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杀，」她说，或如何在十九世纪谋杀你的丈夫
今天想讲几件关于毒药的趣事。算是作为「关于死亡的恐惧和着迷」之一。
说出来可能会让人笑话，但我小学初中读过、至今仍保存完整，且印象最深的两套书，一是童年的回忆《鸡皮疙瘩》系列，一是初中时候的阿加莎克里斯蒂——那时候，没什么比在一个周末，捧一杯咖啡和一包零食，读一部她的侦探小说更惬意的事了。
毫不意外为什么一个小中学生会被阿加莎的书所吸引：精致，机智，幽默，没有暴力的负载，读到最后总有些人性和心理的闪光。当然，还有悬念，和死亡。
这种轻巧、温柔和黑暗互相裹挟的风格，甚至和她被人们反复咀嚼的生平都有些相似——例如，有谁知道当她把车丢弃在萨里小镇的山崖边，自己跑到约克的水疗旅馆，用丈夫情人的姓氏登记入住时，她在想些什么呢？为了唤回丈夫 Archie 的爱，还是让警方怀疑他们？或者真的只是如家人所说，神游症发作？
阿加莎小说的精髓，是一种含蓄的心理活动。有人说，如果她将角色心里的想法都摆出来，那么读者会很容易知道谜底。另一个特点，就是「毒杀」。甚至，从很多角度来说，毒杀就能体现阿加莎小说的性格精髓。它含蓄，又普遍——在十九世纪的英国，毒药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挨家挨户都有。比如砒霜，任何人都可以跑进药店买上一瓶，就说回家杀虫，小孩子也能买到——从最日常的元素中汲取出令人惊喜的新意，毒药就和行走在乡间的马普尔小姐如出一辙。
阿加莎对毒药的精准运用（从获取方式、症状、解药，到法医鉴定方法等等）是这些故事精妙而有滋有味的重要原因。砒霜在热水里的溶解度，阿托品的苦味，磷停留在人肠道里所发出的诡异绿光，还有氰化物、蓖麻毒素，和其他 11 种毒药，她关于士的宁的绝妙运用甚至出现在了一篇发表在英国《药学杂志》的论文里！
(... much to her delight! )
十九世纪前叶的英国，砒霜是摆脱丈夫的好方法。通常，医生并不能分辨出被毒害的特征——腹泻、呕吐、腹痛之类的症状，本身可以出现在许多疾病里。即使发现被投了砒霜，也没什么好办法。当时的「药」无非就是喂给病人一些牛奶、醋、亚麻籽、糖水，或者鸡蛋白——随便你能想到的什么，只要能催吐就行。另一个方法，算是「祖传口训」：放血，有时候是用针扎进去，但更多时候是用水蛭。在一份记录里，一个有名的医生在一段时期内的推荐疗法，就是用十二到十五只水蛭，放到病人肚皮上，他叫唤哪疼就放哪。如果疼痛转移了，再把水蛭撬下来，放到新痛点。
当然，使用砒霜也不是女人的专利。对于那些叔叔坐拥着巨额资产，对自己指手画脚，呼来喝去的侄子们来说，用这种白色药粉的几率可能还更高。因此，砒霜也被称为「继承者的粉末」。
在一本名为《继承者粉末》的书中，作者 Sandra Hempel 讲述了一个故事：1833 年，一个十一月的早晨，七十九岁的 George Bodle 缓缓踱步进入客厅吃早餐。这个老头是位非常繁盛的农场的主人，换算到今天，身家大约有两百多万英镑。这天早上，女佣准备好了咖啡，老乔治喝下了半品脱的一大碗，又倒了一小杯，送上楼给自己的妻子。然后，女佣将剩余的残渣重新煮沸，屋里的三个女人——两个亲戚和一个女佣——喝下了一些稀释的咖啡。再之后，打杂女工从后门进来，像她每天都会做的那样，收拾收拾残渣，把它们带回去给自己的女儿和孙女们再煮沸，「喝点热饮」。有趣的是，最年长的孙女煮咖啡时，发现残渣看起来怪怪的，于是大家没有喝。几分钟后，Bodle 一家上上所有喝了咖啡的人都重病不起，几天后才痊愈——除了老乔治，他三天后就死了。
和所有侦探小说里的情节一样，死者之死，让所有人开心——无论是一辈子给他当苦力的儿子，还是被他开除的孙子，或是不久前惊喜地发现老头留下了一份对自己不薄的遗嘱的女婿。但是，令人扫兴，直到这本书写完，作者也没揭秘究竟是谁杀了老乔治——说真的，这家人根本没一个人在乎。
另一件扫兴（或是庆幸）的事，是作者没有描写老乔治死时痛苦的模样。但有人写过，比如福楼拜。包法利夫人就是用砒霜自杀的，福楼拜描述了整个过程的细节：干呕、惊厥、身体上爆出的棕黄色斑疹，狠狠抓紧床单的双手……据说，写完这个场景，福楼拜连续在晚餐桌前吐了两个晚上。
整个十九世纪，三分之一的毒杀都用的砒霜。不得不说，除了便宜又容易买到以外，侦探小说可能也起到了某种作用。——从一本正经小心翼翼坐在桌子后的职员，到无事在家的太太们，那时候的人，谁不喜欢读个侦探故事呢！
作家 Hempel 对于媒体在「毒药狂热」中的作用有些更有说服力的证据：1836 年，毒药狂热达到顶峰之前，英国政府将报纸的税收从四便士降至一便士。与此同时，工人阶层的读写能力也在此时经历着一场飞速的提升。工人阶层当然也喜欢谋杀故事。于是，报纸也开始刊登生动的长篇幅毒杀案来吸引读者。
「1856 年，《时代画报》出版了关于『鲁格勒下毒者』审判的特辑——这位医生毒杀了包括自己妻子、几个孩子和一位好赌的朋友。特辑的发行量据说翻了一番，到了四十万份。」
1849，另一桩吸引人的审判关于一位四十三岁、嫁给了酒鬼的不幸女人 Rebecca Smith。十八年的婚姻中，她生了 11 个孩子，其中的大多数都被她毒死了——她在乳头上抹上砒霜，然后给孩子喂奶。她辩解称，这么做只是因为担心孩子们「要的太多」。这么多孩子里，活下来的只有第一个女孩，显然，那时候 Rebecca 还不忍心下手。最终，Rebecca 被绞死了。
不仅砒霜人人都找得到，蓖麻毒素也基本如此。蓖麻毒从蓖麻种子里提取，是种蛋白，会攻击腺嘌呤分子，干扰合成 DNA 和 RNA。两粒种子提取出来的蓖麻毒素就足够杀死一个人。
使用蓖麻毒素的最有名的案子大概发生在 1978 年夏日的一天，一位在伦敦 BBC 工作的保加利亚持不同政见者 Georgi Markov 在地铁上被一个陌生人的雨伞「不小心」扎到了。几个小时后，Markov 被送到医院，他发着高烧，肺水肿，内脏出血，白细胞计数超高，当然最令人惊讶的，是他的大腿里停着一颗半毫米直径的铂-铱小球，里面大概能装0.2毫升液体。
当然，医生最终是通过在猪身上做的实验才排除了其他可能性，确定球里装的是蓖麻毒素——尸检时，小球中已经没有毒药的痕迹了。这一切，就和约翰-勒卡雷的小说如出一辙。
事实上，除了报端那些故意撩拨读者注意和使用毒药的话语（「感觉手有点麻？谁知道你面前的咖喱里是不是真没有毒？」），阿加莎-克里斯蒂对毒药使用精准的描写也可能面对相同的「指控」。据说，1977 年在法国有个案子，一位四十八岁的职员 Roland Roussel 使用阿托品眼药水谋杀了他的姨妈。警察在他的公寓发现了那本马普尔小姐探案集中的《星期二俱乐部谋杀》，其中有关毒药的段落，被 Roussel 划了下划线。
当然，也有些好的时候。比如，1975 年，阿加莎收到了一封来自南美的感谢信：一位女士怀疑自己某位年长亲属的年轻妻子在向他投毒，她写道：「但我非常非常肯定，如果不是读了《白马酒店》，因而知道了铊中毒的效果，xx是不可能活下来的。」两年后，阿加莎去世不久，一位在卡塔尔的热爱谜案的护士注意到一个十九个月大的婴儿的铊中毒症状。在医院的报告中，医生特意感谢了「已逝的阿加莎-克里斯蒂，感谢她出色而全面的临床描述」。
其实通过媒体、文学作品「学习」毒药用法的事例直到今天恐怕还在发生。2013 年，奥巴马和几位密西西比的官员就收到了含有蓖麻毒素的信件，好在提取的含量太少，他们都毫发无伤。但，这位寄信者没准就是从《绝命毒师》中学的呢？
话说回来，毒杀之于阿加莎作品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这可能只是我的牵强附会，但也可能，恰恰由于使用毒药的便利，使得每个出场的人成为凶手的几率都很高，因而实现了一种「混乱」——按说，侦探小说最终应该是一种秩序的宣誓，但对阿加莎（尤其是对马普尔小姐）而言可能并非如此。不仅是罪案——罪案当然是这样，它持续存在，哪怕再安稳的社区也无法保证安全，但不仅如此，至少在我看来，从情节到细节之处的幽默，阿加莎都在睿智地阐释着一种无序之下的紧张感。
二战之后，「你不知道谁是你的邻居」，用马普尔小姐的话说，「你可以责怪战争，或者年轻一代，或者妇女出去工作，或者原子弹，或者政府——但说到底，仅仅是因为你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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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懒得贴图了。完整版可移步微信号：盗火贼，ID: fire_stealer）
说出来可能会让人笑话，但我小学初中读过、至今仍保存完整，且印象最深的两套书，一是童年的回忆《鸡皮疙瘩》系列，一是初中时候的阿加莎克里斯蒂——那时候，没什么比在一个周末，捧一杯咖啡和一包零食，读一部她的侦探小说更惬意的事了。
毫不意外为什么一个小中学生会被阿加莎的书所吸引：精致，机智，幽默，没有暴力的负载，读到最后总有些人性和心理的闪光。当然，还有悬念，和死亡。
这种轻巧、温柔和黑暗互相裹挟的风格，甚至和她被人们反复咀嚼的生平都有些相似——例如，有谁知道当她把车丢弃在萨里小镇的山崖边，自己跑到约克的水疗旅馆，用丈夫情人的姓氏登记入住时，她在想些什么呢？为了唤回丈夫 Archie 的爱，还是让警方怀疑他们？或者真的只是如家人所说，神游症发作？
阿加莎小说的精髓，是一种含蓄的心理活动。有人说，如果她将角色心里的想法都摆出来，那么读者会很容易知道谜底。另一个特点，就是「毒杀」。甚至，从很多角度来说，毒杀就能体现阿加莎小说的性格精髓。它含蓄，又普遍——在十九世纪的英国，毒药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挨家挨户都有。比如砒霜，任何人都可以跑进药店买上一瓶，就说回家杀虫，小孩子也能买到——从最日常的元素中汲取出令人惊喜的新意，毒药就和行走在乡间的马普尔小姐如出一辙。
阿加莎对毒药的精准运用（从获取方式、症状、解药，到法医鉴定方法等等）是这些故事精妙而有滋有味的重要原因。砒霜在热水里的溶解度，阿托品的苦味，磷停留在人肠道里所发出的诡异绿光，还有氰化物、蓖麻毒素，和其他 11 种毒药，她关于士的宁的绝妙运用甚至出现在了一篇发表在英国《药学杂志》的论文里！
(... much to her delight! )
十九世纪前叶的英国，砒霜是摆脱丈夫的好方法。通常，医生并不能分辨出被毒害的特征——腹泻、呕吐、腹痛之类的症状，本身可以出现在许多疾病里。即使发现被投了砒霜，也没什么好办法。当时的「药」无非就是喂给病人一些牛奶、醋、亚麻籽、糖水，或者鸡蛋白——随便你能想到的什么，只要能催吐就行。另一个方法，算是「祖传口训」：放血，有时候是用针扎进去，但更多时候是用水蛭。在一份记录里，一个有名的医生在一段时期内的推荐疗法，就是用十二到十五只水蛭，放到病人肚皮上，他叫唤哪疼就放哪。如果疼痛转移了，再把水蛭撬下来，放到新痛点。
当然，使用砒霜也不是女人的专利。对于那些叔叔坐拥着巨额资产，对自己指手画脚，呼来喝去的侄子们来说，用这种白色药粉的几率可能还更高。因此，砒霜也被称为「继承者的粉末」。
在一本名为《继承者粉末》的书中，作者 Sandra Hempel 讲述了一个故事：1833 年，一个十一月的早晨，七十九岁的 George Bodle 缓缓踱步进入客厅吃早餐。这个老头是位非常繁盛的农场的主人，换算到今天，身家大约有两百多万英镑。这天早上，女佣准备好了咖啡，老乔治喝下了半品脱的一大碗，又倒了一小杯，送上楼给自己的妻子。然后，女佣将剩余的残渣重新煮沸，屋里的三个女人——两个亲戚和一个女佣——喝下了一些稀释的咖啡。再之后，打杂女工从后门进来，像她每天都会做的那样，收拾收拾残渣，把它们带回去给自己的女儿和孙女们再煮沸，「喝点热饮」。有趣的是，最年长的孙女煮咖啡时，发现残渣看起来怪怪的，于是大家没有喝。几分钟后，Bodle 一家上上所有喝了咖啡的人都重病不起，几天后才痊愈——除了老乔治，他三天后就死了。
和所有侦探小说里的情节一样，死者之死，让所有人开心——无论是一辈子给他当苦力的儿子，还是被他开除的孙子，或是不久前惊喜地发现老头留下了一份对自己不薄的遗嘱的女婿。但是，令人扫兴，直到这本书写完，作者也没揭秘究竟是谁杀了老乔治——说真的，这家人根本没一个人在乎。
另一件扫兴（或是庆幸）的事，是作者没有描写老乔治死时痛苦的模样。但有人写过，比如福楼拜。包法利夫人就是用砒霜自杀的，福楼拜描述了整个过程的细节：干呕、惊厥、身体上爆出的棕黄色斑疹，狠狠抓紧床单的双手……据说，写完这个场景，福楼拜连续在晚餐桌前吐了两个晚上。
整个十九世纪，三分之一的毒杀都用的砒霜。不得不说，除了便宜又容易买到以外，侦探小说可能也起到了某种作用。——从一本正经小心翼翼坐在桌子后的职员，到无事在家的太太们，那时候的人，谁不喜欢读个侦探故事呢！
作家 Hempel 对于媒体在「毒药狂热」中的作用有些更有说服力的证据：1836 年，毒药狂热达到顶峰之前，英国政府将报纸的税收从四便士降至一便士。与此同时，工人阶层的读写能力也在此时经历着一场飞速的提升。工人阶层当然也喜欢谋杀故事。于是，报纸也开始刊登生动的长篇幅毒杀案来吸引读者。
「1856 年，《时代画报》出版了关于『鲁格勒下毒者』审判的特辑——这位医生毒杀了包括自己妻子、几个孩子和一位好赌的朋友。特辑的发行量据说翻了一番，到了四十万份。」
1849，另一桩吸引人的审判关于一位四十三岁、嫁给了酒鬼的不幸女人 Rebecca Smith。十八年的婚姻中，她生了 11 个孩子，其中的大多数都被她毒死了——她在乳头上抹上砒霜，然后给孩子喂奶。她辩解称，这么做只是因为担心孩子们「要的太多」。这么多孩子里，活下来的只有第一个女孩，显然，那时候 Rebecca 还不忍心下手。最终，Rebecca 被绞死了。
不仅砒霜人人都找得到，蓖麻毒素也基本如此。蓖麻毒从蓖麻种子里提取，是种蛋白，会攻击腺嘌呤分子，干扰合成 DNA 和 RNA。两粒种子提取出来的蓖麻毒素就足够杀死一个人。
使用蓖麻毒素的最有名的案子大概发生在 1978 年夏日的一天，一位在伦敦 BBC 工作的保加利亚持不同政见者 Georgi Markov 在地铁上被一个陌生人的雨伞「不小心」扎到了。几个小时后，Markov 被送到医院，他发着高烧，肺水肿，内脏出血，白细胞计数超高，当然最令人惊讶的，是他的大腿里停着一颗半毫米直径的铂-铱小球，里面大概能装0.2毫升液体。
当然，医生最终是通过在猪身上做的实验才排除了其他可能性，确定球里装的是蓖麻毒素——尸检时，小球中已经没有毒药的痕迹了。这一切，就和约翰-勒卡雷的小说如出一辙。
事实上，除了报端那些故意撩拨读者注意和使用毒药的话语（「感觉手有点麻？谁知道你面前的咖喱里是不是真没有毒？」），阿加莎-克里斯蒂对毒药使用精准的描写也可能面对相同的「指控」。据说，1977 年在法国有个案子，一位四十八岁的职员 Roland Roussel 使用阿托品眼药水谋杀了他的姨妈。警察在他的公寓发现了那本马普尔小姐探案集中的《星期二俱乐部谋杀》，其中有关毒药的段落，被 Roussel 划了下划线。
当然，也有些好的时候。比如，1975 年，阿加莎收到了一封来自南美的感谢信：一位女士怀疑自己某位年长亲属的年轻妻子在向他投毒，她写道：「但我非常非常肯定，如果不是读了《白马酒店》，因而知道了铊中毒的效果，xx是不可能活下来的。」两年后，阿加莎去世不久，一位在卡塔尔的热爱谜案的护士注意到一个十九个月大的婴儿的铊中毒症状。在医院的报告中，医生特意感谢了「已逝的阿加莎-克里斯蒂，感谢她出色而全面的临床描述」。
其实通过媒体、文学作品「学习」毒药用法的事例直到今天恐怕还在发生。2013 年，奥巴马和几位密西西比的官员就收到了含有蓖麻毒素的信件，好在提取的含量太少，他们都毫发无伤。但，这位寄信者没准就是从《绝命毒师》中学的呢？
话说回来，毒杀之于阿加莎作品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这可能只是我的牵强附会，但也可能，恰恰由于使用毒药的便利，使得每个出场的人成为凶手的几率都很高，因而实现了一种「混乱」——按说，侦探小说最终应该是一种秩序的宣誓，但对阿加莎（尤其是对马普尔小姐）而言可能并非如此。不仅是罪案——罪案当然是这样，它持续存在，哪怕再安稳的社区也无法保证安全，但不仅如此，至少在我看来，从情节到细节之处的幽默，阿加莎都在睿智地阐释着一种无序之下的紧张感。
二战之后，「你不知道谁是你的邻居」，用马普尔小姐的话说，「你可以责怪战争，或者年轻一代，或者妇女出去工作，或者原子弹，或者政府——但说到底，仅仅是因为你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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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肉怕疼 赞了这篇日记 2016-08-18 20:40: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