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与“牛”看彝语北部方言的羌语支底层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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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总说
民族语介绍材料一般都认为彝语支内以及彝语各方言内部差异巨大，一个例证即是彝语各方言土语之间通话程度很低。但这其中可能忽视了一个原因：彝语作为一种单音节及双音节词汇占主体的语言，单个音素及音节所承担的意义功能较大，方言音变对通话的影响很大。事实上汉语也是这种情况。但是，如果从成组的同源词、对应的语法体系来分析，彝语支各语言及方言，甚至与缅语支的各语言方言之间有很整齐的对应关系，相互之间的亲属关系十分清晰。
然而，一些彝语方言中出现了少数特殊词汇，不仅与其他彝语方言没有对应关系，甚至与整个彝语支的语言都没有对应关系。这其中，阿细、阿哲、桑尼等土语较为突出。但凉山地区的北部彝语方言中也出现了一些特殊词汇，不与其他方言土语对应。
北部彝语方言分为南北两次方言区，北部次方言分为什扎（ʂɿ21 ndʐa33）、依诺（ʑɿ33 nɔ33）、利地木（li21 ndi21 mu33）三个土语；南部次方言分为阿都（a33 tu33）、所地（sɔ33 ndi21）两个土语。北部彝语方言中，使用什扎话的人口最多，也是标准凉山彝语的基础方言。使用利地木话的人口最少，利地木话与其他土语差别很大，词汇很多不同。南部次方言的两种土语差别不大，词汇上比北部次方言更接近彝语东部方言和中部方言。
北部彝语的北部次方言中有一些词汇与其他方言不同，本文认为，部分特殊词汇很可能是羌语支的底层词汇。
1. “日”
1.1. 彝语支与彝语内部“太阳”一词的分布
“太阳”一词是基本核心词汇，在所有的民族语调查中均有涵盖。彝语方言调查中也呈现出了高度的同源性。但是，北部彝语的特殊称呼却独树一帜。
北部彝语“太阳”
                
                
其他彝语方言“太阳”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彝语中太阳称呼中主要涉及的词汇有下列几组：
a) ȵi系：ȵi21，ȵi33，ȵɪ21，ȵe33，ne21，ho33
b) gi系：gi33，ge21，ɣɯ55，dʑi21，ndʑi21，dʑy33，tɕi33，tʂi33
c) bu系：bu33 （仅现于北部方言）
其他的词汇是合成成份，如mə21等词汇的意思是“天”，mo21等词汇的意思是“大”等（ho33列入ȵi系的原因下详）。
1.2. 彝语北部方言内部“太阳”一词的分布
仔细考查彝语北部文言内部的“太阳”一词，我们有如下语料
                
                
1.2.1. gɤ33与dzɿ33对应
什扎土语的gɤ33与所地土语的dzɿ33是明确的对应关系，这种对应关系普遍分布在同组的词汇中（舌根音+ɤ——舌尖塞擦音+ɿ）：
                
                
1.2.2. ho33与ȵe33对应
什扎土语的ho33与所地土语的ȵe33也应当是对应关系，这种对应关系可以分声母韵母来看。什扎土语的声母h，大量是由原始的鼻音声母衍变而来，因此声母h之后的韵母往往带有鼻化的音色，如：
                
                
亦即h-ȵ对应成立。
此外，什扎土语中有较普遍的元音同化现象，如：
va33 （鸡）+ mo21（雌）＝ va33 ma55 （母鸡）
lo55 （手）+ nde33（巧）＝ lɔ55 nde33 （手巧）
ŋgɤ33（荞）+ ma33（粒）＝ ŋga33 ma33 （荞粒）
我们不妨考虑什扎土语中表示太阳的ȵe33，经模式化的音变进入he33，与词汇bu33结合后，同化为ho33 bu33。
即使不这样分析，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考虑。ho33 bu33在口语中也可以读作hɔ33 bu33，只是ho33 bu33更符合什扎土语韵母同化的习惯。而什扎土语的ɔ与所地土语的e有对应关系。
                
                
因此，基本可以认定，ho33-ȵe33是对应关系。
由此可见，仅bu33是特殊词汇，且主要保存在口语和一般用语中，经典文学用语不使用。
1.3. 三个词汇：ȵi系，gi系，bu系
1.3.1. ȵi系“日”是藏缅语的模式词汇
藏缅语中典型的“日”是ȵi系的，并且也与汉语的“日”有较明显的对应关系。
藏缅语中的ȵi系“日”
                
                
 1.3.2. gi系“日”是彝语的普遍分布词汇
与1.2.1处分析类似，塞擦音系列（dz~dʑ~dʐ及有关清音）与gi（含ɣ）是对应词汇，在彝语内部显示出普遍性。《彝语方言研究》一书收录的“太阳”词汇中，彝语北部方言4种，其他方言26种。26种方言词汇中，统计如下（同一词含不同系列词汇可重复统计）：
a) 含有ȵi系的：11种；
b) 含有gi系的：22种；
c) 同时含有ȵi系与gi系的：8种；
d) ȵi系与gi系均不包含的：1种
可见，彝语内部gi系分布广泛，甚至反而是主流。
1.3.3. bu 不是彝语支的词汇（参考“月”）
剔除ȵi系与gi系词汇以及其他明确构词成份（如“天”、“大”）等之后，只有彝语北部方言的北部次方言中出现了bu系词汇。
虽然彝语词汇“月亮”中出现了类似的音节，如彝语北部方言统一为ɬo21 bo21，其他彝语方言为la33 ba33、xo33 bo33、ha33 ba21、la̱21 bo̱21等。但在这些词中，bo21这一系列的词汇有明确的意思，即是明亮，也就是说ɬo21 bo21就是“月+亮”。仔细观察不难发现，bu33与bo21不仅韵母不符，声调也不相合，因此，我们不认为ho33 bu33的bu33与ɬo21 bo21的bo21是同一个词。
彝语北部方言的bu系词汇是一个特殊的地方性词汇。
1.4. 羌语支“太阳”一词的分布
而分析羌语支的“太阳”一词可以看出，除去含接近ȵi系的称呼（na-ŋi系）外，羌语支词汇有一系bu系词。
羌语支部分“太阳”词汇
                
                
1.5. 彝语“日”之bu应来源于羌语支
彝语中bu系词仅存在于北部方言的北部次方言。彝语北部方言的北部次方言相对彝语及彝语支语言来说，已经是其分布的北沿，直接面对汉语及羌语支的分布区。其中出现的bu系词是借词或其他语言的底层词汇的可能性很大。
彝语进入凉山地区是较晚的时代。根据彝族谱系口传史，西渡金沙江进入凉山之后繁衍的代数在20至40代之间，取中位数30代，大约是从大理时代迁入凉山的。而按相同口传史，彝族人口增长从今美姑、普格一带大量向外迁徙并整合本地土著居民的时间一般在10至15代，也就是从晚明时代开始。像甘孜九龙县，现今彝族人口大约与藏族人口相当，主要是民国以来迁入。
从这一历程来看，彝语北部方言不断向北向西扩展，整合彝藏走廊上的土著部落，这其中很可能融入了讲羌语支语言的人口，而bu系特殊词汇即是他们带来的底层词汇。从这个角度上也可以解释bu系词仅存在于口语和一般词汇中，但文学和经典用语依然使用彝语支的通用词汇gi系词。
需要指出的一点是，缅语支当中也有看似类似bu系的词汇，如：
缅语支部分“太阳”词汇
                
                
但是这一类的词汇与bu系词无关。且不论缅语支的清音与彝语支的清浊如何对应，仅比较韵母部分就可以看出难以对应
                
                
因此，彝语北部方言北部次方言表示“太阳”的bu系词更可能是羌语支的底层词汇。
2. “牛”
2.1. 彝语支与彝语内部“牛”的分布
彝语北部方言“牛”
                
                
 注：上述口语“牛”一般作泛称，但倾向于指黄牛
其他彝语方言“牛”
                
                
从这些语料中不难看出彝语北部方言的独特用法。比较缅语支的语料：缅文拼写 nwa，阿昌 no31，载瓦 no31，浪速 nuŋ35，即可发现，彝语北部方言的“牛”已经是与整个缅彝语无法对应了。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彝语北部方言“牛”的特殊称呼，仅在部分词汇中存在，且不能替代文学与经典用语。如“属牛”只能说ȵy33 khu̱55 (khɔ̱55)，不能使用lɤ33；“东北方”即“丑神方”只能说ȵy44(33) si33 go33，也不能使用lɤ33。因此，与“日”类似，应可考虑是借词或底层词汇。
2.2. 羌语支“牛”系词的分布
羌语支内部牛系词汇比较庞杂，一般都涉及黄牛、牦牛、犏牛几类。以黄牛和犏牛为例：
                
                
 注：二岗理话有些学者列作拉乌戎语，有些学者列作道孚语
在这些词汇中，la系词汇是一个高频构词成份。业隆拉乌戎语与几种嘉绒语中“黄牛”的构词结构相同，而在观音桥话中，bu系和la系分担了不同的语义功能，亦即分别独立成词。此外，在茶堡话和业隆话中，la系词似乎成了牛系词汇的后缀，表示类词的作用。
2.3. 彝语“牛”之lɤ应来源于羌语支
与1.5节处的说明相似，彝语北部方言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遗留了羌语支词汇的可能性很大。
单音节词汇占优势的彝语在吸收了mba la系的词汇之后，逐渐固化在la上表达“黄牛”及牛泛指的意义。这其中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类似茶堡话和业隆话的表达中，la本身成为类似类词的标记，因而适合表达泛指的意义。二是彝语构词法中名词和动词作为修饰词时，置于中心词之前，如：
tɕe33 （驮）+ mu33 （马）＝tɕe33 mu33 （驮马）
ʑɿ33 （水）+ ȵi33 （牛）＝ʑɿ44 ȵi33 （水牛）
ŋgɤ33（荞）+ ma33（粒）＝ ŋga33 ma33 （荞粒）
dza21（饭）+ ma33（粒）＝ dza21 ma33 （饭粒）
因此，将mba la一词类比彝语构词法，容易将其中的la比附为类别名词或泛称词汇，从而成为口语“牛”的来源。此外，比较公牛一词中lɤ音变为la或le，可以看出lɤ是后期音变的结果，而在合成词中保留了较为古早的形式。
2.4. 彝语词汇“牛”与“獐”
另一个需要注意的方面是彝语北部方言中口语“牛”与词汇“獐”完全同音，为lɤ33。观察藏缅语内部“獐”与“牛”一词的分布，我们可以看到：
                
                
不难看出，藏缅语中使用l~系词汇表示“獐”是普遍的，是基本的词汇，且一致性较高；而牛的表达则与l~系词汇相去甚远。因此，不应当认为彝语北部方言“牛”与“獐”同音是发生上的原因，而应当认为是分别源流的词汇，同音只是各自语音发展的当代结果。
那么有没有可能是彝语北部方言借用“獐”表示牛？笔者认为可能性也不大。獐是一种比较原始的鹿科动物，外形上体形小巧、无角、四肢细长，与牛类，如黄牛的差别十分明显。更为重要的是，獐从未被驯化过，与长期作为驯化牲畜的牛，在人类生活中的功能是完全不同的。逻辑上不存在用“獐”代指“牛”的动机。
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讲，彝语北部方言用lɤ表示“牛”，更可能是羌语支的底层词汇，而与“獐”无关。
3. 余论
藏缅语体系下的语言种类很多，但发展不平衡。藏、缅、彝三种语言使用人口众多（估计母语人数分别为700万、3500万、700万），文献资料丰富，而其他语言则使用人口较少，书面文献缺乏。特别是羌语支与景颇语支的语言，种类繁多，每种语言的使用人口相对较少，形成了大量的小语言社群。相对景颇语仍有约百万的母语者，羌语支的语言就显得更加弱小。嘉绒语几大方言合计有约10万人使用，羌语南北方言各有5至8万人使用，普米语约5至6万人使用。更多的羌语支语言是数千到一万人使用，如尔苏话约万人使用、白马话约万人使用、里汝话约数千人使用、纳木依话使用人口不足5千人，史兴话使用人口不足2千人等。更有近20年内才灭绝的多续话等。
藏、缅、彝三种语言的扩张和强盛，在历史上是依赖于本地政权的稳固。吐蕃、蒲甘、南诏三个王朝的建立与巩固，正是这三种语言的扩张基础。吐蕃创制藏文，通过文字和军事将藏语推广开来；蒲甘王朝借用孟文，经过几代的稳定发展，缅语终于取代孟语成为蒲甘的优势语言；南诏王室的官方语言是汉语，但与王室关系密切的乌蛮三十六部如日中天，其语言在民间的扩散一直持续到大理时代。
而在边缘或夹缝中的其他藏缅语则一直没有扩张的机会，或者逐渐消亡。如藏缅语与印度语言边界上的各种藏南藏缅语，深入中国内地的土家语（毕兹卡话），藏、缅、彝、侗台包围下的景颇语支。还有就是彝藏走廊上的羌语支。
如果从民族成份来说“羌在汉藏间”，那么从语言谱系来说就应该是“羌在汉藏彝间”。大量羌族人不再会说“乡谈话”而成为汉语西南官话的母语者，多续等语言的使用者也渐渐转向汉语导致语言消亡，嘉绒语等语言中的藏语借词在逐渐增加。这些都我们观察到的羌语支的发展趋势。与此相对，现有的民族及语言资料很少提及彝语支与羌语支的碰撞。本文分析的内容实际是对这个方面的补充。虽然本文未能展开，但是我们有至少以下几个论点：
－ 羌语支与彝语支在地缘上直接接触，使用者之间有贸易和战争，不可能没有语言上的影响。除一般注意到的尔苏、纳木依、多续等语言吸收彝语借词外，彝语中也遗留了羌语支的底层词汇。
－ 彝语支人群的扩张是以垦殖为基础的定居式扩张，对土著的吸收更加完全；藏语支人群的扩张是以宗教和军事为基础的控制，对土著生产方式和语言影响缓慢。其结果是一旦被吸收入彝语支人群之后，生产方式和语言迅速同化，而痕迹较弱，但在藏语支人群控制下的羌语支人群文化上不断靠拢，语言上的影响相对较浅。
－ 现代汉语翻译的凉山彝语文献中提到的“藏族”一般是译自o21 dzu21一词。但这个词汇是藏羌不分，在实际使用中主要是指羌语支人群。如普米、纳木依、尔苏、多续等都一律称o21 dzu21。因此，我们可能需要重新审视这类汉译文献中提到的民族和语言关系，充分考虑羌语支语言和人群与彝语支人群的互动关系。
－ 凉山地区彝族与羌语支人群的关系还体现在日常生活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凉山北部地区的妇女服饰与羌语支地区的嘉绒、尔玛等女性服式有类型上的同源关系。这一点可能需要更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