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漂流30年：被激流裹挟的年轻人

“长漂”这个词在媒体上已经越来越难寻觅，昔日轰动一时的探险竞争，如今只有40岁以上的中国人多多少少还记得，又正在他们的脑中渐渐湮没。

1.虎跳峡的僵持

几年前，李大放带了一个旅行团去云南丽江的虎跳峡参观，他是四川中国青年旅行社海外部经理，平时自己很少带团出门。 虎跳峡是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以山高谷深、雄奇险峻而闻名，成人门票65元。买票的时候，李大放悄悄问售票员：“我是1986年的长漂队员，能不能给我免一张票？” 结果，一个团的票全都被免了。虎跳峡景区所有员工都知道，这个峡谷之所以全国闻名，起因就是1986年的那次长江漂流。 时光推回到30年前，1986年9月初，虎跳峡。 科漂队已经在这里滞留了16天，长江漂流已经进行了快3个月了，第一次在一个地方停留了这么长时间，此前一路顺着源头而下的新闻报道，如今都卡在了虎跳峡。 这里是长江上游最危险的路段。虎跳峡全程16公里，落差207米，金沙江水在这里终年不停地沸腾奔流。科漂队几个月前曾来这里考察过，一名队员在枯水期时登上了江心的虎跳石，眼前的场景让他不寒而栗：“只觉得狂风吹动着身躯，水汽扑打着脸面，寒气夺人。站在上面往下看，流量达每秒500～2000立方米的金沙江巨流仅从这只有十余米宽的通道上倾泻而下，形成了巨大的瀑布，简直是不可思议，可谓是举世奇观。巨石以下，水雾蒸腾，泡沫满江，水声震耳欲聋，传至数里。在上面不一会儿，愈觉得害怕，赶紧撤离。” 此时丰水期的虎跳峡只能更令人生畏：巨大的江水被虎跳石分成两股，呼啸而下，形成了两个十余米的跌水，激起的水柱浪花高达十几米——谁都能看出来，乘坐橡胶筏从这里冲下去，只有死路一条。 此前洛阳队用密封船放了一条狗下去，密封船在大浪中迅速消失，再浮出来，密封口早已被大浪敲开，船体撕出来两尺多长的口子，狗也不见了。这验证了科漂队之前的测估数据：在上虎跳峡及中虎跳峡的跌水瀑布处，密封船体表面所承受的打击和挤压力在每平方米7吨以上。 7月27日在叶巴险滩群，就是因为密封船破裂，已经死了三名队员。更早之前已经有人临阵脱逃了，一名队员最早拉着队伍偷偷提前上了源头，遇到危险又最早独自退出了：“那么危险，不漂了，祖国人民会原谅我们的。”30岁的李大放进入金沙江后，每天下水也很害怕，他说“就跟打仗一样，发令枪响，所有人一起埋头向前冲。胆子都长在队友身上，大家都下水我就跟着下水，也不可能自己当逃兵，太丢脸了”。 因为要实现“一寸不落漂流长江”的口号，虎跳峡不得不漂。有三名队员主动报了名，但更多的队员是沉默。科漂队在等新的特制密封船，也在僵持。 媒体越聚越多，最后已经有四五十家媒体在这儿守着了，对长江漂流，媒体已经长篇累牍地报道了3个多月时间。这相当于一场20世纪80年代的真人秀，记者们当然希望这里有精彩的故事。“那就是写稿的佐料了。”李大放说。 所有人都在等，指挥部在等上级指示，队员们打牌，出去玩，回家探亲。又一次胶着的会议上，有一名记者讽刺队员们：“你们太撇了，都是瘪火药，你们不敢漂，我是记者我都敢漂。” 李大放一下子被激怒了：“没有人上我要上！” “我当时年轻嘛，血气方刚，受不了被别人小看，之前都漂了那么长的路了，你还敢小看我们？” 9月9日，密封船到了。9月11日中午临行前，指挥部当众念了李大放母亲的家书： 如果你们信任我的儿子，把冲锋的任务交给他吧！如果他为国尽忠了，他哥哥已经做好了准备。尽管孩子是母亲所生，但他们是国家的，是祖国母亲的。当国家、民族大业需要他们、呼唤他们时，就让他们去吧！ 几天后的媒体报道里这样评价这封信：“生命、母爱，如果在民族大业面前，已不足轻重。” 下水前，李大放把信要过来，第一眼就变了脸色，但什么都没说——他一看字迹就认出来了，这封信是他哥哥写的。

李大放旧照

2.“最后的伟大征服”

30年前的那场长江漂流，一共持续了5个月时间，中美队、洛阳队、科漂队三个队伍共有11名队员遇难。 一切的缘起都是因为肯·沃伦，一名被中国媒体称为“世界漂流探险家”的人，1985年，他与国家体委下属的中国体育服务公司签订合同，要来中国做长江的首次漂流。 美国人要首漂长江的消息，让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人无法接受。西南交通大学电教室摄影师尧茂书发问：“漂流长江这条东方巨龙，为什么不能由‘龙的传人’首开序幕？”1985年，尧茂书为抢在美国人之前，自己独自从长江源头开始漂流，在进入金沙江后遇难。 1985年9月5日，《四川日报》头版以《长歌祭壮士》一文高度赞扬了尧茂书的行为，作者戴善奎感叹道：“为理想千金一掷，终至献身，这是何等可贵的‘当代人品格’！” “那时候‘文革’刚刚结束，人们刚刚能吃饱肚子，整个社会长期僵化，各方面刚刚开始放松，肯定要反映在新闻媒体上，谁也没听说过这种英雄主义的故事。”赵坚和戴善奎是同事，当时他们都是《四川日报》的年轻记者，刚刚参加工作，正想写出一鸣惊人的大稿子。《四川日报》此时只有四个版，七八千万人的一个省就看这么几张版面，头版上的这篇文章，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 《长歌祭壮士》结尾的一句是：尧茂书在长江的浪头上“前赴”了，然而，他的浩气永存斯世。 这一句引出了无数的“后继”者，全国各地的年轻人要求继续尧茂书的长漂，并且，必须要抢在美国人之前。 事实上，肯·沃伦在探险界并没有什么名气，今日搜索他的英文信息，会发现几乎全都跟1986年的这次长江漂流相关。他在美国经营一个“肯·沃伦野外探险公司”，用当下的话语讲，肯·沃伦只是一个从事商业探险活动的美国中产阶级。 30年前的美国，漂流已经是一项成熟的商业活动了。国家体委工作人员禇斯鸣在1985年去美国接受了肯·沃伦的漂流培训，他发现当时美国东部每年就有超过100万人次参加漂流活动，其中75%是有组织的。像肯·沃伦这样的商业公司会承包河段，“就像今天的北京汽车牌照一样，都是有配额的，比如一条河旺季时每天可以100人下水，几家公司分配这个名额。肯·沃伦属于这条河道的开拓者，等他老了，就可以把额度卖掉换作退休金。” 肯·沃伦到长江漂流，一是为了探险，二是为了开发长江旅游，他如果成功漂完长江，今后就可以带美国人过来做商业探险，此次培训的中国队员未来能在旅游里帮他做桨手。 同一条长江上，中美两方完全是在做不同时代的对话。 因为呼声太踊跃，1986年4月21日，由中国科学院成都地理研究所牵头，在四川成都成立了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简称“科漂队”）。河南洛阳8名青年自发组织、自筹资金又组建了中国洛阳长江漂流探险队（简称“洛阳队”）。两支队伍都在肯·沃伦来华之前一个月，抢先在长江源头下了水。 李大放是科漂队队员，他此前是四川德阳的一名中学历史老师，正打算要辞职，还没找到下家，看到招募赶紧报了名：“想借这个机会看看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队伍里大多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长大的青年工人，他是少见的大学生。整支队伍都笼罩在一种亢奋的爱国主义情怀之中，相比之下，李大放的目的显然不纯粹：“我出去募捐、跟别人宣传，也都是说中国的母亲河要由中国人第一个漂。我的动机太个人主义了，不能暴露出来，只能装在爱国主义的大口号下面。” 1986年6月，长漂开始之后，中国的两支队伍每天都在抓紧时间赶进度，生怕被肯·沃伦超过。李大放到处转转的念头很快就落空了，他提了几次能不能上岸去周边转一转，说了几次，没人理会，也就不说了。 也是因为赶进度，科漂队并没有留下什么视频资料，现在大家能搜到的漂流视频基本都是美方留下来的，这也是他们来中国的目的之一：中美队随队带了一个摄制组，拍摄探险和长江上游两岸的自然风光、民俗、文化，未来会制成两小时的专题片，卖给美国全国广播公司（ABC）。 “就跟现在的制播分离一样。”禇斯鸣讲起昔日中美队的运作模式，已经能跟现在的中国产业一一对应上了。肯·沃伦夫妇是拉赞助的高手，那些被中国队羡慕的“价值10多万美元”的漂流船、全套高科技的装备，在妻子简·沃伦的书中都有赞助商明细：防水电台、相机防水罩、煎锅、睡袋，甚至是沿路“送给孩子的玩具”，都有不同的出处。其中“必胜客”的创始人之一鲍勃·齐斯霍姆（Bob Chisholm）还捐助了5000美元，交换条件是让肯·沃伦帮他弄一张西藏的狩猎许可证。 中美队在7月21日下水，其中三名中国桨手前一年在美国接受了三个月的培训，漂流船怎么打气、保养、修补，日头太毒要放多少气，喝的水要用过滤器过滤，从碗到锅怎么一层层嵌套固定在船里节省空间，遇到大浪团队要配合，几个人划桨，几个人要赶紧过去压重……禇斯鸣出发之前没想过长漂的成功概率：他充分信任肯·沃伦的技术能力，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不知道长江真实的面貌，也从未想过“死”这件事。 沃伦夫妇却一直怀疑两支中国队草草上阵的安全性，为了抢进度，中方在最佳漂流期的前一个月匆匆下水。“我们理解，并且非常尊重中国人因为历史原因，在这件事上展示的爱国主义情怀。”但是在两位资深漂流运动从业者看来，“中国队成功的概率几乎等于零”。 9月初，中国的两个队已经率先到了虎跳峡，此时中美队才刚刚进入金沙江。双方不知道彼此的确切位置，但禇斯鸣此前勘察过虎跳峡，水太大了，美国漂流通常急流按难度被分为“I”到“VI”级，在上游就已经出现过超出VI级的水域。 美国队最终没有机会真正到虎跳峡去做决定，禇斯鸣现在判断，按照漂流运动的衡量标准，虎跳峡，美国人是不会漂的。 洛阳队和科漂队的队员跟美方从始至终都没有直接接触，洛阳队王茂军的漂流日记中写道：“我们和他们比什么呢？比器材、设备，是天地之差；比资金，是乞丐与富翁；论经验，我们一点没有，无任何先例可循，每走一步，对我们来说都是创造。我们只能和他比勇气，比天时、地利、人和，要笨鸟先飞。” 洛阳队已经确定了要先漂下去。《渡口日报》一位女记者劝王茂军：“不要被不负责任的记者们煽动，你们能过就过，不能过就绕着走，人们会理解的。”王茂军回答他，漂虎跳峡是自己情愿，如果死了，就死得其所。 女记者拿了一个本子让洛阳队写几句话。王茂军提笔写下：“长江巨澜/积之于涓涓细流，中华振兴/有待于万千黎原。” 王茂军也让女记者给她签个名，对方却只写了一句：“愿上帝保佑你们！”她告诉王茂军，自己没有豪言壮语，只能默默地祝福他们。 王茂军当时就愣住了：“她走后，我又想了半天，是我太华而不实，尽喊空洞的口号，还是她世界观有问题？”

3.中国式漂流船

9月11日，1时35分，步话机传来指挥部下水命令，科漂队队员王岩、李大放乘坐“中华勇士号”红色飞碟式密封船，在欢呼声中向虎跳峡漂去。 密封船最早是尧茂书的设想，他曾经想过把两条敞篷船扣在一起，人躺在里面漂流。肯·沃伦并没有这样的船，中美队队员张继跃这些年一直从事商业户外探险，他觉得密封船是个笑料：“所有玩漂流的都会问，这是什么啊？从行业角度是开玩笑的，这不是一个范畴里的东西。” 人一旦进入密封船，就完全失去了对船体的操控。7月27日冲击叶巴滩时，密封船在跌水下不停打转，在船里的三个队员不知道外边发生了什么事，水在不停地绞，直到巨浪把密封船打烂了人才被冲出来。队员孔志毅已经被晃昏了，大家眼睁睁地看着他毫无知觉地消失在巨浪中，队员张军和杨洪林被江水吞噬，至今都没找到尸体。 2时26分，李大放和队长王岩乘坐的密封船冲进上虎跳峡口，船舱内漆黑一团，只有一个手电照明，有一个对讲机跟外界联系，两个人共用一个用汽车内胎做的氧气袋。密封船从近8米高的虎跳石侧面跌下，顿时就像“进了洗衣机一样‘砰砰砰’地撞”。围观者看到小船几次陷入滚滚白浪，几秒钟后又冒头出来。密封船被翻倒、被撞击、被激流冲过了两道十几米的大跌水。捆在船外的汽车内胎被打掉了一个，舱门已经撕开了一个几厘米的口，水已经开始涌进来了，但好在，整个过程不到一分钟，冒险就结束了。 “李大放、王岩被拉出舱口，李大放高呼：‘我们胜利了！’王岩壮志未酬地说：‘我还要冲满天星！’有记者和队友关心地问他：‘是否想到过死？’他说：‘想过是真的，不想才是假的。不能怕死，怕死就冲不出虎口。’”（资李申：《他们是怎样征服“上虎跳”的》，1986年9月27日，《科学报》1版） 在后期进过密封船的科漂队员吉胡·阿莎，在自传里描述过对密封船真实的恐惧：“如果要说在长漂中最恐怖的时候，我可以说不是在水上，也不是在疫区，而是独自走进密封船的时候……全身蜷在橡胶味道之中，让我感受到了什么叫最恐怖——以至于我以后的噩梦环境都发生了我被活埋在黑暗之中。” 李大放这30年里，反复有人问他当时到底怕不怕死：“漂的时候我心情非常平静，根本不去想可能一下就起不来。”他念念不忘的是记者骂他们“孬种”的刺激：“后来还有记者说，在密封船里面，懦夫和勇士都是一样的。但事实上就算给你密封船，你要有相当的胆量才敢进去。”

成功漂流上虎跳峡后，李大放出密封舱

李大放下水的前一天，9月10日，洛阳队已经抢先成功漂过了上虎跳。 9月12日，洛阳队郎保洛、孙志岭两名队员冲击中虎跳，仓促准备的密封船被大浪打破，孙志岭遇难，郎保洛逃生上岸，被困在悬崖下的一处凹窝内。次日，24岁的记者万明在报道郎保洛被困事件时，发稿路上被山石砸中，当场身亡。 4天后，9月16日，郎保洛被成功解救。一年后，在1987年的黄河漂流中，郎保洛等七名队员遇难身亡。 就在营救郎保洛期间，肯·沃伦9月13日在巴塘宣布中美队解散：由于漂流到四川白玉县境内河段，遇到密布的险滩和特大的激流，船只损坏严重，无法按原计划抵达宜宾。 早在8月3日，中美队一名随队记者大卫·夏普因为高原反应引起肺水肿，病逝于通天河河畔。“就是因为大卫的死，又听说中国两个队已经在下面死人了，所有人都开始害怕了。”这一点跟李大放一样，禇斯鸣在长江上没有跟队员讨论过怕死的事情：“这太私密了，你说的话是想影响别人，给自己加分的，人在这种状态下都是演员。” 科漂队里，有人为了逃脱最危险的路段，把手包起来假装受伤，依然在积极地喊：“上！上！上！”——伤员是不可能上战场的，这跟战争时期是一个道理。中美队的反应是频繁出现的争吵，队员说肯·沃伦的领导能力有问题，说队员之间有性格冲突，指责摄制组不帮忙干活儿，互相怀疑对方偷吃食物……禇斯鸣知道，越来越激烈的争吵都是表象，所有人实际上都是怕死，想掩盖自己的恐惧。 “大家来都是商业合作，是为了探险，没想把命搭上。”队伍已经分崩离析了，先有三名桨手和一名医生离队，又有三条船被激流划破无法修补。中美队最后弹尽粮绝，像个牛仔一样始终独来独往，不太会稳定队伍的肯·沃伦自己离开了队伍，中美队十几个人分成了三路，先后弃船求生。最终，三组人几天后居然同时在巴塘汇合，前后相差不到一小时。 肯·沃伦知道丢盔卸甲的这支队伍无法继续漂流了：“现在我们都清楚了，我们对这条江的认识是远远不够的，在这条江上，不管什么人，单靠勇气、毅力、技术是不够的，要更多地认识它，了解它。另外，在不同的河段采用不同的漂流器材是十分重要的。”

7月27日密封船叶巴遇险前的最后照片，船中三名队员全部遇难

4.荣誉

出了虎跳峡，一切就已经开始不同了。 张国宪是中途加入科漂队的队员，他此前是成都印染厂的设计师，给科漂队设计了印有“中国”大字的队服，之前他以为漂流队的队员都是高高壮壮的，见面才发现：“撇得很，这群人能漂，我有啥不能的？” 但从长江上越往下走，这群在他眼中没什么出奇的队员们，在外界的形象越来越高大起来。 沱沱河、通天河的藏民们很难理解这几支漂流队，洛阳队跟藏族工人费劲口舌，对方仍不明白漂流有什么意义。租汽车时，北京籍的个体户对花重金漂流十分不理解：“2万元买成肉，在家能吃几年！”最后谈妥价格，老司机还要吆喝一句：“我赔着本儿送你们去爱国。” 在金沙江漂流时，西藏一侧的居民没有报纸、电台，更没有电视，李大放明显感觉到，巴塘县的迎接是上边安排的，政府人员都不怎么积极。“越是闭塞的地方对我们反应越是平淡。只有到了通讯发达、文明的地方，我们受到了盛大的欢迎。我们到的第一个大城市是渡口，万人空巷，确实可以那么讲。” 渡口市，就是今天的攀枝花。张国宪上岸时，浑身脏兮兮，满脸都是大胡子，岸上迎接的学生们热情地冲过来，紧紧抱住他的两只胳膊，张国宪被架着一下子反应不过来。“他们看我都是一种崇拜的眼神，我都不明白他们在看啥子，看外星人吗？又不是从南极回来的。” 科漂队漂过宜宾，之后的长江通航路线上已经没有什么难度了，所迎接的只有山呼海啸的欢迎。到南京时，欢迎仪式上前国家女排队员孙晋芳也出席了，她对科漂队说：“你们的成绩跟我们当年五连冠一样，都是壮举。” 张国宪印象最深刻的是在重庆体院，队友们在主席台上声情并茂地做报告，他坐在观众席里跟运动员们聊天。“你们好了不起哦，好羡慕你哦！”邻座年轻的运动员看着张国宪，满眼都是真实的憧憬：“我们这一辈子可能都得不了冠军，你们几个月，就挣了这么大一个冠军！” “那个时候真的是举国狂欢，真把大家当作了胜利归来的壮士，把我们的虚荣心激起来了。”李大放这时已经彻底不能再讲自己“出来玩玩”的动机了，媒体已经把这件事塑造成了弘扬爱国主义、发扬民族精神的调子。“境界都是庞大的宣传机器造出来的，队员也体会到其中的好处，就勉为其难接受了嘛。” 李大放做了大半年的报告会，北京、辽宁、天津、四川……各地巡回做报告。漂了下虎跳峡的队员杨欣，回到攀枝花电厂就涨了两级工资，被选为团中央“十二大”代表；科漂队队长王岩，漂了上中下虎跳峡，被推举参加了中央电视台国庆37周年联欢晚会。戴善奎因为200多篇关于长漂的连续报道引起全国反响，获“全国好新闻一等奖”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等回到重庆老家，邻居见到李大放就叫：你娃儿还活着回来了嘛！李大放才知道，听说了虎跳峡的那封假家书，李妈妈把大儿子臭骂了一顿：“我二儿死了我就要找你算账！” “她怎么可能容忍自己儿子去死呢？”过了这么多年，李大放没跟哥哥说那封信的事。他不怨恨哥哥，在那种环境下，“哥哥也是受了舆论炽热的裹挟，并不知道真正身处其中的人是什么感受”。 “我在巴塘时接到我哥的电话，你想想我哥费了多大劲，把电话从重庆摇到藏区，再摇到了乡上，你想想那得花了多大力气？” “我哥哥很激动，说全国都在关注你们！电话里叽里呱啦讲了很多大话。我当时听了心都凉了：你懂啥子？我这下水有可能就要死！” “但我当时又不好说这个。我哥哥是跟着报纸看热闹，占了一个山头又一个山头，觉得这个仗打得好！他没想到下面尸骨遍野。”李大放说。

5.假镜头

2016年6月末，我跟李大放约在成都一家商场里见面。他个头不高，外表普通，坐在熙熙攘攘的咖啡馆里并不起眼，在这里讲30年前的长漂，聊着聊着总觉得有点尴尬，每一个词都跟周边的环境格格不入。 李大放带我去了张国宪的工作室，长江漂流之后，李大放去了中青旅工作，张国宪先调到报社做摄影记者，又在90年代的下海大潮里，出来开了一家视觉设计公司。大多数科漂队的队员都换了工作，又多多少少跟长漂有关系。这些年媒体最常采访杨欣、杨勇、冯春三人，长漂后分别转行去做了非政府组织、民间地理科学家、职业漂流探险家，都在围绕着长江工作，他们夏天都不在成都，这正是出野外的时间段。 还有一些人假托自己不在，事后我才知道，前几天刚刚有媒体采访冯春，“90后”的记者问了许多科漂队、洛阳队之间的竞争和矛盾。这些尖锐的问题让冯春很不满，在微信群里提醒大家，只接受正面报道，不要说负面内容。 30年前的媒体宣传话语，已经给这场漂流定下了调子，就像杨欣在电话里对我讲的那样：“以国家为重、以民族为重，为了这些能献出生命的精神——现在我们缺少的就是这些东西。长漂最后的结果不在于技术，而在于精神，通过这个唤起一种精神、唤醒了一代人，给人感觉是只要我努力，就能获得成功。” 年复一年，大家依旧延续着报告会上的说法，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怀念80年代。这30年里科漂队发出的声音最多，洛阳队几乎杳无音信：他们大多数主力队员都在1987年6月的黄河漂流里遇难了，7月国务院就颁布了《关于加强江河漂流活动管理的通知》，要求管理各种自发组织的漂流行为，“各新闻单位对未经批准的漂流探险活动，不得公开宣传报道”。 死去的人更不会说话。那些在长江上消失的人，也永远地沉默了。 张国宪前些年一直在照顾队员杨前明的母亲。1986年，杨前明是跟着好友张国宪一起参加科漂队的，出发前还有同事开玩笑：你去，去之前我们把追悼会先给你开了！ 杨前明死后，杨妈妈听说了这句玩笑，一直耿耿于怀。独子早逝，杨前明的父母离了婚，老妈妈沉浸在悲伤中一直出不来，去汶川县南部的映秀镇出了家。 杨妈妈自己住在山上的一座小庙里，偶尔有游客会过来烧烧香。有一年，一群游客来烧香，其中一位女游客跟杨妈妈寒暄了几句，问老妈妈为何自己住在这里。 杨妈妈告诉她：“我是成都的，我儿子1986年参加长漂死了，剩我一个人，就出家到这里来了。” 女游客突然不吭声了，再一看，她已经满脸都是泪水。 “杨妈妈也很惊奇，这个女娃娃怎么这么大反应？一问才知道，这个女的是王振的老婆，是跟杨前明同一条船出事的。” ——1986年11月19日，科漂队大队伍已经漂到了南京，一路鲜花掌声马上就要胜利抵达上海了。队员杨前明、王建军、王振返回金沙江莫丁大滩补漂，以实现“一寸不落”的长漂诺言。船过莫丁大滩后，因水流湍急，无法靠岸，在继续下漂时，三人在扎木滩落水遇难，至今没找到遗体。 “当时女孩已经怀起了娃娃，王振死了，她就把娃娃打了。”张国宪听到杨妈妈讲这个故事时，自己也听哭了，“我觉得这个事情多巧的。女游客喊她杨妈妈，还给她写信，后来也中断了联络。” 2008年汶川地震，映秀灾情严重，山上的庙子整个垮了。杨妈妈当时在成都，幸运地躲过一劫，但寺庙里杨前明所有的遗物也随之消失了。受此打击，没过几年，杨妈妈就去世了。 中美队的中国队员们这些年很少接受采访，他们在长漂这件事中一直是被忽略的角色，禇斯鸣、张继跃等人30年前后的想法没有多大区别：这就是一次商业合作，跟国家、跟荣誉没什么关系。禇斯鸣和科漂队、洛阳队从来没有来往，他觉得大家做的完全不是同一件事。 禇斯鸣也怀疑科漂队是否真的“一寸不落”，公开的视频资料里科漂队有个最著名的镜头，是一条敞篷橡皮艇冲上浪巅，瞬间翻船，队员们在江水中游泳搏击。 “那条船是个光板船，一点物资都没有，他们真正的补给到底是怎么运输的？而且那个浪实在太小了，这点技术都没有，后面到底是怎么漂的？”中美队经历的最危险的江段，肯·沃伦把四条18英尺长的漂流船扎到了一起，每条桨有14英尺长，合起来变成了一个10.8米×7.2米见方的菱形船队。就这样的大阵仗，“有的浪一下子就冲得立起来了，我抬头再一看，离浪尖还有船队这么长的距离。你说得有多凶险！”禇斯鸣在江上捡到过前面中国人队伍的塑料桨，不到两米长。“我说天呐，他们想凭这个东西漂长江一定要死人的。” 听说几名中美队队员都提到了那个翻船的镜头，张国宪一下子笑了，他没想到中美队这么多年还在纠结这个。过了一会儿，他决定告诉我真相：那个镜头是假的。 中国两支队伍在金沙江上基本没有视频资料，镜头是为了报道大家特意补拍的，所以船上没有物资，吃水浅，遇到小浪立刻就翻了，也好显示队员们艰苦拼搏的精神。 “一寸不落是真的。”旁边的李大放说，随后他们也补充了一句，有时候浪太大，人被冲下水，下游在哪捡到船，就在哪里继续往下漂。“路太难走，也不可能再拖回去重漂了。”

6.30年过去了

30年之后，长江漂流在媒体上露面的次数越来越少了。“你为什么还写长漂？”每个采访对象一坐下来都要问这个问题，随后又是同样的一句话：“长漂不好写，故事太多了，你一篇文章写不完。” 沃伦早在1989年就去世了，回到美国后，肯·沃伦因为大卫·夏普的死，和未完成的商业合同，陷入了不断的官司，最后自己的漂流公司也被迫破产。虽然官司都以他的获胜告终，但这个身高1.9米、体形强健的运动员长期处在心力交瘁之中，一个下午，在修剪草坪时，肯·沃伦因心脏病突发去世。 长漂对这个时代有什么意义？ 对肯·沃伦来说，留下的意义只有悲剧。禇斯鸣已经到了肯·沃伦的年纪，他现在北京宋庄经营一个园区，看起来要比同龄人年轻许多，但因为高血压，每天要吃降压药。“我已经59岁了，哪能像沃伦一样再去冲击长江。”他觉得30年前的沃伦抗击的是命运，“小人物的无用挣扎，再努力，在自然面前也微不足道”。 禇斯鸣说自己很少跟别人讲长漂的事，过去就过去了。回头加他的微信时，我发现他的微信号是“rafter1986”（“桨手1986”）。 张继跃在成都开了一家户外探险公司，这些年他一直在带国外旅行团到四川探险，其中也有漂流。现在看来，肯·沃伦那个漂完长江，再漂雅鲁藏布江，一路开通旅游到恒河的计划完全是天方夜谭：这条经过中印之间的线路，根本不会让外国人从这里顺流而下。 更何况，长江也变了。金沙江已经被水坝彻底改变了模样，叶巴大滩附近正在修水坝，过不了几年，第一次密封船事故的区域将会变成一片平湖。杨欣对长江源头的情况了解得更多：“长江漂流是历史上长江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现在的长江已经不可能实现全程漂流了，因为层层水坝已经阻隔了长江。1986年的长漂已经成了千古绝唱。” 科漂队现在有个微信群，一群平均年龄已经60岁的队员们经常在里面聊天。这支队伍的成员都有不同的来历，队员从一开始就有各种各样的分歧，整个长漂笼罩在英雄主义情怀下，很多冲突后来已经被抹平了。有几次提到当下的新闻热点，大家吵得不欢而散，后来就再也没人提了。 科漂队员很多人取得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也有人一直在长漂的旧梦中走不出来。 虎跳峡景区里现在还有一个小博物馆，正是那名最早离开长漂队伍的队员开的。这名队员后来又组织了珠江漂流、黄河漂流，但他始终也都不是主力队员，没有亲身经历过最危险的江段，其他队员最不能理解他，也不明白为什么都到了今天，这个人还在孜孜不倦做长漂这个工作。那个小博物馆孤零零地矗立在景区内，小馆长一直活在过去的岁月中。 科漂队有一个更正式的博物馆，2013年6月，长江漂流纪念馆在成都大邑县建川博物馆内开馆。我去的时候正是盛夏，工作日来参观的游客不多，一小时内，只有几个小学生飞奔进来，转了一圈，不明所以地走了。 玻璃柜里的橡皮筏已经落了厚厚的灰尘，纪念馆里的展品都是科漂队员们捐赠的，没有洛阳队和中美联合队的实物展品。 征集展品时，大家跟李大放要那封虎跳峡家书，他一直到最后也没有拿出来。“信是假的，我怎么可能展览这个？” 纪念馆仍然挂着一张照片，上面是在媒体的长枪短炮的簇拥中，一个男青年正在读着什么。图片说明是：冲击上虎跳峡前，科漂队现场指挥部的资李申向队员宣读李大放母亲的一封来信，信中母亲为儿子漂流鼓劲打气。 （发表于《三联生活周刊》2016年第2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