媒体权威和强大政治力量，英国的民族意识这次在与这样强大的经济利益斗争中居然取得了胜利，当然是太不可思议了。
记者：如果在德国也举行像英国这样的脱欧公投的话，您觉得结果会和英国不一样吗？
哈贝马斯：欧洲一体化不论以前还是现在，从来都直接关系到德国利益。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间，我们德国只能以谨慎行事的“欧洲好好先生”身份，一步步地重新赢得在二战中被彻底摧毁的民族声誉，最终凭借着欧盟的支持推进了两德统一。回首过往，德国也是欧元共同体的受益方，甚至在欧元危机中，由于德国联邦政府自2010年起已经在欧洲议会上成功执行了针对法国以及其他南欧各国的“协调型设想”紧缩政治手段，德国总理安吉拉 ·默克尔和德国财政部长沃尔夫冈·劭布勒轻而易举地在本土扮演了欧洲理念真正捍卫者的角色。
记者：请问您是否在指责德国新闻媒体对政府的毕恭毕敬？
哈贝马斯：这其实不是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主题。不过我还是想襟怀坦白地说，默克尔的难民政策已经在德国本土造成了德国大众民意和新闻媒体两者之间的分裂。
老实说，德国政治家只是在拖延问题，这一政治行为已经在整个欧洲作为反面教材而引起争议。
我们扪心自问，默克尔政治所造成的“海市蜃楼”是否造成了德国新闻媒体那毫无任何戒备而言的麻痹状态。如果一个人长期处在“别无他选”的思考状态下，他的思考角度会缩小。
● “英国政治精英们从来与欧洲大陆保持一定距离”
记者：英国有离开欧盟的愿望，是出于民族主义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还是因为欧盟危机症候群？
哈贝马斯：两者都有。因为英国人背后所经历的历史与欧洲大陆截然不同。英联邦作为政治大国，在20世纪取得了两次大战的胜利，虽然它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一直在走下坡路，却迟迟不愿与改变了的现状妥协。正是这样的民族自我意识让大不列颠帝国陷入了极其尴尬的状态，之后在1973年只是出于经济状况的原因加入了欧洲经济共同体。从撒切尔夫人以及后来的布莱尔，一直到如今的卡梅伦，这一系列英国政治精英们从来都没有考虑过要摆脱与欧洲大陆保持一定距离的态度，这也是当初丘吉尔执政的时候就已经形成的观点。
记者：您指的是英国以经济为中心的政治态度吗？
哈贝马斯：英国明确地把欧盟作为自由贸易区的自由市场经济理念，它同意欧盟东扩政策，但不表示会与之深入合作。不加入申根区，不使用欧元。这种来自英国政治精英们所独有的对待欧盟的工具化态度，也在英国保守派的竞选活动中体现了出来。英国当初虽还留在欧盟中，但却并非全心全意，只满足于拿经济发展来作为要挟的竞选口号。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几十年如一日地秉持“只要有一个超国家共同体就够了”的态度，那怎么可能让亲欧政策在英国深入人心？
● “民粹主义成功调动边缘人口组成的非选民阶层”
记者：这次选举中不仅有明显的年龄上的“青老年差距”，另外“城乡差距”也很突出。为什么英国的民族意识认同感突然超越了欧洲一体化理念？
哈贝马斯：您说得对。这次英国选民的投票结果也反映了欧盟及其成员国的共同危机状况。这次英国公投相对较高的投票率说明了，民粹主义阵营成功地调动了那些主要由“自认为已落伍”的英国边缘人口所组成的非选民阶层。这也符合另一项调查结果：为什么英国较贫穷阶层，社会弱势群体以及文化教育程度较低阶层相对多地投了脱欧票。
记者：难道真的只是因为社会问题吗？不是还有渐渐形成的民族自救和拒绝合作的历史性潮流吗？
哈贝马斯：一个还没有开始的尝试，是不能说是失败的。当然，“收回控制权” 的口号在英国竞选中确实发挥了作用，这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征兆。对旁观者来说，这种明显的不合理性，并不直接导致这次公投和竞选的结果。同样，在欧洲大陆，仇视情绪也在增长。
在一个经济和数字化技术一起失控发展的世界性社会中，无孔不入的系统性制约将无法驾驭社会一体化形式，然而在一个民族主义国家它会通过民主的方式走上正轨。于是乎便引发了如今的倒退。
这次英国公投为所谓的“后民主主义”（Postdemokratie）提供了充实的依据。很显然，在英国，关系到政治公开性运作的政治基础已土崩瓦解。在公投前的第一次分析调查中, 英国媒体争相辩论，但各党派就连意义重大的问题和基本事实真相——也就是理性判断——的依据都没有告知公众。
记者：听起来好像又是媒体的错。
哈贝马斯：不是，不过这个年龄段的投票行为让我们看清楚了在数字化时代年轻人对媒体的使用，特别是由此引发的对政治态度的转变。依据硅谷思想体系，市场和科技会拯救社会，会把像民主这样过时的东西变得多余。一个必须要重视的因素就是在此背景下产生的政治党派“国有化”的大势所趋。
当然，欧洲政治不根植于民间社会并非偶然，它其实是建立在：剥夺了民主意愿决定，对整个社会关系重大的经济政治决策的基础之上。这个技术上被虚化了的政纲，虽然还包括了公民部分，但已不受命运的安排，而只是白纸黑字签署的人为设计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受政治关系摆布的权力分配也在国家和整个欧洲之间层面发挥作用。欧盟的权限集中于各个成员国利益可能互相抵触之处。对此，跨国界的民主体制可能会是最好的解决办法。换而言之，在一个互相高依存性的世界化社会中确确实实存在着失控，公民们虽然对此深有感触，抱怨不断，但终将无法将功补过。
来源 http://www.dfdaily.com/html/150/2016/7/11/136143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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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事实与规范之间: 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
[德] 哈贝马斯 著，童世骏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9月
页数: 787，定价: 70元
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25939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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