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为什么我们的交通如此拥挤？

                
                
李晓光
東西堂专栏作家
昨天有位朋友分享，北京开车五公里的路程，竟然耗去他一个小时。恰好我昨天乘坐了北京的2号线，八通线，6号线，非高峰时段，车厢里依然人挨人，汗臭扑面而来，脚下是打工大叔的编织袋大行李。
走在我二环附近的家周围。我无法低头思考着走一段几米长的“直路”。对面，总要躲树坑，躲电线杆，躲一段突然施工的断路，躲人，甚至躲狗，以前还要躲沿路摆摊的小贩。一条五尺道，任何路旁之物都会蛮横地挡住去路，使我必须抬头看路，走一段“之”字连连的羊肠小路。
为何北京会如此拥堵？
童年记忆里的北京不是这样的。想起近二十年北京的飞速发展，有目共睹。路过建外soho，还有很多新区，我会觉得自己也是外地人。
急速的基础设施开发，似乎仍然跟不上人口的增加。“中国人太多了，北京人太多了。”这种声音想必很多人都听过，唏嘘完，摇摇头，继续各赶各路。
                
                
从小到大，不断被各种媒体灌输，东京是最拥挤的城市，高峰时上地铁，人是被厕所“搋子”顶进车门的。纽约，是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也非常拥挤，枪击犯罪无处不在。洛杉矶，是美国第二大城市，很繁华，拥不拥挤，没有媒体说过。巴黎是个历史悠久的古都，顶尖的旅游城市，想必也很拥挤。
地产网站曾经评测，全球最贵的四大城市：巴黎，伦敦，旧金山，香港。没有北京，幸好。按照北京的推断，既然他们的房价都比北京贵，地价一定比北京还高，拥挤程度会应该会比北京还高。这是出国前，我对国外的猜测。美国大片里幽静的庄园，我认为那是荒郊野外，不代表总体。于是，决定亲自去看一下。因为我只是旅行者，从未在上班高峰时坐过公交车，所以全都以非高峰时段计算。
纽约，在接近中午时段，地铁车厢空空荡荡，每节车厢的上座率，不足一成，我能随便找到座位。到了晚上8点以后，车厢中人相对多一些，有站着扶杆的了。美国人身高体壮，座位相对狭小，所以许多人宁可站着，也不和别人挤在一起，白人尤其如此。所以，如果我愿意和人大腿根贴大腿根，还是有位子的。
巴黎，在下午三点时段，从凡尔赛到卢浮宫，经典的地铁旅行线路。每节车厢里几乎只有3个人，甚至更少，那天刚好是“五·一”劳动节，人们或者示威游行，或者放假在家。
                
                
洛杉矶，因为加州人普遍开车出行，公交并不发达，洛杉矶市内只有一圈地铁，乘客几乎全是观光客。乘客稀稀拉拉，很像非高峰时段的北京远郊地铁线路。
东京，这是最后一个让我失望的城市，我住在浅草，算是相当于北京四环边上那么远吧，上午10点，地铁入口空荡的让我害怕，前后都不见乘客穿行，甚至滚梯上也没人，这让我一个大老爷们忽然汗毛抖擞，想起日系恐怖片。日本人很守规矩地站在滚梯左侧，右侧不时会有人跑上台阶。地铁里也常见飞跑赶车的乘客。我想，北京地铁里没见人跑起来。能跑，说明还有前进的空间。
在相同的时间段，我所见的大都市地铁，竟然都没有北京那么挤。
再看公路情况，我以洛杉矶为例。常听说美国高速公路是不收费的，一去才发现，其实是人家高速路起到了北京五环和四环这种作用，城里城外的交通连成一片，如果每隔几公里设个收费站，路就要堵死了。
我数过洛杉矶的车道，一般都是双向8车道，遇到人烟稀少的路段，也有双向6车道的，并没比北京的路宽多少。可是为何人家不堵车呢？我非常纳闷。此外，洛杉矶高速路有最低限速，不能低于50英里每小时，相当于80公里每小时吧，太慢了会被警察追上罚款。洛城也不是没有堵的时候，晚上6、7点钟要堵一下，大约时速20公里每小时的样子，最多30分钟以后，就会畅快起来。
东京我就从未见过堵车的时候，即使在银座新宿这样的繁华路段，周末黄昏的逛街时间段，日范美女一群群的。这总算是本地高峰时段了吧。相反，汽车通过红绿灯的时候，速度奇快。
北京的路不比洛杉矶窄，北京不比东京小，北京为何却堵成那个样子！甚至朝阳北路这种郊外路段也会奇堵无比？难道是北京的地铁线路太少？
我算过，东京市内的地铁线共计13条，再加上全国铁路网的市内线路，还有若干条私营小线路。貌似线路很多，但是地铁的总长，不见得有北京长。因为东京市内并不大，许多像良乡、固安、延庆这样的小城市，也被编入大东京的住宅区。而且，东京和巴黎的地铁，每一站都比北京地铁近，车速特慢。当然，我没精确统计过，只是目测的感觉，东京地铁的拐弯较多，这就造成地铁的车站分布比较均匀，可能是为了均匀覆盖人口密度，使人乘车方便。日本人出门最多走15分钟就能上地铁。
如果线路不是最主要的原因，那么，就要从城市规划上来看了。有人说北京的道路面积占城市面积比例就低于发达国家30%的标准。北京的路又窄又少，是造成拥堵的原因。
以前，我也觉得这种说法有道理。以纽约为例，即使是在寸地寸金的曼哈顿岛上，遍布着横100米竖50米见方的街区，尺寸非常规整，就像中国古代都城里的“坊”。每个街区之间，都是双向4车道的路。第五大道附近，街区都是按号排的，能到一百零几街区，每个街区非常相似，外来人口极易迷路。
                
                
这种迷宫式的设计，就像档案室的档案袋，看似文山会海，天花乱坠，但是有了检索以后，反而十分方便。当然，美国是与内燃机同时发展起来的，城市规划没有农业时代的痕迹，所以道路行车方便。
再看中国。北京二环以里的空间，是元朝的尺寸，城市规划比纽约早了600年。即便元大都贵为大元帝国的心脏，毕竟也是那个年代产物。况且蒙古人不乘轿子马车，胡人骑马穿城入宫，没必要把路修的那样宽。解放后，北京拆毁老城墙，娇小的元代西直门才从城墙中露出。草原上的元大都，城门也和北京一样“娇小”，仅能容一辆金杯单行擦肩而过。
北京如此路窄，看来不是今人的错。但是，历史上比北京更小的东京，现在却也没北京挤。小日本儿小日本儿，日本人非常适应局促的空间。东京老城是建立在18世纪的江户城上。现在的日本天皇皇居，就是原来的德川幕府的将军府。论皇居的面积，大约只比北京的恭王府花园小，更遑论紫禁城。
就像天安门广场原来是六部衙门所在地一样，皇居护城河周围，也是中央官署和神庙，比如说靖国神社，陆军省和大使馆区，和清末北京没啥区别。
                
                
游人如织的皇居附近，隔条马路，就是安静的民居，静的连过往行人都没有。皇居草坪一侧，是片宽阔的树林地。穿过草坪，是宽敞的停车场，观光大巴有序的停在里面，里面也不拥挤。
我回想起中国的相同景点，是这个模样：北京的景山东街，景山西街，常常可以看到停满了庞大的观光大巴，游人下车，举目茫然，吃力地与马路上的自行车、汽车争路。交通一片混乱，常见交警和辅警在那里辛苦地执勤。
我想，天安门附近还真没有大停车场，如果有，这些大巴就不会占路停车了。
我相信，幕府的将军和大清皇帝都没想过，他们的家，有一天会有这么多老百姓来参观。所以，停车场的缺失，不是古人的过错。
东京是在1945年后重建的，北京也经过了几十年的大拆大建，两者基本打成平手。
观光客毕竟不是造成城市拥挤的主要原因，常住人口才是。可为何东京的地铁里没那么多人？道路上没那么多车呢？我想从中外不同的住宅结构上分析。
以洛杉矶为例，洛城共有88个city，每个city相当于北京的街道，也就是同级的乡。每个city，共享一个邮编，所以，美国的行车GPS是按照邮编来索引的，城市虽大，找起来却非常准确。洛城一个city的面积，大约相当于北京二环的面积，所以，洛杉矶之大，可见一般。我们常说的好莱坞，其实是洛杉矶的一个city。
洛城的民宅，都是不超过3层的小别墅，想必很多人都在电影美剧里看到过。放眼望去，民宅遍布在洛杉矶的丘陵上，漫山遍野，视野开阔。没有一栋像中国各地常见的“摩天大宅”。有人会反驳我，洛城也有摩天楼。当然有，那是在市中心，那里的摩天楼高度不逊于纽约，都是好几十层高的。但是，这些摩天楼都是办公楼，人均面积也就是一张电脑桌，而且，没人在这些楼里过夜。即使是在拥挤的纽约，寸地寸金的中央公园附近，也没有见到超过20层的住宅楼，纽约郊区的住宅楼，多是8层以下的矮楼，更多的是4层楼。
                
                
在洛城，每到上下班高峰，住在郊外平房里的人——一部分人，注意我的措辞，是一部分人——会一齐扎进市中心的大小摩天楼，即使一天8小时都在楼附近上班，也不会给水平移动的人流造成阻碍。因为办公的运动空间是垂直的。下班以后，经过短暂的拥堵，人们纷纷到达郊外的家。因为是平房，所以更不会拥堵。由于郊外地皮便宜，所以人均住房面积大，即使算上随机的遛弯人流，也不会造成无法“走直线”的困惑，并且，民宅的人行道，相当宽敞。
前面我说的“部分人口”在市中心，还有“部分人口”洛城的其他city，非常分散，并不像北京一样，集中在四环以内。这就使进城上班的“争路者”减少许多。这么说可能还不太形象，洛杉矶就像一张超级大的饼，饼中间，插几根牙签（摩天楼）。而北京呢。像一块厚厚的奶酪蛋糕，在正中心，挖了一个深深的“小盆地”。
上班高峰那时，美国人在大饼里四处移动，一小部分人冲进“牙签儿”区。中国呢？人们都从厚厚的奶酪层，向中心的盆地移动。
                
                
或许与中美的文化差异有关，美国是自由营商的国家，各类民间活动不需要政府的审批。相反，我国的各种盈利非盈利活动，只要是聚众的活动，都需要审批，而各级政府国企部委，大都位于二环以内，或者附近。即便各个私营企业办公楼建在远郊，为了天天“跑部盖章”，也要找个离政府机关近一些的地方。这些中央政府机构，能不能搬远点呢?可能更不行，因为中直机关都在市中心，中央与各部委更要频繁地审批盖章签字。
好在，政府打算从拥挤的市中心搬走，搬到通州去，兴许会缓解一下。这可能是学习韩国的经验吧，韩国政府就从汉江北迁到汉江以南，带动了江南区的发展，江南现在已然是首尔最昂贵的地段，这才有鸟叔的“江南style”。
其实，在首尔“迁都”以前，北京就有过“迁都”的机会。解放初期，曾经大讨论过，如把保存古都风貌和现代化建设兼顾起来。著名古建筑学家梁思成，还有留学英国利物浦大学的建筑学博士陈占祥，曾经联合提出“梁陈方案”，建议把北京新城迁到西直门外。梁陈方案，就是学习巴黎的新旧城方案。巴黎的新城叫“la defance”，拉德芳斯，怎么像“巴黎卫城”的意思?拉德芳斯是摩天林立，一点没有老巴黎的样子。
遗憾的是，梁陈方案被否决了。两个理由，中国方面的理由是，在北京的故址上建都，是中国祖传的规矩，算是传统文化吧。中共中央的各级领导人，应该鲜有学建筑出身的，甚至有欧美留学经历的人也极为稀少，懂得西方最新城市规划理念的人，应当说没有。北京的城市规划已经不属于专家的工作，在那个所有事情都上纲上线的年代，首都的规划，绝对是重大的政治问题，所以，政治家才有权力决定北京的命运。
                
                
在一个人微言轻的文化氛围里，两个远离政治圈子的科学家，太渺小了。1957年，梁陈二人双双被打成右派。
也不能说就中国得领导人不懂建筑。日本人也不懂欧美的新式规划。在1950年以前，东京也没有副都的概念。进入1950年代，随着日本经济的起飞，作为首都东京的旧三区（千代田区、港区和中央区），已不能适应形势需要，政府机关、大公司总部、全国性的经济管理机构和商业服务设施等高度集中，交通十分拥挤，建筑高度密集，人口极为拥挤。为缓解中心区过分集中的状态，同时结合周边地区发展需要。1958年下半年，东京都政府提出建设副都心（即新宿、涩谷、池袋）的设想，并首先从新宿着手。这片地区在东京的西南郊外。
                
                
今天的新宿，不仅仅是个购物区，更是东京市政府扶植起来的东京新城，相当于巴黎的拉德芳斯吧。日本是市场经济国家，新设副都的方案，也没有因为政治原因而终止。
除了中国领导人不懂建筑中的人文主义。苏联人也起了坏作用。1950年，缺少城市管理经验的中国政府，非常依赖苏联专家的意见。苏联人不一定不懂来自西方的规划理念，可苏联人却说，如果在郊外新建一城，那要花多少钱啊！中国整个“一五”计划都是苏联掏钱援建的，如果梁陈方案通过，意味着中国还要向苏联要一大笔钱。
您知道苏联给中国的援助多少钱吗？1950年毛主席去莫斯科为中国奋力争取的，4.5亿美元，这笔金额，与苏联给波兰的钱一样多。波兰才多大啊，中国多大啊。当年我们与西方阵营闹掰了，正在热火朝天地学习“计划经济”。不可能向美国的“马歇尔援助计划”要钱。
苏联不重视中国这个穷盟友，更不重视北京的历史价值。但是，内因是根本，毛主席本人也没像梁思成一样捶胸顿足地爱护北京古建筑。1949年，傅作义被策反。此前，王稼祥提议建都北京，得到了毛主席的认可，和平起义了，就能避免在北京打巷战。或许，那时节，中央就想利用现成的房子办公。
                
                
本来有机会双中心发展的北京，搞成了单中心的模式。这就是北京滩大圆饼模式的由来。就在梁陈方案被打倒不久，没等到改革开放，北京的大城市病就发生了。
建国才十几年，狭小的北京，很快容纳不了新增的人口。1964年，为了修地铁，北京城墙被拆了。北京企事业单位的狭小，无法接纳新增劳动力。50年代前后出生的北京青年，在60年代都面临着失业危机。为了解决大城市待业青年问题，中央提前布局，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这场运动的本质就是为了疏散北京人口。
1992年，为了西厢改造工程，二环以里的老平房开始大拆，一直拆到今天。上百万国共大军一齐努力保护的老北京城，终究敌不过岁月的侵蚀。
我的结论：北京的住宅区和公共功能区的面积差，才是北京拥挤真正原因。
试想一下，从四环以外，众多30层高楼，就是我说的厚厚的奶酪蛋糕。楼里的人们，一齐冲进办公楼平均层高不足10层的市中心工作，住宅楼远比市中心的办公楼要多的多，而且楼层数只比办公楼多，不比办公楼少。这种结果。即使市内公共空间再挤压，人均空间还是不够用。
市内最典型的例子——最拥挤的公共空间——医院。有数据显示，北京的三甲医院，自从文革结束改革开放以来，没有新增一所。可是，这40年来，北京常住人口翻了多少倍，有目共睹，还不算特意来北京看病的人。为什么三甲医院没有随着城市扩大而扩大，人才储备是一个问题。挂过号的人都知道，知名专家不都是天天出诊，其余的时间，专家都在休息吗？当然不是，如果查查这些专家在出诊以外的活动记录，或许能找到答案。
我抬头看了看东京的民居，竟然也和纽约一样，尽是4层以下的矮楼。我从机场到市内的城铁上发现，即使是在远郊，也很少有超过20层的居民楼，绝大多数也是4层以下矮楼。东京的房价曾经高昂入云，日本人傻吗？为何不把楼盖得高一些，这样单价不就便宜一些吗？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商正是这样做的。
                
                
东京房地产商的做法，使我想起旧金山。旧金山最贵的房子，都建在一个大半岛上，豪宅林立，但都是独栋别墅，联排叠拼。胡同小路幽静，附近绿植茂密，有些大树需要几人才能合抱，应该是至少几百年的古树。
为何东京人和旧金山人没有因为地皮昂贵而大建高楼呢？起初我怀疑日本是火山地震带，不能盖得太高。可是，新宿附近的东京都市政府，有45层高的办公楼。看来，建筑技术不是阻挡日本人的原因。
估计住在北京摩天住宅楼的朋友体验过，每年春天开始，就会有邻居装修，剧烈的噪音，通过遍布楼身的钢筋，像神经一样，传遍千家万户。如果楼层放低，邻居稀少，每栋“连体”住宅中，需要装修的人家的概率，就会大大降低。
人，不仅需要住进一个“壳子”里，也需要环境，需要配套设施。潘石屹说过，他的房子为何贵，不是因为钢筋水泥沙子贵，更不是soho的设计有多好，而是他的居住环境基础设施好，可能是指周围学校好，医院好。
北京的高楼，应该也不是因为地皮太贵。北京的二环以里，有法律规定，离故宫越近，楼房是要有限高的，所以，离二环三环越远，楼层越没限制。远郊区的地皮最便宜，远看如筷子般的，密密麻麻，玉树临风。
拿地的价格与容积率无关。君不见，四环东风桥边，有一片离市区最近的独栋别墅区——东山墅。
我想，即使北京的马路再宽，市政施工永远跟不上民间的盖楼大潮。如果按照开发商设计的30层高，北京的公路也要盖到30层，方才有洛杉矶般的畅通。再说，30层高的住宅楼里，家家都想买辆车，要不然追不到姑娘。可是，住宅楼的地库，加上道路两侧的划线车位，也满足不了一栋30层高的楼两三百户的停车需求。于是，北京常见小区外面的道路，也停满了汽车；只有一两层高的马路，也停满了汽车。我那位朋友5公里开了一小时，应当是马路最佳运行速率了。
为何中国房地产商都把住宅楼盖那么高呢？这不是中国自古的传统，拥挤也不是中国古代人生活理念。我想，从土地出让金70年的规定来看，可能是从香港传过来的。印象里，香港警匪片都是在高楼里搏斗。我没去过香港，很早以前听朋友说过香港的拥挤。
中国土地拍卖市场，面粉贵过面包的奇闻，年年上演，上演了十多年。为了收回高昂的拿地成本。开发商就只有往高了盖楼。排除商人逐利的本性，政府在容积率规划上也允许他们盖高。我想，如果政府没有30层的限高，如果成本不是问题，我相信，会有开发商盖起50层的住宅楼。
                
                
当年疯狂抢购回龙观天通苑经济适用房的人们，过了几年就发现，此地是个“大睡城”，除了宽敞一些的套内面积。出门上班，仅凭一条无数红灯的安立路，痛苦不堪。我曾开手动挡车行走安立路，踩离合器踩到脚掌发红。
为什么全世界有那么多成熟的大都会，我们不去学，反而以一个大国之躯，去学一个弹丸殖民地，我想不通。（人口稠密的台北，也是矮楼遍地）
说完北京，再说说上海。我没在上海久居过，仅从日常生活，可以看到上海的特点。首先，上海没有“进沪证”，从环城高架路上远望，上海市中心似乎没有限高，到处是漂亮的摩天写字楼。我想，这可能是上海平衡公共与住宅空间的一个手段。此外，上海窄小街道有很多是单行线，所以疏散了车流，这样的不便，是走错路要绕很久。此外，上海地铁没有北京一样的安检验包，反正2012年去的时候没有，北京从2008年奥运会就开始了。
同样，欧美国家的地铁都没有验包的环节。我曾好奇911以后的美国，反恐形势严峻，会不会也有地铁验包，可惜，我失望了。我曾看见很多次，北京地铁的验包安保员，有时会低头看着手机，有时会抠手指头，并没有看液晶屏。
我的很多朋友，提起上下班开车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家离单位太远，而是路上“伤不起”。从通州宋庄到市中心，在晚上11点，不堵车的时候，只需45分钟，这还是在不超速的100公里每小时。但是，我乘公交地铁从宋庄到市内，却要花上至少两个多小时时间。我想，站在车厢里的2个多钟头，应该是驱使人们自驾上班的真正原因。
无论是地铁里的站立加汗臭，还是人行道的狭窄，还是晚上9点钟的塞车，抑或是医院里的人满为患。都指向人的公共空间被“扁平化”了。科学家研究，人与人之间，有一个根据情感亲疏而形成的磁场范围。亲密爱人可以耳鬓厮磨。可是，陌生人之间的亲密接触，却令人不安。我们经常能看到，饭馆里和公交车里，人少的时候，大家并不愿意挤着坐。好在，陌生人之间的摩肩接踵，毕竟是萍水相逢，暂时忍一忍，忍到地方就各奔东西了。但是，当这个城市无论走到哪里，你都要忍一忍的时候，人的情绪就容易失控了。因为情绪失控，我就看到过许多大街上大家骂街。人心烦躁，社会就不和谐了。
上海的公交车里，没有北京公交车里常设的安全员。2012年我挤上海公交车，因为前门上不去，就违规从后门上车。一上车，不仅是司机，连几个乘客都用海味普通话告诉我中门上车。而后，因为挤不到中门刷卡，乘客们手递手把我的公交卡传到后门刷卡。
与上海相反，北京的人情，却更加冷漠。最近几天微信中总有女孩被人袭击，过路者没人出手相救的消息。我最近才知道，北京的公交车里的安全员，竟然不是为了约束乘客随便上车门的行为，而是为了专职“报案”。我在想，规矩的建立，应该比事发之后再去和谐要好吧。如果北京的公交乘客，都像上海乘客一样自觉规范乘车秩序，可能就不需要再雇一个安全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