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一种野蛮生长的能力

小花辞职了。
我的反应总是很慢，慢到她说辞职后十几天当我俩走进一座山坐在一艘船上时，我才明白，新世界又要来了，我们又有机会重新开始。
像熟悉的血液循环通入一个管道，当再次一无所有的我们在车里放起Iggy Pop的《The Passenger》时，我感到自由的情绪、神经质的疯狂。我感受到了，我们又要在一起，开启新的旅程。这让我感到幸福。
事实上十几年前我们就在一起。我们坐在一张桌子上，听着许巍的《蓝莲花》，像共同罹患了忧伤癌。
我踢坏了学校花房的玻璃门，她看着整扇玻璃碎到地上帮我保守秘密。我从家带来一个风筝，她牵着在露天走廊上跑来跑去。我到哪里都别着walkman，她塞着耳机在教室里闷头听摇滚。我们在数学课上写小说，在英语课上看《萌芽》，在语文课上……随便干什么。
我们一起做了很多神经质的事，包括在毕业纪念册上写下“王菲一定要在40岁死掉啊”这样的话——而她更加露骨，“你的梦想是什么？”，“Be Rich.”。
过了很多年后，她并没有变rich，王菲也没有成功死掉。我们有幸见了一面，因为她是唯一一个给我邮箱发简历的同学。——后来她知道这个事实时有点崩溃，她怎么做出了这么愚蠢的事；而我安慰她说，也许你因为发了这封简历和我共同成为百万富翁（也说不定）。
十多年过去了，只有一件事没有变：做梦。
在最初重逢的日子里我们还有点严肃，讨论商业讨论创业讨论现实社会的各种套路，直到有一天我们见完一个陌生小男孩开车从车库出来时，讨论到最不能接受的性姿势，她默默掏出一包大洋彼岸来的女烟，问：“要来一支吗？”
我的油门一下踩了下去，感觉像回到了过去。
那几天后，她去纹了一个tatoo，意思是，她无法成为一个战士。这件事花了她600块，让我知道了纹身挺贵。不过也因为她纹了一句很酷的话，我们做的第一波T恤卖得不错。
事实上我发现，她除了头发变得更长、屁股变得更翘，其他一切几乎都没有变。她依然善良依然天真，像月嫂照顾婴儿一样照顾不能自理的我。但多年流浪的海外出差经历和最后的补刀游学已经助长她成为一个真正的嬉皮，让她在上海这座看似包容又暗含各种规则的城市里活得又野蛮又痛苦。
相比之下，我的神经质埋得更深。我不抽烟，我不喝酒，我不熬夜，我不纹身，我保持健康的生活也没有一点性欲。每天执着于把自己埋在屋子里写十几个小时直到出来时像个从坟里爬出来的人。
小花拖着英国回来的行李箱住进了我家，我们很快形成了一种默契。可以一整天都不用交谈，也可以连续谈十几个小时。当我们不交谈时，我就在房间工作，她也在客厅工作。天黑以后她会煮两碗面，我们就着芝麻酱和老干妈迅速吃完，吃着吃着笑到不能自已。
如果有什么快乐的事，就是夜晚我们会开车出去，喝一杯咖啡，在外面游荡一下。回来以后就好像获得了新的能量，我感觉自己像回到了刚来上海时。
很快，她就去上班了。体验真正的上海生活，从每天挤进让人想死的二号线开始。
她搬去了市中心同学那里，换掉了文化衫，蹬上了高跟鞋，住进40平米的老房子。我知道人民广场的早高峰一定会把她逼疯，从苏格兰的无人高地转到一个每天有一千万人在自己身边汹涌而过的城市，一定会有生理不适。结果她真的病了，感冒、支气管炎、过敏、各种症状伴着心理不适爆发而来。就像《Sex and the City》里Carrie听到要结婚，全身都起了疹子。
我不停劝她，去医院看看，去医院看看，只有一小段时间里，她的法国男朋友治好了她的病。他们去云南的山里爬山，在沙溪的路上骑着小摩托，她有耐心给一位老太太讲一个小时APP怎么安装，但她就是不想回到这个城市过哪怕一分钟。
我确实如愿过上了自由撰稿人的生活，代价就是极其自律地规划每一天。她也获得了“都市白领”的优雅标签，代价就是每天出门前都想灌自己一瓶啤酒。如果没有人去揭露现实，她这样的海归女青年用一句话就可以粉饰一切：在中国最繁华的都市最繁华的地段干着一份精英主义的Job，但我们比谁都清楚，她并不快乐。
在市中心8小时工作之余，每天她依然和我一起做着许多事。我们和人谈判，找人创作，假期跑到大山里吼一嗓子，周末在村子里发了野地拍照。
我们在做的事好像并没有什么商业模式，一切基于一种对趣味向往的野蛮信心。那是我们刚开始碰面时讨论过的无限可能，也是在6月的某一天她下班后我们在淮海路小餐馆写到纸上的广阔世界。
那个夜晚我们从小餐馆走出来，像两个疯子在街上大声欢呼：我们要改变世界了！我们一定会改变世界！
然后我们开启了一段新的自我折磨之路。
共事的模式成了分头行动，每个周末碰头，或者在溧水，或者在上海。如果回到上海，我会在下班后去解救她。和她走进小酒馆，讨论我们共同在做的事。有时候我们觉得身体里的能量能改变世界，有时候我们又觉得自己一无所有。这种疯狂和绝望就像啤酒花的泡沫一样不可控制，而只有当它们升腾起来时，我们才感到快乐。
快乐对我们来说有多重要呢？重要得可以用它来抵抗一切想嘲讽的事。我们嘲讽最多的，就是这样一个现象：在很多年后，我们看到共同的同学、身边的人都变成了一种固定制式的存在。他们见面拿出名片，开口讨论薪水，要穿很昂贵的衣服粉饰自己的阶级和出身，要去很高档的地方只为了拍一张照。
我们觉得一切都很可笑。往日的天真不复存在，过去的情谊只换来利益。讨论有趣的事统统都像在幻想，每个人用自己的title作为筹码去衡量身边的一切。
他们将这些定义为精英，但事实是当他们把名片上的公司和职位抹去后，没有人会记住他们的名字。我和小花总在为这样愚蠢的事笑得不能自已，更可悲的是，我们看到他们的脸上已没有一丝朝气。
庸俗的成年人像病毒一样围绕在我们周围。要突出重围去谈快乐，自己就变得像个神经病。如果一个女孩30岁还没有嫁人没有房子，她的亲戚就会和自己的孩子说：不要像她那样活得像个loser。
她常常被家里的人拿出来作为反面教材，我已经保持种种沉默除非有人直面攻击“离婚就是一种错误”。——在我们看来，没有什么是必须的方式。
在共事的一年多里，我们拖着箱子去了一些地方，见过许许多多的人，被一些表象迷惑过，也难以用自己的力量解决宏大问题。我们感到创业是一场时代陷阱，陷阱在于一切早已分层。打破层级的锤子要么用金钱和权力，要么用义无反顾的勇气和坚固信心。
当她被一份外企咨询的工作裹挟得越来越深后，我同样陷入泥潭，在孤独中开始自我怀疑。无数次我开车在300公里的路上独自往返，质疑自己的决定，质疑未来的可能，而我看不到真正的答案。我感到唯一的出路就是写下去，对其他的人和事，我负不了太多的责任。
难道就这样结束了吗？难道就这么停下来了吗？我们要改变什么的努力，就到这里为止了吗？
每一次问完后我必须不能消沉，要么她给我打个电话，要么我告诉她一个好消息。再不济我们也要去听一场摇滚、喝两瓶啤酒，拔着自己的头发也要把事做下去。
这大概就是属于我们共同的偏执。
2015年2月的某一天，小花从英国回来，和我见了一面，我们很快决定，一起上路。
我们一起度过了春天、夏天、秋天、冬天、又一个春天，直到火热到静止的夏天再次来临。
我曾不止一次想写她，用《人物》式的开头讲一个大时代下的小人物缩影。她的身上有一种迷人特质，从上世纪90年代流动到21世纪，像一幅色彩浓烈的画被人从乡村小镇带到二线城市带到几大洲几大洋又带回上海，每一段漂泊的旅程都烙上印记。
在我们没有见面的这些年，我过了一段难以忍受的无趣人生，直到愿意打碎整面玻璃相信，必须换一种方式找到镜子后面的自己。
而见到她看到她不可饶恕的方式之后我更加相信：两座孤岛会连成一小片大陆，即使再没有意义的人生，也是一种人生。
意义，那都是自己定义的不是吗？
在一个周日的下午，温柔而野蛮的小花给上司发了条微信。她说她病了，再也不能做下去；如果再做下去，她会病得更严重。
发完微信她紧张得全身发抖。她给我打了个电话，叙说完恐惧后迅速关机。
而我一直保持平静，平静地为她高兴，直到十几天后我们走进一座山，把脚踩进湖水里，我才意识到，我不再平静。
我在等她的病真正结束，等她用锋利的小虎牙再次咬开啤酒盖——像她习惯的那样，庆祝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