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格林《自传性反思》摘抄两则

“当我们越过马克思，转向十九世纪后期和二十世纪意识形态的跟屁虫时，我们所面对的知识水准，远远不如构成马克思背景的知识水准，这就是我特别憎恨意识形态分子的地方，因为他们矮化了知识辩论，赋予公共讨论一种明显的暴民统治色彩，如今，这一色彩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假如你要讨论政治论争中出现的问题，你甚至还要把法西斯主义者或威权主义者作为一种参考物，观照本需要知晓的有关政治史和知识史的事实。”
“为了处理这种类型的修辞，你首先必须发展一种语言哲学，并这样来研究象征问题，即根据哲学家对人性的体验，并根据那些完全无法阅读哲学著作的人在低俗层面上对这些象征的歪曲。我描述为低俗的这一层面，就其与社会有关联而言，属于暴民统治的层面，处于这一层面的人同样不能成为讨论伙伴，而只能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这些粗俗者和暴民统治的问题不能轻易打发；你不能简单地不予关注而了事。它们是生死攸关的严肃问题，因为，低俗之人创造并主导了知识氛围，在那样的氛围中，像希特勒这样的人物才有可能上台。因此，我要说，就德国而言，克劳斯三十多年间在《火炬》杂志各卷中予以概括分析的文学界和新闻界对德语的摧毁者，乃是真正的罪犯，他们对国家社会主义者的残暴负有责任，只有当社会环境被低俗者彻底摧毁时，那种残暴才可能出现，这种低俗精神的真正代表才得以上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