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有两句话未见报
回望改革开放三十年,1992年小平南巡一定是不能回避的关键内容。那年春天,邓小平再一次到南方视察并发表谈话。3月26日,《深圳特区报》发表了长篇报道《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但作者陈锡添最近却坦言这篇文章有一个“最遗憾的地方”,那就是没有把小平同志的两句重要讲话刊登出来。
这两句重要讲话,一句是“不要搞政治运动,不要搞形式主义,领导头脑要清醒,不要影响工作”；另一句是“年纪大了,要自觉下来,否则容易犯错误。像我这样年纪老了,记忆力差,讲话又口吃,所以我们这些老人应该下来,全心全意扶持年轻人上去”。两句话都与政治生态有关,前者是反对动辄以各种各样的政治名义搞运动,这是邓小平站在历史高度做出的经验总结:过去的反右倾、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反走资派、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政治运动均付出了惨痛的历史代价,有的运动纵使在当时看起来卓有成效,可是放在大历史的背景再来反观,却是失败的。政治运动由于带有强烈的领导人个人色彩,属于自上而下的意识整顿,难免失之偏颇,毕竟,谁也不是每次皆能看破历史、看准历史的圣人。
后一句话则是反对老人政治,这在当时尚存在中顾委及各省区顾委的情况下,难免也属于政治禁忌。但政治禁忌从总设计师的口里说出来,却正可以起到化解政治禁忌的作用。陈锡添今天讲“最遗憾”,但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涉及到一些政治禁忌的话题或话语并不是想写就能写出来的。文字在许多时候都不得不服从于大的政治环境和人们以为约定俗成的一些所谓的禁忌。可是某些已经不合时宜的政治禁忌终归是需要改革等等来打破的,如果大家都忌讳言说,都不敢打破,政治禁忌岂非要一直存续下去,及至于变成“皇帝的新衣”?
有些政治禁忌是属于时代的产物,此时的禁忌不一定是彼时的禁忌。比如说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谈市场经济、谈价值规律那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大毒草”。新中国经济学领军人物顾准先生、孙冶方先生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讲价值规律和市场经济,结果被下放劳动,身陷囹圄,顾准先生甚至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可见,说真话,说出真话,说出与历史发展趋势相一致的真话,并非那么容易。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如马寅初先生的人口论,当时被批判得一塌糊涂,后来却成为计划生育这一国策的理论来源。
反观改革开放三十年,在一定意义上其实可以断语,开放的过程就是打破一些传统政治禁忌的过程。这些禁忌有些是邓小平和他的战友们亲自动手打破的,典型的如小平同志提出的“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算好猫”的“猫论”,任仲夷同志提出的“排污不排外”,“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放宽、对下更加放权”等等论述,这些都起到了打破悬绕在人们头上的一些政治禁忌,从而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的作用；有些则是市场经济的发展自下而上自发打破的。在三十年的改革过程中,有些禁忌是来了又走,走了又来,循环往复,有些禁忌则又是新生的。再以解放思想而论,无论在哪个历史阶段,既然谈解放思想,那就一定是存在一部分不解放的思想,这些不解放的思想有的就属于那些循环往复的顽固派,有的则是新的政治禁忌。好在,现在是一个越来越开放的年代,政治禁忌相对于以前是越来越少了,言说也越来越自由了。这正是改革的功效所在,如果还停留在以政治禁忌来行整肃之道的时代,这个时代也足以堪忧了。
陈锡添当年到底是没能把小平同志的两句话发表出来,但愿以后这样的“最遗憾”少点发生,最好不发生。
这两句重要讲话,一句是“不要搞政治运动,不要搞形式主义,领导头脑要清醒,不要影响工作”；另一句是“年纪大了,要自觉下来,否则容易犯错误。像我这样年纪老了,记忆力差,讲话又口吃,所以我们这些老人应该下来,全心全意扶持年轻人上去”。两句话都与政治生态有关,前者是反对动辄以各种各样的政治名义搞运动,这是邓小平站在历史高度做出的经验总结:过去的反右倾、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反走资派、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政治运动均付出了惨痛的历史代价,有的运动纵使在当时看起来卓有成效,可是放在大历史的背景再来反观,却是失败的。政治运动由于带有强烈的领导人个人色彩,属于自上而下的意识整顿,难免失之偏颇,毕竟,谁也不是每次皆能看破历史、看准历史的圣人。
后一句话则是反对老人政治,这在当时尚存在中顾委及各省区顾委的情况下,难免也属于政治禁忌。但政治禁忌从总设计师的口里说出来,却正可以起到化解政治禁忌的作用。陈锡添今天讲“最遗憾”,但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涉及到一些政治禁忌的话题或话语并不是想写就能写出来的。文字在许多时候都不得不服从于大的政治环境和人们以为约定俗成的一些所谓的禁忌。可是某些已经不合时宜的政治禁忌终归是需要改革等等来打破的,如果大家都忌讳言说,都不敢打破,政治禁忌岂非要一直存续下去,及至于变成“皇帝的新衣”?
有些政治禁忌是属于时代的产物,此时的禁忌不一定是彼时的禁忌。比如说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谈市场经济、谈价值规律那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大毒草”。新中国经济学领军人物顾准先生、孙冶方先生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讲价值规律和市场经济,结果被下放劳动,身陷囹圄,顾准先生甚至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可见,说真话,说出真话,说出与历史发展趋势相一致的真话,并非那么容易。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如马寅初先生的人口论,当时被批判得一塌糊涂,后来却成为计划生育这一国策的理论来源。
反观改革开放三十年,在一定意义上其实可以断语,开放的过程就是打破一些传统政治禁忌的过程。这些禁忌有些是邓小平和他的战友们亲自动手打破的,典型的如小平同志提出的“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算好猫”的“猫论”,任仲夷同志提出的“排污不排外”,“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放宽、对下更加放权”等等论述,这些都起到了打破悬绕在人们头上的一些政治禁忌,从而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的作用；有些则是市场经济的发展自下而上自发打破的。在三十年的改革过程中,有些禁忌是来了又走,走了又来,循环往复,有些禁忌则又是新生的。再以解放思想而论,无论在哪个历史阶段,既然谈解放思想,那就一定是存在一部分不解放的思想,这些不解放的思想有的就属于那些循环往复的顽固派,有的则是新的政治禁忌。好在,现在是一个越来越开放的年代,政治禁忌相对于以前是越来越少了,言说也越来越自由了。这正是改革的功效所在,如果还停留在以政治禁忌来行整肃之道的时代,这个时代也足以堪忧了。
陈锡添当年到底是没能把小平同志的两句话发表出来,但愿以后这样的“最遗憾”少点发生,最好不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