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的家

最近很无聊，跟大家叨叨一点琐事。
对我而言，我有两个家，一个在台北，一个在北京，我会讲“我要回台湾啦”，在台湾时告诉我朋友“我明天回北京啦”。
我在北京的家不是指美国佬住的地方，而是我跟我室友一起住的老公寓。房子的年龄跟我的年纪一样，楼梯很旧，屋内也特别旧，厨房啊浴室啊还有发霉的迹象。
那时我刚从上海回北京，因为这里距离地铁站走路十分钟，房租便宜，就想着“将就着吧，等我以后经济稳定了再搬”，对啦，我房间没有空调，但床挺大，还有一个大衣柜，旁边有一扇窗户，外头是旷野，一打开会有凉凉的晚风。
比我在台北家的房间小了三分之一呢，我在台北家的房间不只大，还有一个很大的露台，我们家在13楼，但家附近没有太多高楼，往前看，前方看得到101，跨年的时候可以看烟火。
再往左看，还可以看到台北市的地标之一新光三越、以及几座小山。
唉，还是台北的家好。
我当初就是在北京这个小破出租屋里的小小房间一边想着家，一边想着“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工作”，一边懊恼没有存款、该不该回台湾，懊恼着睡着。
一年多啦，现在工作如意，出了书，也有自己的事业目标，薪水比之前高一截，可以换个有空调、更方便的新大楼了吧？
然后，诧异地发现自己很舍不得，有了两个很好很可爱的室友，老旧的小区住满老人和老狗，有很多树，每天出门，习惯性地跳过几个坑洞；每天回家，习惯小区门口的便利店大妈跟我说“台湾姑娘回来啦”……恩，就算每天回家要躲过很多拉客的蹦蹦、附近在修路垃圾沙尘齐飞，每每看到房子外观，总想着：啊，我真住在危楼里。
这一年回台湾时看到有管理员、有小喷水池、附近有公园、整齐干净的大楼房子还有点不适应，我妈奇怪地问我“你不搬家啊？”
我说，不搬！高楼房子不能养大狗耶，你看我们小区只有好蠢的红贵宾(对不起有养贵宾的读者)，我们小区有好多大狗，有阿拉斯加！很像是我们以前的旧家。
我妈听到“很像旧家”，也就理解了。
 
我住在旧家的年份是1992年到2000年左右，我从三岁到九岁，刚刚开始懂事的过程、正好是台湾还稍微风光的年代。
那时我觉得我们家好“穷”啊。
我到后来才知道，我们这些台北孩子，没有种田种地、个个营养过剩，那时的穷简直幸福得可以，我小学低年级(一到二年级)时的导师看我们不知足，就告诉我们“番薯签”的故事。
我那时就知道，台湾以前很穷过，穷人家常保存“番薯签”，就是把番薯晒干，然后连皮切成一条一条的，这样可以保存很久，晒干的番薯签涩涩苦苦的。那时只有稍微富裕的人才吃新鲜蒸过的番薯，剥皮后沾糖吃，让穷人家羡慕不已。
我的两位爷爷都是公务员，家里不像种地人那么困苦，所以我爸妈比较少吃番薯签，番薯倒是吃得多，但他们到现在还是延续小时候吃番薯的习惯──洗干净，不剥皮。
老师父母的故事，在我们这代台湾城市孩子看来好不可思议，我那时觉得我们家穷，是因为我同学许多人的爸妈是做生意的、或是在上班的白领，平时同学会比较铅笔、原子笔、铅笔盒甚至书包是哪里产的，台湾的最次，日本的大家会羡慕，带有英文、法文那种大家看不懂的，所有人都会“哇”。
我那时买的原子笔一支大概两到三元人民币，花俏点的四到五元，我同学买的日本笔可能要六元起跳。那时还有芭比娃娃(美国公司授权)的糖果，盒子里有一包糖、小玩具，要七到八元人民币，那是过生日时才有的福利。
我那时觉得我们家穷，是因为我们同学很多人寒暑假四处玩，去日本；香港的很多，我们家顶多在台湾玩(去阿里山或日月潭)，每次寒暑假作业大家展示照片，我都没什么自信。有一回同学去了美国迪斯尼，买了美国产的玩具，美国！去那里，我想都没敢想。
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大家围过去看的画面。
幸好，我们班还有几个跟我一样的公务员孩子，公务员的孩子基本都老实勤俭，连日本产的糖果都要去跟同学要，那时我妈在学校当会计主任，跟我交好的朋友她妈妈也在学校，但我那时根本不想要当“老师的孩子”，因为只要一犯错，老师会立刻去跟我妈告状。
当老师的孩子好惨啊！没有外国零食，没有日本香港行，还住在老公寓里。
(其实会计主任不算老师，算公务员，但大家认为在学校上班的都是老师)
 
我同学有人家里住高楼，八楼还十楼的样子，好高啊！
我们家在新北市(当时叫台北县)，高楼大厦有一些，我羡慕死住大厦的同学了，可以搭电梯！坐电梯感觉像是去商场才有的贵宾级待遇，当时台湾还有电梯小姐，穿得很漂亮，轻声细语：到几楼？
偏偏我们家住老公寓，据说是我爸妈卖掉更老的公寓买的“新家”，哪里新？楼梯间又小又脏，晚上巷子暗暗的，我还常踩到楼下的狗屎。
我们家在三楼，生锈的铁窗看起来快断了，下雨时屋里漏水、开冷气时也会漏水，水落在盆里滴滴答答，夏天就这样过了。
啊还有淹水，那时台北县排水系统还不好，刮台风时淹个半层楼是常有的是，我和姐姐最常说“还好我们住三楼”，每次淹水，一楼住户养的狗就会牵到楼梯间避难，那是一只超黏人的大狼狗！
大狼狗会在楼梯间呜呜哭，我也会听着狂风暴雨和屋内的漏水声很想哭。跟隔壁同学说我们家漏水，同学竟然一脸大惊小怪，房子漏水？你妈是老师耶！
 
然后，我们家买新家了！
新家是高楼大厦，有电梯！我那时搭公交车经过在装修的新家时，开心死了。
搬家后，我妈换了一所学校工作，我也跟着转学了。
后来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和姊姊常说起两个家，一个旧家，一个新家，转眼搬到新家十年了，我和姐姐却还是觉得它叫“新家”，它看起来还是很新。
搬到新家后我们所处的环境，好像变得很快，又好像很慢。住公寓与住大楼的人，没有什么差别了；我们家也定期旅游，香港泰国日本都去过；然后，生意人和白领开始羡慕起公务员；再然后，公务员变成“既得利益者”。
搬到新家后，我们家渐渐地不“穷”了，一方面是我长大懂事，一方面是大家觉得公务员“有钱”“比自己好”，台湾薪资停了，人民怨气高了。
我们家现在就像是我小时候，羡慕同学住的那种房子，高楼，晚上望出去灯火灿烂，家里有挂灯、有古董(可能很多是假货)，终于不怕淹水和刮台风啦。
我大学后越懂越多，到现在回台湾，站在房间的露台上，看着以前旧家的方向，怀念旧旧的房子和大狼狗，和以前“穷”、同学爸妈都比公务员有钱的日子。
 
我爸妈说过，他们那代的台湾人很像老牛，勤勤恳恳地耕耘，台湾用纺织业及制造业扬名世界，都是一双手一双手做出来的，最终成为亚洲四小龙。
我爸妈一直没有忘记到台北打拼后的每个“旧家”，那个年代的台湾人还有梦，相信未来会越来越好，房子可以越换越大。
我也希望，我们这代的台湾人可以不被环境所困，走出去，哪里都会是家。
 
后来我回北京，那时有点瓶颈(又不敢跟家里讲)，租了个老房子里的小房间，从一开始的抱怨，到现在随遇而安。
我的两个室友都是勤勉认真的好女孩，出身河北农村，我那时听到他们住过地下室，地、下、室，我一开始听到时用这种不可思议的口气重复一次。很苦吗？
住久就像家啦！一开始不像现在这样啊，后来不就越来越好了？
我现在北京的家，离地铁站走路十分钟，小区很旧，有很多老人老狗，会互相打招呼，门口有便利店，大妈大叔某次意外知道我是台湾人，从此热情得要命。
我们家有三条地铁线，附近在盖高楼和电影院，房价一年比一年贵，幸好我们老公寓的房东是个老人家──快得健忘症了，没有涨房租。
我的房间小小的，被我堆满书和衣服，有时月光超亮，照在床上跟小日光灯一样，印证了“床前明月光”不是假话。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离开，偶尔还是想搬去高楼，喜欢夜景，喜欢很大的落地窗，但是以后不管去哪里，这里一直会是我心里的“旧家”。