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代后记）
老家城西北角有处叫东城的地方，早年是采炭所（煤矿），采炭所是日本人的叫法，当地人都叫它方家大柜。日据时在柜上做工的多是关内河北、山东、河南一带跑来谋生计的外乡人，少有拖家带口，多是孑然一身，在井下出了事，尸骨无人认领，柜上的人帮忙收敛了，就地埋在旁边的一座荒山上，时间久了，那处墓地便有了新的称呼——方家坟。解放以后不久，那边地下的煤就被慢慢掏空了，地上的矸石山倒是越垒越高，原来的煤矿变成了塌陷区，再后来，采炭所改成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专供本地中小学生和各个单位的员工瞻仰参观。九十年代以前出生的当地人大多保有这样的记忆：通常在刚刚春暖花开的时候，在某个四月天气晴好的下午，老师会让所有的学生换上整洁但肥大的运动装校服，排成整齐的队伍去那座荒山参观。整齐仅是一种难以维持长久的假象，一旦走出教室，老师往日的权威在空旷的天地之间便不复存在，那条巨龙也迅即变成了一条形态诡异的长蛇。坐车去的年头并不多，大多数时间是步行前往，领导们有很令人信服的理由解释这一切：你们是去受教育的，不是出来享受的。在我的记忆中，爱国主义教育与春游往往是等同在一起，而“上坟”便是我们春游的全部内容，没有在花丛中起舞的蜂群，没有在初融的春水上徜徉的野鸭，只有一座肃穆而凝重的光秃秃的山头。压抑的环境与身体上的疲惫交织在一起，让我对春游二字多年来一直难以产生应有的好感。
如今除了一些上了岁数的老人，已经很少有人再把那里叫做方家坟了，更官方的名称是“矿工陵园”、“矿工墓”，重新整修后，那边的环境比起儿时要好了很多，重新铺设的雪白甬道，连接市区的公共汽车，被锁在玻璃柜里供人观看的各色史料，以及那个叫做蔡九龄的矿上把头的铜身塑像。那塑像早已有之，小学时每次走到这里，义愤填膺满脸悲壮模样的讲解员都会在痛陈一番蔡某的罪恶事迹后号召我们使用最恶毒的手段去羞辱那个早已被蹂躏得面目全非的塑像，她的兴奋与痛苦让人时常会产生那样的错觉——说不定她当年就是在柜上遭受蔡某鱼肉的矿工中的一个。丢石头与吐唾沫是缺乏想象力的我们最先想到的手段，有些调皮的孩子也会趁着老师不注意溜到塑像身后屙一泡尿，正因如此，即便是时常从地下吹来令人不寒而栗的阴风，展览大厅里还是常年弥漫着一股久久不能消散的臊气。很多年后，去杭州游玩，在西湖边上的岳墓里看到那个供千人踩万人骑的秦桧像，突然觉得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原来许多东西始终未变。
孩子的时候眼界小，腿力差，觉得历史就是书上的白纸黑字，而且就是那一本教科书上的。看到有人竟然生于日本人入侵之前，总觉得不可思议，觉得那人能活下来，要么是赵尚志、杨靖宇那样智勇双全的抗联英雄，要么就是皮肉上受过常人根本想象不了的重伤。那时候夏天到祖父家，总缠着他要把背心脱掉，或者把裤管卷起，露出白花花的小腿，因为觉得他应该不是那种扛枪打炮的战士，只想看看他身上会不会有子弹擦过留下的疤痕，或者刺刀扎进残留的印记。失望了，什么都没有，只有老人松弛而苍白的皮肤。我说爷你不是解放前生的吗，怎么活下来的呢？孩子问问题的语气，明明傻里傻气的，脸上却满是一本正经的认真。他什么也不说，只是笑。
祖父人生中的最初几年是在冀东的乡下度过的，就是那个《颐和园》里余虹嫁给一个平庸的加油站工人的地方，后来我去那里，发现那边的口音可能还是更接近于《鬼子来了》里的挂甲台。他和曾祖父来到东北是在光复以后，因此算不得真正意义上的闯关东。受到儿时被灌输的仇恨教育的影响，我对他如何度过自己的少年时代一直颇有兴趣，又有日本人又有国民党反动派，我一直觉得生活在那样的环境应该是人心惶惶，终日不安的，仿佛每天都会从天上生出刀片削掉自己的脑袋。但事实并非如此，在他临终前不久，父亲曾告诉我，如果真的说到祖父人生中遭遇到的磨难，或许来自中国人的，来自所谓同阶级的，要更甚。文革刚开始的时候，他被扣上高帽押到台子上批斗，下面的人说他是反共救国军的司令，说他在自家的菜地里埋着供蒋匪反攻复辟用的经费，他是个老好人，也不多做辩驳，就当是陪着演了一出戏，毕竟他们也非恶意，只是受形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应付上面的任务罢了。何况，人们对他指摘并非空穴来风。他的父亲早年在矿上陪国民党军官玩过牌，是个十足的无业游民，这是当地人都熟知的。被批斗之前，他又是校办工厂的厂长，按照常理推想，揩些油水挪为己用也是再正常不过的。祖父临退休的时候，常带着我去学校里收拾东西，那时他已经罹患上了轻度的帕金森氏综合症，走起路来颇有不便，腿像灌了铅，只是在地上拖着，常带起一道道尘烟。令我感到不解的是，我至今都能记得他在学校门口小卖部里买给我的酸奶的味道，却始终记不得那些和他打招呼的人的面孔，或许是因为逆光，他们脸上的表情都被笼罩在阴影当中，成了我永远无法破解的谜团。
我们这代人的少年时光始终处在新旧更替的震荡当中，接受过集体主义、仇恨教育、阶级斗争这些如今看起来腐臭无比字眼的洗礼，在一种看上去属于昨天的教育方式与教育内容里完成了自我的初步雕塑，然而，当成年之后，又迅即被告知被打磨成了与社会要求相背离的废品，只有摧毁错误的自我方能重获新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在青少年时代遭遇过这种完全走向另一个极端的自我否定，所以才造成了这代人里有许多都有一些怀疑一切的虚无主义倾向。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如今的孩子们是幸运的，因为至少他们生存于一个价值观较为恒定的年代里，他们不必再去为谁是盟友谁是敌人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而寝食不安，不必再为自己儿时的某些错误抱憾终身。尽管对物质和享乐的推崇不可避免的会让人们走向浅薄，但一个大脑空虚的白痴和一个内心苦闷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哪个对社会的威胁更大，一目了然。
如今除了一些上了岁数的老人，已经很少有人再把那里叫做方家坟了，更官方的名称是“矿工陵园”、“矿工墓”，重新整修后，那边的环境比起儿时要好了很多，重新铺设的雪白甬道，连接市区的公共汽车，被锁在玻璃柜里供人观看的各色史料，以及那个叫做蔡九龄的矿上把头的铜身塑像。那塑像早已有之，小学时每次走到这里，义愤填膺满脸悲壮模样的讲解员都会在痛陈一番蔡某的罪恶事迹后号召我们使用最恶毒的手段去羞辱那个早已被蹂躏得面目全非的塑像，她的兴奋与痛苦让人时常会产生那样的错觉——说不定她当年就是在柜上遭受蔡某鱼肉的矿工中的一个。丢石头与吐唾沫是缺乏想象力的我们最先想到的手段，有些调皮的孩子也会趁着老师不注意溜到塑像身后屙一泡尿，正因如此，即便是时常从地下吹来令人不寒而栗的阴风，展览大厅里还是常年弥漫着一股久久不能消散的臊气。很多年后，去杭州游玩，在西湖边上的岳墓里看到那个供千人踩万人骑的秦桧像，突然觉得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原来许多东西始终未变。
孩子的时候眼界小，腿力差，觉得历史就是书上的白纸黑字，而且就是那一本教科书上的。看到有人竟然生于日本人入侵之前，总觉得不可思议，觉得那人能活下来，要么是赵尚志、杨靖宇那样智勇双全的抗联英雄，要么就是皮肉上受过常人根本想象不了的重伤。那时候夏天到祖父家，总缠着他要把背心脱掉，或者把裤管卷起，露出白花花的小腿，因为觉得他应该不是那种扛枪打炮的战士，只想看看他身上会不会有子弹擦过留下的疤痕，或者刺刀扎进残留的印记。失望了，什么都没有，只有老人松弛而苍白的皮肤。我说爷你不是解放前生的吗，怎么活下来的呢？孩子问问题的语气，明明傻里傻气的，脸上却满是一本正经的认真。他什么也不说，只是笑。
祖父人生中的最初几年是在冀东的乡下度过的，就是那个《颐和园》里余虹嫁给一个平庸的加油站工人的地方，后来我去那里，发现那边的口音可能还是更接近于《鬼子来了》里的挂甲台。他和曾祖父来到东北是在光复以后，因此算不得真正意义上的闯关东。受到儿时被灌输的仇恨教育的影响，我对他如何度过自己的少年时代一直颇有兴趣，又有日本人又有国民党反动派，我一直觉得生活在那样的环境应该是人心惶惶，终日不安的，仿佛每天都会从天上生出刀片削掉自己的脑袋。但事实并非如此，在他临终前不久，父亲曾告诉我，如果真的说到祖父人生中遭遇到的磨难，或许来自中国人的，来自所谓同阶级的，要更甚。文革刚开始的时候，他被扣上高帽押到台子上批斗，下面的人说他是反共救国军的司令，说他在自家的菜地里埋着供蒋匪反攻复辟用的经费，他是个老好人，也不多做辩驳，就当是陪着演了一出戏，毕竟他们也非恶意，只是受形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应付上面的任务罢了。何况，人们对他指摘并非空穴来风。他的父亲早年在矿上陪国民党军官玩过牌，是个十足的无业游民，这是当地人都熟知的。被批斗之前，他又是校办工厂的厂长，按照常理推想，揩些油水挪为己用也是再正常不过的。祖父临退休的时候，常带着我去学校里收拾东西，那时他已经罹患上了轻度的帕金森氏综合症，走起路来颇有不便，腿像灌了铅，只是在地上拖着，常带起一道道尘烟。令我感到不解的是，我至今都能记得他在学校门口小卖部里买给我的酸奶的味道，却始终记不得那些和他打招呼的人的面孔，或许是因为逆光，他们脸上的表情都被笼罩在阴影当中，成了我永远无法破解的谜团。
我们这代人的少年时光始终处在新旧更替的震荡当中，接受过集体主义、仇恨教育、阶级斗争这些如今看起来腐臭无比字眼的洗礼，在一种看上去属于昨天的教育方式与教育内容里完成了自我的初步雕塑，然而，当成年之后，又迅即被告知被打磨成了与社会要求相背离的废品，只有摧毁错误的自我方能重获新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在青少年时代遭遇过这种完全走向另一个极端的自我否定，所以才造成了这代人里有许多都有一些怀疑一切的虚无主义倾向。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如今的孩子们是幸运的，因为至少他们生存于一个价值观较为恒定的年代里，他们不必再去为谁是盟友谁是敌人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而寝食不安，不必再为自己儿时的某些错误抱憾终身。尽管对物质和享乐的推崇不可避免的会让人们走向浅薄，但一个大脑空虚的白痴和一个内心苦闷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哪个对社会的威胁更大，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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